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
布哈林研究在中国夏风
布哈林是中国人民熟悉的思想家，他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战士，特别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早就引起我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注意。他的一些重要著作在20年代至30年代初先后译成中文出版，有的有几种版本同时问世。
我国进步的出版社“新青年社”在20年代曾系统地出版布哈林著作，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介绍俄国革命经验的一项内容，1926年出版了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合著的《共产主义A BC》，此书曾被当时的中共北京市委当作党课教材，同年还出版了《农民问题》，次年出版了《资本主义稳定与无产阶级革命》、《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列宁》。与此同时，其他出版社也翻译出版了他的一些著作。据不完全统计，《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一书在1929年至1932年间共出过7种版本，《食利者政治经济学》在1930年出了两个版本，《过渡时期经济学》1930年也出了两个版本，这一年还出了《到社会主义之路和工农联盟》、《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等等。
当时的一些报刊也结合联共（布）党内的斗争评介布哈林的观点，认为在20年代末布哈林是“共产党的理论家”，代表联共（布）党内的“稳健派”，因而被斯大林指责为“右翼妥协主义者”；说布哈林代表农民的利益，他在政治舞台上的失败标志着苏联农民政策的根本转变。1930年《东方杂志》发表文章说：“俄国实行五年计划后，政府起初对于农民尚取和平的态度，行宽大的政策。但自去年年底布哈林、托姆斯基等对于农民宽大的主张失败后，政府便取压迫其所谓‘富农’的手段”。这些文章多属新闻述评性质，对联共党内的分歧和斗争自然难以作出较为深入的分析。
可以看出，中国的思想界、学术界在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初期曾出现过一个出版和研究布哈林的局面。这是中国革命特别是在大革命失败之后，当时的思想界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多方位地探寻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迫切需要。当时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布哈林失势后，他的著作在苏联受到批判，甚至禁止，而在中国却争着出他的著作，并且选材相当全面，从哲学、政治经济学一直到现实的政策的著作统统都出。这说明当时的中国知识界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
1938年3月，苏联举行所谓“右派和托派反苏联盟案”的审讯（现已推翻），中国各报作了广泛的报道。在此后长达40年的岁月中，中国没有再出版过布哈林的著作。从我国的解放区到解放后的全国，干部学习、高校授课、报刊文章以至一些专著中，根据《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口径，布哈林都作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富农代理人”、“外国间谍”加以批判。实际上，建国后直到70年代末，我国对苏联的历史，对联共党内斗争并没有认真研究过。
中国经过多次“左”倾思想的折腾，备尝十年动乱之苦，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问题进行再认识时，才开始独立思考苏联的党内争论，重新认识被斯大林批判过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其他领导人，首先被发现的是布哈林。从他的理论主张中，学者们看到社会主义模式不是只有一种选择，当时苏联就曾经出现过另一种选择——布哈林提出的模式。正是总结历史教训的需要，中国的学者们十分注意布哈林学术思想的研究。
有几件事在同时并进：一些学者在埋头研读布哈林的著作，重新思考联共党内的斗争；中央编译局在编译布哈林著作，出版社准备打破禁区出版布哈林的著作；苏绍智教授参加在意大利举行的布哈林国际学术讨论会后，在国内广泛介绍这次会议的内容；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研究所办了一个有40多人参加的“布哈林研究班”，培养了一批布哈林研究者。
时隔半个世纪之久，我国公开出版了第一本布哈林著作《过渡时期经济学》，1981年第2期《读书》杂志发表了苏绍智的评介文章，认为“这本书的出版标志着我国思想界和出版界的进一步解放”。以此为开端，以后又陆续翻译出版了《共产主义ABC》（1982）、《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1982）、《历史唯物主义理论》（1983）、《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1983）。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81年出版了由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所编译的《布哈林文选》，全书分三册，上、中册收入论述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著作，下册专收政治经济学以及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问题的著作，共计一百多万字。这把布哈林著作在中国的翻译出版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此外，参加“布哈林研究班”的一些学者编译出版了两本译文集：《论布哈林和布哈林思想》（1982）和《布哈林思想研究》（1983），内收世界各国学者有关布哈林的论文以及资料共37篇。1982年我国翻译出版了美国学者斯蒂芬·F·科恩的《布哈林与布尔什维克革命》。
