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
谈谈改革中的变形问题
董辅礽
在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中有一个很值得思考和研究的现象，这就是，许多改革措施在实行过程中发生了变形，或者说走了样，有时像“新瓶装旧酒”那样，新体制的外形包涵的是旧体制的内容。这种现象的出现其实并不奇怪。历史上任何一场革命在进行过程中都发生过变形的现象。我国的改革是一场极其深刻的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思想文化的革命，也不例外。现在的问题，不是会不会发生这种现象，而是要正视这种现象、分析研究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采取措施防止和减少这种现象的发生。
概括地说，我国改革中发生各种变形，有以下一些主要原因：
第一，旧体制的影响。旧体制是一套完整的体制，在旧体制下形成了具有很强的刚性的利益结构，经济体制改革中任何一项改革都会多少改变原有经济利益结构。尽管许多社会利益集团支持改革，但改变已经形成的经济利益结构是很不容易的。这样，任何一项改革在推行中都会遇到旧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意识形态的抵制，这种抵制有时会采取这样一种方式，使改革变成旧体制所能容忍的东西，或者使改革保留其形式而被注入旧体制的内容，从而使改革发生变形。举例来说，我国在改革中恢复了过去被取消的奖金制，以便打破收入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发挥经济利益的刺激作用。这自然是正确的、必要的改革。但是，奖金制在实行过程中发生了变形，使奖金徒具“奖金”的形式，实际上奖金却是平均主义分配的，因为在奖金的分配上遇到了原有的利益的刚性结构，劳动不好者不愿少拿奖金，劳动好者不敢多拿奖金。再如公司是商品经济中的经济组织形式。在改革中我们兴办各种公司以取代政企不分的、作为行政机构附属物的那种企业。这自然也是正确的、必要的改革。但是，在推行公司这种经济组织形式中，公司也往往发生了变形。由于政治体制尚未深入改革，政府直接干预企业活动的状况尚未根本改变，市场正在形成，在举办公司中，一些政府行政机构挂出了公司的招牌（或者对内是行政机构，对外是公司），或者一些行政机构创设了各种“官办”公司，或者一些公司被行政机构置于其直接的管辖之下。许多“行政性公司”、“官办公司”不是按照市场的规则行动，而是利用超经济的、非经济的政府行政机构的权力，垄断和操纵市场，牟取暴利。
第二，一些改革缺乏相应的改革的配合。既然旧的体制是完整的一套体制，当我们对其中某个方面进行改革的时候，如果没有相应的改革与其相配合，就会使这项改革无法实施，或者使它本身发生变形。举例来说，一些事业单位实行聘任制，这是人事制度的正确的必要的改革，目的是为了打破“铁饭碗”，并使人才得以流动和合理使用。但是聘任制在实行中缺乏社会保障制度以及人才流动的其他改革的配合，加上利益刚性的障碍，聘任制在许多单位流于形式，徒具其名，依旧是铁饭碗，几乎全体人员都得聘任。《破产法》的实施也是这样。实行破产制度是引入市场机制，淘汰那些经济效益很差的企业，促使资源配置优化的重要改革。但是，《破产法》试行以来，应该破产而已经破产的企业屈指可数。这里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没有相应的失业保障措施、失业人员的重新培训措施与其相配合，政府担心许多企业破产后会造成大量失业引起社会的不安定。
第三，有些改革缺乏具体的操作办法和规则。任何改革都必须有具体的操作办法和规则，以便不仅使这项改革能够付诸实施，而且在实施过程中能够防止可能发生的负效应。否则这项改革或者不能实施，或者发生变形。举例来说，为了建立批发贸易市场以代替原有的物资统一调拨制度，各地成立了众多的贸易中心。但正如我们看到的，不少贸易中心并没有成为这种批发贸易市场，而只是徒具形式，同时，在规范的批发贸易之外，各种非规范的批发贸易发展起来，许多单位和个人都可以进入批发贸易，从而造成市场的严重混乱，一些短缺的、重要的商品成为倒买倒卖的对象。这里也有许多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我们建立批发贸易市场（贸易中心是其重要组织形式）时，没有建立起一整套批发贸易市场的规则，对于什么单位可以进入批发贸易、批发贸易价格如何确定、批发贸易如何组织等等都缺乏必要的规定。又如，目前正在各地兴起的企业财产的有偿转让或企业兼并，是市场竞争中必然会发生的，它对于优化资源的配置是重要的。但是，企业兼并目前也缺乏操作规则。有些城市的企业兼并并非市场优选、淘汰的结果，而是政府行政机构的“包办婚姻”，与以往多次实行过的“关停并转”没有多少差别，而且我们看到，在兼并中被兼并企业资产的评估往往是大大偏低的，而且土地这种重要资产是不计价的，兼并的企业之所以愿意兼并被兼并的企业，往往是看中被兼并企业的土地资产。这样就使得企业兼并在优化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削弱了。
