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优秀文化是人类的共有财富
张光年
各国学者欢聚一堂，在广州召开的这次《文心雕龙》国际研讨会，是一项有意义的学术交流活动。
《文心雕龙》是我国第一部体大思精、有着完整体系的文艺理论著作，是古代中国文论的集大成者。《文心雕龙》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和美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
《文心雕龙》产生于六世纪，即在我国的南北朝时期。在这个时代，佛学东传，中外文化的浪潮发生交流。儒、道、释、玄诸家蜂起，形成一种既吸收又排斥、既调和又斗争的错综复杂的局面。在学术思潮上，这是继春秋战国后又一次形成思想活跃“百家飚骇”的时期。在思想领域和文学领域中，出现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学术论争，大大提高了学术界的理性思维能力，扩展了文学家和文学批评家的眼界。刘勰的《文心雕龙》一书，正是在这种思想活跃的情况下问世的。
一部伟大著作的流传，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文心雕龙》成书之时，“未为时流所称”，得不到人们的重视。经隋入唐，流传渐广。唐代著名的经学家、史学家陆德明、颜师古、孔颖达、刘知几等，虽曾采摭或引证这本著作，但仍影响不大；在宋代，论者也不多，经元入明清，情况有了很大变化；特别是晚清以来，研究者日益增多。从研究成果上看，这门学科真正出现蓬勃发展的景象，应该说是近40年的事。据最近由暨南大学图书馆印行的《文心雕龙研究索引》统计，我国（包括港、台在内），从1907年至1986年，共计出版了研究专书、专集95种，发表了研究论文1432篇。其中，90％以上的专书、专集和论文，都是在近40年出版和发表的。
优秀的文化是整个人类的共有财富。每一个民族的优秀文学作品，都以自身独立的民族特色充实世界文学宝库，所以它也同时是世界性的。根据我们手边不完全的资料来看，《文心雕龙》由于它内容丰富，体系完整，见解精辟，不少见解具有普遍意义，早就流传到其他国家了。日本在1000多年前由遍照金刚著的《文镜秘府论》就引用过这本著作。根据日本史籍著录，《文心雕龙》至晚在平安时代（794——1192）初期，就已经传到了日本。现代日本研究《文心雕龙》的著述很多，取得了不少成果。近几十年来，不仅在亚洲，而且在欧洲和美洲，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文心雕龙》感兴趣，《文心雕龙》在学术界引起广泛的重视。据不完全的统计，到1986年止，日本、朝鲜、新加坡、美国、苏联、法国、匈牙利等国家的学者，已经出版和发表的专书、论文超过了120种（篇）。还有些汉学家正在翻译多种语种的译本。
由于《文心雕龙》研究的蓬勃发展，研究队伍也日益壮大。1983年我国成立了全国性的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现在已拥有会员130余人，出版了《文心雕龙学刊》。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了以王元化为团长的《文心雕龙》访问团，前往日本进行了学术访问，同年12月又在上海召开了中日学者《文心雕龙》学术讨论会。国内外的这些学术交流活动是成功的，富有成果的。
为了进一步扩大各国、各地区之间学者的联系，增进相互了解和友谊，同时也是为了交流各自研究的成果，切磋和探讨共同感兴趣的问题，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委托暨南大学发起筹办这次《文心雕龙》国际研讨会。在这次研讨会上，各抒所见，进行生动活泼的讨论。我深信：经过我国学者和各国学者的共同努力，必将使《文心雕龙》这部优秀的古代文艺理论著作，为更多国家的人民所理解，在增进各国人民友谊和文化交流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为了保存有关《文心雕龙》研究的文献和资料，反映各国、各地区研究《文心雕龙》的进展情况和主要成果，促进学术交流，我们建议编辑和出版一本国际性的学术资料读物——《文心雕龙年鉴》，热诚希望能得到到会的各国、各地区学者的支持和协助。
学术的探讨是没有穷尽的。我国学者们不但要虚心地互相学习，而且要向各国同行们虚心求教。愿我们这次研讨会取得丰富的成果，为文化交流史增添一段有益的佳话。
