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革命回忆录)
专栏：
深谋远虑育英才
——回顾刘、邓首长倡导创办的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工干部训练队
胥光义
1940年，八路军一二九师在涉县清漳河畔师部驻地——赤岸附近的下温村创办了政治工作干部训练队。师首长刘伯承、邓小平筹划了训练队的编制体制、教学大纲、教职员工的人选，并亲自授课，利用敌后战火纷飞的间隙，指导师政治部认真选调学员、编写教材、组织实施教学。训练队经约8个月的集体学习，培训了近百名优秀基层政工干部，为加强野战军主力和地方兵团部队的政治工作做出了贡献。
当时正值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伪军在对我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失败之后，转而实施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妄图围困我抗日根据地；国民党顽固派积极反共的政策未变，正准备伺机发动新的反共高潮。在这样严重的斗争形势面前，加强根据地建设和武装建设成为党的中心任务。刘、邓首长提出了建党、建军、建政与积极打击敌人的“囚笼政策”相结合的方针，明确了晋冀鲁豫战区转入深入巩固和建设抗日根据地的任务。政治整军，是根据地军队建设的重要方面，刘、邓首长要求在政治整军中，大力加强部队全体指战员的阶级教育、民族救亡教育和党的时事政策教育，提高阶级觉悟，坚定抗战胜利信心；加强连队政治工作，特别是发挥党支部的领导作用和堡垒作用，并以教育为中心，干部为重点，坚持干部轮训制度，使政治工作在紧张的对敌顽斗争中，发挥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起到巩固部队、提高战斗力、完成各项工作和战斗任务的保证作用。
一二九师政工干部训练队，就是在上述历史背景下创办的。1940年初春，风和日丽的一天，师政治部蔡树藩主任和我一同骑着马，到师部受领任务。当时，刘、邓首长在赤岸村的张家大院办公，邓政委就在主房的堂屋接见了蔡主任和我。
蔡主任和我一进张家堂屋，邓政委就迎上来和我们亲切握手。
蔡主任向邓政委汇报了1940年政治工作的安排之后，邓政委抽起一支香烟，说道：“今天请你们来，是给你们肩头上压点担子，要你们抓一抓干部教育工作，特别是基层连队的政工干部的教育。目前，有些部队中存在着连队政治干部、支部骨干不善于工作，支部的堡垒作用不强，政治工作的创造性不够等问题。我们建立了干部每天两小时学习制度，并且坚持下来了，这很好，使大家学到了不少东西。今天就是跟你们商量如何办师政工训练队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与刘师长商量过了，他很赞同，刘师长今天有事，让我找你们谈一谈，蔡主任，我已经跟你‘吹过风’了，请谈谈你的想法。”
蔡主任说道：“我们有个初步设想，这个政工训练队由干部教育科主抓，主要招收基层政工干部，也有少数营、团和机关的政工干部参加，大约百十人，地点选在下温村，我们准备立即着手筹组训练机构、制订训练计划、安排教员、编写教材，争取近日内开学。”
邓政委喝了一口水，又点燃一支烟，说：“很好，应该抓抓连队政治工作，我们刘师长经常说‘万丈高楼平地起’，要搞好部队建设，就必须先抓好连队基层建设，而连队工作的关键，又是政治指导员，所以要教育他们学习革命基本理论，学会做党的支部工作，熟悉各种战斗条件下的政治工作，还要会做群众工作和敌伪军工作。”
邓政委把脸转过来对我说：“政工训练队的事就定下来了，光义同志，你是干部教育科长，这个任务交给你，你要搬到训练队，住在那里，有什么会可以回来开，但办好训练队是你工作的中心啦，怎么样，有信心吗？”
当时，我内心感到这个任务光荣而又艰巨，就答道：“感谢师首长对我的信任，但我才疏学浅，能力有限，恐怕达不到首长的要求。”
邓政委笑着说：“只要品德高尚，勤奋工作，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现在广大干部的学习积极性很高，又有了去年办轮训队的经验，我相信你们能办好，到时我和刘师长也去讲课，大家共同努力嘛。”
我说：“有师首长和政治部的直接领导，我坚决完成这个任务，与同志们共同努力，办好训练队。”
邓政委站了起来，手一挥，说到：“那就好！”
我们临行前，邓政委又说：“我们办学校、办训练队，既是老传统，又是新事物，你们要大胆地去干，既当先生，也当学生，摸索经验，克服困难，就一定能办好。”
