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要闻)
专栏：
讲够成绩 讲透困难 讲明办法 讲清前景
全国城乡将广泛开展形势教育
中宣部召开宣传部长会议作出部署
新华社北京10月19日电 （记者孙本尧）今天在北京闭幕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讨论和部署了将在全国城乡广泛深入开展的形势教育，以使全国上下统一思想，统一行动，齐心协力地完成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各项任务。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启立、中央书记处书记芮杏文就如何进行形势教育、做好宣传工作到会听取了意见。胡启立在会上说，十三届三中全会是很重要的会议，会议作出的决策是符合实际的，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普遍拥护。他要求各级党委切实加强对形势教育的领导。通过广泛深入的形势教育，把广大干部、群众吸引到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工作中来。芮杏文强调，要帮助人们正确理解三中全会的精神实质，正确理解治理、整顿与深化改革的关系，增强大家克服困难、做好改革建设工作的信心。他们还要求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宣传，发挥我们的政治优势，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形势教育和宣传工作都要注意效果，讲究方法。
在这次由中宣部召开的为期4天的会议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党委和中直机关工委、中央国家机关工委、解放军总政治部的宣传部长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就如何广泛深入地开展形势教育，进行了热烈认真的讨论。中宣部部长王忍之、副部长王维澄、李彦在会上讲了话。
会议认为，中央决定，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后在全国城乡开展一次形势教育是非常必要和及时的。这次形势教育的主题应是学习、贯彻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精神，努力把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变成全国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共同认识和积极行动。
会议强调，形势教育要坚持实事求是。改革十年来，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很大成绩，但当前在前进道路上也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要向干部和群众实事求是地把成绩讲够，把困难讲透，把办法讲明，把前景讲清。要力求用科学清醒的分析、判断和观察问题的正确观点、方法，统一党内外的认识，增强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勇气，同心同德地完成中央提出的任务。
与会同志认为，形势教育是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的进一步深化。进行这一教育要同理想、道德、纪律教育结合起来，依靠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发挥精神力量、道德力量对人民的鼓舞、凝聚作用。要通过正面教育、民主对话、多种形式的群众自我教育和广泛的疏导、交流，提高形势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要加强和改进报刊、广播电视的形势宣传，对社会舆论正确引导。要坚持辩证法，防止片面性。同时，要坚持边教育边整治，用扎扎实实解决问题的行动提高形势教育的说服力。
会议确定，今冬明春要着重抓好对党员，特别是对县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的形势教育。当前首先要抓好对城市党政机关党员、干部的教育；在此基础上向高等院校和大中型企业展开；然后再在农村和其他方面进行形势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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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国高科技领域又取得重大突破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对撞成功