1980年，在我国一些学术讨论会上，个别学者开始提出重新评价布哈林问题。1981年初，《世界历史》杂志第1期发表郑异凡的论文《有关布哈林的若干问题》，文章肯定了布哈林的历史地位，认为“布哈林是联共党和共产国际著名活动家，是享有世界声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作者认为，布哈林在国家问题上并没有持“半无政府主义”立场，“发财吧”的口号并不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口号，布哈林并没有宣传过《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所说的那种“阶级斗争熄灭论”，他关于阶级斗争发展趋势逐步缓和以至消失的论断是马克思主义的，布哈林的“长入社会主义”理论并没有什么错误，他没有鼓吹富农阶级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作者认为，布哈林在革命中所犯的错误是思想认识或思想方法上的错误。
以后，全国各报刊发表了大量文章评述布哈林及其思想。据不完全统计，1980——1986年共发表论文52篇，其中1981——1982年两年就有36篇。这些论文几乎涉及布哈林的各个方面，举凡政治、经济和经济学、哲学等等各个领域均有所涉及。有一些文章专门批驳了所谓布哈林是三仙巷政乱的策划者、图谋杀害列宁的凶手之类的罪名。
布哈林是个犯过错误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无产阶级革命家，对这一评价学者们的看法比较一致。但是对布哈林的一些政治观点的评价仍然存在激烈的争论。争论最多的是布哈林关于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观点。1981年《世界历史》第6期发表几篇争鸣文章，有的认为布哈林宣扬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和平”与“阶级合作”是“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有的肯定列宁和布哈林关于国家问题的争论“对于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具有重大意义”。
布哈林的经济观点和主张引起学者们的很大兴趣，普遍认为这是布哈林理论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布哈林是新经济政策的捍卫者、解释者，并且在许多方面发展了新经济政策。所谓布哈林模式实际上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模式。学者们充分肯定布哈林的下述具有独创性的思想：从俄国国情出发提出苏联的社会主义将是“落后型的社会主义”，其特点是发展速度较慢，过渡时期较长，必须解决好农民问题。从这种考虑出发，布哈林坚持列宁的合作社思想，反对斯大林的强迫集体化，在经济建设中主张保持动态的平衡，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主张利用市场、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来建设社会主义，等等。这些思想对今天来说仍然是具有参考价值的。
斯大林批判布哈林的“发财吧”口号，对我国有很大的影响。我国农村长期不敢提发家致富，这是重要原因之一。现在学者们重新考察了布哈林的这一口号，认为这一口号的着眼点是发展整个国民经济，特别是正确处理工农业之间的关系，通过农业的积累促进工业的发展，而工业的发展又反过来帮助农业。因此这绝不是鼓吹发展富农经济的口号，也有个别学者认为这是“很片面的口号”，会导致剥削现象的增强。
有一些文章评析了联共在20年代的几次争论。特别是1928—1929年布哈林和斯大林的争论吸引了学者们的注意，普遍认为，这个争论反映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两种模式，在估计苏联过渡的长期性，肯定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作用，承认农民问题的决定意义上，布哈林的看法更切合苏联的实际，也更符合列宁的思想。多数学者赞同布哈林对粮食收购危机原因的分析，认为这主要是由不合理的价格以及税收制度造成的。
布哈林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争论是学者关心的一个问题。蔡恺民在《苏联20年代关于过渡时期经济调节者的争论》中对这个至今仍有争论的问题作了分析。
有几位哲学家给予布哈林的平衡论以很高的评论。曹天予著文认为他的政治平衡和经济平衡观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证明“更为接近真理”。赵成文、康荣平认为，布哈林的平衡论中包含着不少系统论的思想，他对“系统”这一范畴所下的定义，比公认最先提出系统论的贝塔朗菲所作的类似定义，至少要早10年。系统方法的运用，是布哈林帝国主义理论与众不同的最大特点。
今年在布哈林诞生100周年、遇害50周年之际，他在苏联得到正式平反，中国报刊相继发表文章介绍这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创造性活动和悲惨命运。一本由范玉传编写的小册子《布哈林传》也在这时问世。今年5月初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所、天津市共运史学会和天津师大政教系联合举办了布哈林学术讨论会，全国30多位学者聚会一堂对我国布哈林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探讨了布哈林的理论观点和实践，特别是就布哈林失败的原因交换了意见。这是中国首次召开这样全国性的学术会议，是很有意义的。
中国的布哈林研究，犹如布哈林本人的命运，也走了个之字形的曲折道路。但历史是公正的。在中国，从70年代末以来，又开展了对布哈林学术思想的研究，布哈林重新以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形象出现在理论界。中国对于布哈林理论的研究还在继续。
第5版(理论)
专栏：
压速度 求效益
秋石
经济过热现象之所以不得扭转，一个方面的原因，就是不少地方把以总产值计算的发展速度，作为评价工作好与差的标准。增长速度快，成绩就好；反之，成绩就差。竞相追求速度，使本来已经过热的经济愈来愈热，这是治理经济环境亟需解决的一个问题。
