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革命回忆录)
专栏：
少奇同志与故乡
易凤葵
湖南省宁乡县是少奇同志的故乡。宁乡人民永远忘不了他那魁梧的身影，那慈祥的目光，那和蔼的面容，那平易近人的风度。他在故乡人民的心中，是一座永存的丰碑！
1949年10月1日，当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喜讯的时候，作为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领袖之一的刘少奇，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满脸微笑地望着站在他面前的亿万人民……从那时起，作为少奇同志故乡的人民，为自己的乡土上出了一位杰出领袖而感到骄傲和光荣。也就是从这时起，少奇同志更加注重乡情、民情和故乡经济的发展。
1953年10月23日，少奇同志亲切地写信给花明楼乡的党支部书记邓子卿和乡农会主席王升平：“你们的来信以及很多朋友的来信我都收到了，使我了解了乡间很多情况，谢谢你们及其他来信的朋友。对于我们乡间的发展情况，我是有兴趣的、关心的，望你们经常来信。例如每年有一次至两次来信，告诉我乡间的各种情况，对我是很有用的。但请你们告诉我实在的情形，是好的就说好，是坏的就说坏，并且最好能说得具体些，说明事情的发展经过，而不要有任何夸大和隐藏，这须请你们注意。”少奇同志的乡情就是这样浓，并且这种乡情随着年龄而与日俱增。特别是1961年4、5月间，少奇同志专程从广州来到故乡调查研究，在这块熟悉的土地上先后住了16个日日夜夜。
当时正是我国国民经济遭受严重困难的时期。在宁乡县，粮食连年减产，生猪、家禽大量减少，森林遭毁坏、房屋被拆掉，人民生活面临着巨大困难。就在这个时候，少奇同志利用回乡看望乡亲们的机会进行调查研究，他先于4月2日至4月8日，后于5月2日至5月12日两次到达宁乡。他住在旧居的普通农舍里，每日里身穿着蓝布衣，脚踏着青布鞋，不是到社员家里去访问，就是请乡亲们到他的住所来谈心。他走到塘边问老邻居天旱时有没有水，来到田边又亲切地打听着一亩田到底能打多少粮食。他亲自走访了炭子冲附近的首子冲、安湖塘、柘木冲等5个食堂，挨家挨户地揭开社员灶上的锅盖，看一看乡亲们吃些什么；走进社员的住房，捻捻床上的被子，问一问盖得薄不薄。他亲自为乡亲们泡茶敬烟，态度和蔼可亲，没有一点架子。与群众谈话时，他语言朴实，一色家乡口音。在那些日子里，他帮助乡亲们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难题，使大家免受更多的苦难。
少奇同志在宁乡亲眼看到社员们口粮不足，医药缺乏的困难情景，心情十分沉重。他一针见血地指出，造成这种困难局面的根本原因，不是天灾而是人祸。他带着负疚的心情沉重地对乡亲们说：“我们没有把工作做好，乡亲们受苦了。我这次回来就是向乡亲们检查错误的。”他不仅说，而且不惜冒着风险去纠正当时正在流行的“五风”错误，果断地解决人民生活中最迫切的问题。当时的公共食堂是人民生活中最头痛的问题。可是人们只能说好，不能说坏，公共食堂被称颂为“共产主义的幼苗”“社会主义的象征”，谁要道它半个“不”字，那简直是大逆不道。一天，少奇同志接见了原炭子冲大队党支部书记王升平，询问他对公共食堂的看法。王升平开初不敢讲实话，后来见少奇同志问得真切，才慢慢解除了顾虑，大胆地说：“农村公共食堂再办下去，会人死路绝。只怕是有人插田，有人过年。”听了老王介绍的话，联系几天来了解到的情况，少奇同志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当即与王升平研究，并经过县委同意，决定先解散柘木冲食堂。这个消息一传开，人们奔走相告，在很短的时间内，全县所有的公共食堂都解散了。柘木冲食堂解散的第二天，少奇同志又到这个队去走访。当他看到一些社员没有锅碗瓢盆，坛坛罐罐也很少的时候，便立即指示宁乡县委组织生产陶器和炊具，以解决社员的急需。在少奇同志的亲自指点和督促下，全县及时下发了群众急需的大量生活用品。
少奇同志在宁乡视察途中，途经双凫铺公社的黑塘仑时，看见离公路不远的一栋茅屋前，有个中年妇女拉着几个小孩在哭泣。经了解，这个妇女的一家，3年内搬了8次家，不久前丈夫又因病去世，独自抚养着3个孩子，原来自己家中的房子被拆掉了，现在住的这几间茅屋，因原主要搬回来，孤儿寡妇无处安身……少奇同志听了这个情况，十分感慨地说：“人搬3次穷家，何况她搬了8次呢！”他立即找来当地干部商议，要他们暂时不要让这位女社员搬家，并要公社和大队对这样的住房困难户实行统筹解决。当天晚上，少奇同志回到县城，他不顾疲劳，找县委负责同志研究解决群众住房的困难。他恳切地说：“革命的目的就是要解决人民的吃穿住问题，人民受了这么多苦，我们要为他们分解忧愁呵！不然要我们共产党人干什么！”他要求县委立即研究一个《关于解决当前社员住房问题的意见》发下去，并嘱咐文件起草以后马上送给他看。凌晨两点钟，少奇同志住房的灯还亮着，在等待批阅这个文件。当文件稿送去后，他逐字逐句修改，并亲自写了批语，要求县委立即把文件发下去，同时报告省委。很快省委将文件在全省转发，对解决农村的“房荒”问题，起了很大的作用。
