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抗日名将爱国志士
——纪念蒋光鼐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屈武 朱学范
今年12月17日，是蒋光鼐先生诞辰一百周年。蒋光鼐先生是一位杰出的爱国民主人士，功勋卓著的抗日名将，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他亲身参加了推翻清朝统治、讨伐北洋军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以后又在新中国担任领导工作将近二十年，为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蒋光鼐先生的一生，是不平凡的一生。他1888年生于广东省东莞县。青年时代，正值清廷昏庸腐败，列强蚕食中国，他立志反清救国，投笔从戎，考入了黄埔广东陆军小学，在校参加了“同盟会”。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蒋光鼐先生作为陆军中学同盟会支持武昌起义的第一批成员，被编为中央第二敢死队队员，先后参加了汉口龙王庙登陆、进攻汉口和对冯国璋部的战斗。1912年，蒋光鼐先生以军功被选送保定学校学习。同年6月，蒋光鼐先生离开军校，奔赴南昌，参加李烈钧的讨袁部队。尔后，他在江西又参加了“二次革命”的湖口起义。
1913年底，蒋光鼐先生前往日本在孙中山先生主办的“浩然庐”军事训练班学习。在此期间，他经常受到孙中山先生的教诲，思想上获得很大的启发，更加坚定了投身革命的意志和决心。1916年，蒋光鼐先生回国参加了云南护国军讨袁运动。此后，他一直在中山先生左右，成为忠实的追随者，历任护法军政府警卫营连长、总参谋部参谋、大本营副官、警卫团团附、营长等职。陈炯明叛变时，蒋光鼐先生率部坚守总统府，浴血奋战，为保护中山先生安全脱险立下了战功。大革命时期，蒋光鼐先生真诚拥护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支持国共第一次合作，并亲身参加了东征、北伐，在当时号称“铁军”的第四军中历任团长、师长等职；以战功卓著，屡受表彰。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用武力侵占我东北三省，全国人民掀起大规模的抗日救亡运动，强烈谴责国民党政府对日“不抵抗”政策，要求收复失地，保卫国家。当时，蒋光鼐先生任总指挥、蔡廷锴先生任军长的十九路军奉调守备南京、上海一带，同日本侵略军相对峙。1932年1月28日，日寇制造借口，乘机向我十九路军防区进攻。全军爱国将士，在蒋光鼐、蔡廷锴先生率领下，不顾国民党当局的禁令，奋起抵抗，给侵略者以迎头痛击。以后，张治中先生领导的第五军也冲破阻力，前来支援，同十九路军将士并肩战斗，英勇杀敌。淞沪抗战历时一个多月，我军将士不怕牺牲，顽强奋战，重创了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军，迫使其三易主帅，数度增兵，仍不能达到其侵占上海的罪恶目的。这一役，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打击了侵略者的凶焰，向全世界表明中华民族的不可侮，蒋光鼐、蔡廷锴先生和十九路军将士也成为名震遐迩的抗日英雄。
淞沪停战后，蒋介石屈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并坚持其“攮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将十九路军调往福建，参加反共内战，企图使这支抗日劲旅同红军两败俱伤。蒋光鼐先生洞察这一阴谋，坚决主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并响应中央红军的号召，同彭德怀同志建立联系，双方签定停战协定，互相开放防区，友好往来。1933年11月，蒋光鼐先生同李济深、蔡廷锴、陈铭枢先生等一道，发动了著名的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打出抗日反蒋的旗帜，并同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签订了《抗日反蒋初步协定》。这次事变虽然由于内外各种因素而失败了，但是它标志着在抗日还是妥协这个问题上国民党内部分歧的加深和矛盾的激化，推动了国民党爱国民主力量的进一步集结和发展，蒋光鼐先生等从此走上了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道路。