（本文是作者在1988年《文心雕龙》国际研讨会上的开幕词，本报略有删节）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评论
湘剧《山鬼》的探索
沈尧
盛和煜迈步在探索的道路上。他的《山鬼》给湘剧带来的是活力，是拓展的希望。这出戏似乎一时成为难以索解的艺术之谜。其实，它并不比一幅抽象的绘画更难懂，它的内涵很现实。
《山鬼》写“屈原先生的一次奇遇”。从艺术反映生活的原则来看，剧情有没有可能呢？可能性是衡量艺术真实性的最基本条件。因为艺术创造的形象终究是一种“幻象”，终究不是实实在在的生活。同时，艺术的“幻象”要能调动读者和观众的想象，也不在于它是生活中的一种实在，而在于它是生活中的一种可能。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进入一个原始部落，由此导引出一系列文明人与原始人之间的对比冲突。
当然，可能性不等于真实性，问题还在《山鬼》所描写的“奇遇”是否可信。这就取决于艺术家用什么观点和态度，去对待全剧以艺术的方式展开的两种文化和两种思维方式的冲突。
从《山鬼》所提供的舞台形象来看，屈原进入的原始部落，已经越过原始社会的蒙昧阶段，处于野蛮阶段的中后期。人类文明的曙光隐约在望。剧作描写了杜若子婚前的性自由，“抢婚”的习俗，以及杜若子婚后与田遣幽会，所承受的严酷处罚。它们一再反映出来，这个原始部落奉行的是留有伙婚制残余的偶婚制。人类的婚姻制度再向前迈进一步，就是屈原所习惯的一夫一妻的专偶制了。剧作还描写了部落首领高阳的战败被俘，以及他的归顺另一部落。屈原对高阳的“变节”愤怒不已。可是，部落成员却不认为高阳有什么可耻的行为，并且把代表权力的青铜钺再次献给归来的高阳。因为在民族、国家尚未出现的氏族社会，国家观念、民族观念、忠君爱国的思想，对原始人来说，既不可能在他们的意识中占有任何地位，更不可能使他们由此产生任何情感的波动。《山鬼》中还多次出现占卜的场面；这是原始人思维中占统治地位的思维方式，有的西方人类学家称之为“原逻辑思维”。这种思维不是对客观实在的逻辑反映，它往往伴随着原始人坚信的来自神秘世界的神秘因素。盛和煜在题材的开掘、冲突的设置、形象的塑造上超越了传统，但他没有随心所欲。他开辟了题材的新领域，但又在这个新领域的制约中，开展了颇为独特的冲突，塑造了颇为独特的人物。总之，《山鬼》中出现的杜若子、高阳、田遣、申巫，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大体上是符合野蛮时代氏族社会的文化状况和思维方式的。这样的描写是可信的，它贯穿着历史主义的观点和态度。
历史主义不等于客观主义，艺术形象渗透着创造者的感情，艺术中的历史主义更不等于客观主义。盛和煜也以十倍的钟爱，描写了《山鬼》中的原始人。特别是杜若子，艺术家对她那种无遮无掩的真挚感情的颂扬，不仅浸透了整个形象，也点燃了这个形象的生命之火。屈原曾在《九歌·山鬼》中吟道：“山中人兮芳杜若。”以香草比喻山鬼。盛和煜给自己的女主人公命名为杜若子，他对这个原始部落少女的礼赞是很显然的。杜若子毫不犹疑地割下自己的肉，给屈原做药引；杜若子对田遣那种置生死于度外的恋情；杜若子认为屈原就是田遣以后，对屈原的忘我追求：它们带着原始人的野性和蒙昧，然而，感情永远那么真诚，那么朴实无华。杜若子就像一块未经人工琢磨的水晶。无怪乎屈原在以为自己将死之前，可以冲破伦理之大防，对杜若子坦然表白：“我爱你本性纯朴”，“我爱你丽质天然”，把杜若子比做“一轮明月出深山”。
《山鬼》是否歪曲了屈原？在这个问题上有过争议。有人劝作者：“不就一个名字吗？将屈原换成别的什么人得了。”盛和煜表示：“如果将屈原的名字换掉，那么我的冲动，我的灵感，我的艺术创造的快乐和悲伤，都将随先生而去了”。他的固执看来有些道理。楚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只有屈原才足以代表那种把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完美结合在一起的楚文化。因此，屈原进入原始部落，从而激发的两种文化和两种思维方式的冲突，涵盖才能更深、更广，也才能引起更多的思考。然而，问题也随之产生。在这种戏曲舞台上前所未见的，两种文化和两种思维方式的冲突中，究竟应该怎样把握屈原的形象呢？屈原面对原始氏族社会的生活、制度、习俗，他不理解，他困惑，他做出一些格格不入的反应，是很自然的。关键仍在以什么观点和态度，来对待屈原的这些思想和行为。