为了解决社员住房问题，少奇同志还提出停止他的故居对外开放，分给社员去住。他看到大家有顾虑不愿搬时，便亲自点了几户社员的名，叫他们搬进去住。当着大家的面说，你们担心住这个地方有人来参观怎么办？我看外国人不让他来，中国人来没有问题，按农村习惯，是什么样就是个什么样，来参观的人可以每人招待两碗开水，要给钱也可以收。他还说，不但房子要分给社员住，就是这里陈列展出的那些桌子、凳子、板仓、锅子、灶，一切东西都要作为退赔，退给社员，房子的楼板可以给社员作门页子和亮窗用。他并且特别嘱咐那些要住进去的社员：“你们在这里至少可以住上10年、20年，等你们有了房子，比这个房子好，你们愿意搬再搬。”那种亲切感人的情景，许多人至今铭记在心。
在宁乡考察的日子里，少奇同志除了着手解决群众最迫切的生活问题外，用了很大的精力同宁乡县委一起，认真研究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他尖锐地指出生产倒退的原因，一是农、轻、重比例失调，伤害了农业这个基础；二是在大办农业中搞乱了体制，破坏了生产关系，因而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最主要的原因是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违背了人民的心愿。少奇同志语重心长地对宁乡县委的负责同志说：要刻石立碑，吸取教训，子子孙孙不要再刮“五风”了。他强调要做好稳定体制的工作，把土地、劳力、耕牛、农具固定到队，保证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不准任意平调。在这个前提下，还要给社员一点“小自由”和发展家庭副业。在炭子冲调查的时候，少奇同志问大家：“现在田塍为什么不种黄豆呀？”有人回答：“如今田塍种不得黄豆，每年一到‘双抢’季节，苗都被稻草堆死了，上面也不准私人种。”少奇同志当即指出：“可以来个谁种谁收吧！这样就不会损坏。在目前困难条件下，田塍可以包产到户，荒土也可以包产到户，可以搞三七开，也可以搞四六开嘛！以后大家养猪有肉吃，养鸡有蛋吃。一些空坪隙地可以分给社员种作物，屋前屋后可以让社员种树。”少奇同志这些话都说到了农民的心坎上。
少奇同志在故乡反复强调的另一个观点，就是一定要坚持按劳分配，不要搞供给制。在花明楼区社干部会议上，少奇同志问手工业如何记的工？有个干部回答：“都是一拉平，大家10分就记10分，大家12分就记12分。”少奇同志说，那样不行，他嘱咐大家：要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再不能搞供给制了，只有五保户可以适当给予照顾，其余都要搞按劳分配。少奇同志在调查中，还针对“瞎指挥”的错误，反复告诫县社两级领导一定要从实际出发，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他在县城分别召开了工业、手工业、商业等各种类型的座谈会，认真听取汇报，帮助大家总结经验教训。
少奇同志在宁乡调查的日日夜夜，处处体现了他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人民群众无限信赖，无比尊重的高贵品质。5月7日这天，少奇同志在炭子冲大队的干部社员座谈会上问大家：“五风刮得这么严重，你们为什么不顶呀？”社员们答道：“来头大，顶不住。”少奇同志接着说：“一个人顶确实顶不住，大家顶就能顶住嘛！”在这次会议上，他强调要建立健全社员代表会议制度。他说：假如上面要你们插1000亩双季稻，经过社员代表会讨论，只能插800亩，就只插800亩。上级要追问，你们就说这是代表会议决定的。如果上级不同意，你们就请上级派人来参加代表会，因为权力是属于代表会的。少奇同志还指出：今后凡是生产上的重大问题都必须由代表会决定。像密植、插双季稻、种棉花、修公路等。这些大事情，不能由少数人决定。公社、大队干部只能提出方案，没权作决定。为了使人民真正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少奇同志特别嘱咐在座的党员和干部要带头尊重社员的民主权利，不能干部一讲要种多少棉花就种多少棉花，不能强迫群众举手同意，也不能一看人家不同意就去问，你为什么不举手呀？你是什么成分呀？这一来谁还敢不举手呢？少奇同志指出，这不是发扬民主，而是违反了民主原则，是背离党的群众路线的。有一次，少奇同志找原炭子冲支部书记王升平谈话，他问老王：“你为什么会犯五风错误？”王升平回答：“我没有听党的话，没有听毛主席的话。”少奇同志立即指出：归根结底是冇听得群众的话。