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探索与争鸣
社会史研究与史学研究
冯尔康
为史学工作者瞩目的我国社会史的研究，为什么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它与历史学是什么关系？怎样才能使得研究正常进行并促进史学的发展？今略述浅见，求教于学术界同仁。
史学的反思与社会史研究的开展
几年前，我国史学界开展了关于史学危机与史学反省、史学改革的讨论，对建国三十多年来的史学研究状况有许多共同的认识。这就是：
重资料轻论述和史学理论的贫乏。解放后，对史料即史学的观点虽时有批评，但在相当多的著作中仍然是史料堆砌。史料搜集和考订是史学研究的基础，但不是史学的目的和研究终结，不能以此排斥和轻视理论。在理论方面，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但还没有把它具体化为史学理论。诸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方面的马克思主义原理，是我们进行史学研究应当高度重视的，但它并不能取代历史学基本理论。史学理论的贫乏，严重影响着我国史学的发展。
长期以来，我们以教条主义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把历史简单地理解为阶级斗争史。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和建国前中国革命是民主主义性质的特点，我们又把这一漫长的历史理解为农民与地主斗争史，而且几乎就是农民战争史。历史唯物论的阶级观点包含阶级产生，社会的阶级结构，阶级的意识和文化，阶级间的矛盾和斗争，在古代社会还有阶级与等级的关系等。片面强调阶级斗争，必然会使史学研究领域相当狭窄，而且产生公式化偏向。
史学的社会功能衰落，受到大众冷遇。这是青年史学家最敏感的问题，也是史学危机观点的根据之一。“史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口号，曾经使得史学成为解释现行政策的工具。史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应以其科学的理论为指导，提供了解国情所需要的历史知识和制订政策的历史思维方法，当今要正确解决史学与现代化、与社会改革的关系问题。唯其如此，史学才能有生气。
史学的这些问题是其能否成为真正的科学的问题，是根本性、方向性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讲，史学是有一种危机感。讨论史学危机本身，就是追求史学变革的一种反映。近几年史学界讨论史学理论，开拓带有方向性的史学领域；探讨史学方法论，把自然科学的一些方法尝试性地引进史学研究，这都说明人们正在进行史学反思，寻找新的出路和摆脱困境的方法。
对史学的反思，是社会史研究开展的国内条件。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世界文化更是沟通的。当我们自己把封闭的大门打开之后，当代世界史学思潮和社会史研究动向像一股热浪涌进中国，这是社会史研究兴起的国外社会条件。
当代世界史学的潮流，是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结合。英国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中指出：“历史学中的新趋势是对新的研究技术和方法的反映”，“这些方法主要借鉴社会学、经济学和人类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69页）。社会史的研究，当前在世界范围内为史学家所重视。它作为史学的一个分支，其趋势也是从史学的一隅扩展领域，并与史学整体融合在一起。
早在二三十年代，中国已出现社会史的研究，被学术界认为是“为史学辟一新径途。”这种研究同西方社会学原理的传入有关。社会学家陈顾远为研究当代婚姻问题而撰著《中国古代婚姻史》就是明证。这时的研究多系专题资料堆砌，重叙述、轻论证，受传统史学影响太深。五十至七十年代，我国大陆基本上中断了社会史研究。本来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史有密切关系，西方社会史就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理应运用它进行社会史的研究，而且也确实研究了阶级矛盾、地租形态和租佃关系史。但是这些研究不是从社会史研究角度提出来的，它是为阶级斗争服务的，而阶级斗争理论又是被教条式理解的。这时与社会史相邻的社会学、人类学已被作为反动学科取消了，社会史研究遭到了批判，社会史的概念也消失了。八十年代以后，重新开展社会史研究，可以说是对前代史学的继承，不过因社会史遗产极其微薄，今日的兴起也可以说是肇兴，具有一定的开创性。
社会史的研究对象及与相关学科的联系
西方史学家对社会史有着不同的理解，认识也在变化，也有一个发展的趋势。大体上讲，是从排除政治史，研究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下层社会，演进到“社会的历史”，就是人们之间因社会关系形成的历史，社会群体生活史，而其主旨是社会结构及其演变、作用。具体的研究内容，如霍布斯包姆在《从社会史到社会的历史》所归纳的：（1）人口学和宗族关系；（2）史学范围以内的都市之研究；（3）阶级与社会群体；（4）“心态”或集体意识之历史及人类学意义底下的“文化”之历史；（5）社会之变革（例如“现代化”或“工业化”）；（6）社会运动及社会抗议之现象，等等。
近几年中国学者对社会史也作了若干规范。如说社会史的学科对象是生活方式的演变过程与具体规律，社会史就是社会生活史。又如认为社会史的研究对象是以人为主体的社会的社会生活方面的历史变迁。再如认为社会史学是把社会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应用于历史学研究的学科。还有的说社会史是以社会构成、社会生活、社会职能为研究对象，等等。