第四，有些改革缺乏实施的条件，或者本可实施的条件发生了变化。举例来说，1985年，我国取消了主要农产品的统购派购制度，改为合同收购制度。这在当时有其可实行的条件，但这种条件不久即发生了变化。主要是市场粮价迅速上涨，国家合同订购农产品的价格大大低于市价，从而使合同订购制很难实行。于是在许多农村，干部使用各种强制办法让农民“签订”合同，使合同订购实际上变成了派购，有些农民甚至认为这种“合同订购”比以往的统购派购还要严厉。
第五，实行改革的干部素质不适应改革的需要。任何改革都是靠各级干部去实施。我们常常遇到干部素质与改革不相适应，以致使一些改革发生变形。股份制在实行中的情况很能说明问题。我国的干部可以说绝大部分不知道股份制为何物，他们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也没有见过西方股份企业和股票交易市场，因此，有些企业分不清什么是股票、什么是债券，往往把债券当作股票，甚至“创造”出既非股票又非债券的东西。至于有些企业借实行股份制时把它作为职工的一种福利，以低估国有资产的价值、保利率、保固定红利的方式把股票分给职工，那自然是另一回事。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到，有各种原因造成改革的变形，这很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的。因为，改革的变形，往往会败坏改革的名声，使正确的改革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从而使人们对改革失去信心，并对改革产生抱怨。近来人们对官办公司的责难就是突出的例子。
从上面的简单分析中，我们应该得出一些看法，这就是：
我们必须充分认识改革的复杂性。改革并非笔直的长安大街，不仅有曲折，而且会变形，我们不应该期望改革能轻易地在短期内取得成功，而必须进行“韧性的战斗”；对旧的体制必须持续地改革下去，否则旧的体制会以各种方式使改革或者化为乌有，或者进一步变形。
在进行各项改革中我们必须先进行认真的试验，了解这些改革在实施中必须具备的条件和可能产生的问题，必须制定各种有效的操作办法和规则。同时要在推行某项改革时能有相应的必要的其他改革措施与其配套。
此外，培训干部、提高干部的素质，也是在推行某项改革时所必须做的。
由于新体制的建立需要各项必要的条件，包括相应的经济的发展水平，在推进各项改革的过程中，可以考虑采取一些过渡措施，以便逐步地达到改革的目标。
中国有一句成语“桔逾淮而北为枳”。在我们移植国外市场经济的成功经验时，要防止改革发生变形，不仅要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而且要注意培育这种移植所必要的土壤，使其能在适合的土壤上生根。
第5版(理论)
专栏：
全国私营经济调查研讨会综述
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中国农村经济》编辑部、《金融时报》社和福建省委党校共同发起的“全国私营经济调查研讨会”，不久前在福州召开。代表们交流了各地私营经济发展的情况，并就有关的理论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
一、我国私营经济发展的基本特点。
代表们根据广泛的调查，认为目前我国私营经济的发展有以下几个特点：（1）企业规模较小。雇工人数平均每户16人左右，雇工20人以下的大体占70％，雇工超过百人的不到1％；资金数量平均每户5万元左右，少数超过百万元。（2）分布不均衡。从地区分布上来看，一是发达地区多于不发达地区；二是农村多于城市，私营经济在农村的户数、从业人员和资金都占80％以上。从行业分布上来看，主要集中在需要劳动力较多的行业，如在工业、手工业、交通运输业和建筑业中，占整个私营经济的80％以上。（3）独资经营是私营企业的主要组织形式，此外还有合伙经营和集股经营。（4）经营比较灵活，资金周转较快。（5）多数企业技术装备落后，劳动条件较差。
以上特点表明，我国的私营经济正处在初始发展阶段。
二、私营经济的范围及划分标准。
