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苏州笔会：关于文学与改革的话题
10月下旬，在本报文艺部和《雨花》编辑部、《苏州杂志》编辑部联合举办的“苏州笔会”上，京、津、沪、宁等地40多位作家、评论家和苏州地区10多位企业家，应邀进行对话，就文学与改革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交谈。现将这次对话的发言，摘要发表如下： ——编者
文学不能丧失此岸性，但也应该关注彼岸
王蒙（作家）：关于文学与改革，我想谈几个问题。一是文学对改革的关注。文学不应仅仅关注改革的进程，更应该关注改革中暴露出来的精神素质、精神面貌、精神品质等方面的问题。改革既是一个物质的过程，也是一个精神的过程。二是文学对读者的关注。无论如何，作品要面对广大的读者。这包括：争取读者；了解读者。第三个关注，即文学对世界的关注。有越来越多的文章谈论文学如何走向世界，但真正的文学家，他想的应该是如何让世界走向我们，就是说，我们的文学是否有足以吸引世界的特色。还有一个问题，文学究竟是此岸的，还是彼岸的？有人认为，文学关注改革是一个误会，关注救亡是一种流失，关注读者也是不对的云云。这种理论我不想妄加评论。我读过一篇杂文，说抬头仰望星空，觉得宇宙本来就是无序的，人生本来就是无常的，一切都是偶然的，文学也是无意义的。但低头一看，我们的人民生活那么苦，社会还存在那样多的不公平，文学还得关注人生。这说明，文学不能丧失此岸性，但文学也可以关注彼岸，精神的解放包含着对彼岸的关注。我常想，一篇童话、一篇言情小说或一篇非理性小说，它不可能直接反映改革，但它也能表现我们的某些精神特征。所以我想，一个儿童如果从小读了很多童话，将来做起买卖来，也许会更具有想象力。所以，作为精神领域的拓展和精神能力的发挥，各种各样的文学对于改革都是有意义的。
从维熙（作家）：去年8月我在欧洲花园学会与某先生有过几次长谈，其中一个话题就是海峡两岸文学的优劣。他说大陆文学在世界上比台湾文学轰动效应要大，主要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或者说1949年后，中国的风风雨雨悲悲欢欢一直未停止过，这给你们大陆作家提供了最广泛的题材。我很同意他的一个意见：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也好，征服大陆或台湾读者也好，最有冲击力的还是有血有肉的、直面人生的写实性文学。从1978年到1986年，我们的社会生活给作家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特别在目前，大起大落的改革形势带来了物质和精神的变化，提供了很多东西让作家思考。作为一个中国作家，再降低点即使作为一个公民，对这一形势熟视无睹去闭门造车，搞文字游戏并把文字游戏说成是文学的唯一东西，我和周围的许多读者、作家、编辑是不以为然的。如果说，中国当代文学产生轰动效应，是因为它关注了中国的社会生活，它不是站在地球的某一经纬线上，游离中国的现实，不是站在月球上、火星上或更遥远的星球上作什么浪漫的畅想，而且夸大、鼓吹这种畅想，俨然一位绅士，我认为这不是中国文学所要走的方向。作家是负有使命的人，不能把自己局限于象牙之塔，作文字游戏。
文学当然要多元，你可以坚持个人的艺术见解，但不要排斥和贬低别人，不要排斥其它艺术风格，也不要排斥批评。在座的高尔泰对我的《雪落黄河静无声》的批评，我很感谢，通过他的批评，我确实感到我的创作应该有所转变。我感到文学评论家与我们应该和谐，虽然他们的意见不一定要全部接受，但还是可以给人以启示的。
朱金媛（苏州化纤厂厂长）：我常看看小说。我感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不少文学家是很有作为的。比如蒋子龙在《乔厂长上任记》里描写的乔厂长的气魄和胆识，对中国现代企业领导人有很大的启示，对当代中国厂长很有激励作用，应该说这部小说是有时代意义的。后来又出现了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它描写了一个城市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和破除陈腐旧观念的艰难，讴歌了改革进程中先进与落后相撞击的火花。
