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一生清白 刚直如坚
——怀念白坚同志
段君毅 周子健 周建南
白坚同志在“十年动乱”中被迫害致死，离开我们整整20年了。岁月流逝，但我们对他的怀念弥久弥深。
（一）
白坚同志，1911年出生于陕西靖边县一个农民家中。在中学读书期间，白坚受榆林中学、绥德师范等校我党地下工作的影响，开始接受革命思想，多次参加党所领导的罢课、游行，并于1926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8年入党。
1928年夏，反动政府封闭绥德师范，白坚到北平考入辅仁大学，以学生身份为掩护作团的工作。他在1930年8月1日参加党所领导的天桥群众集会，被捕入狱。白坚同志英勇刚烈，为反抗狱卒虐待，被一刺刀戳掉两个门牙。出狱后曾在燕京大学以锅炉工身份为掩护做党的工作，并被任命为西郊区团委组织部长、团委书记等职。
1932年上半年，白坚被河北省委任命为保定团特派员兼保属团特委书记，参与领导了高蠡暴动，当年秋回北平任党的西城区委书记，年底调河北军委并派往长城前线东北军骑兵第二师，与在该师的刘澜波、孙志远同志等组成党的工作委员会，白坚任书记。1933年6月，又被党派往抗日同盟军任政治部组织部长，他在平郊小汤山战斗中负伤，伤愈被派赴石家庄任冀中团特委书记。后被派赴上海参加我党组织的全国青干班学军事，不久回北方局，1934年秋被派往陕北，参与建立革命根据地，先后担任陕甘苏区游击北路纵队指挥员、陕北苏维埃准备委员会委员，1935年初任陕甘宁革命军事委员会秘书长、陕甘宁红军政治部主任等职。
1936年春，白坚调中央陕甘苏区任外交联络员，多次被派往洛川、西安作联络工作。1936年9月到定边，在三边特委武装部工作，指挥定边、盐池等县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1937年9月被任命为回蒙工作委员会主任。
1940年他被派到晋绥边区任岢岚特委书记兼一二○师岢岚办事处主任、晋绥三分区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
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中共中央派遣干部出关，领导东北人民彻底消灭日伪，建立东北根据地。白坚从晋绥到东北，被任命为辽宁省委副书记、省军区副政委（陶铸任书记、政委），后辽宁省分为辽西、辽宁两省，白坚被任辽宁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张学思任省主席兼司令员。1946年底，在东北解放战争的紧要关头，白坚和张学思同志积极贯彻执行陈云同志关于坚持南满斗争的方针，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开展对敌斗争，发展了革命形势。
（二）
解放后，白坚同志被任命中央华北事务部办公厅主任。旋华北行政委员会成立，任白坚为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后任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1954年夏，调任天津市委副书记、副市长。
1956年夏，国务院设电机部，张霖之同志任部长、党组书记，调白坚任副部长，党组副书记。1958年春，电机部与一机部合并，白坚任副部长，后任党委副书记、副部长。
白坚同志在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作十余年，他分工主管过财务工作、主管过基建工作、教育工作，无论什么任务他都愉快地承担，认真负责地完成。
1964年初，白坚同志代表一机部参加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任一机部德阳建厂指挥部总指挥，参与规划部署西南机械工业的建设并坐镇指挥第二重机厂等重点项目的恢复建设。
1965年下半年，邓小平同志到四川视察。段君毅同志向小平同志汇报德阳建厂情况时，小平同志说：“工业革命问题是个大问题要研究一下，不然会造成长期不合理，加工工业抓的不好、不成套，协作运输就有很多问题。”白坚同志在西南、在德阳将近3年时间，对西南地区机械工业的建设非常注意成套、协作方面的问题，在二重建不建平炉的决策就是其中一例。
