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革命回忆录)
专栏：
在西北军政委员会一年
——纪念彭德怀同志九十诞辰
常黎夫 姬也力
1947年3月16日，彭德怀同志受命于危难之际，统帅西北人民解放军，抗击蒋胡匪军向陕甘宁边区的侵犯，转战西北战场三年之久，艰苦卓绝，歼敌制胜。1949年11月12日解放军进入新疆，解放西北的大功告成，彭总于12月25日凯旋回西安，出任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彭总下飞机后发表谈话：号召全体军民节衣缩食，艰苦奋斗，使西北面貌焕然一新。他的话在西北军民中留下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彭总在西北军政委员会工作的一年期间，西北各族人民在各级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团结一致，艰苦奋斗，在各条战线上都取得了重大成绩。人民解放军在群众配合下，消灭土匪5万8千余人。使社会秩序基本安定。为了减轻人民负担，军队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当年开荒种地160多万亩。近10万军队参加了修筑天宝、天兰铁路工程，当年完成土石方工程的40％和50％，创造了历史奇迹。彭总亲自察看青藏公路线路，组织军队施工，具体解决施工中的困难问题，保证工程顺利进行。在经济战线上，贯彻执行了中央关于统一领导和统一管理财政经济工作的方针，稳步恢复、发展生产，稳定物价。工商业开始好转。市场交易益见活跃。煤炭、电力、石油等能源工业已全部恢复并略有发展。彭总特别重视玉门油矿的恢复，几次听取康世恩同志的汇报，解决恢复生产中的问题，广泛发动群众生产自救。彭总提出党政军干部和战士每人每日节约一两粮运动。救济灾区群众。帮助许多地区发生的严重灾荒平稳渡过。在农村推行了减租减息，谁种谁收、自由借贷，鼓励生产发家的政策，稳定和提高了广大农民的生产情绪，粮食播种面积已恢复到战前水平，夏秋粮食比上年增加了9.5％，棉花面积较战前有所扩大。畜牧业稳住原有水平。老区和半老区26县，170多万人口地区完成土地改革，彻底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建立和健全了各级人民民主政权。在广大新区，首先自上而下建立了县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在普遍发动群众进行剿匪、反霸、组织农会、摧毁保甲，打倒地主阶级当权派、树立农民优势力量的基础上，自下而上地改造了区、乡政权。1950年冬，在陕、甘、宁三省51个县、760万人口的地区开始进行土地改革。西北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开始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一年之内培养了近万名少数民族干部，各民族之间团结互助支援合作的新关系开始建立。为建设新西北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短短一年时间内，在辽阔的西北地区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倾注了彭总的大量心血。
彭总特别注意要求一切干部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发扬廉洁作风，反对一切不良倾向。进城以来，在一部分干部中开始滋长骄傲居功和贪图享受的情绪，铺张浪费的现象有所抬头，少数人开始走上贪污腐化的邪路。针对这种情况，彭总及时敲起警钟。他首先提出，政府机关的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必须以精简和效能为原则。反对滥设机构，增加编制。大区党政系统原计划编制四千多人要砍掉一半。接着提出：一切政府机关必须厉行廉洁的、朴素的、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工作作风。严惩贪污，禁止浪费，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每个政府工作人员都必须把这一条作为格言、作为座右铭，忠实地执行。他深刻地指出：铺张浪费就是抵抗勤俭建国，本位主义就是抵抗统一领导；游击习气就是抵抗法制法令。