为粒子物理和同步辐射应用研究开辟广阔前景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9日电 （记者施宝华、陈金武）10月16日凌晨5点56分，位于北京西郊的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传出令人振奋的喜讯：我国第一座高能加速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首次对撞成功。
这是我国继原子弹、氢弹爆炸成功、人造卫星上天之后，在高科技领域又一重大突破性成就。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是党中央、国务院决策建设的高科技工程。它包括电子注入器、贮存环、探测器及数据处理中心、同步辐射区等4个主要组成部分，是由数百种、上万台件高精尖专用设备组成的复杂的系统工程。它的建成和对撞成功，为我国粒子物理和同步辐射应用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前景，揭开了我国高能物理研究的新篇章。
这项被认为是中国科学技术史上最大的科研工程，是邓小平同志在1984年10月7日奠基破土动工的。4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委托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领导小组卓有成效的组织指挥下，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同中央10多个部委及所属的几百个工厂、研究所、高等院校近万名科技人员、工人、干部、解放军官兵，发扬自信、自立、自强的精神，充分吸取了世界先进技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顽强拚搏，克服了重重困难，出色地完成了自行设计、研制、生产、安装、调试任务，创造了建设速度快、投资省、质量好、水平高的奇迹。昨日来京参加中美高能合作会议的李政道教授说，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对撞成功，是国际高能物理界的一件大事。仅用4年时间就完成了如此复杂的高技术工程，这样快的速度在国际上是不多的。它能一次对撞成功，表明对撞机的各种设备、部件的质量、安装调试的水平在世界上也属一流。
据中国科学院有关人士说，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今后将建设成为对外开放的国家实验室，根据它同时具有粒子物理和同步辐射应用研究的特点，它将成为跨部门、跨学科共同享用的实验研究基地。
目前，高能物理研究所的专家们正在继续进行调试和进行物理实验的准备工作，以求不断提高各种设备的稳定性，使亮度等各项指标尽快达到设计要求，并作出有意义的物理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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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李先念会见古井喜实时谈中苏关系
老死不相往来不符合时代潮流
新华社北京10月19日电 （记者张荣典）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李先念今天在这里说，中国与苏联是两大邻国，老是吵嘴，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总不是好事情，也不符合时代潮流。他说，一个国家总是朋友多，敌人少好。都是朋友，没有敌人当然更好。
李先念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日本日中友好会馆会长古井喜实一行。
李先念应古井的要求谈了中苏关系问题。他说，中苏关系正常化目前主要的障碍还是柬埔寨问题。苏联在促使越南尽早全部从柬埔寨撤军的问题上是能够有所作为的。他说，中国外长将于今年内访问苏联。如两国外长会晤有积极成效，中苏两国首脑有可能明年会晤。但这只是一种可能性，因为这不是一厢情愿的事，要互相谅解，互相信任，解决问题才行。
李先念还回答了古井先生提出的有关当前中国经济形势的问题。古井表示，在中国的经济建设中，日本方面愿努力加强合作。
古井一行是应中日友好协会邀请于18日抵京对中国进行友好访问的。85岁高龄的古井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自1959年以来曾多次访华。他曾是中日备忘录贸易的日方主要负责人之一，并曾担任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
日中友好会馆设在东京，是一个在中日两国政府关心下，为中国留学生和进修生提供服务的设施。
