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革命回忆录)
专栏：
又一位“白求恩”
朱仲丽
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毛泽东：《纪念白求恩》
现在人们都不兴抄语录了，我却将上面这些话抄在文前，因为它也完全适用于另一个人。像白求恩这样的外国人，在我国不止一个。1938年初，我一到延安边区医院，就见到这样一位同行、同事和同志：
一身灰塌塌的八路军棉袄棉裤，小腿上还缠着打成人字花的绑带，脚穿用布条毛线打成带绒球球的草鞋，只是在八路军的灰布军帽下，是一头浓密而弯曲的卷发，在深陷的眼窝里，闪动着一对机灵以至俏皮的灰褐色眼睛，一个称得上硕大的非东方人的高鼻子，触目地耸立在脸的中央，那笑口常开的嘴里，发出的竟是地道的我国北方话，还不时冒出边区老乡们常说的俗话俚语。
他，就是1936年与美国记者斯诺一起进入陕北革命根据地，以后又一直留了下来的美国医生、原名叫乔治·哈特姆的马海德。从那时起，边区的军民就一致称他为“马大夫”，直到进了北京，人们还这么叫他。当时他是边区医院的内科医生，我是外科医生，两人一开始就合作得很好。我们医院的病房全分散在大山沟里，每次查房都得爬坡过沟翻山崖，刚从白区大城市来的我，总是跌跌绊绊又战战兢兢，他就伸出宽厚的大手，上坡在前面拽着我，下山又在旁边牵着我，不仅帮我完成了工作任务，还使我很快学会了爬山，适应了边区生活。
那时的边区科班出身的医生很少，他这个“洋大夫”就成了最受人们欢迎和信赖的人物，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到边区的婆姨娃子，都爱找他看病，所有重要的会诊，他都必去参加。白求恩到边区时，早到一年多还是中国共产党员的他就成了当然的接待、陪同者和活动向导，给了白求恩不少帮助支持。他和白求恩一样地“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当时的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以后成了我丈夫的王稼祥，由于伤重病多一直是他格外关注的重点对象。有一次我也病了，高烧40多度，他不只亲自为我诊治，还像护士和大哥似的细致照看我，连我便溺时都自己动手帮助。他为其他同志精心治疗、细心照顾的事就更多了，直到建国以后，他作为我国卫生部的顾问，依然如此。前两年原印度援华医疗队的巴苏大夫，在北京病倒了，他忙来找我借印度音乐磁带，我找到一盒印度歌曲原声带，他马上拿去放给巴苏听，使病人得到了最好的安慰。
他在边区时，人们从不把他当外国人，他自己也不觉得是外国人，但是他毕竟是个外国人。王稼祥见他爱抽烟，却只能弄到边区自产的粗烟叶子，装在烟荷包里用烟斗抽，就设法从前方的战利品中要到一些外国雪茄烟送给他，以示优待这位国际友人。他说“烟酒不分家”高兴地收下了，但是另一次却断然拒绝了对他的优待。中央曾决定提高他的生活待遇，他却坚决不接受特殊照顾，只享受八路军干部一样的待遇。不过他也有“特殊”处，就是常在住处开着留声机跳“交际舞”，我也被他拉了跳过。这在边区是件稀罕事，竟引起人们的兴趣，不少人也学着跳起来，后来连毛泽东、朱德和叶剑英等党和军队领导人也跳开了，还逐渐形成了“制度”，常在节假日举行机关舞会，用以调剂精神生活，促进身心健康，在中央机关迁到西柏坡和进了北京后也是如此。应该说他是这一活动的首倡者之一，直到八十年代我们还常相聚欢舞，从古典华尔滋到现代迪斯科，他都跳得很起劲。他说这既是文娱活动又是体育运动，常在跳过以后拍拍自己的大肚子笑道：“看看又下去了不少！”
