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
在整治中切实搞好企业改革
何家成
“明年，价格改革的步子应当放慢，企业改革则必须抓紧”，这是十三届三中全会关于下一步改革的重要部署。三中全会结束以来，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和深化改革的贯彻落实工作，总的来说是好的，其中抓紧企业改革的工作，也已经开始起步或正在进行积极的准备。现在的问题是要抓紧抓好明年的企业改革。对于实现明年治理环境、整顿秩序的目标来讲，抓紧抓好企业改革，可以起到砍基建、紧银根、压速度等宏观政策所不能替代的特殊作用。
要实现明年的物价上涨幅度明显低于今年这个总目标，就必须同时从压缩需求和增加供给这两个方面入手。
增加供给，除了在宏观上采取正确的结构倾斜、进出口政策外，关键就是要大幅度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以压高速度为例。当前物价上涨幅度过大的原因，是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而工业增长速度过高，则是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要把过高的物价上涨幅度降下来，就得把过高的工业增长速度压下来。这次三中全会明确要求，明年工业增长速度要降到10％甚至更低一些。这个要求能不能实现？许多地方的同志反映，如果工业增长速度只有10％的话，财政就过不去，甚至工资都发不出。因为现在财政收入每增长1％，在效益好的省市要求工业增长3％左右，在效益差的省市要求增长5—6％。如果没有切实可行的措施，硬要压速度，结果或者就是速度根本压不下来，或者勉强压下来后，财政也会出大的问题。为什么我国有了10％这样的高速度，连财政都过不去？其原因一是企业没有真正放开搞活，经济效益低。二是企业冗员太多，单位产品的劳动工资成本太高。三是条条块块向企业伸手，四面八方向企业摊派、抽头和盘剥，使得预算内大量的财富流到了预算外，流到了各种公司和个人手中。所以，必须通过搞好企业改革，解决压低速度而不使财政收入增长过慢的问题，才有可能把工业增长速度真正降下来。
压缩需求，相对容易见效的，重点是压缩基建规模和集团购买力。但压缩需求，决不能忽略对个人消费基金过快增长的控制。当前物价上涨幅度过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个人消费基金增长连年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国内外的经验都说明了，个人消费基金压不下来，通货膨胀是无法抑制的。那么，在各个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工业生产的增长压了下来，而工资奖金的增长从而个人消费基金的增长却压不下来呢？从微观机制上讲，主要就是因为企业只负盈，不负亏，没有形成自我约束的机制。所以，明年必须抓紧抓好企业改革，才能够搞好对消费基金过快增长的控制。
怎样搞好明年的企业改革？从贯彻落实三中全会精神的情况看，要搞好明年的企业改革，需要研究解决以下三个问题。
一、要处理好承包制与股份制的关系。
从以往试点中出现的问题看，要搞好股份制试点，有几个问题必须妥善解决。
一是处理好股份制与承包制的关系。企业改革的目标是两权分离。两权分离，既得靠股份制，又得靠承包制。决不能因为要进行股份制试点，就否定取消承包制。这两者的功能是不同的。承包制解决的是把经营权下放给企业的问题，股份制则是要明确产权关系。这两者既不是相互排斥的，也不能相互替代。企业搞了股份制后，仍然有必要搞承包制。
二是切忌在推行股份制中，造成职工对财产关系占有上的明显不平等。当前群众很不满意的一个问题就是收入的不公平。在推行股份制的过程中，如果出现了财产关系上的不公平，那么它的危害比收入不公平还要严重得多，资本主义经济患有不治之症的根子就在这里。我们是在公有制条件下推行股份制的，是对公有财产实行明确产权的改革，如不全力杜绝出现财产不公平的问题，就不可能搞好股份制。
三是不能借搞股份制为名来侵吞国有资产，进一步开消费膨胀的口子。这从以往的情况看有两种做法：或者是侵吞国有资产存量，以极低的价格出售甚至白送股票；或者是侵吞国有资产的增量，也就是说，国有股甚至是企业股都不参加分红，只有个人股独享全部分红基金。如果这样，股份制非失败不可。远的不讲，就说明年，这也会急剧膨胀收入，推动物价进一步上涨，破坏明年总的目标的实现。
二、实行优化劳动组合问题。
优化劳动组合，无论对于克服当前困难，还是对于中国的长期发展，都有难以估量的意义。要搞好优化劳动组合，必须解决以下三个问题。
一是条件公开、机会均等、平等竞争、择优聘用。这样做，可以大大减少矛盾和冲突，也容易为广大职工理解和接受。
二是加快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在未建立前，要搞好厂内保障制度。我们的目标是建立起社会保障体系，但这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在缺乏社会保障制度时，决不能把优化下岗的职工全部推向社会，也不能不给这些职工某种保障，否则会出大的问题。相反，搞好了这项工作，十分有助于优化劳动组合健康地发展。
三是建立“再进入机制”。在企业普遍实行承包制之后，有些地方出现了大学毕业生、高中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说明这些企业开始注意避免出现或加剧“三个人的事五个人”干的现象了，但年轻人就业难的问题必须解决。现在推行优化劳动组合，如果不建立“再进入机制”，那么第一次被优化上岗的职工，就会成为永久的在业者，而被优化下岗的职工，就会成为永久的失业者。这是不妥当的，也是行不通的。现在企业的管理手段有限，除了奖励以外，别的手段不多，结果是奖金越发越多，但它的作用却越来越小。优化劳动组合搞好了，就给厂长提供了一种新的调节管理手段。但是，没有“再进入机制”，搞的是一次性的优化劳动组合，那么厂长对优化上岗职工的调节手段又只剩下奖金了。因此必须建立起“再进入机制”。