开始有关方面的同志不同意二重上平炉，白坚就带着专家赴西南几个钢厂及德阳附近地区做了大量实地调查、研究论证后，给国务院领导同志写了报告，陈述平炉车间仍应建在二重厂以利于生产配套的理由。他的建议得到一机部的同意，并且得到国务院的批准，最后终于在二重兴建起平炉铸钢车间。
在一些重大决策问题上，他能够实事求是，敢于直言。他一直不赞成“山、散、洞”，他说工厂是要生产的，搞得那么远，无论如何是不合理的。除了对德阳建厂他非常注意布局、协作配套等问题外，在参与西南其他几个机械工业重点建设项目的规划研究，选址勘察中，也提出过中肯的意见。
白坚同志“抓工作如战斗”，雷厉风行，一贯到底。第二重机厂不少同志都常常提起他那抓工作有计划、有布置、中间检查调整、最后进行总结的善始善终的工作作风。他及时总结经验，以点带面，通过一个有代表性车间的建厂实践，取得“三高一低”（即高质量、高速度、高工效、低造价）和“四个清”
（即工完场地清、材料清、帐目清、验收资料清）的经验，加以推广，收到较好效果。
白坚同志家在北京，受命之后，近3年的时间里，大半时间他在西南，在德阳。而在德阳，他又是大半时间在工地，在现场，不舍昼夜。他常常在工地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谈，一路问，弄不清就席地而坐，深究起来。他以身作则，带动了德阳建厂的政治思想工作，身教重于言教，事半而功倍。
不久，“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开始了，全国到处一片“造反夺权”之声，德阳自然未能幸免。在那种形势之下，岂能有所作为，他只能眼巴巴看着国家重点建设任务遭受延误破坏而忧心如焚。
（三）
白坚同志1966年底从德阳回京。1967年他多次受到批斗。在1968年10月的一次批斗大会上，心脏病发作，他艰难地掏出救急药，这时竟有人跳上台去把白坚同志手中的硝酸甘油打掉！会后他即被隔离，几天后病入医院，不久被从医院揪回“专政队”，对白坚同志精神上、身体上施加折磨、摧残：命令他念床头墙上诬陷他的词句，他不念，据理争辩，就强迫他“请罪罚站”。有一次白坚同志被折磨得路都走不动了，他想坐在过道沙发上喘息一下，竟被斥骂说“你没资格坐沙发”，“你死有余辜”。12月9日，白坚同志再遭折磨后，心脏病发作，便血，10日晚被送入医院，送的人对医生说：“是我部副部长、专政对象”。医生诊断为消化道出血、动脉硬化性心脏病，提出：病情严重，需要输血。但血源不能解决，当时部里也有个别领导说不能动员群众给他输血。白坚同志便血不已，到12月11日上午11时不幸逝世。
白坚同志弥留之际，艰难地喘息着对他的亲属说：“我不行了！我不是高岗余孽，我相信党中央和一机部群众会把我的问题搞清楚，你们要好好跟着毛主席干革命，我死后尸体要解剖供医学研究。”一个对革命、对建设作出卓著功绩的好同志就这样怀着对党对革命的坚贞信念惨然辞世！
1978年第一机械工业部党组克服干扰阻挠，终于对白坚同志做出政治结论，予以平反昭雪。12月9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追悼会，对白坚同志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至此，被颠倒的历史，终于被匡正过来。
我们怀念白坚同志，怀念他对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贡献，怀念他光明磊落、刚直不阿的优秀品质，怀念我们在一起时他那舒畅爽朗的音容神态。每念及此，更使我们哀思难释。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创建人民装甲兵的元勋
——纪念许光达同志诞辰八十周年
黄新廷 莫文骅
1988年11月19日，是许光达同志的80诞辰。我们作为他曾担负的装甲兵领导工作的后继者，以非常崇敬和无比爱戴的心情，纪念这位我党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贞的共产主义战士、人民解放军的卓越将领和创建人民装甲兵的元勋。
还在1950年6月，毛泽东主席任命时任二兵团司令员的许光达为装甲兵司令员。于是，在北京前门外打磨厂胡同一家叫“乡村饭店”的军委临时招待所里，许光达司令员率领几十名干部开始了我军装甲兵的组建工作。起初叫摩托装甲兵，可组织领导机关的最先进的交通工具却是10辆自行车。面对千头万绪的组建难题，许光达从容布置，指挥若定。由于他学识渊博，建军经验丰富，善于集中战友和部下的智慧，又深入到自1945年12月起在各地分散组建的若干坦克部队了解情况，指导整编，所以，不到半年时间，就依照中央军委批准的方案完成了从领率机关至坦克部队的整编和组建工作，构造了我军装甲兵这一新的兵种雏形。