就是这样一位开朗乐观、热忱待人的国际友人，有一段时间竟被康生之流诬为“特嫌”甚至“外国间谍”，这虽然使他的工作和心情受到影响，但他那热爱我国和人民事业之心，却一如既往，始终不渝。十年动乱中受到严重迫害的稼祥和我，刚从“流放地”回到北京，他就不顾风险赶来看望我们。“四人帮”垮台了，他和我们一样兴高采烈，马上积极支持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不断向有关方面提出建议，迅速改变闭关自守的落后方针，打开门户走向世界，了解学习和引进国际上先进的经验方法，及时请进外国专家，帮助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现代化建设。年过古稀以后，他体质明显下降，胸腹部曾几次动手术，但却照常埋头工作，支持研究令人生畏的麻风病的防治，还多次不顾病痛出国访问，与国外同行进行科学上的交流合作，为我国卫生事业多方寻求帮助以至发起募捐。
今年6月我听说他病情又加重了，也有了什么癌，就赶去看望他，见他果然十分消瘦，发福的肚子也瘪了，我很为他担忧。但他自己却若无其事，放下正进行的又一次出国的准备工作，同我说笑道：“是有一些癌细胞在跟我捣蛋，就像在我身体内部安上了导弹，随时都可能发射和爆炸，不过我不怕它，我要等着读你新出版的小说呢！”说过这话第二天，他就带着自己心上的愿望和体内的“导弹”，再次出国远行了。此后不久我也患了重病，出院后又按医嘱在家静养着，正打算在体力恢复后再去看他，却在刚过国庆佳节时，突然得到了他过早去世的消息！
我后悔没有早点去看他，更痛惜从此失去了一位几十年甘苦与共的老朋友好兄长。我赶去他家时，他的夫人苏菲说他“走”得很安静泰然，只是瘦得变了形，他为自己所热爱的人民和事业，耗尽了全部的精力、心血和热情！我没能见到也不愿想象他最后的样子，却在心里反复追忆着半个多世纪以前第一次见到他时的形象：一身灰塌塌的八路军棉袄棉裤，还有那俏皮的眼神和满口的开心话等等。虽然这一切都不再存在了；我却更加铭记难忘了。为此我信笔写下了这些不像悼念文章的文字，以此来为我国人民忠实的朋友、我心目中的又一个白求恩、我们的“马大夫”送行！
第5版(革命回忆录)
专栏：
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
——纪念彭德怀同志诞辰九十周年
余秋里
今年10月24日，是彭德怀同志诞辰九十周年。我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纪念这位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
彭总在近半个世纪的革命斗争中，南征北战，历尽艰险，为人民军队的创建和发展，为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和巩固，为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为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建立了彪炳千秋、光照日月的功勋。
我投身革命后，经常听到彭总为人民出生入死的英雄事迹，一直由衷地敬佩。但深刻认识他，还是在保卫延安的日日夜夜。那时，蒋介石重点进攻延安，以胡宗南的23万大兵压境，而陕北我军仅有二万五千人。敌强我弱，敌众我寡！在相当严峻战局面前，彭总主动请缨，临危受命，担任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从此，他亲自指挥西北野战军按照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作战方针，诱敌深入，声东击西，首先在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三捷”，奠定了胜利的基础；继而，西出陇东，收复“三边”，调敌北上，在沙家店一举歼敌两个旅，扭转了西北战局，使我军由防御转入进攻；1948年2月，他亲临前线部署围城打援，在宜川、瓦子街地区聚歼敌整编第29军5个旅共三万人，敌军长刘戡被击毙，取得了改变西北战局、影响中原形势的西北空前大捷，打开了向蒋管区进军的大门。经过一年一个月零三天的艰苦转战，革命圣地延安重新回到人民的手中。接着，他率领大军向渭北、向关中挺进，势如破竹，歼宁、青“二马”，克兰州、西宁，迅速解放了大西北。在人民心目中筑起了又一座光辉的丰碑。