我认为，社会史是研究人们社会生活的运动体系，它以社会组织、社会结构、人口社会、社会生活方式与风尚为主要研究对象，兼及其他直接表现社会关系的社会生活。社会史也渗透到政治史、经济史等专史领域，凡是这些专史中属于人们社会关系的内容，也是社会史的研究对象。当然，社会史范畴不是无边际的，还应当认定它的主要研究内容，就是上述的社会组织、社会结构、人口社会和社会生活方式，这样社会史才能有它的专史领域和专史特点。
社会史不应只停留在了解人们社会生活的现象上，还需要深层次地研究人们社会生活所表现的心理状态和思想意识，这样才可能更好地揭示人们社会生活的状况和演变规律。
社会史具有边缘史学的性质。社会史与社会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文化学等学科，在研究内容上有局部的重叠、交叉，可以说它是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联系媒介，是带有边缘学科性质的史学分支。从世界范围讲，历史学与社会学、民族学、经济学、政治学等都是发展成熟了的学科，可以互补和影响对方。历史学从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引进学科的某些原理、课题和研究方法；而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经济学等学科的“历史化”现象本身表明它们也接受了历史学的一些理论和概念。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互补与互进，常常通过社会史来进行，社会史不仅对其他社会科学发展有益，而且对历史学尤有大的功用，即开扩史家的视野，扩充史学研究的领域和研究方法，使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紧密联系起来，共同发展。
社会史研究法与历史研究法
社会史有没有自身的独特研究法？它的研究会给史学研究法带来什么影响？
第一，社会史借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法，并把它引入历史学，促进史学研究法的发展。
社会史的研究离不开传统的史学方法，即归纳法，演绎法，考证法，社会史家仍然运用它们。同时，因它是带有边缘性的分支学科，可以采用跨学科的方法，就是在与它相邻的学科中吸取通用的方法。一是思维方法，二是具体方法。每一个学科都有它的方法论，有其思维方式，理论架构，基本原理，还有它的基本方法和研究技术。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的结构论、模式论、群体论、系统分析法、社会调查法、个案法、计量法等，能为社会史研究所接受，在西方已为社会史家所普遍采用。当今世界科学的进步更注意边缘学科的研究，以此为突破点，带动老学科的发展。具有边缘性的社会史的研究进入史学，正是史学发展的一个突破口。
社会史研究接受相邻学科的方法，应当有所创新，结合历史学的内容加以改进，使之适合本学科的应用，不能完全照搬。对于中国社会史来讲，在吸取其他学科方法的时候，要继承史学传统中的有益因素，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西方社会史以排除政治史起家，以研究社会经济史而有生命力，但现在则比较注重第三层次的心态研究，有忽视经济的倾向，因此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经济方面的原理，对于社会史的理论与方法的意义更为重要。只有这样，社会史、历史学的研究法才能是真正科学的。
第二，社会史研究本身对于史学贡献了一种史学研究法。
认识论也是方法论。史学家发掘社会史的研究对象和任务，是史学认识的重大成就，也可以把这种认识作为方法，有意识地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当社会史还没有成为史学一个分支时，史学不仅缺少它，也没有认识它的方法。社会史研究提出后，史学家把它的研究范畴、任务纳入到自身的研究中，社会史课题就是历史研究课题，社会史的研究任务就是历史研究的任务之一，这就把社会史的认识论变成为史学的方法论。
第三，社会史研究为历史学的综合研究法的实现创造了有利条件。
科学的历史研究法，应同它的研究客体相结合、相一致，才有可能揭示整个历史的面貌。历史本身包罗万象，但又处在发展和变化中，因此史学研究要与历史实际相结合，就必须遵循史学研究的领域应同历史实际的领域相一致的原则，遵循史学研究法同与历史有关的各门学科研究法相结合的原则，这就是史学的综合研究法。
社会史对史学综合研究法的实现创造了条件。社会史纳入历史研究，在大大丰富历史研究内容的同时，也使历史研究的内涵结构更符合于历史自身的结构，这样就可以进行历史整体性的研究，了解历史的全貌，所以社会史内容的研究可以改变对历史的总体看法。社会史促进历史学的综合研究法的实现，其结果是提高了史学的理论思维，加强了对史学的分析与论证，克服了罗列事实的陈述或公式化的论述，从而进一步提高了史学的研究水平。
总之，作为历史学一门专史的社会史研究的开展，给予史学的不只是过去史学不曾认真注意的一些研究领域，更重要的是以其研究方向和角度实现史学的整体研究，促使史学研究有个质的飞跃，从而使史学的社会功能得到良好的发挥，推动史学研究走向新的繁荣，这是很有意义的。
第5版(理论)
专栏：
深化企业改革 提高经济效益
张文周
治理环境、整顿秩序、深化改革之统一，在于提高经济效益。进一步提高经济效益，当前要深化企业改革。
当前深化企业改革的重点应放在企业内部，继续做好企业内部配套改革这篇文章；同时在企业外部采取相应的配套措施。根据重庆的情况，深化的重点包括：企业领导体制尽快由厂长负责制试点阶段的“双轨制”即厂长对生产经营、行政指挥负责，党委对企业政治思想工作负责向厂长全面负责的“单轨制”过渡。为保证厂长以法行使职权，有关部门应尽快按照《企业法》有关条款制定具体保证措施；在企业所有制和经营方式上，实行“两权”分离后内部可以搞“一厂两制”或“一厂多制”，积极鼓励职工现金入股和企业间相互参股，也可以出卖全民企业的部分股权；在全民企业积极引入乡镇企业的灵活机制，在劳动制度上引入竞争机制打破干部工人界限，广泛推行招聘制和劳动优化组合，真正做到厂长有用人权，工人有择业权，兵将互选，优胜劣汰。为此，需要尽快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和劳务市场；在企业内部分配制度上，增加工资杠杆的弹性，把部分甚至全部工资同奖金一起浮动，彻底改变目前一些企业上不上班都拿工资，干不干活都有奖金的状况。在企业普遍承包后，还需认真总结经验，继续配套、完善、深化、发展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