在亲切的交谈中，李先念提起了那些为发展中日友好事业做过许多贡献的已经故去和健在的日本老朋友。他说，中国人民不会忘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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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李鹏会见日本客人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9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鹏今天中午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日本投资环境考察团团长、日本兴业银行董事长池浦喜三郎等客人。
在谈到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关于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的决定时，李鹏说，中国在压缩基本建设规模中，压缩的重点是非生产性的、重复的建设项目。他说，对已签约的中外合资和合作项目以及已商定的政府贷款项目都要继续执行。
李鹏指出，在新的合资项目中，也要注意避免重复性项目，但对某些生产出口产品的项目还是欢迎的。
池浦喜三郎谈了对中国投资环境的看法。他希望中国能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如加强立法、电力生产等，以便吸引更多外国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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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检察机关举报工作会议传达赵紫阳意见
设立举报电话要做好相应工作
新华社上海十月十九日电 （记者何平）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最近指出：设立举报电话是一项很重要的措施，但相应的一系列工作必须跟上去。不然，热闹一阵又会冷落下去，成为一种形式。此点务请注意。
赵紫阳的这一意见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张思卿在今天结束的全国检察机关举报工作会议上传达的。
十月十四日至十九日在沪举行的首次全国检察机关举报工作会议，回顾了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党和国家机关必须保持廉洁的通知》的情况，交流了开展举报工作的经验，讨论了《人民检察举报工作若干规定》试行稿，研究了如何深入持久地开展举报工作等问题。
据张思卿在会上的讲话中透露，截至九月底，全国已有一千九百七十四个检察院建立了举报中心或设置了举报电话。几个月来，共受理群众举报四万四千一百六十三件。其中贪污、贿赂、偷税抗税、挪用公款、投机倒把等经济案件线索二万二千四百一十六件；侵犯公民民主权利、渎职等法纪案件线索三千三百件。在被举报人中，国家工作人员一万二千零三十六人，占百分之二十七点三；党员四千七百三十三人，占百分之十点七；处、局级干部有九百四十三人。目前，已初步调查七千四百二十三件，立案侦查一千四百四十三件。其中，万元以上大案三百六十六件，起诉八十三人，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三千四百九十八万余元。
张思卿要求，各级检察机关要把查处举报案件作为关键环节来抓，要围绕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的中心任务，依法查处国家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把计划内的生产资料和紧俏耐用商品转向计划外，进行倒买倒卖等扰乱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官倒”犯罪案件。
张思卿还提出，各大中城市、沿海开放城市的检察院和经济发达地区的检察院，尚未建立举报中心的，要尽快建立起来；其它有条件的县、区检察院，也可以设立举报机构，并制定相应的工作细则，以逐步完善举报制度，保障举报工作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检察院，军事检察院和广州、深圳、武汉、青岛、成都、临汾、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的负责同志等共一百多人，出席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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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人物介绍
安哥拉总统多斯桑托斯
今天到达我国访问