西北战场的伟大胜利，充分证明了彭总是一位全局在胸，运筹帷幄，灵活机动，具有雄才大略的军事家，同时证明了他还是一位目光敏锐，思想深邃，循循善诱，率先垂范的政治工作领导人。我当时任358旅政治委员，对彭总领导政治工作的卓越才能体会很深。
彭总的革命生涯中，经常兼军、政两职于一身，在工作上军政兼施，紧密结合。他十分重视党的建设，亲自主持党的会议，研究、贯彻党中央的指示。他带头进行思想动员，在保卫边区的万人大会上，用质朴的语言，阐明敌必败、我必胜的真理，号召人民“彻底粉碎胡宗南的进攻”！他把强有力的政治工作贯穿于战役、战斗的全过程：战前联系实际，讲清有利和不利条件，坚定胜利信心；战中及时传达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声音，通报胜利消息，不断激励士气；战后总结讲评，向有功部队发布嘉奖令，告诫指战员吸取经验教训，准备再战。他常说：“打仗要有高昂的士气。做政治工作的，就要提高部队觉悟，把士气鼓起来。”“政治思想工作搞不好，一切工作就失去有力的保证”。
彭总做政治工作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紧紧结合新时期的中心任务，研究新情况，创造新形式，适应新的要求。新式整军运动从发现、总结到推广全军浸透了彭总的心血，就是一个范例。
1947年11月，二打榆林结束后，西北野战军普遍开展冬季整训。当时，部队经过一年的艰苦作战，兵员发生了很大变化，解放战士增多了，有的连队竟达80％以上。由于战斗频繁，部队缺乏全面系统的政治思想教育，不少解放战士阶级界限模糊，在艰苦环境里情绪不稳，违犯纪律，有的在战斗中贪生怕死，表现畏缩。针对上述问题，我们采取诉苦和三查的方法进行整训。诉苦，就是诉旧社会和反动派给予劳动人民之苦，三查是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通过整训，部队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
用诉苦三查进行整训的情况报到野战军总部，引起了彭总的极大兴趣和关注。总部的同志告诉我：彭总得知你们搞了诉苦三查，非常高兴，连声说“好”！他多次对政治部的同志讲：最近，党中央发表了毛主席写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发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号召，解放战争进入了新的阶段。解放区正在搞土改，焕发了人民群众支援革命战争的热忱。我们军队怎样调动积极性，提高战斗力？我看，诉苦三查是个好办法。
不几天，彭总和政治部甘泗淇主任来到我们旅，亲自听各团政委、主任汇报，参加了字字血、声声泪的控诉大会，看到了为亲人报仇，杀敌立功的请战书，还找干部战士座谈，详细了解情况。当听到通讯连指导员刘传喜，汇报解放战士于得水在家受尽剥削压迫，被抓丁当兵后，又受尽反动军官欺凌的悲惨遭遇时，彭总沉默了好大一会，然后扭过头来对我说：“翻身农民参军的子弟兵，受地主老财的剥削压迫，只受一重苦；俘虏过来的解放战士，绝大多数是贫雇农，他们在家受地主老财的剥削压迫，在国民党军队又受压榨打骂，受的是双重苦，是我们的阶级弟兄”。“通过诉苦，大家懂得了阶级，懂得了剥削，懂得了为人民当兵，为自己翻身打仗。对敌人的仇恨加深了，战斗意志就会更加坚定。”听着彭总这些精辟分析，我们认识一步步升向更高的境界。这次调查，彭总印象很深。多少年后，仍记忆犹新。他在“自述”中写道：“358旅战士中有一名四川人，是俘虏来的。深夜一人在野地，写着他母亲的神位，哭诉他母亲是怎样惨死的，仇恨国民党和当地的恶霸地主，他参加了人民解放军，要如何为母亲报仇。一位连指导员悄悄在旁听着，他也有类似苦难，结果他们拥抱相诉相哭。”只有熟谙这段历史的实践者，才能记得如此真切感人。