此外，还要在地区产业政策指导下，优化生产要素配置，近期的重点是通过发展企业间的横向联合、组合企业集团、企业法人承包租赁、企业兼并等方式，实现资产存量在使用方向上的优化组合。
企业内部改革需要政府部门和有关方面按照“支持改革、服务企业、最少干预”的思想，围绕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相应进行配套，进一步实现政企分开。企业急需社会环境和市场环境的大改观，例如贯彻《企业法》的实施细则、按承包条例实行企业资金分账管理、建立和完善企业产权交易市场、劳务市场、证券交易市场，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等，把企业这个市场的主体真正推向放开经营、自负盈亏、市场调节的轨道。
深化改革是为了进一步解放生产力、进一步提高经济效益。当前，重庆80％的企业实行了承包经营，承包转变了企业经营机制。承包是手段，承包为的是出效益。
当然，提高效益不光是承包，企业承包后要提高其集约化经营效率还必须加强企业管理，依靠技术进步。根据重庆的调查，今年以来生产稳步增长，经济效益显著提高，预算内工业企业亏损减少，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均完成较好，其主要经验除普遍引入竞争机制，落实了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调动了广大职工积极性外，第一是加强企业内部各项基础管理工作主要是质量管理、资金管理、劳动管理，使企业各项基础工作有所增强。第二是重视企业技术改造，增强企业物质技术基础。重庆市“六五”以来，调整了产品结构，发展了一批拳头产品，近两年来仅新产品实现的利税已占全部利税的12％，全部工业产品质量稳定提高率达92％。第三是政府加强调控，职能部门加强服务。人民银行市分行通过贯彻“总量控制，调整结构，区别对待，择优限劣”的原则，使贷款创汇率增长17％，工业百元产值占用流动资金下降16％。企业主管部门通过行业管理，积极促进企业间的横向联合和产权转让，使资产存量在使用方向上更为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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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朱熹哲学研究》
陈来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这是《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的一种。作者从理气论、心性论、格物致知论和朱陆之辩等四个方面对朱熹哲学思想发展作了严密的历史考察，梳理了朱熹学术思想的发展线索和朱熹在重大哲学问题上前后思想的演变脉络。本书对朱熹哲学研究中的一系列疑难问题有一定突破。作者认为朱熹哲学是由不同层次构成的复杂体系。作者通过缜密分析、论述，揭示了朱熹哲学中哲学命题的不同意义。本书力图通过对朱熹哲学的剖析，使读者对宋明理学重大问题、基本特征，获得具体、深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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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培育和完善市场机制的讨论
不久前，商业部长胡平邀请部分在京著名经济理论家，座谈如何培育和完善市场机制问题。大家认为，培育和完善市场机制，涉及到市场改革的目标模式、市场培育的条件、市场发育的过程等问题。
尽早在我国建立起现代化、规范化、组织化、高效化的市场体系，这可说是我国市场改革的目标。实现这个目标，需要有一个过程。我国目前的市场还处于很不成熟的阶段：信用化、票据化、企业化程度很低；商品交易中以现货交易为主，交易的商品又是以消费品为主，市场规则刚刚开始建立，市场组织化程度很低；市场半径短小，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联系少。要使我国的市场由如此早期的阶段达到成熟阶段，无疑需要一个长期的发育过程。
还不可忽视的是，我国目前的经济状况呈现明显非均衡性，商品短缺，企业缺乏自主性和自我约束力，政府几乎承担了改革的全部风险。此外，我国从产品经济体制向商品经济体制转变具有更大的难度。我国50年代建立产品经济体制时，商品经济很薄弱，政府是唯一的主体，又是利益的主要获得者，因此，依靠超经济的行政力量几年内就建立起一整套产品经济体制。现在处于完全不同的环境，培育和完善市场机制不可能很快完成。
然而，人们不应该被动地等待。虽然市场发育必须经历一个客观过程，但通过改革创造有利的环境可以缩短这一过程。这个环境包括：通过企业机制改革使作为市场主体和受体的企业，真正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即自主地参与市场；通过建立多元化所有制结构，特别是通过改革传统的公有制，探索和创造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兼容的形式；通过包括政府机构在内的社会组织结构的改革，实现宏观调控和干预行为的理想化；通过价格改革，放开包括利息、劳力、技术等在内的广义价格，按照价值规律灵活调节市场；通过制定市场法和市场规则，建立竞争择优、机会均等的市场新秩序。目前，要注意稳定通货，制止通货膨胀。此外，特别要下大力消除障碍市场发育的旧观念。后头这一点，可说是培育和完善市场机制的先导。