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总统若泽·爱德华多·多斯桑托斯应杨尚昆主席的邀请将于1988年10月20日—24日对我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多斯桑托斯总统1942年8月28日生于罗安达市一工人家庭。从中学时代起就积极参加反对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1962年出任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简称安人运）青年组织副主席、安人运驻刚果代表。1963年—1970年赴苏联学习石油和通讯兵专业，获硕士学位。1970年回国后，继续投身武装斗争，先后任安人运中央对外联络部长、卫生部长等职。1975年9月当选为安人运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
1975年11月安哥拉独立后，多斯桑托斯历任外交部长、第一副总理、计划部长，以及安人运中央文教、体育书记、国家重建书记和经济发展、计划书记等职务。1979年9月当选为安人运—劳动党主席、任总统兼武装部队总司令，并于1980年11月当选为人民议会议长。
多斯桑托斯总统是安哥拉独立13年来第一位来我国访问的安国家元首。 （据新华社）（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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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财政部召开电话会议提出要求
各地各部门要坚决压缩集团购买力
本报讯 记者董焕亮报道：10月19日，全国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领导小组召开电话会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全会精神和国务院决定上，严守纪律，服从大局，严格控制社会集团消费的增长。
今年2月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按照国务院紧急通知的要求，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初步改变了集团消费增长过快的状况。按买方口径统计，今年1—7月，社会集团购买力总额为121.7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5％。天津、辽宁、吉林、河南、广西、陕西等11个地区比去年同期下降。但有19个地区比去年同期有不同程度的增长。总的来看，情况并不理想，与国务院要求在上年实际支出的基础上压缩20％的任务相比，还有很大距离。
电话会议由国务委员、全国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领导小组组长王丙乾主持。领导小组副组长迟海滨讲了话。
全国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领导小组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实行首长责任制，层层负责把关；健全机构，充实人员；严肃纪律，加强监督，保证完成压缩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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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张五妮告诉了我们什么
本报评论员
读了《一个共产党员的价值观》这篇通讯，请广大读者，特别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同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下，张五妮和他们一班人的事迹，告诉了我们什么？
党组织的核心作用，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当前的改革开放中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个单位、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如何，改革进展如何，社会风气如何，与这两个作用发挥得如何关系很大。这是张五妮一班人告诉我们的第一个道理。我们的改革和建设，都会遇到困难，甚至有许多“两难”的问题，克服它们，解决它们，冲出某些“死胡同”，就要靠党组织、党员的作用。例如，前几年农民群众“又不富，又怕富”，怕富又难以致富，在这种情况下，党员的带头致富，就起了推动作用。再比如，物质利益增加可以调动大家的积极性，而只有大家积极性的提高，才能有物质利益的增加。要解决这样的问题，也要靠党员积极的有时甚至是不计报酬的劳动起带头作用。改革中的阵痛，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消极现象，往往容易使人泄气，而泄气又会延长阵痛、加剧消极现象。这时更需要共产党员挺身而出，满怀信心地奋斗。他们的顾大局的行动，无疑会提高全民族的承受能力。“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党员，党员看干部”。这句老话，从这些意义上说，并没有过时。