在使用私营经济这一概念时，多数人把生产资料私人所有作为私营经济的本质规定。对此，有些同志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私营经济的落脚点应在私人经营上，与生产资料归谁所有无关。在目前出现的承包、租赁等经营形式中，凡是由私人承包、承租的都应归于私营经济。私营经济应包括私有私营和公有私营。当然，把私有私营经济称作私人经济更为贴切。
国家工商管理部门的有关规定，将生产资料私有、雇工8人以上的定为私营经济，雇工少于8人的定为个体户。讨论中，许多代表认为，仅以雇工人数为依据确定它是否私营经济并不全面，以雇工8人为界限也缺乏科学依据，没有考虑行业上的差别。他们认为，重要的是要考虑企业的资金数量、经营规模及剩余价值率等。也有的同志认为，考虑这么多因素固然全面，但目前根本做不到。
三、私营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代表们认为，当前我国私营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许多私营企业不是以其本来的面目出现，也不敢理直气壮地发展，不少企业甚至不能持久地保持自己的性质。在我国经济中，产权关系最为明晰的私营经济部分也存在严重的模糊倾向；二是企业行为动机政治化，行为方式短期化。前者主要表现为过多地搞各种公益事业，即所谓：“致富不忘乡亲”，后者表现为“捞一把是一把”和“分光拿净”；三是偷税漏税面广，金额大；四是企业财务、资金管理混乱，企业主个人及其家庭的各项收支与企业经营开支不分家；五是不正之风严重；六是被雇工人缺乏必要的权利。大家认为，私营经济发展中存在的这些问题，是与我国现行的体制、政策、法规及有关的管理工作有关。目前，私营企业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偏紧，它们的政治、经济、法律地位较低，在许多方面处于受歧视的地位；言及私营经济，必谈“引导、监督、管理和改造”，而真正合理的管理却又跟不上。解决这些问题是发展私营经济的当务之急。
四、如何深入研究私营经济理论。
代表们认为，过去理论界对私营经济的研究偏重于概念、性质、作用等方面，这种状况必须改变。今后的研究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要把私营经济放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放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来研究。要研究私营经济到底可以发展到什么程度而不影响我国的社会性质；私营经济同公有制经济应建立怎样的联系，两种所有制经济之间有没有一个共同的政策、法律基点，以打破目前的板块结构，消除两种所有制经济之间的人为鸿沟；怎样将私营经济的发展同整个改革的深化衔接起来，乃至怎样将私营经济中某些合理的东西“移植”到公有制经济中来等。另一方面要从微观上深入研究私营企业的财产关系、内部运营机制等问题，制定合理的政策，使私营经济尽快走上规范、健康的发展道路。 （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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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港台及海外学者论中国文化》
姜义华等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是一部介绍台湾、香港学者和海外其他许多华裔学者，近一二十年来研究中国文化的主要成果。该书的编者认为，中国文化的研究，从来就是国际性的。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学者，都力图从他们所特有的视角对于中国文化加以阐述与剖析，并由此决定他们对于人类文化总遗产的这一部分所应采取的态度。 （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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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勉仁斋读书录》
梁漱溟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本书是梁漱溟生前自选的数十年来的读书笔记，绝大部分是没有发表过的。梁先生见识渊博，学力深厚，从《十三经概论》到《明儒学案》，从《诸葛亮集》到熊十力哲学著作，从黄远庸遗书到溥仪自传，从爱因斯坦、河上肇、甘地的传记到《卓娅与舒拉的故事》，他无不涉猎，并用心地写下自己的心得、评价和读后感。这些笔记不仅具有学术价值，其中有些篇章也是优秀的散文。 （何）