一切政府工作人员，都必须无条件地、坚决地、彻底地执行中央的决定、指示和方针政策。绝不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各行其是，自立王国的现象发生。如果有人胆敢铺张浪费，贪污腐化，违法乱纪，那就必须受到党纪国法的严厉制裁，绝不能姑息养奸，心慈手软，损害人民的利益，败坏党的声誉和威望。他号召一切机关立即展开一个反不良倾向的运动。每个机关都要彻底地进行检查，每个工作人员都要把开展批评和自我检查当做自己的权利和义务。1950年3月到5月，西北大区一级党、政、军、民各机关、团体普遍展开反不良倾向运动，各省市各地方也积极响应。铺张浪费、贪污腐化、违法乱纪等现象显著减少；收到了教育干部、改进作风，推动各项工作发展的明显效果。
彭总在实践中体察到：各种不良倾向之所以能够滋长和发展，其根源在于领导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因此，从5月下旬开始，在反不良倾向的基础上，转入集中反对官僚主义，揭露和解决工作中发生的重大问题和事件。其中发放棉籽事件，是突出的一例。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农业部在陕西关中地区发放了200余万斤棉籽，可播种棉花17万亩，但这个工作没有做好。从收购到储存，试验、发放，存在着一连串的官僚主义作风，在收购时检验不认真，将新、陈、好、坏的棉籽都收了进来，储存又不注意，致使棉籽受潮发霉。各推广站试验时，有的出苗率只有30％，却不上报，有的假报出苗率为50％未经检查便信以为真，作为一般标准采取加倍播种方法，向下发放。播种时也不向有经验的棉农请教，采取补救办法，以致后果严重，棉花出苗率只有一成左右。国家损失投资30亿元（当时货币折人民币30万元），群众的损失更大。产棉计划落空，直接影响纺织工业生产，彭总对于这起事件，作了十分严厉的批评和认真处理。他抓住这一典型事例深刻指出官僚主义是我们工作的最大危险。要求各部门、各单位以棉籽事件为训，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彻底的而不是表面的检查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9月6日，彭总在西北一级整风座谈会上的发言中，严肃地指出：官僚主义的产生，除了有它的深远的社会根源外，从领导作风来说，首先和最重要的是：工作布置多而检查少；一般号召多而具体指导少；工作拖拉，互相扯皮。他列举了许多事例，如：修筑铁路这件工作，是发展西北经济最重要的事情，西北局为此发了不少指示。但在实行中与此有关的部门，相互工作不协调，掣肘之处很多，又没有及时检查和解决，致使领导意图贯彻不下去，影响了工程进度。西北局给临夏军分区关于剿匪的指示是：政治争取为主，而传达下去却变成“军事清剿为主”。对于组织民兵问题，确定临夏分区不要急于进行，而临夏军分区却传达为“有重点的发动群众”，以致被坏分子利用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相互仇杀，而领导上又没有及时发现，造成很大的损失。有些领导干部整日缠在办公室里发指示，发决议，而不深入检查，以致做对了的不能及时推广，做错了的不能及时纠正。有的部写总结，写了几个月，写不出来，就失去及时指导工作的作用。凡此种种，归根到底，是革命事业心和责任心不强，又没有相应的自上而下的检查和自下而上的监督制度，问题出来了，才手忙脚乱地去补救。彭总严肃地指出这些错误后，主动承担了领导责任，在西北局处级以上的干部会上，他作了严格的自我批评，同时联系检讨了第二次榆林战役和西府战役的某些失误，声泪俱下，铮铮之言，一语千钧，沁人肺腑，发人深省。此后，他在西北军政委员会的一次行政会议上再次着重谈到：克服官僚主义的办法，第一，要有为人民高度负责的思想；第二，要经常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掌握情况，及时指导工作。切不可老是坐在办公室里发号施令。重要文件、报告，领导同志要亲自动手，要有自己的观点，自己的语言，自己的风格，决不可全靠秘书起草，自己念稿，当甩手掌柜。要坚决反对懒汉思想，反对华而不实的飘浮作风。他的历次讲话，对干部思想和整个工作起了强大的指导作用。