彭总在我旅住了三天。临别前的晚上，我去请示工作。彭总亲切地说：“你们搞的诉苦三查，很有意义，这是政治工作的一种新样式。有了彻底的群众路线，就能充分发扬民主，引导群众从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根本上提高觉悟。你们要下决心抓下去，抓出成效来。”我想到前段作战骨干伤亡大，干部减员较多，又要迎接新的战斗任务，便问：“经过诉苦三查，能不能从解放战士中选一批骨干？”他听了眼睛一亮，高兴地说：“好啊！可以发扬民主推荐干部，确实表现好的，可以当排长、连长，当营长也可以嘛。”彭总回去以后，我们收到关于推广诉苦三查做法的电报。西北野战军的诉苦三查运动就广泛开展起来了。
1948年1月，野战军在米脂杨家沟召开团以上干部参加的前委扩大会，中央领导同志也出席了这次会议。为了把运动引向深入，彭总安排我在会上汇报。周恩来副主席作了指示，赞扬诉苦三查是“壮大军队”的“法宝”。毛主席听了彭总的介绍，专门接见了我，并兴致勃勃地听取了汇报。他说：我们从中央苏区起，就想找到一个教育俘虏兵的好形式，这次诉苦三查的办法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通过这次整训，广大指战员进一步认识到三座大山是造成一切苦难的总根子，使大家从根本上提高了阶级觉悟，坚定了革命斗志；在这个基础上，增强了内外团结，激发了练兵热情，提高了战术技术水平。在紧接着发起的宜川、瓦子街战役中，指战员们冒着风雪严寒，将敌人团团围住。他们高喊：“为亲人报仇”的口号，群威群胆，英勇杀敌，全歼了敌人，创造了西北战场上的空前胜利。战斗中涌现了刘四虎等大批战斗英雄，充分显示了这次整训的威力。战役结束第四天，毛主席就发表了著名的评论，把诉苦三查誉为“新式整军运动”，高度评价：“这次胜利，证明人民解放军用诉苦和三查的方法进行新式整军运动，将使自己无敌于天下。”
彭总做政治工作的又一个鲜明特点是，把为群众谋利益放在第一位，从关心和解决柴米油盐问题做起，使广大群众认识党代表他们的利益，从而竭尽全力去实现党的各项任务。
1947年3月，我旅撤离延安后奉命诱敌西向安塞，然后折插青化砭潜伏。途经各个村落，老百姓虽已坚壁清野，但有不少东西来不及藏。留下看门的老大爷劝战士说，与其留给胡宗南来了糟蹋掉，不如你们吃了用了。有的战士也觉得“有理”，于是，出现了违犯纪律的现象。战士王云才却不这样，他每住进一村，就把群众的家当自己的家管起来，把院子扫净，把门窗修好，把羊鸡喂养起来。彭总知道各部队都有些违犯群众纪律的现象后，当即指示必须立即制止。3月29日，在延安郭家畔召开旅以上干部会，总结青化砭作战经验，又表扬了王云才为人民管家，强调整顿部队的群众纪律。他严肃批评那种吃、用群众东西有理的思想，指出：“你把老百姓东西吃了，用了，敌人不来了，怎样向群众交待？”“敌人抢掠是敌人的本性决定的，永远不会改变。老百姓的东西叫敌人抢去吃了，用了，老百姓就会把仇恨记在敌人的账上。老百姓对敌人的仇恨加深了，就会用他们想得出来的各种方式和形式去打击敌人。这种人民自己起来捍卫自己生命和财产安全的战争，不正是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吗？”彭总用战略眼光深刻分析群众纪律和人民战争的关系，使到会同志深受教育。在贯彻会议精神中，我旅开展了“学习王云才为人民管家”活动，兴起了爱护群众一针一线的热潮。