产值标准，从现象上看，似乎符合生产力标准，实则与生产力标准大相径庭。党的十三大提出的生产力标准，就社会价值观说，是评价我们一切工作特别是经济工作好与差的最终标准，但绝不能把生产力标准简单地归结为产值标准。工业总产值或工农业总产值，作为一个经济指标，虽可从一个侧面反映生产发展的速度，如若用它作为衡量生产力是否发展的标准，则是不全面的。首先，现在不少地方计算的总产值，尤其是乡镇工业那一部分，没有剔除物价上涨的因素，包含有相当的水分。有的单位，按这样的总产值计算，速度很高，扣除物价上涨指数，增长就很小，甚至是负增长。其次，总产值大体上由物资消耗、工资和利润三个部分组成，物资消耗增加，工资奖金摊入成本，都可使总产值增加。由这两项因素而增加的总产值，很难反映经济效益的提高，社会和人民不可能从中得到多大实惠。第三，总产值不能反映产品的构成，不能反映产品的质量。结构不合理，产品质量差，尽管总产值增加很多，社会需求的矛盾仍然难以缓解，整个国民经济也难以实现良性循环。近年来，我国的经济生活越绷越紧，不能不说与许多地方一味追求总产值的增长有关。
衡量生产力发展状况的标志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举出机器设备是否佳，劳动者素质是否高，原材料状况是否优，生产工艺是否好等等许多方面，但是归根结底要看效益。我们为什么要采用先进的设备呢？是因为它使劳动者可以用较小的活劳动支出获得更多更好的产品。我们为什么要采用先进的生产工艺、采用新材料呢？因为它可以降低物资消耗，减少劳动力的使用。如此等等，都可以归结为两个字：“效益”。在历史上的不同时代，按照当时的主客观条件，以较小的投入，获得较大的产出，是生产力发展状况的综合标志，这就是“效益”。把效益作为衡量生产力发展状况的综合性标志和评价经济工作好与差的综合性标准，这个指导思想明确了，可以使我们的工作更加求实，避免贪大求洋，急于求成，欲速不达的偏向，保证国民经济协调、稳定、持续地向前发展。
有一种观点认为，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就不能保证财政收入的增长，地方的日子就不好过。这种看法，虽有一定道理，但也不够全面。因为财政收入的来源，无论是利润还是税收，都是企业新创利润的一个部分。在利润占总产值的比重不变的条件下，总产值增大，也就是说速度加快，总利润当然会更多，财政收入也会增多。但是，总利润的增加可以由总产值的增长幅度提高达到，也可以由单位产品成本即物资消耗和劳动工资含量的降低达到。用增加总产值的办法增加总利润从而增加财政收入，其主要途径是设厂增人。采用这种办法，势必扩大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导致消费基金膨胀，加剧全社会资金和物资的紧张。采用降低单位产品成本的办法，其主要途径是革新技术，完善管理，优化生产要素组合。采用这种办法，可以降低原材料能源消耗，提高厂房设备的利用率，进一步发挥劳动者的潜能，使得产品丰富，整个环境宽松。事实证明，后一途径远比前一途径优越。
当然，速度和效益并不是绝对对立的。我们讲不要盲目追求按总产值计算的速度，并不是完全否定讲求速度，而是要求把速度和效益统一起来，把速度建立在提高效益的基础上，讲速度更要讲效益，而不要重速度轻效益。在当前工业增长速度过快的情况下，要压速度，求效益。
第5版(理论)
专栏：学术动态
王惠德谈：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存在的原因
王惠德同志在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说，我们为什么要发展商品经济？有的文章是从我国社会生产力很落后来解释的。仔细分析起来，这个说法还不够准确。实际情况相反，比较发达的商品经济是现代化的社会生产力已经有一定发展的产物，而不是社会生产力落后的产物。现阶段，我国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並不是根源于我国经济落后。当然我国的国民经济总的说来比较落后，各地区的情况也不平衡，但是，三十多年来，我国也发展了不少的现代化大工业，生产社会化程度比起过去有了很大的提高。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生产专业化分工的趋细，各生产单位之间的联结和互相依赖越来越密切，必然要求商品经济的发展与之相适应。生产社会化的程度越高，千百万专业生产单位对于自由地、及时地、灵活地交换彼此产品的要求就越迫切。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性。商品经济就是建立在这种历史的必然性的基础上的。可以说，商品经济是人类在历史实践中找到的发展现代化大生产的最好的经济形式。实践已经证明，对于专业化分工非常精细的现代化大生产，采用高度集中的实物性计划调拨分配的办法，是很难把它组织好的。
第5版(理论)
专栏：学术动态
刘光第谈：
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体制的长期性
中央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刘光第在一次座谈会上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起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体制，并且对这个新体制提出了大体的设想，这无论在理论上与实践上都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近几年，在中央这一方针的指引下，理论界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中期目标的研究，提出了一些很有启发和可供选择的思路，这是很可贵的。但是，在一些文章中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比较简单想法，以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体制可以很快建立起来。我认为这种看法很不符合实际，这种看法还会导致对改革的艰巨性认识不足。我认为，在我国真正建立起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体制，要经历一个较长的时期。因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体制是建立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的。只有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有较高的发展，才能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获得客观的规律性的认识，从而对新体制作出科学的设计，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体制本身也要在发展商品经济的实践中不断完善，这些都不是在短时期内所能实现的。现在，我国的商品经济还不够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体制还在初创之中，因此对于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体制，即使是建立起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体制的框架，也不应当想得过于简单。