彭总对人严对己更严。他任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期间，一直住在机关内新城大楼会议室东侧的由一个过道连接起来的两间休息室内。办公、会客、用餐、寝室都在其中。西北局领导同志要给他调换个较大的住房，他坚决不肯。我们想在室内改装一个抽水马桶，他严词拒绝。他当时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长期艰苦的战争生活，使他患有肠胃病。病重期间用饭很少，医生开给水煎蛋白粉和果子露水冲服。是否购买果子露这样的小事，他的夫人浦安修同志也不好轻意作主，要由秘书长买得，并说明是医生嘱咐他才接受服用。那时，实行的是供给制，他经常找总务处长计算伙食，不许超过标准。他一年四季穿着军服，夏单冬棉，和普通战士差不多，谁也看不出他是一个带兵数十万叱咤风云的统帅。
可是，庐山会议后，竟然有人说“彭德怀生活俭朴是伪装的”，这种昧心之言传出后，连张治中先生也不大以为然，慨叹地说：“怎能伪装一生呢？”
彭总在西北军政委员会还不到一年时间，就奉中央命令，统帅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肩负起抗美援朝保卫祖国的光荣艰巨的历史重任。彭总在朝鲜战火连天的岁月里，仍然对西北地区的工作很关心，遇有机会就带信捎话回来。他的指示和希望，对西北地区的领导干部和工作，都起着鼓舞和促进作用。
第5版(革命回忆录)
专栏：
一件往事
浦安修
彭总一生心中总是想着人民，在他诞辰九十周年的时候，又勾起了我对一件往事的回忆。
在我们民族遭受劫难的时代，从延安到太行山，一天的作息全靠号声，那嘀嘀哒哒的声音，把同志们从甜睡中唤醒，迎接新的一日。逢到开会时，我常向有表的同志问一声：“几点钟了？”不知什么时候周总理发现了我这个毛病，笑着对我说：“你不好找姐姐在重庆给你买块表！”我摇摇头，心想：一只表，多么贵重的东西，怎能让姐姐破费。
1947年冬，我在晋西北参加土改工作。年底，我西渡黄河，到了陕北米脂县杨家沟。没想到，中央办公厅发给团级以上干部每人一块手表。
我生平第一次戴上手表，那喜悦的心情，那视之为珍宝的爱惜，可以想象得出。从此，有它伴我起居。
1952年春，彭德怀同志带着满身硝烟，从朝鲜战场回到北京。因他额上生一肿瘤，异常痛疼，医生怀疑是癌，而他不肯回国治疗，被中央派人接回，住进北京医院。为了保密，医院领导人向护士王春玲同志介绍彭德怀时说：“他是‘王校长’。”活泼的小王，带有天真气，她眨了眨眼，没有吱声。后来她说：“当时我心里想：他哪像个校长，倒像个农村干部！”
做过手术后，他躺在病床上，每天看着王春玲热情而周到的护理，使他心里过意不去。这是他的老脾气：对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对照顾他的人，总想问问人家有什么困难，能帮助解决的，尽力帮助，“革命同志，互相照顾嘛！”
与他共同战斗过的同志，多说他在生活上是个粗人，但他关心别人却很细心。小王同志每天两次给他试脉，总是盯着他的表来计时，他发现小王的手腕上空空的，原来她没有表！
当时，我在西北局工作，赶来北京看望他。他谈到小王同志的工作热忱使他很感激后，说：“她每天按时试脉，送茶，她的工作多么需要一块表，可是她没有。”他以商量的口吻问我：“把你的表送给她用，好吗？”
这句话，乍一听，似乎出于我的意外，但细一想，又在意料中。多年的共同生活，我理解他：他心里装着别人的需要，群众的利益。我的思绪又回到太行山抗战的艰苦岁月，那时遇上接连两年的大旱，不少老乡房顶的炊烟他看不见了，急得他夜里睡不着觉，嘴唇上长满了泡。早在红军时期他就有胃肠病，但他忍受着胃病，带领八路军总部直属队和北方局的同志每日每人采一斤半野菜和树叶，掺在饭里吃，而节约出四两粮帮助群众度荒。就是野菜和树叶，也不与民争食，他和同志们越岭攀崖到远处采集，而把近处、平坦处留给群众。那时候，八路军总部和我工作的北方局，常因战局变化而迁移。当我们从武乡县王家峪迁驻辽县武军寺的不几天，他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你看这里的人和王家屿的人在气色上有什么不同？”他见我一时答不上来，便说：“王家屿的人脸色红润，这里的大人孩子的脸色差一些。”我想了一下，他说得很对。接着他又问我：“为什么这样？你做群众工作，我正要请教你呢？”我摇摇头看着他，等待他的回答，只听他说：“我想这和吃饭有关，武乡的人在饭里喜欢放点豆，黄豆营养好，人的脸色就好一些，我看可以提倡群众家家种点豆。”寥寥数语，深深地打动我的心。他对自己的衣食住行一向马马虎虎，而对人民的生活却如此体贴入微！在转战大西北的战场上，他得知陕北的老乡把仅有的小米、土豆都拿出来支援子弟兵，而他们却吃瓜蔓、树叶，以至饿死，他感动地说：“陕北人民为了干部把什么都贡献出来了，没有人民，哪有胜利！”全国解放后，过春节时，我们从小食堂多买回几个菜来，他坐到餐桌前，看了看，说：“什么时候全国的老百姓都吃上这样的饭菜就好了。”我看得出：他拿起筷时还在想这件事。我摘下表放到他的手中，他紧握着我的手点点头，憨厚地笑了。