文学对生活的反作用应该是积极的。我们殷切期望，文学家要多写一些反映改革现实的作品。作为文学所需要的生活素材，工厂里俯拾皆是。现在的工厂是个“小社会”。工厂作为一个社会缩影，有经济的、政治的，以及其它各种各样的社会现象。文学是“人学”。工厂里有各种各样的人物。在这各种各样的人物之间，经常发生着磨擦和碰撞，经常发生着矛盾和斗争。这种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冲突与争斗，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工厂的改革，实质上就是调整改造现存落后的生产关系。在这场改革的进程中，工厂里每一个人都扮演着一个角色，其中有我们传统说法的好人，他们总是勤勤恳恳地为国家、为集体默默无闻地工作；改革以来，也有一些人顺应潮流，审时度势，有所作为，这些人是进步的生产关系的象征，也应该成为文学讴歌的对象。当然，也有一些人，不论在哪个时期，在哪种体制下，总是为个人私利钻营。这种人理应得到文学的揭露和鞭笞。
李国文（作家）：关于文学的功能有多种说法，是精神食粮。烙饼、馒头或是烟酒茶消遣品，或是所谓“大便”，这三种我认为主要的还应是第一种。我是偏爱关注现实的作品的。最近有篇小说《纸床》，虽然文学的审美性并不怎么样，但是赢得许多读者的欢迎，因为它切近了生活。文学全是烟酒茶，会令一般读者失望；全是天书之类的，当然读者也不会买账。作为编辑，我想也需要统筹各种作品，来一个“计划调整”。
李子云（评论家）：呈现杂色状态是文学发展的必然。我觉得文学有教化功能，但若强调成唯一的，则是可怕的。在1976—1978年，包括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那时出现的爆炸性的东西是作为人民代言人而出现的，产生了轰动效应。这个效应我觉得不可能永远持久下去，而这个任务也不可能只让文学来承担，因为这里有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的任务，有各种各样学科的任务，由文学独担这些任务，我认为文学不胜负担。文学除了它应该发挥教化作用、社会功能之外，还应该强调它的审美的特性。
我认为文学的发展趋势是无流派。但在各干各的基础上，还要强调文学的社会责任感。我还是主张社会责任感，我觉得文学作品没有任何社会内容、责任感，脱离社会现实，没有这种可能性。就是我们现在认为的最新潮的作家，比如说残雪，又比方说刘索拉，还有寻根派，都曲折地反映了社会现实。一个人要脱离社会，想拔着头发飞，是办不到的。
文学总要影响人，文学能够开发人的潜能
叶至诚（作家）：顾尔镡说，他编《雨花》时是注意文学的功利性的，但他不主张急功近利。我继承他这个传统。李国文同志讲，有把文学当成面包的，当烟酒茶的，当作大便的。作为编辑，我面包也要、烟酒茶也要，但就是大便不要。
有些东西用小说来表现还没到时候，但报告文学却能表达。我们的刊物若没有报告文学去和一般群众发生联系，似乎不大可能，会与群众越来越远。以前我们太强调文学的宣传作用，但不可因此而舍弃宣传作用。我们希望我们的刊物能面对较多的读者，满足他们对文学的多种要求，不管他把文学当作消遣也好，当作面包也好。所以，一些和群众离得太远的东西，我就不大欢迎了。
孙水土（苏州电视机厂厂长）：在我国电视机行业，从70年代电视屏幕上“看不见的战线”到现在电视机出口到世界不少国家，电视业有了飞速的发展。我们的黑白电视，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彩电也赶上或达到了日本80年代初的水平。但至今我们的电视仍走不出去，不是我们的水平不高，是旧体制在束缚我们。我们工程技术人员水平是高的，这几年奋力追赶世界先进水平，进步很快，但如果停止或放慢改革的步伐，很可能又落下一大截。菲利浦公司最近来购买苏州孔雀牌样机，他们制造了新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但黑白的没开发出来，而我们的开发出来了，并出口到世界各地。如果对外开放的门稍微关一关，又要与世界拉大差距。我多次向各部门呼吁，我们苏州电视机厂有跟踪世界先进水平的能力了，应放手让我们搞，给我们同其他企业公平竞争的机会。
文艺界应把我们企业遇到的困难和想法反映出来，创造一个现代经济所需要的环境。生产力的主要因素是人，而文学艺术主要是激发人的功能。
朱宝凤（云南白药厂厂长）：说起企业家，我很有感慨。我们算不得企业家，因为没有资本。我当厂长似乎是个误会，但几年干下来，觉得这条路没走错，中国确实需要这么一批没有资本的企业家。
我现在对诸位作家说些心里话。现在工厂有了经营权，但活力仍不够。第一是行政体制不配套，同外商打交道，国内手续繁琐，机构臃肿，限制了产品对外流通，丧失了竞争力。第二，分配不能多劳多得。第三，法制需健全。今年我搞了层层招聘，即优化组合。其实，我实行的无非是《乔厂长上任记》中乔厂长那一套，这是文艺的超前性吧？所以，文艺也可以算作是生产力吧？这样作，得罪了一些人，收到了匿名信。联想到女企业家王淑琴被害，我感到我亟需得到法律保护。