如果干部真正听了群众的话，就不会犯“五风”错误。因此，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必须自觉尊重人民的民主权利，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在炭子冲，当少奇同志了解到有的群众为了抵制“五风”挨了打骂，有的群众向上级报告真实情况，包括王升平等人给少奇同志写的信件都被扣压时，非常生气地说：“你们给我一点通信自由好不好？”并严肃地指出：“给中央写信，不管是好人写的，还是坏人写的，中央看看也没有什么坏处，任何一个人都有通信自由，任何一个党员都有权利向上级党委告状，这是宪法、党章规定了的。”少奇同志还严肃地批评了当时农村发生的违法乱纪、随意打人骂人的现象，指出今后不管什么人打死人、打伤人，都要受到审判，包括我这个人民共和国主席在内。我打死人要受审判，你们打死人就不要受到审判吗？！从这些话可以看出，人民群众在他的心目中占了多么重要的位置呵！
少奇同志在故乡有很多亲属，他对自己亲属不徇私情，严格要求，在这方面堪称一切共产党员和一切革命者的楷模。
全国解放以后，少奇同志担任了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而他的几位哥哥和姐姐都在乡下务农，他们向少奇同志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要求，有的希望安排工作，有的希望进城养老，尤其是她的七姐还给少奇同志写来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说弟弟当了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可她还在乡下要自己到井里提水，塘边洗衣，作为姐姐，她在面子上与弟弟的身份很不相称，她希望少奇同志接她进城。少奇同志接信后，于1951年5月2日给七姐回了信，首先，他严肃地批评了姐姐对翻身农民的偏见，指出：“你家过去主要是靠收租吃饭的，所以你应该感谢那些送租给你们，养活你们的作田人。他们是养活你们及其他许多人的大恩人。你们应当尊重他们。”谈到想进城的问题，少奇同志在信中说：“你们不要来我这里，因我不能养活你们。我当了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你们在乡下种田吃饭，那就是我的光荣。如果我当了副主席，你们还在乡下收租吃饭，或者不劳而获，那才是我的耻辱。”少奇同志的信很快在他的亲属中传阅开了，他的哥哥和姐姐在思想上受到了震动，打消了要求安排工作和进城过日子的念头，他们在政府分配的土地上辛勤劳动，自食其力，受到了当地人民的好评。
少奇同志对待自己的晚辈要求更加严格。他在故乡的晚辈很多，可是在建国后他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近20年时间里，从没有出面安排任何一个亲属外出工作。最使人感动的是他对侄孙女刘维孔的安排。维孔是1949年湖南刚解放时由宁乡去北京的，在少奇同志的身边长大，是少奇同志很疼爱的晚辈。1957年，维孔高中毕业后没有考上大学，少奇要求她响应党的号召，到最困难的地方去，到家乡去，为建设新农村贡献力量。维孔要离开繁华的北京到乡村去，开始思想上并未通，以后少奇又挤出时间和维孔长谈，指出要她下乡学习和锻炼的道理。维孔终于下定了到农村去的决心，于当年初冬回到了炭子冲。在那些日子里，刘维孔遵照叔祖父的教诲，生活在农民中间，边劳动边学习，取得了显著成绩，1958年11月还光荣地出席了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维孔在农村生活两年后凭成绩考上了湖南农学院。大学毕业后又长期留在农村工作。
少奇同志对自己对亲属的要求是严格的，同样，他对故乡的党组织和人民群众也以同样的原则对待。建国以后，宁乡作为少奇同志的故乡，广大干部群众都引为光荣，同时也有一些同志产生过优越感和依赖思想，他们总希望国家对这里能多一些“优惠”和“照顾”。少奇同志是很爱自己的家乡的，但是站在党和国家这个全局上，他认为对家乡不能有什么特殊照顾，要建设好，最主要的是靠这里的党组织正确地执行党的方针和政策，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在他担任国家主席后，为了防止依赖思想的产生和滋长，他在1961年5月7日回乡接见故乡的干部和群众时，严肃地对大家说：“这里是我的故乡，省、县、社对这里都有照顾，照顾多了不好，不照顾也可以搞好嘛，要靠自己努力。大家努力事情就可以搞的好。”
少奇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对故乡的关怀说不完，对故乡人民的教诲写不尽。他把伟大的一生无私地献给了人民，他的功绩已经载入史册。他的崇高思想和品德给人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的英名将世代铭记在故乡人民的心中！