张五妮一班人告诉我们的第二个道理是：党组织、党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必须在认识和行动上解决好这样几个基本问题：一、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共产党的根本任务就是推动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党组织、党的干部，只有带领群众致富，才会成为人们心目中的“福星”；二、各级党组织必须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而在贯彻中又必须从实际出发，把求实和开拓结合起来，不走形式，不搞花架子，不“变味儿”，务求实效；三、要研究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的规律，特别要研究把国家、地区、企业（集体）、个人各方面利益协调起来的“艺术”；四、要注意通过组织、制度的建设、思想、作风的建设，有效地防止社会上消极现象对党组织、党员的腐蚀。不认真解决好这些问题，发挥党组织、党员的作用，就会成为空话。
张五妮一班人告诉我们的第三个道理是：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丢，共产党员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不能丢。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当然也可以致富，如果他是通过诚实劳动、合法致富的话，当然要给予肯定和保护。共产党一定要和“穷光荣”脱离关系。但仅仅做到“自顾自”，并不算一个合格的党员，更不用说作一个优秀的党员干部了。只有把自己的富同群众的富挂起钩来，把群众的富高于自己的富，为了群众的富有时宁愿牺牲自己一些富，才会得到群众的拥护。这样的党员人家才服气，这样的干部人家才拥护，这样的党组织才有号召力。有号召力的党组织才能带领群众前进。
现在，社会上有些人，把按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办事的人看成过了时的“傻子”，并且认为“只讲实惠”才是适应潮流的“新观念”。也许他们会用这种眼光看待张五妮，或者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难道张五妮就“傻”到不辨贫富、不懂金钱价值的程度了吗？如果他不懂得商品经济中的价值问题，他能带领群众把本村经济搞得那么有生气吗？关键是他具有一种崇高的人生价值观。正是这一点，不仅使他保持了共产党员传统的“正味儿”，而且树立了当代共产党人的形象。当然，我们不可再用拔高的办法去树立“典型”，更不需要把某个人的事迹变来变去作图解当前政策的宣传，也不是要求全社会的人都达到共产党员应该达到的思想境界。我们所要强调的是：我们民族的振兴，国家的发展，我们的改革大业，需要这样一大批人！翻阅古今中外的历史，我们看到，每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每一次振兴，都离不开一大批把民族利益、国家利益、公众利益、群众利益作为自己第一追求的人，都离不开这些人的可歌可泣的奋斗和牺牲，离不开他们的突破、牵引、推动和支撑的作用。今天的中国不更是如此吗？广大群众不是更加迫切地期望这样的人物更多地涌现，更快地成长，得到更加广泛的宣扬吗？这就是张五妮一班人告诉我们的又一个道理，也许是最重要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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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个共产党员的价值观
——记河北省赞皇县榆底村党支部书记张五妮
王金良 吕浩才 艾丰
在1987年春节榆底村群众大会上，党支部书记张五妮话刚讲到一半，85岁的刘改名老汉磕磕绊绊走出人群，颤巍巍走到麦克风前，猛地举起胳膊高呼：“拥护党支部！拥护张五妮！”到场群众跟着喊起同样的口号。
1988年春，张五妮因病住院。3个月时间内，竟然有从省级主要领导同志到一般百姓一千多人次去探望。
张五妮，男，55岁，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已有18年。一个农村基层党的干部，为什么会受到人们这样由衷的尊重和爱戴？
领导群众致富才是“福星”
这是令榆底人难忘的一幕：一向介绍“先进单位”经验的张五妮，在1982年全县三级干部会作检讨了。他身穿黑布衣，头蒙白头巾，用低沉的声音对台下黑压压的人群说：“我们村是落后了。我，应该检讨，我对不起群众，对不起党……”
是的，作为“学大寨”典型的榆底村，直到1981年还没有转过弯来，没有实行生产责任制，还在搞“大拨轰”。那年，附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的村粮食增了产，榆底却比上年减了27万多公斤，全村总收入由62万减至41万，人均收入由136元减至93元。榆底更穷了！
几天来，张五妮只身一人闷在屋里。吃不香，睡不好。他思索着……