第5版(理论)
专栏：学术动态
陈国尧说：
以法制权也是法治之精义
陈国尧在《世界经济导报》上撰文说，任何人、任何机关其权力的行使必须受到制约，这是社会政治发展的真谛。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以良好的愿望来指望有权的人自觉用好权，而必须从制度上预防权力的滥用，这是我们付出沉重的代价而换来的深刻教训。限制、规范国家权力的有效手段和途径是以法制权，通过法律把以法制权的体制确认固定下来，以法律规定国家权力的来源，并限制其权力的行使，用法律规定权、责、利以及越权违法所应受到的法律制裁和具体程序，这是实行法治的精义。法治其基本含义有二：一是一切掌握国家公共权力的机关和官员，即统治者或管理者都必须守法，在法律之下，受制于法；二是一切个人，普通公民也必须在法律之下，遵守法律规定，违法必究。
第5版(理论)
专栏：书评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程》
陈先达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着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按其本性来说是开放的，它不是抽象的思辨体系，永远面对世界，面对现实；它不是宗派主义体系，始终正确对待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学说；它不是固步自封的体系，坚持正确对待自己。任何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无论是在革命中还是在建设中，都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本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这是革命和建设胜利的必由之路，也是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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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评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经济体制改革研究》
谷书堂 蔡孝茂主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认为，不同社会制度下的价格运动虽然表现有某些不同的特点，但是作为价格运动，一般它还具有其固有的特点，主要表现为：综合反映性、系列衔接性、市场客观性、走势趋刚性和利益消涨性。价格刚性产生的原因，一是工资具有刚性，二是自然资源价格具有刚性。此外，国际价格与垄断价格的刚性以及通货膨胀政策，也是某些产品具有刚性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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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评
从罗斯福新政到里根经济学
郑伟民
陈宝森教授的新著《美国经济与政府政策——从罗斯福到里根》已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美国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典型国家，经济实力居世界首位。1986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近4.2万亿美元，约占世界生产总值的25％。美国的市场容量比任何一国都大，1987年的进口额超过4200亿美元。美国的对外投资总额目前仍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强大的经济实力决定了美国在当代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体系中所占的特殊地位。
该著作分析了美国国民经济的宏观调节，经济结构的变革和政府政策的影响，阶级结构、社会矛盾和政府调节，以及对外经济关系和政府政策；剖析了罗斯福新政和里根经济学这两种政策体系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理论基础和运行机制。作者认为，从罗斯福新政到里根经济学是美国进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之后经济政策上的重大转折。新政的基本精神是在不触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前提下加强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和调节，其理论依据是凯恩斯主义。由于实行过分重视需求的刺激政策，忽视供应，结果导致70年代的经济“滞胀”，动摇了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基础，促成以供应学派和货币学派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经济思潮的抬头。作为里根经济学核心的供应学派，强调供应第一，减少国家干预。
该书详尽地分析了美国产业结构和产业政策、联邦财政制度和财政政策、金融体制和金融政策、对外贸易、国际金融、国际投资政策的演变，以及阶级结构的变动和国民收入的分配状况，对30年代以来美国历届政府所制定的社会经济政策及其特点作了描绘。作者指出，随着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的比重大幅度下降，工业占的比重则经历了一个先增长后下降的过程，只有服务业或第三产业占的比重呈不断增长的趋势。作者认为，战后美国的资本集中和生产规模的扩大是与几次企业兼并浪潮密切相联的，尽管反集中反垄断的呼声很高，中、小企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但从经济整体来看，垄断与集中的程度仍在不断加强。作者引用的材料显示，资本的集中和财富的集中是成正比的，而且前者的集中程度比后者高出许多。与资本和财富集中程度加强的同时，贫困现象仍大量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