时光流逝，往事依稀，而那嘀哒的表声时刻响在我的耳边……
第5版(革命回忆录)
专栏：
写在伯伯彭德怀九十诞辰之际
彭钢
10月24日，是我的伯伯彭德怀诞辰九十周年。伯伯已是一位历史人物，一代又一代的后来者都会根据自己的理解作出对他的评价。然而我想，不管世事替代，人们的价值观念会发生什么变化，伯伯在他的一生中，始终克勤克俭，艰苦奋斗，与人民共患难的品质，将永远得到人们的首肯。我觉得，伯伯的这种精神，在需要我们同心同德坚持改革、建设现代化中国的今天，显得尤为可贵。
我很清楚地记得这样几件事。
房子让给家口多的同志住
1953年，伯伯从朝鲜回来了，住在中南海永福堂。那时我正上中学，和他住在一起。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经济建设迅速发展，国内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气象。但在一部分干部中，也出现了追求名利，贪图享受，铺张浪费的不良倾向。伯伯对此是很有看法的。他常常对我说，我们要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
永福堂是个小四合院，又窄又旧，前面归另一家居住，东、西两厢除了我住一小间外。其他的都是公用。所以伯伯的住处拥挤不堪，他的一间屋子是办公、会客两用；饭厅中间摆了一张桌子，围坐着吃饭时，四周就不能走动了。我哥哥、姐姐来了没地方住，只好搭地铺睡。谁能相信这就是彭德怀的家呢！
那时候，北京的住房还不像现在这样紧，管房子的部门看到伯伯的情况，就在什刹海附近另找了一个住处，是个大院子，房子两层楼，比较宽敞。秘书说：“这院子适合办公，离浦安修同志上班的北师大也近些。”伯伯看了院子却不说话了。我问他：“搬不搬？”
伯伯反问了一句：“你想搬呀？”
我说：“当然啦，永福堂那个地方多挤呀。特别是我房后那个卫生间，大家共用，我是女孩子，多不方便。”
听了我的话，伯伯说：“不搬了。这里房子多，应当给家口多的同志住。咱们家没有多少人，不用住这么宽。再说，住在中南海里面，门口有个站岗的就够了。搬到这里，又要搞个警卫班，那不是增加国家负担吗？”
说真的，对伯伯与人民同甘共苦的品德，我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加深理解的。
我上学后一直享受供给制待遇，1954年，国家和军队干部实行薪金制，干部子女上学改由家庭负担。因为我是烈士的女儿，学校按规定继续供给，并为此写了信让我带回家。我很高兴，一回家就把信交给伯伯说：“今后还是国家供我上学。”谁知伯伯一听就说：“不，你上学我应该管。”说着拿起铅笔就在信头写道：“不要国家供给，由我负担。”叫我把信交给学校。从此，他用自己的薪金供我上学，一直到我上大学。
那时，伯伯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说得上名重位高了。但他从来没有利用职权牟取私利，从来没有为家庭添置什么新奇时髦的生活用品。有一次他出国访问，警卫参谋买回一辆自行车和两块手表。他首先批评不该买这些东西，接着便指定自行车归公务员小何使用，还说：“出去办事，尽量骑自行车，少用汽车。”那两块表分给黄公略的女儿和我各一块。我一看，表面上只有两根指针，没有秒针，要贴到耳朵上才能听出表的走动声。那时大三针的手表已很流行，给我弄了块二针表竟还挨了批。他把国家发给他的零用外币，大部分都节省下来交给驻外使馆了。顺便说一句，有一回随他出国的一位负责同志，把伯伯交给使馆的外币取出来一些自己去买了东西。伯伯听说了，摇头淡然一笑，显然是很不以为然的。
与人民共度时艰
如果说，上述几桩事情都发生在1959年庐山会议之前，伯伯身居高位的时候，因此能够折射出他“居庙堂之高”依然克己奉公、与人民共同奋斗的精神之斑；那么，事随境迁，庐山会议之后，他的处境完全变了，但他在“身退江湖之远”的时候，更加心忧天下，严于律己，与人民共命运。在这段时间里，我和他长期生活在一起，如今回首往事，实在心绪难平。
1959年秋天，几乎与庐山会议同时，我考上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我在向伯伯报告这个消息时，得知了庐山会议对伯伯的打击。我哭了，伯伯却很冷静。在送我去上学的那天晚上，他一再嘱咐我好好学习，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在一次探亲中，我向不能远行又急于了解情况的伯伯讲了一桩刚刚经历的事情：我从西安上火车回北京，上车前买到几块点心。我手提点心正准备上车，突然一个饿急了的人朝我扑来，一把抢去点心，往上吐了一口唾沫，然后就站在我跟前慌忙吃了起来。我被惊呆了。看到这情景的警察走过来，他的心情显然是矛盾的，问我，点心还要不要？我摇了摇头。