抗日战争期间，蒋光鼐先生赞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支持国共合作，团结抗日，反对分裂，反对对日妥协，继续团结国民党内的爱国民主分子，进行抗日民主活动。抗战胜利后，蒋光鼐先生主张和平建国，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1946年，他和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锴先生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它同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都是当时的国民党民主派组织，对争取国民党爱国民主力量发挥了积极作用。1947年底，随着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发展，国民党各派爱国民主力量感到有进一步联合的必要，在香港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蒋光鼐先生等领导的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就是发起和参加的单位之一。民革同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争取人民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节口号，提出召开新政协，成立联合政府。这一号召，得到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民革、民联、民促都为此发表了声明。1949年6月，为了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蒋光鼐先生应中共中央邀请来到北平。同年9月，他以民促代表名义出席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同各界代表一起，制定了共同纲领，选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成员，参加了开国大典。他本人也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蒋光鼐先生以无比喜悦的心情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并开始了自己新的生活。
建国以后，蒋光鼐先生历任政府和政协的重要职务，积极参加国家政治生活，参与大政方针的民主协商，发表过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他尊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钻研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并在工作中身体力行。他从1952年起到1967年逝世前一直担任纺织工业部部长，对我国纺织工业的发展建立了卓越的功绩。他经常深入工厂，接近群众，了解情况，听取意见，努力掌握第一手资料，使自己的领导工作更加切合实际。他同共事的中共党员真诚合作，亲密相处，彼此建立了既是革命同志又是知心朋友的关系。
蒋光鼐先生十分关心爱国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坚持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和有关统战政策，尽力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他是民革的创始人和领导人，并长期主持民革北京市委的工作。他重视民革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经常教育民革成员发扬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并肩战斗的光荣传统，为建设繁荣富强的新中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我们同蒋光鼐先生共事几十年，深知他为人正直，胸怀宽广，深受同志们的爱戴。他秉性澹泊，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但是在重大问题上，始终坚持原则，表现了对人民事业的高度责任感。他作风朴素，平易近人，不论是领导干部还是一般同志，他都是一样对待，一视同仁。蒋光鼐先生的高尚品德，使我们深受教益，至今难忘。
在纪念蒋光鼐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的今天，我们高兴地看到，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经过十年来的努力，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一个民主、文明、繁荣、富强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光辉前景展现在我们面前。同时，台湾海峡两岸的形势正朝着有利于祖国统一的方向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大统一，为期已在不远。蒋光鼐先生和许多前辈生前的遗愿正在变为现实。我们认为，这对他们是最大的安慰，也是最好的纪念。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实事求是坚持原则的楷模
——回忆杨士杰同志
刘澜涛 杨成武 陈野苹 刘杰 孙敬文 杨克冰
我们的老战友，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原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常务委员杨士杰同志，于1988年8月20日和我们永别了。党失去了一位好干部，我们失去了一位好战友。