彭总出身贫寒，当过苦工，始终对劳动人民充满深厚的感情。他容不得损害群众一丁半点的利益，一经发现，就严肃批评，严厉制止。他重视减轻群众的负担，电令全军在休整期间，用自己的骡马驮运粮食，尽量不动用群众的人力畜力，他十分关心群众的疾苦，要求部队节衣缩食，并身体力行，为群众分忧解难。1947年底，陕甘宁边区的许多地方，由于遭受敌军的破坏，加上干旱、霜冻等自然灾害，群众的生活很困难，不少人为了活命，把留作生产的一点种籽也吃掉了，针对这种情况，野战军总部发出一项倡议，号召大家每天节约一两粮，支援老百姓。彭总在会上要求：“要动员部队从每个人的口里节约粮食，帮助父老姐妹渡过难关。”部队积极响应，把晋绥人民送来的口粮尽量节省一些下来，支援群众。我听说，那段日子，彭总每顿饭都少吃半碗饭，身边的同志劝他多吃一点，他讲，部队缺粮时老百姓想到我们，现在他们缺粮断炊了，我们也要替群众想一想。
彭总把为群众谋利益放在第一位，还集中表现在与干部战士甘苦与共，亲如手足。他说，哪一次战斗的胜利，不是干部战士英勇冲杀得来的，关心、体贴他们，是生动实际的政治工作，也是指挥员的应尽责任。首战青化砭告捷后，地方同志专门给彭总送来几筒炼乳，表示慰问。他把炼乳送去一些给伤员，其余都倒进烧开水的锅里，让大家都喝上一口淡香的牛奶。在北上三边，穿越苦水沙漠的行军路上，人人干渴难耐，嘴唇燥裂。彭总见一个小战士因发烧躺在路旁，连忙将留给自己的一点水递了过去，让小战士喝。小战士行走困难，他又将他扶上自己的马，自己跟在后面前进。西府战役中，彭总看到一个战士受了伤还坚持带上机枪去赶部队，很受感动。他立即派人给这个战士洗脸、洗脚、包扎，然后，又送到医院。我至今还忘不了彭总吃“钱钱饭”的感人事情。1947年8月中旬，沙家店战役之前，我们部队已经开始缺粮，上级指示受伤的马可以杀了吃。就在这样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部队向沙家店的敌人发起了猛烈的攻击，经过一天的战斗，我军消灭了敌三十六师两个旅。战后，彭总下令部队迅速吃饭，然后到沙家店以北地域集结。当时有一个营支起锅灶却没有一粒粮食，正在发愁。这时，一个战士背着一袋东西过来，气喘吁吁地说：“彭总听说你们没粮食了，派我把这些小米送来”，营长问：“彭总吃什么呢？”战士回答：“彭总会想办法的”。大家喝着香喷喷的小米稀饭，感动得热泪盈眶，消灭敌人、夺取更大胜利的斗志更加旺盛。事后，我们得知，送粮的战士走后，彭总请带路的群众想个“填填肚皮的办法”，这个群众只搞到些粗糠和压得像钱钱一样扁的黑豆，熬成稀粥，做了一顿“钱钱饭”。彭总指挥战斗两天两夜，把仅有的小米全送给战士，自己吃的却是这样的“钱钱饭”。
彭总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极大地激励了群众支援革命战争的热情。部队断粮断水，陕北人民把仅有的救命粮、救命水送给干部战士，自己心甘情愿地忍受饥渴的熬煎；大部队伏击，陕北人民严密封锁消息，使敌人变成聋子瞎子；战斗紧张激烈时，上阵地抬担架的民工也拿起刺刀、手榴弹与敌人拚搏。彭总每次来到我们部队，都夸“陕北的群众好！”他说：“群众工作是很重要的政治工作。树离开土是死树，鱼离开水是死鱼。没有陕北人民群众的支援，没有干部战士的前仆后继，二万五千人怎能打败二十三万强敌呢？”
彭总做政治工作最过硬最突出的特点是：率先垂范。凡是发出的号令、指示，要求部队做到，自己首先做到。他把党的事业、人民的利益当作一把尺子，经常衡量自己的言行，符合的就坚持、发扬，不符合的就检讨、改进。他经常讲，以身作则，说到做到，是政治工作的基本方法，也是共产党员、政工人员的基本品德，当领导的更应该这样。