作家是生产精神产品的，他对人的潜能的发掘比企业家大得多。而且文艺作品往往有超前性。我们希望作家多出好作品，大力开发人的潜能。
要塑造当代企业家的形象
范荣康（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今天是难得的幸会，企业界、文艺界和新闻界在一起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很有好处。新闻界长期以来报道了很多企业家的成长、坎坷；文艺界也为改革作了很多形象的描述。但大家坐在一起面对面交谈的机会不太多。这几年，改革有很大的发展，也遇到了曲折，我们时有所闻，但毕竟知之不多。希望通过今天的机会，进行交流，对改进我们的新闻报道，对艺术家更好地塑造当代企业家的形象，都会有好处；对企业家塑造自己的企业性格，形成自己的企业文化，也会有益处。
蒋子龙（作家）：我在同企业家的接触中发现，同前几年相比，企业家的个性开始充分展示。如有一个厂长从不开后门，但对退居二线的老上级却多方照顾。他说，中国人同情弱者，我照顾老者，会博得工人的同情，在这种气候下，我可以干想干的事。东北一个厂长，常在领导面前借酒撒疯、出气。他说，酒精对我的毒害比压抑、限制造成的毒害大，这些毒不放出来，容易得癌，放出来，得癌的是他们，不是我。有一个姓蔡的农民企业家，手里拿着提包，看谁干活好，当场点“大团结”。他说，提包里的钱都姓蔡，我愿给谁就给谁。这些企业家的性格尽管并不都很可爱，但这种性格应该就是企业的性格，如果企业家没有性格，企业很难有性格。企业形成个性，就会在当地形成气候。如在座十几个厂长，就能影响苏州的气候，而苏州如果老是朗朗的天空，风和日丽，春暖花开，那么这种小气候也会影响大气候的。
贾鲁生（作家）：我比较熟悉胶东的企业家。今天听了苏州企业家的发言，我对两方面作了比较，发现各有特点。胶东有些企业家实行家族式的统治，那个地方有产生专制的土壤，它贫穷。而且往往正是这种统治，使一个地区富裕起来。如我认识一个渔业公司经理，他还兼总支书记，儿子是组织委员，儿子的连襟是副书记。奇怪的是，百姓很拥护这个家族，哪怕挨了打，挨了骂，罚了款，却仍拥护他们。经理想退休，不干了，群众却拚命挽留。为什么？因为他给大家带来了富裕。
我也熟悉温州地区从个体户发展起来的一批企业家，他们是从田埂中走出来的。他们富裕后，修坟、买地、娶小老婆，这是典型的地主的消费方式。由此可见，农民有了钱后会成为地主，而很难成为现代企业家。原因何在？除了文化的影响，还有体制本身的问题。如农民富裕后，想扩大再生产，想把钱投到大城市，但没这个条件。生产规模一扩大，四面八方来找他的麻烦，他只好把资金流向消费市场。而在中国，现代消费方式的面十分狭窄，无非彩电、空调、冰箱，连汽车也很难买，只好堕落到地主式的消费方式。
所以，各个地区的企业家都带有那个地区的特点，他们摆脱不了当地文化的影响。
姚光启（姑苏保健茶厂厂长）：这个会将使我终生难忘。我们厂是改革的产物。为了减轻地方负担，中央让部队办厂。我们在地方和师部的支持下，6年迈6大步，上缴几百万利润，解决了部队教育投资，改善了生活。
我现在是孤军深入，三面受“敌”。军队同地方不一样，经济体制不健全，我们要与社会联系，遭致“红眼病”。三面受“敌”是指搞经营，供、产、销都要考虑；工人多是随军家属，流动性大；材料价格上涨，影响经济效益。
如何在和平环境下从事部队生产？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索。
企业家与作家要携起手来，互相支持
苏晓康（作家）：中国的现代化的确碰到了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这个困难不仅仅是几十年来的体制或极左思潮的影响，还有整个社会传统心理的阻抗，我称之为文化的阻抗。从宏观上讲，产品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必然要经过物价的阵痛，这是无法避免的。但老百姓一时难以接受。老百姓手中没有别的权利，他只有一张选票，就是货币。他用这张选票选择政策，所以他们一听到物价改革要出台，就一拥而上疯抢，这实际上是对物价改革表示一种抵制的态度。这种心理使目前体制难以承受，改革很困难。所以我认为，经济改革带来的困难，后面是政治体制改革；而政治改革的困难后面，是传统文化心理的阻抗。企业家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承受着改革的阵痛。