士杰同志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在大是大非面前坚持原则，旗帜鲜明，光明磊落，刚正不阿；他艰苦朴素，清正廉洁，一尘不染，无私奉献，勤勤恳恳，鞠躬尽瘁，为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他广泛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不断开拓进取，富于创新精神。他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
士杰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1911年生于河北省定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931年在保定二师读书时参加反帝大同盟。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参加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二师惨案”的斗争。抗日战争期间，士杰同志历任晋察冀边区县委书记，地委宣传部长、地委正副书记和军分区政治委员等领导职务。解放战争时期，他先后担任北岳区党委和察哈尔省委组织部长。全国解放后，他历任察哈尔省委第一副书记，代理书记，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财委副主任，华北局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组织部第一副部长兼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山西省委第三书记，鞍山市委第一书记，中共八大代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政协常委。1978年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他为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士杰同志在五十多年的革命生活中，始终一贯地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工作，改造思想。他十分重视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力求使自己的思想和工作符合客观实际，实事求是地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难能可贵的是，尽管全国解放以后革命形势和他自己的地位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他一如既往，坚持深入群众，认真调查研究，不断开创了工作的新局面。
全国解放初期，党政领导机关一度滋长了严重的分散主义和官僚主义。农村出现了公文报告表册繁杂等“五多”现象。1952年士杰同志受中共中央华北局的委托，对农村统计工作中的严重混乱现象作了调查研究。他召开了十一个部门的会议，分析了山西省榆次专区和河北省定县的农村报表情况。调查后，写了一个报告。报告肯定了统计表报对领导机关了解情况的重要性，同时指出：表报繁多，分量过重，内容庞杂，脱离实际，使统计资料很不真实。他分析了产生统计表报多的原因，提出了改进意见。党中央看到杨士杰同志的报告后，发出《关于坚决制止滥发统计表报的指示》。指示说：“华北局农村工作部副部长杨士杰同志的报告极好，中央一级，大区一级，省、市一级，专区一级和县一级，共五级科长以上负责干部均应当好好地读一遍”。“中央责成中央各部委、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主要责成国家统计局），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在接到本指示以后，迅即仿照华北局的办法，对于统计表报问题指定专人加以调查分析，分别宣布停用、保留和改进，并规定简化表报及控制表报的可行办法，坚决制止滥发统计表报的严重现象。”不久，又发出第二次指示。这对当时纠正全国统计表报过多现象起了良好的作用。
1955年士杰同志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三书记期间，带领几个同志到晋南经济作物区用点面相结合的方法作调查研究。他听取了晋南地委、三个县委的汇报，召集28个农村党员干部和农业社社长开了五次座谈会，还到解虞县王村乡考察了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然后写了一个调查报告。报告中首先肯定晋南经济作物区，几年来棉花、小麦产量以百分之六、七的速度递增，形势很好。同时，指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分析了产生问题的原因，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措施。报告送到中央，中共中央发出《批发杨士杰同志〈关于晋南经济作物区一些情况和问题的报告〉给各地的指示》。指示说：杨士杰同志报告中反映的问题，在其它地区也一般存在，应引起全党及时注意。还说：“像山西省委这种做法，由省委负责同志，深入下层，具体地分析情况。发现问题，提出改进工作的意见，是很必要的。这种工作方法，对克服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帮助县、区党委提高领导水平，都有好处，值得各地注意和效法。”