新的兵种建设关键在于有一个新的干部系列。初建装甲兵遇到的一个突出矛盾是严重缺乏干部。光达同志没有被困难吓倒。他向来重视军事教育，便与兵种党委成员商定报请中央军委批准开办坦克院校，培养装甲兵发展所需求的干部。
1950年9月1日，我军装甲兵第一所学校在天津光明电影院召开了成立大会。会后，兼任校长的许光达视察了马场道的临时校址。这里不仅教室、营房、教员和教材都严重缺乏，更严重的是没有训练场地。没有培养坦克专业军事技术的训练场地，装甲兵学校的一个重要特点也就没有了。许光达决定报请军委另选了校址。由于有过去在苏联和我军“抗大”学习工作的经验，他精通办学之道。他相继兼任过坦克学校校长和装甲兵学院院长，言传身教，带出一大批院校建设人才，这些人才而今已成为装甲兵院校教育管理的主要骨干。他常对院校的管理情况、教学质量、教职员工思想与生活及校风进行检查。他对装甲兵干部的素质要求很严，强调坦克部队的干部必须经过院校培训。许光达要求同院校建设相适应，在几个大军区成立坦克乘员训练团，培训坦克乘员，因而装甲兵这个兵种就很快地形成了一个培训坦克部队中高级指挥干部和基层军事、政治、技术干部以及技术兵员的完整体系。到1965年秋，全军装甲兵院校和乘员训练单位共培养技术兵员和干部十六七万人。于今，这支队伍又有了很大的发展，这是我们可以告慰九泉下的许光达老司令员的。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许光达同志的一个优秀品质和领导风格。他坚持选派优秀干部进高等学院深造，同时倡导干部在职自学。50年代，他指示装甲兵各级领导机关建立“军官日”学习制度，给干部自学创造必要的时间条件。他在下基层调查研究、听取部下工作汇报时，总要提醒他们结合工作学习新的科学知识，尤其要勤学坦克装甲车辆新技术的知识。他自己更是好学不辍。在机关，只要军委没有重要的会议，他都坚持与机关干部一同参加“军官日”学习。到院校，有机会他就兴致勃勃地去听课。一次，他在坦克学校听射击课，教员讲的坦克炮反后坐装置的检查的问题令他脑中闪出了问号。于是教员突然听到如下提问：“报告教员，反后坐装置的检查表上的直条线为什么是斜的？它的制作原理是怎样的？”许光达提出的这个问题是有一定难度的。教员认真地在黑板上画图解答，尔后问他：“懂了吗？” 许光达站起来回答“懂了”。坐下后又抓紧做了笔记。进了课堂，许光达跟普通学员一样，总是那么认真，专心致志。
“战争时期靠打仗来提高战斗力，平时就是靠训练来提高战斗力”。许光达抓军事训练的目的就是一直这样明确。我装甲兵组建后便经受了抗美援朝战火的锻炼，为了及时总结我年轻的坦克部队以战代训的经验，许光达不畏艰苦深入到前线搞调查研究，总结了铁路输送坦克、履带行军、技术保障和战场坦克分队政治工作等经验，获取了有关组建有战斗力的中国装甲兵的丰富的感性知识。许光达自兵种组建之始就下大力抓各种训练制度和法规的建设。他指导并参与制订了建设现代化装甲兵的一系列的条令、条例、教令、教范、教学（训练）大纲，使训练健康地走上正规化之路。他特别重视装甲兵官兵的专业基础训练。由于他的倡导，1954年6月和11月先后举办了装甲兵首届坦克射击和驾驶竞赛，1956年又组织了军官联合竞赛。作为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自己身体力行作表率。他曾在1936年留学苏联时学过坦克专业技术，但他认为装备发展了，过去的技能与经验满足不了今天的需要，于是从车辆构造、维修保养到驾驶理论系统地学起来。1958年8月，他利用一次会前空隙时间到一个坦克教学单位学驾驶。这天天气很热，教员为照顾他，劝他开窗练驾驶。他不听，说：“打起仗来难道也能开窗吗？”驾驶练习结束后，年轻的教员都汗流浃背了，而他却还要参加保养车辆。教员听人说过他战争年代负过伤，又患比较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病，不忍心地说：“司令员，您这么大年纪，这么认真干吗？尝一下驾驶坦克的滋味就行了。”许光达笑着，拍拍教员的肩膀讲：“我是装甲兵司令员啊，不懂点军事技术，怎么去领导部队呢？再说，我也是装甲兵的普通一兵啊，为什么不能干这些事呢？”正是在许光达同志表率作用的感召影响下，包括许多高级干部在内的广大装甲兵官兵学军练武蔚然成风。因此，装甲兵官兵的军事技术素质有了大幅度提高，战斗力显著增强。