我们受命举办政工干部训练队的任务后，很快成立了筹备组，赶赴下温村进行开学前准备工作，并以师政治部名义发出了选调学员的通知，聘请了教员。师政治部决定由我负责政工训练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和教学工作，由原先遣支队政治主任陈文棋同志负责行政管理和校务工作。在战争环境中办学，物质条件是很差的，教具自己做，教材分由教员编写，没有正规的教室、宿舍，一切都靠勤俭办学。就在这样的条件下，大家克服了重重困难，很快就完成了开学前的一切准备工作，等待着学员们的到来。这期政工训练队共招收三八五旅、三八六旅、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军区以及师直属单位的政工干部近百名。
学员们到齐了。根据师首长批准的编制体制，训练队除成立党支部外，还把学员分成三个区队、九个班组。学员分别按班组住在农户家，集体上课时，到树林里的“教室”去，讨论和作业，在农户的四合院里分班、组进行，操课就在晒场或街道上实施。训练队既是培训连队政工干部的主要场所，又是连队政治工作的“试验点”，要求按基层连队的高标准管理教育学员，以提高教学质量，同时，要求教职员工与学员“同吃、同住、同操课、同劳动”，真正打成一片。
训练队的开学典礼就在村边的树林里举行，学员们用柳藤、樟条和柏枝搭起彩门，用土堆筑成主席台；彩门挂上横幅和标语。当庆典正式宣布开始后，刘师长、邓政委先后作了指示，继由蔡主任作教学动员讲话，然后由学员代表表了决心。
邓政委为训练队讲了第一课，他除讲政治工作的任务与要求外，主要讲的是“战时政治工作”，他以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向大家讲授了战斗之前准备阶段如何深入地、充分地做好政治动员工作；战斗之中如何及时地、积极地做好政治鼓动工作；战斗之后如何引导大家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使战士们始终保持高昂的战斗激情；以及在进攻、撤退、遭遇等不同形式的战斗中如何深入细致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邓政委讲得深入浅出，富有哲理，打开了每一个学员的思路。
刘师长也给学员们讲了课，他讲的是政治工作与军事工作的关系，强调政治工作的保证作用，也要求政工干部要懂军事、会打仗，这样政治工作才更有说服力。刘师长谆谆告诫大家：不会做政治工作，就不能做一个战斗指挥员，更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战斗指挥员。
刘、邓首长讲的话，至今已近50年了，回忆起来仍是那样亲切、感人。学员们说：“刘、邓首长讲的课，只要认真做笔记，整理出来就是一篇很好的文章”。
师政治部各部、科的领导，也分别到训练队讲课。蔡主任讲“政治机关组织与工作”；朱光部长讲宣传教育工作；张南生部长讲组织工作以及政工干部工作；张香山科长讲敌军工作，并介绍日军的特点，还教学员们喊“缴枪不杀”等日语口号；卜盛光部长讲锄奸保卫工作；我当时负责讲党的建设，主要说明列宁建党学说与批判马尔托夫的建党谬论，还讲了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与光荣斗争历史等。
学员们学习积极性很高，克服了文化水平低、基础理论知识差、以及教学与生活条件困难等，刻苦钻研，学而不倦，认真做笔记，按时完成作业，并采取听讲与自学、讨论与作业相结合的方法，互相帮助、互相促进，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在学习过程中，学员们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把学到的理论知识与自己在部队的政治工作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写出了一些高质量的学习心得体会，提高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政工训练队的学习生活既紧张，又活泼，充满了活力和生机。全体学员都是“清一色”的年轻共产党员，都有一股积极向上的精神。