彭总指挥作战总是不避艰险，指挥靠前。每次作战，他都亲自勘察地形；重要的计划、报告等文电都是口述或亲自动手。战斗进入关键时刻，他置生死于不顾，把自己的指挥所前移到最有利于指挥的位置。1947年10月9日，攻打清涧城制高点爬子山的战斗异常激烈，部队久攻不下，前来驰援的敌5个半旅已进至离我二十里的山后，兄弟部队正在顽强抗击。是打还是撤？在这紧要关头，彭总来到我旅前沿。他站在一条横向的堑壕里观察。这里常遭受敌火力袭击，机枪可以打到。我对彭总说：“这里危险，快换个地方！”他生气地说：“你们经常在这里观察都不怕，我怕什么！”我见久呆要出危险，忙上前把彭总硬驾了下来。刚离开，一梭子弹就打在刚才站的位置上。彭总风趣地说：“看来任务没完成，马克思不要我”。回到旅部，他一面命令兄弟部队继续抗击，一面指示我们调整部署，组织部队，加强攻击。彭总的模范行动，对指战员鼓舞很大。团长储汉元带领突击营勇猛攻击，终于占领了爬子山主峰。第二天，部队发起总攻，全歼清涧守敌，活捉了敌中将师长廖昂。
生活俭朴，和普通战士一样，毫不特殊，是彭总的一贯本色。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包括参谋、通讯员、炊事员都平等相待，和蔼可亲。他不喝酒，不吸烟，除了看书和下棋以外，没有任何个人嗜好。他常把津贴省下来，给公勤人员买纸、买笔。行军路上，有时走进战士的行列，和战士一样徒步前进。穿过苦水沙漠地区，警卫员为他多备了一葫芦水；彭总得知买葫芦和找水都很困难，责令警卫员把这葫芦水送给了连队。攻打榆林的路上，他脚上的布鞋已经破了，警卫员趁彭总睡觉的时候，将布鞋拿到管理科换了双新的。他坚持不换，说战士们在冰天雪地里练兵打仗，有的还没有鞋换，我这双鞋补补还能穿。1948年，部队在渭北整训，这是新解放区，物质生活条件比陕北好多了，而彭总仍然保持艰苦俭朴的作风。土基会议期间，彭总找我了解情况，留我吃了一顿饭，桌上摆了三个菜：青菜、豆腐、鸡蛋炒黄花，全是猪油炒的。饭后，炊事员悄悄告诉我：彭总最喜欢吃猪油，平时还舍不得。你们来了才叫用猪油炒菜。统帅千军万马的彭大将军，生活如此俭朴，我每次想起都激动不已。
彭总心胸坦荡，有成绩归功于党和群众，有问题勇于承担责任，严格解剖自己。在西北战场上发起的二打榆林和西府陇东两个战役，虽然歼敌两万八千多，但未达成预期的目的，部队伤亡较大。彭总对此十分痛心。尽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他严于律己，从敌情判断、战役决策和作战指挥上查问题，找原因，并在前委扩大会上公开检讨了自己对胡宗南、马步芳之间的矛盾分析不透、判断不准，和思想上急于求成的缺点，他指出这两次战役未打好，都发生于打胜仗以后，责备自己滋生了轻敌思想。我们听了这种严格的自我批评，深感彭总高瞻远瞩、严于律己，具有大将风范。有了失误，从不文过饰非，即使取得很大成绩，为了推动工作的发展，彭总也公开检查前进中的缺点，新式整军运动受到毛主席高度赞扬后，彭总没有拿成绩来掩盖问题。他在给军委的报告中，认真检查“运动发展不平衡”和“有某些过火行为”等两个问题。说这是前委缺乏具体领导造成的，并在党的会议上，就上述两个问题作检讨，提出改进意见，他常说：“在某种意义上讲，认识自己比认识别人更难。就是要经常反省反省，看哪些做对了，哪些做错了。以便少犯错误和不犯严重错误。”这是彭总从实践中悟出的至理名言。
回顾在西北战场战斗的岁月，彭总领导政治工作的经验非常丰富，我从中学到了许多东西，概括起来，就是他在第一野战军第一次党代会的报告中所阐述的基本原则：“一切政治工作方法要从实际出发，要从政策与策略观点出发，要从提高全体指战员的阶级觉悟出发，反对一切形式主义。”这个基本原则同他的军事工作贡献一样，丰富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宝库，为我们昭示了政治工作的方向和道路。我们纪念他，就要把我党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不断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