1955年10月，士杰同志调到鞍山市担任市委第一书记。他经常深入厂矿调查研究，以身作则，带领机关干部下厂参加劳动，他不仅重视发挥知识分子出身的工程技术人员的作用，还提倡培养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他积极探索中国工业发展的道路。他主张像鞍钢这样机械化、自动化程度高的大型联合企业，也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发动和依靠群众，不断进行思想革命，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技术人员同工人相结合，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1960年3月，在他主持下，经鞍山市委和鞍钢党委集体讨论，由鞍山市委向辽宁省委和中央作了《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毛泽东同志看后认为：“鞍山市委这个报告很好，使人越看越高兴，不觉得文字长，再长一点也愿意看，因为这个报告所提出来的问题有事实，有道理，很吸引人。”毛泽东同志要求把这个报告转发各大企业、大中城市的市委，也可以转发地委，“当作一个学习文件，让干部学习一遍，启发他们的脑筋，想一想自己的事情”，有领导地实行城乡经济技术革命运动。
1981年士杰同志到山西省右玉县作了绿化山区的调查，写了《昔日荒山变绿洲》的调查报告。他热情地歌颂解放前曾是“万里并无梨枣树，三春那得杏桃花”的“不毛之地”，经过解放后三十二年坚持不懈地植树造林，目前已有森林八十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27％的右玉县正在变成“塞上绿洲”。这篇生动活泼鼓舞人心的报告，刊登《人民日报》以后，被选为中学语文教材。
士杰同志经受了长期的革命斗争的考验和锻炼，具有坚强的党性，高度的原则性，对党和人民一片忠心。他自觉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积极执行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在原则问题上，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从不含糊，从不随波逐流。对于违背原则、危害党和人民利益的思想行为，不管来自哪里，他都勇于抵制，不拿原则作交易。这是士杰同志突出的宝贵的品质。
士杰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音容笑貌，他的高风亮节，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将长留我们心中，谨以这篇短文寄托我们的哀思，悼念我们的老战友。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吴老珍重友谊
李新
我与吴老（玉章）经常谈起友谊，谈古人的友谊，也谈今人的友谊。每谈到他自己与一些人的友谊时，吴老有时颇动感情，不胜感慨。对牺牲了的烈士，对一切尽瘁革命的同志和朋友，他缅怀不已；而对那些因种种原因未能坚持革命到底的有才之士，他又十分惋惜；至于对极少数中途背叛革命、以后又为非作歹的无耻之徒，他不但非常痛恨，而且为自己未能及早识破他们的真面目而感到遗憾，并责备自己的革命警惕性不高，政治敏感性不强。
吴老经常向我们讲述中国古人的友谊故事。讲到管叔和鲍叔的友谊时，他更赞赏鲍叔。讲到伯牙和子期时，吴老为之神往，深感知音不易得。关于李白和杜甫，吴老说他们的友谊是真挚的，纯洁的、深厚的。但他认为杜甫表现得更深沉，更关心李白的遭遇。“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吴老对杜甫梦怀李白的诗很欣赏，这时他已80多岁了，还能一字不差地吟诵出来。
吴老认为：历史上一切有关友谊的记载，我们都可以经过分析，从中学到一些有益的东西。但世界上最伟大的友谊却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战斗的友谊。
他常引列宁的话（大意）来教育和鞭策我们：历史上有不少关于友谊的传说，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友谊比这一切传说都毫不逊色，而且更为光辉夺目。吴老很自信地说：我一生就是按照列宁的话行事的。我曾经和林老（伯渠）相期许：我们对事业的贡献是不能和马恩相比的，但我们的友谊则完全可以赶上他们。直到1960年林老逝世时，吴老在他的悼念诗文中还一再提到这件事。他一面为林老的逝世感到悲痛，一面又为他们的友谊感到自豪。
吴老的一生确实按照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做到了。因此他成为珍惜友谊的典范，值得人们学习，他这方面的事例是很多的，这里仅凭多年记忆例举二三。