第5版(革命回忆录)
专栏：
风范永存天地间
——忆刘少奇同志的一次谈话
赵文甫
早在48年前，刘少奇同志先后担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和华中局书记时，我就曾在他的领导下工作、战斗过。全国解放以后，少奇同志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曾多次来河南视察指导工作。他深入工厂、农村、学校等基层单位调查研究，解决问题；我也曾多次向他汇报过工作，亲耳聆听他对河南工作的指示和意见。几十年过去了，少奇同志那光明磊落虚怀若谷的坦荡胸怀，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和严于律己无私无畏的崇高精神时刻在激励着我。尤其是六十年代初期，和少奇同志在火车上的一次谈话使我至今记忆犹新，难以忘怀……（一）
1961年4月15日上午，我正带领一个工作组在漯河蹲点，调查了解恢复供销合作社和手工业以及退赔大刮共产风时平调群众财物的情况，突然接到省委电话通知，说少奇同志从湖南返回北京路过漯河，省委指示我马上从漯河上车向少奇同志汇报河南工作的有关情况。好久没有见到少奇同志啦，得到消息后心里的高兴劲就甭提啦！我将工作略作安排，便带着有关人员驱车向漯河火车站驶去。
刘少奇同志这次回家乡，是在中共中央于同年3月23日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后，带头下乡，回到家乡湖南省宁乡县农村蹲点的。在中央领导同志的带动下，全党上下调查研究蔚然成风，各级领导干部纷纷深入基层，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着手解决各项实际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少奇同志的专列徐徐进站。当我快步登上列车时，只见少奇同志风尘仆仆，满面笑容地迎了上来，我们热情握手，互致问候。陪同少奇同志返京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同志，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王延春同志，还有王光美同志和其他工作人员。少奇同志身穿一套褪了色的浅灰色制服，看上去比我上次见到他时又显得清瘦了许多，两鬓的白发明显增多，但目光炯炯，精神饱满。是啊！他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国家主席，处于国家困难步履维艰之时，压力该有多大啊！
列车启笛长鸣，缓缓地离开了漯河车站。时值春暖花开，麦苗返青拔节之际，放眼望去，尽是一望无际的绿色海洋。少奇同志凝神了望窗外的麦田后，亲切地问我：“文甫同志：你在漯河干什么呀？”我将我们遵照中央指示下乡蹲点调查恢复供销合作社、手工业和退赔群众财物的情况及省委的工作近况向少奇同志作了汇报。少奇同志一边听，一边点头，还不时地在笔记本上写些什么。
少奇同志听完我的汇报，接着谈了他回乡调查的深刻感受。意味深长地说：调查研究历来是我党的优良传统，但是现在我们有些同志竟将这个传统丢掉了。革命胜利了，有些人做了官，就不大愿意和群众接触了，总是浮在上边，不愿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即使下乡调查也是到县里、乡里转上一圈听听汇报，做做样子就算完事；有些干部甚至高高在上，对群众指手画脚，这怎么能行呢？这样势必滋生官僚主义，因此制定出来的政策必然脱离实际，一害国家，二害人民。少奇同志进而明确指出：要作调查研究就要克服官僚主义，不要只是走马观花，要放下架子，下马观花，亲自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亲自搞一个点扎扎实实地做些工作，看看群众在干些什么，想些什么，有什么意见和要求。只有这样群众才给你说实话，你才能了解到真实情况，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办法，才能不断地调整完善我们的各项政策，使之更符合实际，更有利于搞好工作。少奇同志说，我们共产党员是人民的公仆，应处处事事为人民着想，我们“不是把自己置于群众之上之前，而是置于群众之中之后，”“正确的领导是服从群众正确的意见，是多数群众说了算”。少奇同志一贯着重调查研究，善于走群众路线，不论走到哪里都和群众打成一片。当我从其随行人员那里得知已经年过花甲的少奇同志回到家乡和群众一起吃粗茶淡饭，睡稻草铺时，崇敬之情油然而生。少奇同志身居党和国家领导高位，却能与民同甘共苦，精神何等高尚啊！（二）