政工训练队在刘、邓首长和师政治部的领导下，经过全体教职员工8个月的共同努力，在秋高气爽的季节里，圆满地完成了任务。这一批优秀的基层政工干部结业后，奔赴各抗战第一线，投入粉碎敌人“秋季扫荡”的战斗中去。几十年过去了，经过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考验，当时的教职员工和学员，除先后在战争中阵亡或伤残外，有不少同志成为我军的高级将领以及党和国家政府机关的高级干部，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立下了卓著的功勋。
第5版(革命回忆录)
专栏：
人民炮兵的奠基人
——纪念朱瑞同志牺牲四十周年
苏进 宋承志
朱瑞同志是建军初期入党的老战士，是人民炮兵的奠基人之一，1948年10月参加辽沈战役时，不幸在解放义县的战斗中牺牲。他离开我们已经40周年了，但他那胸怀坦白，忘我工作，英勇奋斗，刻苦好学的精神，永远鼓舞着我们。
1945年6月，朱瑞同志任延安炮兵学校代理校长。日本投降后，他遵照中央和军委的指示，率领延安炮校迁往东北，准备接收日军的装备，组建一支新式的人民炮兵。当炮校师生于11月下旬到达沈阳时，情况发时了突然的变化。当时，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正调兵遣将，大举向东北进攻，我军即将撤出沈阳，炮校无法招生开学；同时，日本关东军投降后的火炮装备，已全部被苏联红军运回国内，从而使原来的计划完全落空。面对这一变化，炮校师生无不忧心如焚。朱瑞同志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立即召开全校干部会议，要求大家集思广益，献计献策。最后他根据大家的意见，提出了“分散干部，搜集武器，发展部队，建立家业”的十六字方针，除派遣少部分干部到主力部队去训练骨干外，将全校绝大多数师生分散到东起绥芬河，西至满洲里，南从长春，北到穆陵的广大地区收集武器。在朱瑞和邱创成等炮校党委的组织领导下，经过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至1946年5月，共收集各种火炮700余门，炮弹50多万发，坦克12辆，汽车23辆，以及大量的零、配件和各种器材，为建立东北炮兵奠定了物质基础。
朱瑞同志预见到，随着武器的收集，我军炮兵将会有一个大的发展，1946年4月，他根据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发动群众，建设壮大部队”的总方针，及时提出了“变学校为部队，拿部队当学校”的工作方针，把学校500多名干部分散到东、西、南、北满军区及一纵和总部炮兵旅等各单位，对部队进行训练，培养了大批骨干，为东北炮兵的建立准备了干部条件。
1946年夏季后，由于我军炮兵的迅速发展，需要的干部越来越多，朱瑞同志及时建议东北军区将延安炮校改名为东北军区炮校，立即开学招生，朱瑞任东北军政大学副校长兼东北炮校校长。东北军区炮校在辽沈战役前，共培养了两千多名炮兵干部，不仅充实了东北军区的炮兵干部，还为兄弟军区输送了几百名干部。
东北我军炮兵是在战争环境下靠收集敌人武器发展起来的，虽已初具规模，但力量分散，编制不统一，武器装备也不配套，甚至一个炮兵连，就有好几种口径的火炮。这种状况如不迅速改变，势必影响部队的发展和战斗力的提高。所以从1946年12月起，朱瑞同志就建议军区对现有炮兵部队进行调整。他先后代表军区起草了四号命令，对炮兵的组织、训练、装备、作战等方面作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规定，使我军炮兵很快由原来分散状态进入了统一的、有组织、有计划的发展阶段。1946年10月，朱瑞同志任东北民主联军炮兵司令员；1948年1月，任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炮兵司令员。
在调整充实的过程中，朱瑞同志还从东北战局的发展和需要出发，将现有的火炮、器材重点装备军区直属的预备炮兵，同时把预备炮兵及军区山炮以下的全部火力和人员按建制分拨给各纵、师，建立队属炮兵。经过调整，军区建立了4个预备炮团，各纵队有野炮团或营，各师有山炮营或连，既增强了各纵、师的独立作战能力，又使有限的炮火力量能够集中使用，大大提高了我军攻坚作战的能力。
为了使炮兵部队能够尽快适应战争的需要，朱瑞同志在组织调整的同时，还提出了“苦练一个月，保证打胜战”的口号，在全军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练兵运动，当时部队驻地分散，各团相距数百里，他风尘仆仆，巡视往返于各部队，检查督促训练情况。