企业家是今天改革中真正有实力的一支社会力量。知识分子要寻求后盾，找谁呢？只有找企业家。现在各种各样的联谊会那么多，表面上看是向企业家要钱，更重要的是中国出现了知识分子同实业家联合的趋势，这是划时代的。反过来，对企业家来说，应把支持文化当作自己的事。不要仅仅要求文化人写报告文学、广告文学；还要有深远的战略眼光，从根本上支持知识分子，支持文化事业。不要仅仅计较眼前的好处，从整体上来讲，文学事业、理论、学术的发展就是支持企业家的工作。
蔡涵刚（交通银行苏州支行副经理）：我认为，文艺界与企业家见面，建立相互了解、相互信任的关系，很有好处。
文艺反映现实生活，感染力强，深刻。一篇好作品，给人启迪，发人深省。我们的时代是变革的时代、伟大的时代，希望有众多的文艺工作者到企业界来发掘，关心企业经营者在改革年代里所感受的、所承受的甜酸苦辣、喜怒哀乐，这是一桩大好事。企业家可以得到鼓励、安慰、借鉴。而文艺界可以深刻地发掘生活，反映我们的时代风貌。诗言志，文艺是可以陶冶灵魂的。
我是个金融工作者，金融行业是个十分敏感的行业，特别在改革的年代里，我们碰到许许多多的新鲜事，相信文艺界同志们会感到兴趣的。交通银行又是个改革中重新组建的银行，一年多来，它的奋斗，它的拚搏，它的变化，是与时代的脉搏合拍跳动的。欢迎文艺界光临这块园地。
笔会建立了文艺界与企业界合作的好形式，一桥已经飞架，祝福它发育，成长，取得成果。
顾衡如（苏州胥城物资贸易中心总经理）：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众多的作家、文艺评论家，同我们企业的厂长、经理一样，都在为中华民族的腾飞不断探索着，对改革作出了勇敢的实践。所不同的是你们是用你们的笔、敏锐的目光和深邃的透析力，从人类的精神、文化领域中进行着辛勤的求索，我们则是在物质生产的领域中，竭尽全力地在同旧的、束缚企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习惯势力进行着种种的搏斗。
有人看到企业里平时汽车进，汽车出，客人不断，宴会不断，好像我们这些厂长、经理是世界上最舒服的人。殊不知，我们每天都要付出比常人多两倍或三倍的精力去应付繁重的日常事务，稍有懈怠，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各种意外的事故和错误。就拿改革来说吧，我们这些企业的厂长、经理要承受多少社会压力和心理压力。千难万难不管有多难，这几年我们还是从改革的道路上闯了过来，这也同在座的文学艺术界的支持、帮助分不开。你们的创作，你们在思想文化领域的辛勤开拓，不仅为我们企业的改革制造了舆论，同时也为我们的改革创造了一种势在必改的氛围。像陆文夫的《围墙》，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等许多小说，都直接反映或表现了改革这一主题，这对改革无疑起到了一种鼓舞和推动的作用。在今后改革的道路上，我还希望通过作家的笔，能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这些厂长、经理一片改革的心，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我们迫切需要大家的理解和支持。
龚维新（香雪海电器公司总经理）：我最熟悉的小说是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今天与蒋子龙和其他大作家坐在一起，心里真高兴，也蛮慌的，不知从何说起。
生产电冰箱是个新行业，发展很快。现在这一行竞争很厉害，竞争带来了压力，也带来了生机。首先感谢文艺界、新闻界对企业改革的支持。我认为作家、记者既要反映企业的成绩，也要反映它遇到的烦恼、困难、阻力。企业目前面临着原材料普遍涨价。拿电冰箱来说，其主要原材料钢板，进口价不高，但七倒八倒，你加些管理费，他加些手续费，中间还有垄断环节，累积下来，价格翻了几番。当然，我们不能水涨船高，特别是民用产品。我们主要通过提高产品质量，加强管理，降低消耗，以降低成本，求得生存。
感谢中央，十三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改革，需要有良好的环境。应抓紧时间整治，否则，再这样下去，企业承受不了。
陆世富（昆山印染厂厂长）：我们厂是改革的产物，是经济横向联合的产物。今年年底，我们对国内外市场作了调查，扩大了外销产品的生产和销路，并进行了技术改造，所以今年生产搞活了，处于主动地位。另外，我们对企业作了配套改革，实行干部聘用制；承包制已实行多年，取得了效果。