讽刺它，嘲笑它，那真有些非历史主义了。毫无疑问，历史主义也必须贯注于屈原形象的塑造。值得高兴的是，在《山鬼》中，它已经艺术地体现为对屈原形象的悲剧性把握。这离不开作者从历史生活和现实生活获得的那些触动自己心灵的感受，它们汇成一股无以名状的悲剧性感受，深深寄寓在屈原的形象之中。盛和煜说：《山鬼》中的屈原，“是两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道德力量的化身，或是中国知识分子集体生存心理、悲剧心态的凝聚。”《山鬼》中的屈原，不只是历史上的屈原，他还超越历史，凝聚着两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心态。
“美人在何方？”离开故里的屈原在寻找回答。美人似乎在那“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有上古气象的地方。可是，一旦深入原始部落，屈原发现，气象并不那么“丽日辉煌”。三闾大夫那些足以代表楚文化的思想和行为，竟然成为不切合实际的超前意识，竟然成为无法实现的美好空想。经历了充满喜怒哀乐“奇遇”的屈原，终于不得不离开这块有上古气象的地方，再去寻找他心目中的令人神往的“山鬼”。高阳的部落虽不是楚怀王的郢都，屈原仍然陷于这样的境遇：现实的迷乱、理想的失落。这本质上不是喜剧性的，而是悲剧性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的精神，很重要的一点是悲剧性的求索精神。这是对理想的求索，对真理的求索。也恰恰在这一点上，可以沟通古今，在情感上引起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共鸣。《山鬼》拓展了屈原的悲剧性求索精神，熔铸进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心态，我以为是值得重视的。
《山鬼》演出后，引起人们的共鸣，也引起人们的争议，还引起人们对它的冲突和主题的探讨。在我看来，最值得珍贵的是人们的共鸣。它将促进中国知识分子的反思，这反思也许会成为历史的一股积极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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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变革时代的精神分析
——刘恒小说创作散论
吴秉杰
作为一个新起的青年作家，刘恒实际上从1977年起便开始了小说创作，然而，时隔将近十年，他的作品才开始引人注目，其中缘由不能不使我生出探究的兴趣。在经历了1985年、1986年的“文化寻根”，以及随后的“性意识”、精神分析、生命意识种种远溯近譬的热浪之后，刘恒的创作却一头扎进了当前历史进程缭乱的色彩、激荡的人心之中，并亮出了自己独特的风姿。
刘恒也许并没有自觉地意识到他小说创作的总体追求，他甚至对于前几年的文化寻根颇有微词，他只是扎根于转型期的社会与人生，攫取困扰着现代人的种种精神矛盾；然而，他的创作却击中了某种普遍的社会心理，触发了某种意识形态与文化的需要，甚至于切中了某种时尚和兴趣。这可能是无意的。因为刘恒只是写自己的小说，力求排除种种时髦的干扰与俗议，写出自己笔下特殊时空环境中的社会情态与心态。
在刘恒近两年发表的十余部短、中篇作品中，《狗日的粮食》、《伏羲伏羲》最鲜明地体现出了他所受的文化寻根思潮的影响。没有这样一种对于传统文化的社会反思，他不能找到这样一个反映生活的独特的角度。或者说，这两篇作品中裹带的人性内容与它最耐人寻味之处，正需要把颠簸的历史与民族文化心理结合起来加以体味。“民以食为天”这一格言反映出了农业社会人的处境、追求与生存的限度。在《狗日的粮食》中杨天宽与瘿袋（曹杏花）因二百斤谷子而结合，又因丢失了购粮本而永世隔绝。“食”与“色”在作品中作了第一次自然的转换。因为人类要首先求得生存，继而才能生出种种欲望，于是，这种为生存的努力又进一步通向了历史。在这种努力中产生了的善良与自私，能干、勤勉、刻苦的牺牲精神与凶悍、泼辣的性格，产生了瘿袋一生不幸的命运。“狗日的粮食”一语充满着痛苦与爱恋，它概括了一种文化的全部局限。然后，我们便将把目光投向造成了这种局限的历史。当人的生存目标仅仅限定于食、色的本能要求时，他便降低至动物的生存状态，人还没有真正站立起来；但是，在《狗日的粮食》中又有了人的爱与责任，人的感情与追求，这是作品的另一个转折，这一转折才形成了作品悲剧的意义。