上述种种条件涉及“三个机制”（企业机制、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机制）和“二个结构”（社会结构，利益结构）及“一个配置”（资源配置）。在改革的不同阶段，上述中某一项可能是主要的，但不能强调一方面，而忽视其他方面。
（丁声俊 王一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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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熊映梧说：
中国改革的进程不可能太短
黑龙江大学教授熊映梧撰文说，中国是在古老的封建主义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三十多年来，又建立了一套严密的产品经济体制，要从产品经济转化为市场经济，恐怕比从自然经济转化为市场经济更困难，因为有组织的强大的产品经济比分散的微弱的自然经济具有大得多的
“反市场力”。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实际状况，决定了今后一段时间难以根本改变主要产品短缺、基础设施落后、社会生产力整体功能不佳、经济效益不够好的局面，并且面临“人口压迫生产力”的形势。此外，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市场社会主义”的成功经验可供借鉴，我们至今还未找到把计划和市场有机结合起来的途径、形式，因此不能期望改革一帆风顺，不走弯路，不遭受挫折。上述这些都意味着中国改革的进程不可能太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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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陈琦伟谈：
国际竞争时代的特征和影响
上海亚洲研究所所长、华东师大副教授陈琦伟撰文说，当今的时代是国际竞争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出现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六、七十年代成为影响全世界经济活动的最重要因素。
国际竞争时代具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战后国际经济关系相对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和帝国主义时代在平等化方面有了实质性进展；二、经济国际化内容的深刻化和广泛化。在生产领域，提高生产率的竞争迅速趋于国际化，影响技术选择和生产投入量供应的因素迅速国际化。在销售领域，各类商品销售中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产品生命周期大大缩短，由此推动经济活动方式更加多样化、多层次化，进而更加国际化。在金融领域，金融业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各国金融形势的相互影响通过利率、汇率中介的加速传递，金融信息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空前增加。八十年代以来上述各个经济领域的经济国际化出现合流趋势，由此对国际经济体制提出了新的要求，也对各国政府干预经济的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三、当代新技术革命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深化。以国际竞争为主要内容的新时代，对各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之一，是任何国家或地区在当今世界都有发展的机会；之二是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若不成功，其主要原因不是在于外部而是在内部。上述两个影响，显然是对各国经济发展的直接挑战。对此，我们应当深入加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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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谭明璋说：
保持为政廉洁重在监督
襄樊输油公司谭明璋说：保持为政廉洁，除领导干部本身素质以外，重要的在于监督。
为政廉洁和其它事物一样，都受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的影响。领导干部具有好的政治素质，坚强的革命事业心，精湛的专业技术才能，即通常所说的德才兼备，是为政廉洁的内因，而处于被领导地位的人民群众对领导者进行自觉的或不自觉的、公开的或非公开的监督，是领导干部为政廉洁的重要外因。内因是重要的，但不是说可以忽视外因的作用。领导干部一方面不断提高政治和业务素质，一方面有力地建立监督制度，并以积极的态度对待监督，才能为政廉洁。怕监督，想方设法避开群众监督的领导干部，就不可能为政廉洁。
保持为政廉洁，要有全方位的监督。一是加强党内监督，对党员干部施教于前，施法于后；二是让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充分发挥民主监督作用；合理利用民主监督的权力；三是加强政策监督，任何领导干部不得以任何借口，钻政策的空子，趁机捞一把；四是加强法律监督；五是加强舆论监督，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