当支部书记十年，为村里打井，搭上了自己一条腿，为什么榆底还跳不出穷坑？
自己和干部们，领着大伙苦干一年，为什么人均收入还少得可怜？
刚刚办起来的石棉瓦厂，为什么非当成“资本主义尾巴”把它割掉？
村民张德景重病住院，无钱输血，是自己17岁儿子张玉辰献了300毫升。张德景还是因医治过迟死去了……
“以粮为纲，搞得穷叮当；以阶级斗争为纲，抓得人发慌；再这样折腾下去，你们就不是‘福星’成‘灾星’了！”群众的批评，尖锐，中肯。它使张五妮开始理解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精神实质了。
认识上的飞跃，带来行动上的自觉。打那以后，张五妮和党支部一班人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扎实地落实到带领群众致富上。他们打破大锅饭，划分责任田，号召大家来场致富比赛。
开头，人们盼富可又不敢富。张五妮首先挑这个头。那时节，群众听见汽车“嘀嘀”叫，看见一辆大“解放”风驰电掣开进村，“嘎”地一声停在张五妮家门口。五妮大儿子张玉辰跳下车，掏出一叠票子，在头上划了个圈，喊道：“这趟不赖，光脚钱挣300多块！”乡亲忽啦围上一圈。
“这世道真时兴发财啦？”“不割尾巴了？”
“不会啦，不会啦！”张五妮从家里走出来，拍着汽车对大伙说，“这车叫‘解放’，咱们的脑瓜也得解放解放啦！党的政策让咱富，大伙大胆干吧。再割尾巴，拿我五妮第一个开刀！”
这一年，张五妮家搞运输，收入6000多元。1984年春节，榆底村别开生面召开了“赛富大会”，张五妮第一个上台亮富、夸富。
群众敢富了，可又碰到了难题。这时，张五妮总是热心地帮他们一把，再帮一把……
村民李石玉打算开饭馆又怕赔。五妮说：“算上我一分，有困难我帮助，赚了全是你的。”年终他果然赚了钱，并给五妮送去80元。五妮笑了：“我早说过，赚了全是你的。”
一些人想跑运输，没钱买车。五妮拐着腿多少遍地跑县城，终于为大家跑回贷款，买回40台汽车，60多台拖拉机。油料供不上，五妮和副书记李凤祥开车下关东，来回19天，跋涉8000里，只睡8夜觉……
1984年以后，榆底村赛富大会年年初一开，全村越赛越富：1984年全村工农业总产值350万元，人均收入617元；1985年全村工农业总产值611万元，人均收入1017元；1986年全村工农业总产值800万元，人均收入1200元；1987年全村工农业总产值1500万元，人均收入1700元；1988年预计总产值2100万元，人均收入2100元。
人们对五妮一班人说：“共产党员都像你们这样就好了！”五妮一班人更深刻地懂得了：共产党领导群众致富，才是“福星”。
凡事从实，开拓自己的致富路
“处处从实际出发，事事为群众着想”。
榆底小学教师写给张五妮的对联，既是称颂，又是对他工作方法的概括。
善于思索的张五妮，落实文件不硬套，学习经验不照搬。榆底村663户人家，2500多口人，人均耕地不足一亩。责任制如何落实？他了解了别村的经验，结合本村实际，向大伙谈了自己的想法：如果土地平分，劳力少、技术差的家庭可能种不好地，劳力多、技术强的户潜力又得不到发挥……几上几下讨论，人们同意了他“双田制”的办法：口粮田、责任田分开。口粮田自种自食，责任田自愿承包。实行这个办法的 1983年，粮食产量就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
后来，村办企业发展了，农忙季节，口粮田同企业争劳力矛盾突出，企业停工，一年损失50多万元，许多人想专心务工，种田能手想多种土地增加收入。于是，经过充分讨论后，土地集中包给208个种田能手了。现在，他们又根据自己的实践，作农业企业化经营的探索了。
他们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脚踏实地前进着。如今，榆底村已经初步形成了两个“良性循环”，体制上的良性循环和产业结构上的良性循环。
榆底村有两大经济支柱：集体企业9个，容纳70％劳力，产值占全村70％，这是一大支柱；全村136个专业户，其中110个运输专业户，容纳全村20％劳力，这是另一大支柱。两个支柱互相服务，互促发展。3个相当规模的村办淀粉厂好像是良性循环的心脏。它们每天进料100吨，出淀粉60吨。淀粉厂为运输专业户提供了运输货源；专业户又为淀粉厂解决了难题。淀粉厂每年消化大量玉米，使村里粮食有了出路。生产淀粉的下脚料，又成为养猪的好饲料，村内集体、个体养猪达到11000头。光养猪一项，全村人均年收入600元。养猪又为农业、林业、养鱼业发展提供了大量的优质有机肥料……
集体和个体，工业和农林牧各业，在这里结合得是如此巧妙。群众说，这里面渗透着张五妮的心血。
一个农村党的基层干部怎样正确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张五妮一班人用两个良性循环的成果，给了人们以深刻的启示。
廉洁——我们首先管住自己
1984年冬，榆底村淀粉厂投产了，上千吨淀粉堆满仓库，四个业务员跑了大半个中国，却没有订上一份销售合同。张五妮嘴上急出了血泡。
是淀粉供过于求吗？不是。是淀粉质量不好吗？不是。是业务员没本事吗？也不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出现的腐败现象，也冲击着榆底村。
张五妮面临难题，作为共产党员，不能成为腐败者；作为基层领导者，必须面对现实。