它激起我们无限的同情和怅思。刘恒的创作中有着发挥人的生物本能与文化原型的一面，但这一面却还并不是它真正和最终感人的一面。《伏羲伏羲》和《狗日的粮食》一样交织着欲与爱、情感与冲动，甚至于有着更多的关于性的欲念、刺激和官能感受的描写。我认为这种描写已经过多了些，它至少使我们审美的神经有些麻痹，而官能的刺激则有些厌倦。与以往“寻根文学”有所区别，刘恒创作中的文化反思增加了时代感与现实性。这并不是就思想意识而言，而是就作品所表达的生活内容而言。离开了具体切实的历史，我们很难理解它所提供给我们的艺术形象，也不可能为此感动。现代性的生活内容使它与一定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读者达成了一种默契，又获得了新的情感的共鸣。
把刘恒近两年发表的作品贯串浏览一遍，不难发现作者创作的兴趣几乎全是在悲剧。这是否也包含着作者对人的命运的看法呢？这样的答案毕竟太笼统。在另一方面，它的悲剧也并不仅仅是简单地表现为一种悲剧时代的人生折射，因为即使是面对当前变革时代缭乱的人生图像——物质欲望膨胀和进取的人生，它仍然致力于发掘其中悲剧的因素，悲剧的心理，悲剧的事件。《萝卜套》、《陡坡》、《杀》三个短篇集中反映了作者这方面的追求。在这些作品中已经进一步表现出了刘恒创作中精神分析的特色与才能。
人格的塑造是刘恒创作的核心，而精神分析则是其执著的艺术手段。人格作为个体生命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晶，与那种生命的本能及要求、原始的感觉与冲动不同，后者作为人的自然本性无所谓审美属性，而人格则必然带上某种文化的印记，因此对于它的开掘及审美把握便成为通向时代生活的重要途径。同样，精神分析一旦展开，进入具体个体的特殊生命现象，它便也越出了早期精神分析学说关于人的一般抽象，引入了种种社会的和文化的因素。这两点都使刘恒的创作带有强烈的社会性。《白涡》是他有较大影响的一部中篇，主人公周兆路“随和而谦虚”，他按照社会的需要，塑造自己的形象。“他不希望别人误解他。或者说，他正是需要某种误解，以便使内心的真实想法深深地掩盖起来，甚至深藏到连自己也捉摸不清的地步。”但是，当他遇到了一次婚外的恋情，这一切便遇到了尖锐的危机：得与失、处境与欲望、道德与人性、社会“形象”与真实的“自我”处处冲突，十足暴露了这一人格的虚伪与脆弱。
刘恒抽丝剥茧，层层剖露一个隐蔽的灵魂，同时也就昭示了社会与主体人格交互作用、交互塑造的过程，发人深思。周兆路是一个适应社会的例证，相反的例子则是《虚证》中的郭普云。他渴望完善自我，摆脱心灵的压力，却终究摆脱不了人生失败感，以至于自杀了结此生。小说对于这一特殊形象的精神分析带有推理的成份，这中间虽然有“性”，却更多的是复杂的心理的原因；虽然直接导源于个体的性格，但这种性格归根到底又是社会生活分化、投影的一部分。故而这一不幸生命的秘密，才激起人无限的感慨；作者的叙述、分析与议论也溶入了一腔同情。刘恒始终以极大的爱心注视着人生，也注视着变革时代崭新的社会格局，《黑的雪》是把个体户作为表现对象的长篇创作，在这部明确标示着“探索性的精神分析长篇小说”中，刘恒探讨的实际上还是人的新的处境与精神的苦闷。它既要努力恢复人性的尊严，又要建立新的精神价值。由于挽回失落的人生，确立强健的“自我”，避免悲剧，需要个人与社会共同的努力。正因为如此，刘恒的这一系列作品才在社会心理与意识形态的特定方向上唤起了读者广泛的兴趣，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功。
要从题材内容或题材划分上确定刘恒的创作意向与特征几乎是徒劳的。刘恒既表现农村生活，又反映城市生活；既追溯历史，又着眼现实。实际上是吸收了近几年文学探索多方面的艺术成果，只是它毫无例外地把这一切都溶入了对于当代人精神世界剔微抉隐的追踪之中，对于社会人的生态与心态的描绘之中。受文体实验的影响，刘恒的作品在语言色调上也颇下功夫，力求变化。《四条汉子》可以说是比较特殊的一部作品，在这一中篇中，刘恒吸取了类似电影蒙太奇的手法，时空跳接圆融，多景别、多视点衔接组合，描写四条汉子承包的“事业”。但由于作者讽刺、夸张的笔调，幽默、调侃的语言，使得这儿的形形式式总透着些不正经，不自然，不伦不类。它有效地表达了作者的审美态度，改变了读者的视点，同时也为作品注入了新的意义。另外，如《狗日的粮食》等篇节奏缓慢而沉重，由于吸收了农村方言俚语，更生动地传递出了作品的情调与人物的情感。不过，刘恒的语言追求并非一律成功，中篇《力气》便由于在语言上用力过大，反而显得生涩难读，阻碍了情感的正常传达。