第5版(理论)
专栏：
进一步完善中央银行调控体系
傅采祥 许美征
当前，面对着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与全面深化改革的形势，进一步完善中央银行的调控体系，提高中央银行的调控能力，是一项十分迫切和重要的任务。
1983年9月，国务院决定中国人民银行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从此，我国的银行体系由大一统的银行体制转到了中央银行体制的轨道，这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改革。
中央银行成立初期，它与专业银行的资金尚未分开，加上大联行结算制，中央银行对专业银行的信贷差额，只能事后认账，被动放款。为了改变这种被动的局面，使中央银行能够主动地运用自己的资金调控信贷规模，1984年10月中央银行对资金管理进行了改革，实行了“实贷实存”的办法，即，中央银行对专业银行的贷款，按计划事先贷给各专业银行，并存入各地人民银行分行的帐户上，各地的专业银行要想得到人民银行的贷款，必须在人民银行的帐户上有存款，否则就不予以贷款。但是由于缺乏经验，当时采取以1984年底的贷款额为基数，确定第二年的增加额，促使各专业银行为扩大基数争相放款，而客观上又逢经济过热的形势，结果导致了1984年底的信贷失控。虽然如此，1984年中央银行资金管理体制的改革，仍然是建立和完善中央银行调控机制的一项重要的改革措施。
由于1984年底出现的信贷失控，1985年中央银行对各专业银行的贷款规模进行了直接控制，并运用自己的贷款进行调控。在控制总量的同时，注意结构的调整，组织了专业银行发放金融债券，支持那些效益好的企业。1986年和1987年，中央银行取消了对信贷规模的直接控制，除对固定资产贷款采取指标控制外，对流动资金贷款允许多存可以多贷，中央银行通过自己的资金运用间接调控贷款规模，根据经济形势和不同的资金需求灵活地进行调节。
1987年，中央银行注意到经济增长速度过高，贷款增长过快，以及各专业银行仍存在着年底扩大基数的倾向，在第三季度末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的调控措施，提高存款准备率二个百分点，提高中央银行的贷款利率，以及向信用社发放50亿特种贷款等，使当年的贷款和现金的增长率下降到20％以下，这些调控措施适当地抽紧了银根，又保证了经济的增长。这是中央银行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完善金融宏观调控机制而取得的重大成就。
几年来，中央银行在完善宏观调控机制方面已取得一定的成绩。但是，改革在深化，经济在发展，改革和发展都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金融系统也出现很多新情况。同时，根据中央提出的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和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中央银行将承担着十分艰巨的任务。为此，需要进一步加强中央银行调控体系，增强金融宏观调控能力。
1、要大大加强中央银行对宏观经济的分析研究。
在我国，货币政策是由国务院决定的，但是，中央银行作为国务院的职能部门，对货币政策的制定、调整和实施都负有重大责任。要正确地制定和调整货币政策，必须充分掌握经济运行情况，对宏观经济作出正确的判断。比如，在经济运行中出现资金紧张，就可能有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情况是，材料设备有库存，电力供应充足，生产资料价格平稳，由于资金缺乏，生产潜力不能充分发挥。这时候，货币政策应该放松，扩大需求，把生产潜力发挥出来。另一种情况可能是，经济过热，设备材料库存大幅度下降，生产资料价格不断上升。这时候虽然资金也出现紧张，贷款需求也很旺盛，但货币政策却不应该去适应过高的增长速度，而应该适当抽紧银根，抑制过度的资金需求，否则，就会推动物价上涨，导致高通货膨胀。要正确确定货币政策是松还是紧，关键在于对宏观经济要有全面的了解、分析和正确的判断。所以很多国家的中央银行都有很强的研究宏观经济的部门。美国联邦储备局（中央银行）的研究部有研究人员300人，其中150人是经济学博士。日本中央银行的调查统计局有200人，还有一个50人的综合分析经济情况并提出货币政策的总务局。为了掌握和分析经济形势，他们与几千家企业保持联系，掌握它们的库存、销售和价格等情况。相比之下，我国的情况是远远不相适应，中央银行调查统计司，只有40多人，不可能充分掌握和全面分析宏观经济运行情况，中央银行当然也就难以敏锐地根据经济形势调整货币政策。