吴老和刘帅（伯承）早年相识，在反对袁世凯的斗争中成了战友和难友。刘帅因在四川战败而四处隐匿；吴老因在苏、沪失败而逃亡法国。二十年代初，吴老和杨闇公在四川筹组中国青年共产党时，刘帅成为他们的好友。后来为环境所迫，吴老和刘帅一起离开了四川。正是在吴老的影响下，刘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参加了共产党。1927年，刘帅在四川领导顺泸起义时，吴老在武汉国民党中央极力援助。不久革命失败，他们一起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他们经香港又在上海重聚。这时党组织要他们一起到苏联去学习，由一艘苏联船只夜间秘密地到黄浦江边来接他们。他们按预定时间深夜来到了预约的地点，但苏联船只却未到。等了好久也毫无踪影。刘帅是军人性格，着急要回客栈去，吴老怎么劝阻也不成，但刘帅刚走，船就到了。苏联同志要大家立刻上船就走。吴老说还要找一个同志，苏联同志不答应。经过力争才允许了一点时间。吴老亲自往回跑，在路上却碰见刘帅又往江边来了。原来刘帅回到客栈，冷静下来一想，还是吴老的意见对，应该耐心多等一会儿，于是又马上再返江边。就这样，他们一行数人，终于同船到了苏联。刘帅对这件事毕生不忘，对吴老非常感谢。他曾对我们说：只有吴老这样忠厚的人，才能在那样紧急的关头不忘同志和朋友。要不是和吴老一起走，我就到不了苏联，我一生的历史也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吴老和林老（伯渠）也是老朋友，他们都是从同盟会时代起就参加旧民主主义革命，到二十年代转到马克思主义方面来的。在1927年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吴老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管党务，林老在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管军事，他们互相配合，工作很顺手，但不久革命失败，他们就一起参加了南昌起义，一起南下广东，直到起义失败才分手。“南京事件”后，国民党反动派遵从帝国主义旨意将林老定为“宁案要犯”，林老逃到香港不敢久留，更不能到上海，只得绕道去了苏联。他们在苏联重逢时喜出望外，而且又在一个学校并编在一个班学习。于是两人就合作研究一个中国革命中的大问题，也是一直使他们非常关心而又困惑多年的问题——中国农民土地问题。经过紧张的努力，他们写成了一篇论文。后来这篇论文遗失了，他们一直感到遗憾。可是等他们先后逝世多年，到八十年代，这篇论文的原稿却又被找到了。我把它送给《历史研究》发表了，用以纪念这两位很值得敬仰的老人。这两位老人始终保持着很亲密的关系，数十年如一日，至死不渝，其友谊之笃，的确不在马恩之下。
吴老与汪精卫的关系，则是另一类典型。从同盟会创立之初，吴老这位评议员就与议长汪精卫关系密切。以后吴老因参加暗杀部的工作，与对革命失望而转向暗杀的汪精卫又发生了特殊的关系。吴老反对汪精卫这样的领袖人物去从事暗杀，一再拒绝给他提供炸弹。可是当汪果真参加了到北京去的暗杀组织后，吴老在东京和暗杀部的同仁又积极地为他们策划，替他们做后勤工作。汪精卫谋刺未成被捕后，吴老又亲自到北京去营救他。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先生和吴老对汪精卫特别热衷于南北和议有所不满，但都不了解汪早已被清廷和袁世凯软化，觉得他总还是一个舍身取义的反清英雄。到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汪精卫以国民党“左派”面目出现，吴老对他更有好感。特别是在国民党召开“二大”时，汪对吴老言听计从，两人的关系颇为融洽。所以在武汉国民政府时期，为了反对蒋介石专权，吴老对“迎汪复职”很积极。谁知汪精卫回国到武汉后，不久就步蒋的后尘，背叛了国民革命。这时吴老对汪痛恨之极，也深恨自己无知人之明。从此吴老对汪精卫这个患了软骨病的政治娼妓，有了深刻的认识。所以在抗战初期的国民参政会上，吴老和大多数参议员一起，对汪的投降活动作了坚决的斗争。汪精卫当了汉奸以后，吴老到处发表反汪讨汪的文章和讲话，说汪就是今日的张邦昌和秦桧，并断言汪的下场比历史上的汉奸更悲惨，因为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必胜无疑的。吴老在他的《辛亥革命回忆录》中，对汪精卫作了精辟的分析，并说汪精卫和陈壁君都是狗彘不食的败类。就在吴老写这篇回忆录时，被关在上海监狱中的陈壁君，不知怎的知道吴老到了上海，就从狱中给吴老写来一封信，希望吴老给她讲个人情。吴老见信后愤愤地说：“这个长舌妇还有脸给我写信么，人民对这样的丑类是不应宽饶的！”愈说愈恨，对她的信置之不理。从这个事例可以看到，吴老虽很重友谊，但又很有原则。因为只有对同志、对革命者、对阶级弟兄、对爱国同胞，才能讲友谊；而对一切反革命、叛徒、民族和阶级敌人、汉奸和卖国贼，不但没有友谊可讲，而且一定要斗争到底，坚决把他们打倒。
吴老在“文革”初期就逝世了。他当时对“文革”很不理解，因为那时候，残酷斗争代替了同志间的友谊。如果他能多活几年，我想他是会理解的。因为吴老不但精通马克思主义，而且对中国历史很有研究。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很长，相对而言，无产阶级的历史则很短，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由于封建残余思想没有彻底肃清，历史悲剧以不同的形式重演是不足为奇的。
吴老的道德风范足以流传千古，这里特举友谊一端略加述说，以示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