《力气》在艺术内容上新意本不多，大体上没有越出把一个人“传奇”的历史和我们社会变动的历史合而为一的框架，最后虽然意图突出奇兵，落到所谓“人种改良”上，却不免简单空洞。这说明，在文学创作中倘不能有机地揉入作品整体的艺术运思，而单纯地在语言上矻矻以求，仍不能化贫乏为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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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拓展与掘进
王培元
“丛书热”已经时兴了一阵子，但如果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在各式各样的丛书中，专门涉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似乎并不多见。与新时期现代文学研究所取得的卓越成绩相比，这显然有些不大协调。也许正因为如此，人民文学出版社最近推出《现代文学述林》，才令人更觉得欣喜。在这套以反映现代文学研究的新成果为宗旨的丛书里，第一批面世的专著是，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杨义著《文化冲突与审美选择——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的文化分析》。读者大体可从这两本各具学术特色的书中，窥见现代文学研究的某种新趋向。
近年来，现代文学研究在取得了重大突破之后，学科意识和研究主体意识不断强化，人们渴望有更深远的拓展和更大幅度的掘进。《三人谈》和《冲突与选择》，正显示了这种深入拓展与掘进的努力。黄子平等人所阐述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对于过去我们熟知的近、现、当代文学的三段式分割来说，无疑是一种新异的文学史范式，它不但呈现出中国近百年文学研究的新格局，而且诱发了人们继续探索和深入思考的学术热情。该书所致力的“整体研究”和“宏观研究”，决不仅限于研究领域和范围的外部“扩张”，而且更在于这“扩张”本身所蕴含的文学观念的内部深层嬗变。在建构文学史的框架时，作者运用的标尺不再是政治、经济的，也不单是社会、历史的，而是文学自身的，其出发点是“作为文学的文学发展史”。这既是一种向文学自身回归的努力，也是一种文化探寻的表现，世界眼光、民族意识、文化角度和艺术思维等，是被当作一个浑融有机的整体来把握的。
杨义是新进的小说史专家，他在不久前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一卷）里，对小说史发展轨迹进行的全方位的描述，既有历史的、社会的、政治的，也有思想的、心理的、艺术的视点。而《冲突与选择》则着力从文化的角度切入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的观照。“文化热”潮汐激荡学术界久矣，但对文学现象专门进行文化研究的学术著作却寥寥无几。杨义这本书，是我所见到的从文化角度研究小说史的富有开拓性的著作。此书以小说史上一些典型、突出的文化现象，和一些文化色彩很浓厚的小说流派、小说家为剖析重点，凸现出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在东西方文化冲突中的价值取向和审美选择。作者对现代小说观念变革的文化原因、女性小说兴起的文化契机、光复前台湾小说的文化归属等的阐释，都是深中肯綮的。中外、古今之间，作家、流派之间的比较研究，运用得得心应手。
《三人谈》的主要形式是学术对话录，《冲突与选择》则是在学术讲演的基础上形成的，二者给人的共同感觉是，思想活跃，思路开扩，思维敏捷，语言活泼，自然轻松。学术讲演虽是一人主讲，但实际上主讲者与听众的信息交流是双向的，这就逼着主讲者摒弃老生常谈，讲出些新颖有趣的话，以达到启人思索、引人入胜的目的。钱理群、黄子平分别治现、当代文学，陈平原近来主攻近代文学，各有自己的学术“领地”和优势，在对谈中互相辩难、驳诘，彼此启迪，在“神聊”中见机敏、出智慧，是学术对话，又是精神漫游。在读腻了那些程式化的高头讲章和学究气十足的煌煌巨著以后，再翻看这两本书，或许你会有随意漫步街头，品尝风味小吃的自由感，比之正餐大菜，恐怕另是一番滋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