刘少奇同志告诉我们，他在家乡蹲点时，群众反映最尖锐的一个问题就是少数干部以权谋私，走后门不正之风泛滥。当时正是我国经济出现暂时困难时期。由于1958年后我们头脑过热，在公社化问题上犯了“左”倾错误，加上自然灾害的影响，致使我国刚刚恢复的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各种物资供应一时紧缺，连日用品也供不应求。因此一些地方干部利用手中的职权搞特殊，走后门，多吃多占，损公肥私，甚至投机倒把，很多上级分配下来的物资如煤油、火柴等日用品，群众还没有见到就无影无踪了。少奇同志对此十分不满，问我：“你们河南有没有这类事情？”
“有！而且有的地方很严重。”我如实作答。
少奇同志严肃地说，这是个大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不然就会脱离群众，失去民心。我看堵塞后门的最好办法就是走群众路线，让群众监督。“要使群众知道物资缺乏了，不仅现在缺乏，今后还会缺乏，如何分配是个大问题，单是发票子不能解决问题。”少奇同志进而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首先还是国营商业（主要指供销合作社），他们只有金额管理，没有实物帐，东西从省分到地，从地分到县，从县分到公社，到群众那里，东西就没有了。某些紧俏商品大部分走了后门。国营商店走后门，多数是照顾亲友，但有些是给私商，给暴发户，其中有些是国营商店的人员，像过去商人发国难财一样。他们在困难的时候发国难财。”这样最好的办法是“要省商业厅公布一个县的帐目，要问东西哪里去了，向群众公布。以后每月公布一次来的东西，先搞试点，搞好后全省实行，由上而下公布。”公布时写明某种物资某干部买多少。这样，供销商店可能会引起个别人的不满，甚至会受到个别领导的批评和打击，不要紧嘛！只要能得到群众的谅解和支持，工作就好做了，后门才能堵住，不正之风才能得到纠正。少奇同志对党内和社会上出现的不正之风了解如此细致入微，并指示我们要对其充分予以揭露，对广大干部进行认真批评教育，要支持和保护广大人民群众敢于检举监督，对坚持错误屡教不改者要绳之以纪律。少奇同志旗帜如此鲜明，态度如此坚决，使我们在座的人无不肃然起敬，深受教育。（三）
列车在隆隆的轰鸣中继续北上。
少奇同志和大家一起热烈地讨论着。他滔滔不绝，话意犹浓。在谈到厉行节约，勤俭建国，反对铺张浪费、大吃大喝时，少奇同志说，艰苦奋斗勤俭建国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方针。不要说我们现在很穷，就是将来我们的日子好过了，也要坚持这个方针。尤其是我们作领导工作的，要带好这个头。过去我多次到过你们河南，每次吃饭都有不少人作陪，热情得很，做一桌菜，花很多钱，最后一算总帐都记在我的名下，这不太公平嘛！以后最好开个清单，上面写明某年某月某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来河南，吃饭时陪同人都有谁，共花多少钱，然后贴在墙上，登在报上。我是国家主席，我不怕丢人，你们也不要怕丢人吗！少奇同志告诫我们：要知道一切社会财富都是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创造的，我们要珍惜它，千万不可挥霍无度，任意浪费。我当时听着少奇同志的批评，感到脸上热辣辣的。同时，我由衷地感到他的批评是那么尖锐！又是那么诚恳！我认为，少奇同志的批评，直到今天还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正说话间，服务员报告说午餐已经备好。少奇同志笑笑对我们说：“好吧！今天我就请你们在火车上吃顿便饭。”谭震林、王延春和我等随少奇同志走进餐车。只见洁白干净的餐桌上放着四盘菜，一碗汤，旁边放着一盆大米饭。我记得很清楚，菜是两荤两素，其中一盘菜是炒苦瓜。我真没想到，少奇同志的午餐竟是这样简单。大家有说有笑，吃得津津有味。这次便饭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中。
少奇同志因急于返京开会，车到郑州没能下车停留。在车站告别之后，他就匆匆北上啦。我站在月台上，望着北去的列车，回味着少奇同志的谈话，心情怎么也平静不下来。这是一次铭心刻骨的谈话，是一次生动的永生难忘的教育。
虽然时隔27年，但少奇同志的音容笑貌仍清晰如昨。他那实事求是，以身作则的工作作风和崇高的思想品德，对于我们今天坚持贯彻党的十三大路线，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端正党风和社会风气，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还是很有现实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