1947年1月至4月，我军先后发动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炮兵在前一段整顿、训练的基础上，跃跃欲试，纷纷要求参战。前后共有70多个连队参加了这次战役。为了总结实战经验，朱瑞同志亲自到前方指挥作战。战役结束后，他立即在双城召开了第一次炮兵会议，对炮兵一年来的建设和作战经验进行总结。他在总结报告中，根据我军的历史环境、作战特点，结合靠山屯、焦家岭、城子街、德惠等战斗中广大指战员的实践和自己的体会，提出了一系列适合于我军当时情况的战术原则，如集中使用火力、快、准、猛、攻坚作战，步炮协同以及直接瞄准、抵近射击等。
朱瑞同志总结出来的这些战术原则，大大提高了我军炮兵的作战能力。1947年夏季攻势中，东北我军在炮兵的有力配合下，横扫拉（法）吉（林），攻占梅河口，进取昌图，包围四平，歼敌8万余人，收复县城40多座，从根本上改变了东北战场的形势。1948年4月在哈尔滨召开的第二次炮兵会议上，朱瑞同志根据我军1947年夏、秋、冬三大攻势的实战经验，进一步丰富了上述原则，从而使我军炮兵的战术、技术水平和指挥能力进入了一个逐步成熟的发展阶段，由原来只能配合步兵攻克敌人一个师设防的中等城市，发展到能支援步兵一举攻克十几个师多兵种合成防守的大城市，其中有些战术原则，直到今天对我军的炮兵建设仍有重大指导意义。
1947年后，随着战争的发展，前后方的供需矛盾越来越突出，为了保证战争的需要，他亲自到后方主持后勤工作，在他的正确领导和广大指战员的努力下，先后组建了迫击炮团、战车团、高炮团等五个团，到1948年8月，我军已有各种火炮4700余门，在装备上已占优势，为即将到来的辽沈战役作了充分准备。
1948年7月，朱瑞同志参加军区关于发动辽沈战役的准备工作。军区领导决定要他留在哈尔滨主持后方工作，他坚决要求上前线。9月12日，我军包围了义县。义县是锦州北面的屏障，一旦被我攻克，锦州就陷入孤立无援，但义县城墙高大，敌人以城墙为依托，沿城墙四周构筑碉堡，地堡和外围小据点还设了许多障碍，地面上遍布地雷。城内驻有国民暂编二十师及地方武装1.2万多人。攻打设防这样坚固的攻坚战，这在我军还是第一次，为了打好这一仗，炮兵在进入阵地前，朱瑞同志先带着负责主攻任务的几个团长到前沿察看阵地，由于距离敌人的据点近，他们走到哪里，敌人的炮弹就尾随到哪里，大家都为司令员的安全捏着把汗，而他却一路谈笑风生，边察看，边指点部署。
9月30日总攻前的一天，他又到各团作战前沿视察，仔细检查了各门火炮的射向和隐蔽情况，鼓励指战员为解放全东北立功。
10月1日上午，我军发起总攻。朱瑞同志一声令下，各种口径的火炮发出了雷鸣般的怒吼，千万发炮弹带着人民复仇的怒火飞向城墙。顷刻之间，城墙就被撕开了一道40多米宽的裂口，朱瑞同志见此兴奋无比，果断地下令炮火延伸射击，敌军经营多年的工事，随着炮弹爆炸的硝烟飞上了天。我三纵勇士犹如猛虎一般，争先恐后扑向炮兵开拓的突破口，同敌人进行巷战，不到6个小时，就将守敌全部歼灭，活抓了敌师长王世高，胜利拉开了辽沈战役的序幕。
这次攻城中，我军第一次使用了从敌人手里缴获的美国榴弹炮。对于这种火炮的攻坚性能朱瑞同志还不了解，高度的事业心和强烈的责任感驱驶着他，战斗还没有完全结束，他就从指挥所出来，身先士卒向突破口跑去，不幸触雷牺牲。中共中央在唁电中指出：“朱瑞同志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炮兵建设中，功勋卓著，今日牺牲，实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巨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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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魂兮归来！白戈
华逸
任白戈同志逝世，倏忽已两周年。我时常思念他。我与白戈结婚四十载，往事如泉，今记述一二，借以寄托哀思，略抒缅怀之情。
我同白戈同志偶然相识，是在四十年代初硝烟弥漫的华北战场；同他结婚，是在解放战争开始的1947年初，在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驻地冶陶镇。那时我已过而立之年，我俩互助互勉，恩爱甚深。
新婚未满周年的一个晚间，白戈从政治部开会回来后，告诉我中央军委下达了组建华北兵团的指示，军区徐向前副司令员决定从司政机关抽调部分干部组成前线指挥所，要政治部抽一名部长担任政治方面的工作。白戈考虑到自己身为大军区的宣传部长，需要提高在战争环境中的工作水平，自报奋勇跟徐司令员上前线，明天就出发。对这突如其来的别离，引起我深深的惜别之情。