三、关于制止摊派、抽头和盘剥问题。
前面提到压速度使财政过不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各方面对企业的摊派、抽头和盘剥。由此还推动了物价上涨。这次三中全会就要求坚决制止向企业摊派、抽头和盘剥。应当说，实现这个要求的难度是很大的。以往曾有过这方面的要求，中央和各地也都不止一次地下过禁令，但并没有能够解决问题。那么，这次能否或至少是初步地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呢？关键就要看是否有强有力的、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了。
从现象上看，向企业的摊派、抽头和盘剥，是政府的行为有问题，以往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考虑解决问题的。事实表明这样做的成效不大。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解决问题的措施不力，贯彻落实工作抓得不实，还缺乏检查监督机制。因此，这次在解决政府的行为方面，还必须花大力气来改善和加强工作。另一个原因就是没有从企业这个角度来解决问题。向企业的摊派、抽头和盘剥，不仅是一个政府方面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企业本身的问题。比如，为什么市场经济国家没有出现我们这种问题？就是因为他们的企业是自负盈亏、有自我约束机制的。再比如，现在向企业摊派、抽头和盘剥的，不仅仅是政府和行政性公司，而且包括许多完全不承担政府管理职能的学会、协会、群众组织，等等。如果说前者是可以利用超经济权力，向企业强制摊派、抽头和盘剥的话，那么后者并不具有这种权力，但为什么它们也能伸手挖企业呢？这不能不说与我们的企业还没有真正建立自负盈亏、具有自我约束的机制密切相关。又比如，即使是政府向企业的摊派、抽头和盘剥，其中既有强制性的，也有相互利用性的，像通过送礼、请客、赞助等手段来推销产品或采购原料。从企业这方面看，这并不一定就是行贿，因为有可能不是或不仅仅是为了谋取个人私利，而是为了企业、为了全体职工的，但这总不是一种正常的行为和公平的竞争。
因此，在这次禁止摊派、抽头和盘剥中，要想大见成效，就不能仅仅限于从政府那一个方面入手，还必须从企业这一个方面入手。从企业这个方面入手，总的目标当然是要建立起企业自负盈亏、具有自我约束的机制。但当前的思路，除了抓紧搞好放开经营、承包制、股份制和优化劳动组合等改革外，还需要研究政府、社会和职工对国有企业的监督管理问题，研究对国有企业财务的监督管理问题，尤其要研究国有企业管理者特别是厂长经理的廉洁问题。在市场经济国家为政清廉的范围一般也都包括国有企事业单位。我们更不应该忽略国有企业中的廉洁问题。应当积极探索把公开化引入到厂长收入、企业财务等方面，探索企业廉洁制度的建设问题。这样才能把禁止摊派、抽头和盘剥的工作向前大大推进一步。
第5版(理论)
专栏：
科学研究贵在开拓创新
陈高华
侯外庐同志离开我们一年多了。今天，我们举行学术讨论会，以此纪念这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是很有意义的。
侯外庐同志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学问家。他学贯古今，会通中西，在学术上有多方面的重要贡献，而在史学方面建树尤多。他留下的丰富学术遗产，需要我们进行认真的讨论、清理和科学的总结；他的治学精神，特别是他富于开拓创新的精神，更加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在这篇简短的发言中，我不可能概述侯外庐同志的全部学术成就，只想从史学的角度谈谈他的开拓创新精神。
侯外庐同志是我国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自30年代开始，毕生致力于中国社会史和思想史研究，撰著和主编了数百万字史学论著。他的论著：《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中国封建社会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和他与人合作的多卷本《中国思想通史》以及他晚年领衔主编的《宋明理学史》等，不仅反映了他和他的合作者的学术观点和学术风格，而且充分体现了他的开拓创新精神。
侯外庐同志经常强调科学研究中的探索精神，要在探索中去开拓、创新。他说：“科学是在不断探索中发展的，如果一个学者不敢言前人之所不言，为前人之所不为，因循守旧而无所作为，是不可能把科学推向前进的”。他还把这种开拓创新精神具体化为“阐微决疑”的研究方法。所谓“阐微”，一是指用科学方法揭发历史的隐秘。二是指研究一些不为一般论著所重视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例如，他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就着意发掘一批不曾受人重视的唯物主义者和反正宗的“异端”思想家，并且把他们看作进步历史传统的代表。所谓“决疑”，是指解决历史上许多争论不休的难题，要求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例如，他在解答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中国古代社会特征这一难题时，从中国文明起源和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特殊路径入手，提出了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新见解。