许光达要求政治工作与军事技术工作相结合，政治工作人员须有军事技术知识，政工干部要参加技术装备保养活动日即车场日，政治工作要深入到教练场、射击场和车场。这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实行的政治工作为装甲兵部队建设服务和起保障作用的思想原则。许光达同志也是我军政治工作的楷模。他办事讲党性，讲政策，坚持实事求是，严于律己，平易近人，注意团结同志，正由于他的高尚品德和威望，装甲兵党委形成了以他为首的坚强的有权威的领导核心，全装甲兵令行禁止，军政工作日日进步。
1955年我军授衔时，许光达恳求授低一些，在军委授予他大将军衔后，他寝食不安，又报请中央降低自己的工资级别。他为将俭廉，生活作风艰苦朴素，从不搞特殊，而对下却想方设法多拿一些财力、物力去不断改善院校、部队的教学训练条件，提高教员和学员的生活水平。
1965年7月，许光达同志读到一份事故报告，报告讲到由于一起技术原因造成的重大事故，坦克某师工兵营班长王杰为掩护参训民兵壮烈牺牲。但他的目光没有停止在事故两字上，他感到事故的后面有非常宝贵的东西，即人的思想觉悟和献身精神。随后，他又读到被王杰掩护的民兵和当地党组织的来信，均要求表彰王杰。他指示有关方面把这件事搞清楚，并向总政作了报告。尔后的调查证明，王杰确是一位临危不惧、舍己救人的好战士，他的英雄事迹教育了广大军民。周恩来、朱德同志为王杰题了词，国防部命名王杰生前所在班为“王杰班”。学王杰，装甲兵部队官兵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许光达同志对装甲兵建设的贡献是巨大的，也是多方面的，难以尽言。他因遭受林彪一伙的残酷迫害而含冤辞世，至今令我们思之扼腕痛惜。
许光达的伟大形象永远走在我军装甲兵胜利前进的行列里。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最后一天的书案
——哭黎澍
李锐
11月29日下午，接到王元化同志从上海打来的电话，要我向黎澍同志催纪念五四的文章，《新启蒙》丛刊等着用，又问到他的身体情况。我说，最近我们共同参加过几次活动，他身体还好，可以放心。我还来不及转告，便接到徐滨夫人的电话，声音恐怖：“黎澍摔倒，一大滩血，快来！”我让老伴急告附近医院的医生，即赶到邻楼黎的家中。面前的情景叫我几乎惊呆：黎澍仰面直躺在卧室与客厅门中间，头下淌的血可以用盆盛，徐滨正用两只血手托着他的头，人还清醒。医生来做心电图时，急救车也来了，送到协和医院。经检查，脑侧后有裂开伤口。医生判断摔倒的原因并非滑步，而是晕眩所致。1983年11月，因受到不应受的刺激，他曾心肌梗塞，好不容易抢救过来。这次全身动脉硬化，肺、肾与心脏诸病并发，终于不起，于12月9日下午2点25分长逝。发病的直接原因我很清楚，即近日来血压升高，不以为意，仍持久伏案，赶写文章，从书桌边站起来，不过走了两三步，就猝然倒下。进医院第三天，即入急救室，人已完全昏迷。
12月6日晚，我与老伴怀着无法言传的痛苦心情，同徐滨夫人商谈后事。我才再次走进他的卧室兼书房。这是近几年来成为邻居后，我们无数次高谈阔论的地方。这10年间，不论感到欢欣和抑郁，我们都是共享的。我总坐在小沙发上，黎澍坐在桌旁的转椅上。地面上的血迹已经清洗干净了，单人床上的薄被没有叠折，就像他的主人刚刚起床还没有来得及收拾。我先让他的女婿居高临下将书桌拍了照。然后，就来清理我的半个世纪的至友、一代思想家和史学家，在这个多难的人世的最后一天，他在做些什么——是什么使这颗无比智慧的头脑最后失去知觉的。
他的书桌并不大。正像许多辛勤的著作家一样，桌面上总有些零乱。靠墙角的边沿放着一些书、报和稿子。正对着坐位的桌面中央，摆着一篇正在写的稿子：《新文化与传统文化——纪念五四七十周年》。右手边是11月28日的《人民日报》，露在上面的是王元化的《论传统与反传统》这篇文章。这是王元化在他自己主编的《新启蒙论丛》第一辑发表的论文《为五四精神一辩》的一部分。沙发旁的茶几上，就摆着这一本薄薄的新出版的书。从旁边的一大叠稿子中，可以看出这至少是第三稿。
除了这一篇，他似乎同时在写另一篇大文章，至少写过四稿。第一稿的标题，原来写的是《同光新政：封建中国变革的开端》，涂改为《论清末自强新政为封建中国变革的开端》。第二稿标题改为《清末新政：封建中国变革的开端》。第三稿更将标题中的“开端”改为“开始”，并加上《洋务，还是新政？》这样一个副题，或一页，或三页，或四页。所有这几稿都作了多处添改。最后一稿还只写了一页半，誊抄得很清爽，只在开头处有少许改动，还没有标上题目。