作为积极而又可行的对策，他们制订了“内外有别”的法规。业务交往，确实需要破费一点的，必须有两人以上在场；超过200元以上的开支，要由村委会通过；必要的业务花费，必须执行严格审批手续；厂长、副厂长、业务员在一个办公室办公，增强透明度。
张五妮自己首先作廉洁奉公的榜样。为了跑业务，他经常进省城。除必要的业务招待外，大都是啃烧饼、喝老豆腐。去年元旦，大雪纷飞，天气寒冷，张五妮为推销肥猪，拖着伤腿和副书记范秋双跑了一天，晚上11点多才把事情办妥。回村路上，司机说：“咱们今儿跑了一天，又是元旦，到车站餐一顿吧。”五妮没有同意，几个人啃了几个冷烧饼。
当然，榆底村干部、群众对廉洁的理解，并不只是“不吃不喝”。他们评价的标准是非常公道的。村办企业的业务交往越来越多，张五妮，凭着残疾的“麻花腿”，上省城，跑县城。有时别人用自行车拴上绳子，牵着他的自行车。有时自己一人骑车，摔在地上，半天爬不起来。这一切，群众看在眼里，疼在心上。这样下去怎么行啊！有人动议，买辆小汽车，村里办事方便，支书外出办事也方便。五妮召开支委会讨论，支委们都同意。村委会讨论，也同意。又召开群众会讨论，有的群众说，为五妮出去办事方便，别说买辆汽车，就是买架直升机，我们也同意！上下一致同意，一辆小轿车开始进出在越来越红火的榆底村了。看来有些奇特，豪华的车辆，在这里竟成了干部廉洁的衬托了。
哪家的难处都有我的份
在改革开放的今天，还要不要坚持发扬关心群众的好传统？张五妮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说：“哪家的难处都有我的份。”
1986年中秋之夜，五妮妻子姜珍珍在院里摆上月饼、水果，全家围着桌子团圆赏月。这欢乐的情景却勾起五妮心事：由于过去榆底村穷，现在还有十几个大龄男青年没娶上媳妇……于是一个想法形成了。在五妮的提议下，村里作出个“土”决定：凡为本村光棍汉介绍成对象者给予一定奖励。现在，这些光棍汉多数已成了家。
木匠刘俊月，翻车砸伤了腿，再加上父亲去世，背了3800元的债。他受不住打击，几次想寻短见。俊月的事像一块沉甸甸的石头压在五妮心上。村淀粉厂一建成，五妮就建议安排他去厂里看大门。不久又帮俊月妻子买回轧面机，帮他家办起个体面条加工部。如今，刘俊月还清了债，还盖了三间新房。
现在榆底比过去富裕了，五妮仍然时刻想着为群众排忧解难。为了保证各户用电，村里安装了发电机；为了解决吃水难，村里为各户安装了自来水；为了方便就医，村里每周一次派车送病人去省城看病；50岁以上的人，村里为他们办了人身保险……
这一桩桩一件件，犹如春雨，点滴入土，滋润着群众的心田。“为了让群众说党好。”这是五妮一班人的追求。群众看着这些不特殊化、不“自顾自”，而是和群众心连心的党员干部，又怎不说党好？
一个党员的价值观
赞皇县县委书记王习文这样评价张五妮：关键时刻，事业第一，生命第二。
过去，为村里打井，在抢险中他伤残了一条腿。今天，他又不要命地去搞商品经济。淀粉厂因产品积压面临停产的时候，他不顾冠心病刚犯，就外出跑销路。他拿出急救盒对同行的秋双说：“这是小炮弹，病犯了，你就给我吃几枚。”秋双含着眼泪说：“书记啊，你真是要厂不要命了！”
在个人致富同带领群众致富之间的关系上，张五妮怎样处理呢？当群众不敢富的时候，他带头致富。当村办企业需要人时，他又让儿子卖掉汽车，为淀粉厂出力。他和两个副书记，每天工资比淀粉厂厂长低2.5元。他的最大乐趣是全村人共同富裕。
榆底村在有差别的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一步步前进，张五妮的身体却一天天垮下来。
1987年11月23日，五妮带病去北京跑业务回来之后，不得不第一次住进了医院。第五天，他用另一支温度计瞒过护士，出了院。
12月8日，右腿的剧烈疼痛，使他第二次住进医院。可是，村里因缺水，粉丝厂停产，又“逼”得他跑出医院，领着大伙一口气打了47眼井，解决了水荒。然而五妮病情加重了。
1988年3月6日，张五妮第三次被送进医院。冠心病房颤、肺炎、肺梗塞、霉菌败血症、静脉炎等七种病魔，一起威胁着他的生命。3月18日发出了病危通知书。
省委书记邢崇智、省长岳岐峰等省地县领导同志来医院看望了。
榆底村和附近村的乡亲们到医院来看望了。村民董素芹哭着拉住医生的手说：“救救他吧，五妮是个大好人。”养猪专业户刘凤鸣哀求医生：“你们哪怕割我几块肉，也不能让五妮死呀！”
省城医院动用了最好的设备为这位农村基层党支部书记治病，医生和护士们，给了他“最高级”的治疗和护理。
病危中，他苏醒过来，要给村干部和乡亲写封信。儿子要代写。他说：“还是留一封亲笔信吧，这可能是我的遗嘱。”第二天，副书记和几个支委来看他，他说：“今天支委过了半数，开个特别的支委会吧。”他用微弱的话语叮咛大家：“得人心者得天下，为了让群众说党好，我们共产党员一定要一心一意为群众办事啊！”
但是，死神退却了。
6月20日，张五妮出院了。连续几天，五妮家探望的人不断，许多家吃了喜庆饺子。
张五妮常爱说这样一句话：“党和群众的信任是最大的幸福。”这可以说是张五妮的人生价值观。他按照这个价值观去生活、去工作，他也获得了这种价值，享受到了这种只凭金钱难以买到的幸福。
在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的今天，每个共产党员应该怎样重新审定自己的价值观？张五妮的事迹无疑地提供了一个令人深思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