他的这些观点在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研究方法上，侯外庐同志坚持社会史研究与思想史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研究社会史，从经济学入手，研究某一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进而研究社会制度和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研究思想史则以社会史为基础，研究某一时代的社会意识形态，进而研究能够反映历史发展趋向的时代精神。毫无疑问，这种方法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和方法具体化了。侯外庐同志往往在社会史著作中讲思想史，在思想史著作中讲社会史。将社会史与思想史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有利于对历史作整体的、动态的把握，显示了侯外庐史学论著的特色和风格，也是他的开拓创新精神在研究方法中的具体表现。
在学术观点上，侯外庐同志坚持己见而不肯轻易放弃，但是，对待已有的学术成果，他却从不感到满足，往往是一个课题刚刚结束，新的课题又要上马了，似乎一切都要从头开始。不断地开拓和创新，使他在科学上成为一个永不停步的探索者。
侯外庐同志长期担任历史所的领导工作，为我所的组织建设和学科建设做了大量的工作，而且在工作中也反映出他的开拓创新精神。今天我们面临着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们更加需要继承和发扬侯外庐同志的开拓创新精神，用开拓创新精神来提高我们的研究水平；用开拓创新精神来促进科研体制改革，用开拓创新精神来促进整个史学的变革，推动历史科学向前发展。
（本文是作者在《纪念侯外庐同志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摘要）
第5版(理论)
专栏：
读1988年《中国统计年鉴》
李学曾
1988年《中国统计年鉴》出版了，也是恢复出版的统计年鉴中内容最全面的一册。新年鉴有18个部分的正文，两个附录，内容更加充实丰富，与实践的联系更密切，与时代的要求更为吻合了。
比如，在综合部分，增加了国民生产总值、指数及构成表，提供了1978—1987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的系统数字，既有按多年价格计算的绝对额，又有用指数表示的增长速度。它为我们全面估量非物质生产领域经济活动，研究三次产业构成变化，以及进行国际对比分析，提供了系统的统计资料。
在人口部分，撤掉了已经陈旧的全国三次人口普查资料，换上了1987年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提供了我国人口状况的新信息。
劳动力和职工工资部分，是由原“人口劳动力”分出的“劳动力”和由“人民生活”中分出的“职工工资”两大类统计所组成，增加了全国劳动力资源总数，物质生产部门和非物质生产部门以及按三次产业划分的社会劳动者人数的统计的资料，这为我们研究我国的产业结构提供了方便。值得指出的是，它既按经济类型，又按行业提供了职工人数和工资总额的统计资料。此外，还提供了离休退休职工保险福利的比较详细的资料。所有这些，对于认识我国目前个人收入分配格局，判断收入分配中的公平与效率的实际情况，都是有好处的。
新年鉴在工农业、能源物资、交通运输和人民生活等方面，都增加了一些新内容，公布了一些过去未曾公布过的数字。并依循国际上通用的做法和我国实际，在表式划法编号、资料计算口径、指标选择、统一单位名称和各种符号等方面也做了改进。
1988年《中国统计年鉴》表明，统计工作的重要性及其对于经济预测和经济理论研究，在我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它的意义又有了新的内涵。
第一，从改革以来，生产资料所有制和经营形式的多样化，导致经济利益主体和行为主体多元化，过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正在改造，企业活力大大增强，微观活动在宏观上的透明度降低，通过国家计划渠道的相互信息交流已大为削弱。因此，从中央到地方与企业的专事信息反馈的国家统计系统，更具有了特殊重要性。由于它具有“不干预”的性质，也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所以它比较能够客观地、真实地反映情况。在此基础上，它对于宏观管理也起着重要的监视和检查作用。
第二，现在全国约有50％产品的价格放开了，市场机制已在普遍起动，价值规律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支配人们的行动。不论是企业还是政府，也不论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都千方百计想捕捉那只“看不见的手”。这就需要依靠信息科学和现代化的统计手段，才能够较好地发现它的行踪轨迹。
第三，当前通货膨胀严重存在，居民收入分配不合理，经济秩序混乱，国民经济各个领域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无序状态。为了清除这些消极现象，首先要分析清楚改革进程中问题产生的原因。然而这种分析，离开了大量的多方面的实证性资料、统计数据，光凭因果推论是不能解决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