似乎他还在计划写另一篇大文章：《论全盘西化》。在一封信稿的反面写了此文的简单提纲。提纲的右上角有两行小字：“电话耿云志问胡适此文”和“借联共党史”。桌子旁边放着耿云志的《胡适研究论稿》，打开在第156页。我拿起来，在这一页上看到“那么，胡适关于西化的主张究竟是怎样的呢？”一段。耿云志这本书的旁边，还有一本《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和一本《英华大辞典》。另外还有一本汪金丁新出版的著作《往事与文化人》，是作者签名送给他和徐滨的。
从桌上，还可以看到他不久前完成的一项工作：应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之约，为他们要出的
“学术精华”丛书编了一个自选集。誊抄清楚的序言和包括42篇文章的目录都摆在那里。序言只有200多字，道出了作者多么沉重的心曲：“解放以来，政治运动频繁，动辄卷入漩涡，不但与学术无关，甚至连政治也只剩了捕风捉影的空谈。比较起来，可以认为发表了一些颇具独立思考、并非人云亦云的文章，还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选文即以此为范围，旧作除个别外，不入选。”
桌上还有许多大大小小的纸片。一些是他常用的32开的便笺纸，一些是半张或1／4张的稿纸，上面写了或多或少的话。有些显然是准备插入在写的文章中去的。看来他是把思维着的东西，即人们惯称的思想的闪光，随时捕捉下来。
抄录这些片语断想时，就使我想到我的这位使许多人（包括钱默存先生这样的学者）尊敬的朋友，我们之间近年来的上下古今、纵横世界的无数次漫谈，从暴力论，阶级斗争论，“左”倾思潮的历史根源，封建恶俗为何至今仍到处再现，直到电视剧《家，春，秋》似乎是《红楼梦》的近代版，无所不谈。可惜没有录音，没有记下来。
这10天来，时刻萦怀的，无比痛苦的，就是我就要失去这位朋友，是我所认识的人和我的朋友中，最为信服的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他不仅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读得熟，想得深，而且能够在一般人不假思索就接受了的地方提出问题来。11月17日，他把刚刚出版的新著《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签名送我（稍觉宽慰的是，这本他生前出版的最后著作是我题签的）。虽只薄薄一小册，却处处可见他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贡献。书中有这样意思的话：必须有马克思主义最基本原理的根据，才可以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他不同意那种随意把自己的什么意见，都称为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那种狂妄态度。
作为一个严肃的勇敢的学者，他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这两个似乎是绝对正确的命题，提出空前的质疑，他认为无论从古代到现代的历史实际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有关论述，都可以证明这两个命题不恰当，很难说得通，而提出自己独到的看法。前人论治史要有学、识、才，他是兼而有之的。
去年他75岁寿辰，我书赠了一首七律：说古谈今五十年，相思尤在史无前。羽毛羞照风幡转，轩冕从来敝屣看。一卷文章惊海内，三番思考问先贤。笔头犀利因忠谔，梅老花香自苦寒。写这首诗时，我是多么希望他能多活十年、五年也好啊！黎澍常说，认识的正确性只能是暂时的，相对的，穷究其真理，永远是不可能的。然而他终于为了重新思考，探索真理，猝然战死在他的书桌前了。看到这张书案最后一天的模样，我们这些后死者，这些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包括我们这些年过古稀的人，应该用怎样的努力来填补他留下的空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