但这几年政策多变，放时豁了边；收时不管企业的死活。希望文艺界、新闻界为我们呼吁。
作家要关注民族命运，要有勇气，有胆识
吴泰昌（评论家）：创作本身是一个很愉快的过程，但现在很多作家，包括有些评论家，都不那么太愉快。其实，文学的事情没那么认真。现在我们太认真，领导太认真，作者太认真，认为一篇作品要达到一个目的、一个定论，使命感特强。当然我是主张使命感的，但有人认为只有这个出路才对，实际上太片面。如果大家都松弛一点，领导对文学提出合理的要求，作家创作作品也达到合理、正常能达到的效果，读者对作品也有一种合理需求，就都没事了。我们新时期作品前几年轰动得不得了，这几年差一些，有些同志认为失效了。但从常规来说，达到那么大轰动效应也不那么正常。人总要有调剂，不能老处在兴奋状态。
现在大家关注改革，现实提供了丰富的素材，都可以写，为什么写得很少？我们经常谈作家的勇气、胆识，但现在却回避改革。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明明是现实，惨痛的现实，不能写。所以读者对文学的选择，还是关心那些现实性强的。纯讲究技巧的，读者是有的，高层次的，但终究不是太多。我希望作家多关注民族、国家命运。需要作家付出代价，要有勇气。为什么现在长篇不少，写改革的反而少了。现在长篇写历史人物的多了，而写现实的相对少。技巧是次要的，传统一点的、现实主义一点的或先锋一点的，都可以。
杨德昌（苏州春花吸尘器总厂厂长）：回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十年，我国的文学事业欣欣向荣，特别是文学创作人员率先发表了《于无声处》、《伤痕》等作品，对十年浩劫作了强烈的控诉，激发了人们投身于伟大变革中的历史使命感，认真思索了我们民族的未来。在这十年中，文艺界创作、出版了很多反映社会主义建设和革命的优秀作品，使广大读者深深感受到一种震撼人心的时代精神，尤其令人高兴的是一大批知名老作家，挥笔焕发青春；中青年作家层出不穷，他们正在把改革题材的文学作品作为主旋律着力描绘。
我们春花吸尘器厂通过近10年的经济体制的改革，已经从生产型转到了经营开拓型，转到了外向型，在企业发展机制上也从依赖型转到了自我发展的投资主体型，在分配上也正从大锅饭、铁饭碗、铁交椅的状态转向奖勤罚懒、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1987年以来，无论在产品销量、质量、奖牌、出口创汇、效益等方面均为全国同行业之首。
在过去的改革中，每前进一步，都碰到了阻力。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竞争机制、劳动组合的推行，将会碰到更大的阻力。我认为必须进一步开拓人们的视野，发展人们的新观念，引导人们进入新境界。我们诚恳希望文学界能为企业改革宣传和呐喊，要以更多的形式反映企业在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人新事、甜酸苦辣，把握住企业的脉搏，传达企业的心声。
谌容（作家）：“人格的力量”是我与张洁用来相互勉励的。作家不要急着搞轰动的效应，政治生活平稳，就不可能出现《大墙下的红玉兰》这样“要死要活”的作品，那是时代使然。文学的冷落与社会风气有关，也与我们自身有关。我认为作家首先是做人，然后才是创作。我们是要读者的，但不是迎合。
张洁（作家）：从前文坛像舞会，现在倒像假面舞会了，有些眼花缭乱。文学的价值和功能是多方面的，怎么说反正都有道理，说是刀、是剑都可以，有时是大刀片，杀人未必不快，所以有时文学的作用也挺大的。有人问文学创作最难的是什么？我觉得最难的还是作家自己。不管你是搞舞蹈的、音乐的、文学的，最终还得拚出个人格的力量，最终胜利的还是人格的力量。虽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念，但历史还在检验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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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会议上发言的还有：企业家顾惠方、徐琭，作家艾煊、胡石言、顾尔镡、高晓声、鲁彦周、朱苏进，评论家高尔泰、陈美兰、雷达、陈思和、王晓明。会议由陆文夫、叶至诚、缪俊杰主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