伯伯是懂得饥饿之苦的，他的眉头锁紧了。
我又对他说，有个同学探家回来后哭着说他家饿死三口人。我们不信，还批评他“右倾”。后来指导员作了调查，证明他说的是实情，我们便向他道了歉。
伯伯听了难过地说：“比我想象的还要困难，人民群众怎么过呀！”他的两眼涌满了泪水。
我对他说：“当初照你的意见办就好了。”
他马上不以为然地说：“我的意见真错了就好啦，老百姓就不会吃苦了。”
是的，伯伯在庐山的预言不幸而言中了，但是他没有为自己的“言中”而宽慰，而是为人民的不幸而痛心。他心急如焚，常形容自己是“热锅上的蚂蚁”。他为闲居而痛苦，说：“我是个吃闲饭的人，不能为人民工作，简直是造粪机器。为我一个无用的人配备了秘书、警卫员、司机、炊事员和锅炉工人，还有警卫班，这不是浪费吗？还不如叫我到一个生产队去，我愿立下军令状，把生产队搞好，改善人民的生活。”
当然，他是不能离开吴家花园的。于是，伯伯就在吴家花园开荒种地，竭力劳动。他真诚地希望，通过劳动一来了解农业情况，二来减轻国家负担。
此外，为了与人民共度时艰，伯伯觉得自己应该做的，就是艰苦朴素，厉行节约。他对我说：“为了减轻国家负担，我别无办法，节约还是可以做到的。”特供猪肉他买得很少，供应的好大米、面粉经常让给别人吃。自己种的萝卜、白菜和红薯丰收了，他就算给我们听，一厘地萝卜收多少斤，一分地白菜能收多少，三分地红薯能顶多少粮食，这一切能给国家节省多少开支……
在吴家花园生活的日子里，伯伯的心情自然是压抑的。然而他对民间疾苦更加拳拳在心。他曾向我说起，庐山会议时，遇到一位服务员正在为家庭生活困难而哭泣。当时他就表示，要每月资助这个服务员二十元钱。可是几天之内自己被打成“反党分子”，不能履行诺言了。“那样又要说我收买人心啦，肯定会连累他。不知他如今情况怎样？”言下之意不胜牵挂。我忍不住说了他一句：“全国困难的人多啦，你管得了那么多吗？再说你现在又是这种情况。”
伯伯没有理会我的话，还是叹息不已，过了一会才说：“只要力所能及，我还是应当办的。”
多年后回想此事，我追悔莫及。在那种境况下，我怎么忍心用言语去刺痛伯伯的心呢。
真诚的朴素
伯伯的生活是淡泊的，这大概是人所皆知的事情。尽管如此，1959年庐山会议决议却指责伯伯“伪装朴素”。这种无端指责歪曲了事实真相，实在是令人痛心的。最近《党的文献》杂志刊登了伯伯的四篇笔记，其中一篇专门谈这个问题，我读来倍感亲切，因为这些内容也是伯伯在吴家花园曾向我说起的。
他向我讲过，他自信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从没有故意浪费公家的一分钱。参加革命后，他没有多少存款可言。有一回他告诉我，1938年，从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转送给他和朱总司令各400大洋。伯伯将这笔钱一分为二，托徐特立带给黄公略夫人和陈毅安夫人了。伯伯说，黄、陈两位都是烈士，“他们对革命贡献大，我应该照顾他们的家庭。”
倒是伯伯在旧军队中曾经有过积蓄。他从连长当到团长，十年中把薪金、办公、杂支等积存的三万多块钱，在平江起义的县城又筹了三万多块钱，加起来七万元，全部用于平江起义后的各项经费了。对于家庭，那时他每年寄钱不足二百元，家中始终维持着下中农生活。我的父亲彭荣华有时去看伯伯，手中最多只有两斤家乡产的茶叶而已。对伯伯来说，所能奉献的都奉献了，正如他自己谈到的那样，“平江起义到解放战争结束，我家十余口人，流浪乞讨，全无任何顾及，四十年如一日，这不是什么伪装得了的。”回想起当年伯伯讲这番话的情景，我仿佛还能听到一颗伟大而平凡的心在悲愤地跳动着。
伯伯是在清寒中走向自己生命的终点的。“文化大革命”中，他被囚禁关押，受尽凌辱，我和他分别了八年。等到我再见到他的时候，伯伯已经身患癌症，病骨支离了。他75岁了，十分虚弱，在澡盆里洗了澡连站都站不起来。就这样，他还坚持自己洗衣服，不要别人代劳，一直到他完全瘫痪的时候。他自知来日无多，总在考虑怎样为人民做出最后一次奉献。他提出，一旦病故就把遗体献出去，供医学家解剖研究。我认为，一个人，到了这样无为的境界，在他最后告别人生的时候，灵魂一定是净化的。
我在伯伯九十诞辰的时候写下这段文字，就将这些遥寄他老人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