1949年11月底，刘邓大军解放了西南川东地区。12月中旬，我随西南局车队抵达重庆朝天门码头，白戈派车来接我。我第一次坐小卧车，认为是大开眼界。可是，警卫员不以为然地说：“任部长原来坐的小车比这漂亮得多，后来，他让给别人了，还说，坐啥车子都一样工作。”我才知道这是一部相当破旧的车子。后来，1950年春的一天，白戈驱车去西南局参加会议，大门口的哨兵见车子很不像样，提高警惕，硬是不准他进门。经一番交涉，他才来到会议室，然而已耽搁了好一阵子。此事，一时成为笑谈。这件事虽小，却体现了白戈心胸宽阔，豁达大度，克己忍让，与人无争，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与名利，处处以团结为重，以大局为重。
1949年秋，白戈同志从西北前线到达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期间，刘邓首长要他回四川做地方工作。会后，他随部队入川。不久，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白戈兼任军管会文教接管委员会主任、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副部长等重要职务。他预料到自己大革命失败后出川，如今胜利归来，必有亲朋故旧提出要求，帮办这事，帮办那事，甚至纠缠。为把好关，他给自己订了一条原则：合乎政策又有可能的，给办，不合乎政策的，坚决不办。
“任煌（白戈原名）活着回来了”的讯息迅速传到南充家乡，胞弟承湘、堂弟绍修长途跋涉前来寻亲。两个弟弟细诉了家中及农村的苦情，要求留在大哥身边工作，干啥都行。当时新建的人民政权需要吸收大量干部。可承湘是个文盲，绍修文化是小学程度，在丝厂当工人，都不符合干部条件。白戈给他二人讲了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干部标准，讲共产党大公无私，不能安插亲朋，并好言劝慰，说服两个兄弟回南充去了。
白戈对子女的提职、提级、调资、评职称从来不问，听到有意见也从不表态，当做没听见。白戈逝世那年，同聚在身边庆贺八十寿诞的孩子们作过一次欢乐的交谈，无意中提到党风问题。白戈问孩子们：“你们对爸爸印象如何？满意吗？”孩子开玩笑地说：“爸爸当然很不错，可就是对我们太过分了点”。白戈笑答：“不‘过分’，能‘不错’吗？！”全家人哈哈大笑。事实正是这样，子女长大成人，走上工作岗位后，白戈从没有为他们的私事批过一个条子，说过一句请求关照的话。
白戈说话办事，注重实事求是，敢讲真话。1959年秋，毛主席开罢成都会议来重庆视察，白戈奉李井泉同志之命随他一道送毛主席去武汉。返回后，他告诉我说：“我可能把毛主席‘得罪’了。在船上，毛主席兴致勃勃地同我谈了他的‘高峡出平湖’的设想，问我觉得怎样。我说，那长江两岸要淹掉多少农田啊，那都是些好田好土，怕会影响农民的口粮。毛主席说，你不晓得吃鱼呀。我说，只怕吃鱼抵不上吃粮食。”现在，高峡出平湖早已成为现实，开发三峡的宏图正在设计论证中。然而，白戈襟怀坦荡，敢讲真话的品格却给我留下深深的印象。
白戈从解放到“文化革命”前，在重庆市工作17年，任过市委常委、宣传部长，也任过市长、市委书记，还兼任过西南局书记处书记，但他的物质生活始终保持了俭朴廉洁。这17年间，他始终在机关食堂小灶打饭吃，三菜一汤。每当行政科长或伙食管理人员征求意见，他的回答从来都是“很好，没有意见”。17年间，他从未向行政部门提过物质生活方面的要求。白戈常说：“我是从小吃红苕长大的。大革命失败后坚持革命，准备牺牲，没有指望能活到今天。现在党给的待遇，规定的制度，够优惠的了，再要水涨船高，就太过分了，那样会脱离群众的。”我认为，这是他的肺腑之言，反映出他的革命本色。
前年，白戈病危，儿子请事假守护了他将近一月。儿子在天津外经局工作，局里交给他去香港完成一项紧迫任务，无奈何，他向父亲讲了这件心事，征求他的意见。白戈毫不犹豫，平静地说：“去吧，工作要紧”，儿子遂离去。其后，他在病逝的头两天基本昏迷，却在回光返照的刹那，给孩子们留下遗言：“好好生活，好好工作，革命到底。”这表明，他要求孩子们像他那样，一辈子站在革命立场上。
以上这些琐事，比起英雄将军和杰出革命家的伟大，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然而对我来讲，却是终身难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