2、要进一步强化中央银行的垂直领导体制。
当前，对货币的调控权必须高度集中。经济体制改革要改变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这是指转变国家职能增强企业活力。但是，对货币的调控权不能下放、不能分散，而必须集中在中央，即使是实行特殊政策的地区，也不能例外。因为，货币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对货币失去控制，宏观经济也就失去控制。如果一个地区搞货币扩张，引起通货膨胀，它必然要涉及周围，并扩散到全国。所以，当今世界各国的中央银行对货币的调控权都是高度集中的，货币政策的决策权都集中在中央，中央银行分行只有执行权。
为了使货币的调控权高度集中，必须在组织上给予保证。为此，应该进一步强化中央银行的垂直领导体制。目前人民银行分行是按行政区设置的，分行长虽由总行任命，但要征得地方政府的同意，党的关系也在地方，有的分行长还在当地政权机关任职。这种体制不利于货币政策的实施。特别在紧缩货币的情况下，分行长的处境十分困难。解决这个问题，应该强化中央银行的垂直领导。要改变按行政区设置中央银行分行的做法，可考虑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省市划一个经济区，按经济区设分行。分行应当是中央银行的派出机构，分行长由总行任免，一律不在地方政府任职。
3、加强中央银行管理金融机构的职能部门的建设。
中央银行作为国家银行，具有管理各类银行和金融机构的职能，管理的目的是稳定信用秩序，管理的方法主要是通过制定各类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法规以及有关的规章制度，由中央银行的职能部门，依法定期和不定期地进行监督和检查，对于违法或违章经营的金融机构进行制裁，严重的可责令其停业。
西方国家对银行和金融机构的管理是十分严格的。有的国家，不仅在中央银行内设有很强的管理金融机构的部门，有整套的法律和规章制度，而且在财政部内也设有银行管理局，双向地对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进行管理和监督，可见其对维持金融秩序的重视。
我国的中央银行，由于创建时间很短，而且受人员编制的限制，目前管理金融机构的部门十分薄弱，管理人员和管理规章法规都非常缺乏，尽快建立和加强这方面的职能部门，已是一个十分迫切的任务。
4、进一步稳定和提高中央银行的职工队伍。
根据中央银行的职能，必须有一支稳定的素质高的队伍，否则就不可能承担起如此重要而又极其复杂的任务。当前中央银行系统的职工队伍存在着的问题，主要是人员的数量少质量低。
目前，中央银行的人员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长期从事银行工作的老干部，他们一般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但也有不少人对商品经济条件下的中央银行如何进行工作缺乏经验；一部分是年轻同志，他们具有一定理论知识，但多数缺乏实际工作经验，对这两部分同志都需要分期分批进行培训，包括在国内培训和派往国外中央银行去实习。
同时应该尽快改革中央银行的工资制度，改变人民银行分行从利润留成中提取奖金的办法，以利于稳定中央银行的干部队伍。
5、尽快建立中央银行法和有关的金融法规。
目前，我国关于银行的法规只有一个银行管理暂行条例，没有单独的中央银行法，也没有其他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法规。中央银行建立已经5年了，有必要也有可能制定中央银行法，对中央银行的职能作出明确的规定。要规定中央银行对货币政策的制定、调整、实施的权利和责任，规定中央银行与财政部、国家计委的关系，规定中央银行对专业银行管理的权限，等等。
与此同时，中央银行也要积极组织制定其他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法规，以便依法对金融机构进行管理，保证金融的稳定。
6、加快中央银行管理现代化的建设。
中央银行要对宏观经济作出分析和判断，灵活而有效地调节货币，必须及时地准确掌握大量的经济信息，依靠原始的落后的管理手段是难以适应的。为此，除了健全机构外，还需要管理手段现代化。
实现管理现代化需要配置大量现代化工具，需要一笔巨额资金，这是一个困难。但是，这个问题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除了国家给予支持外，可采取多种形式开辟资金的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