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关于青年电影导演的探索
——“中国新电影研讨会”述评
任仲伦
在中国新时期电影发展流程中，一批青年导演拍摄的具有新的审美形态的影片群，在影坛上掀起了探索之风。陈凯歌、田壮壮、张艺谋、吴子牛、张军钊、黄建新、张泽鸣、胡玫、周晓文、孙周等导演已被人们约定俗成地称为“第五代”，其代表作有
《一个和八个》、《黄土地》、《盗马贼》、《孩子王》、《红高粱》等。他们自始至终伴随着种种褒贬毁誉的不同评价。恰如其分地探求这批影片的得失成败和来龙去脉，将会超越研究对象的本体而具有更广泛的意义和价值，这是近日由中国电影家协会《电影艺术》编辑部召开的“中国新电影研讨会”所关注的一个理论热点。来自电影界、文学界、学术界的五十余名与会者对此展开了具有强烈争辩色彩的探讨。
在社会和电影发展的双重座标中确定价值
许多与会者指出，这批青年导演创作的影片虽然风格迥异、个性殊别，但整体上促使中国电影在思想和艺术的双向突破中迈出了崭新的一步。
有些同志把这批新电影的审美特征概括为：打破过去电影创作中思想教育化、人物性格化、生活故事化的常规，竭力用一种个性意识和批判精神，来思索人生、历史和民族命运，从而使影片具有形而上的哲理意味和沉郁冷峻的风格特征。这种沉郁冷峻，与西方嬉皮士的冷漠冷嘲和自暴自弃绝不相类。它根源于经受巨大劫难后的反思精神，根源于对历史曲折和现实艰难的忧患意识，在沉郁冷峻背后深藏着炽烈的渴望和赤诚的关注。同时，这批新电影具有新颖的电影意识，它们对作为电影独特手段的影像和造型语言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使其从摹写手段上升到剧作功能。这种对电影造型语言、时空结构的探索和有意味的形式美感的追求，与对历史和现实的深沉而有个性的思考相结合，使中国电影的审美形态发生了质的变化。
有的同志则认为，青年导演的创作属于过渡性作品，是在没有足够文化准备的情况下进行反叛性探索的。文化的贫困导致作品在思想上缺乏整体性，形成模仿大于创造、技术大于艺术的弊病。有的发言者还结合对具体影片的分析，指出青年导演的一些作品理念庞杂，而人性血肉偏少，尤其是对新生活没有找到真实的体验。如描述和渲染对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的恐惧感、末日感，明显超前于现实而显得苍白。有的人不同意这种概括，认为意识超前和现实超前不是一回事，作为艺术家就应该把处于变革中的人们心灵中萌发的新的情绪、意念予以敏锐的发现和艺术的表现，这正是知识分子立场的有效体现。
对传统文化是反叛，还是选择
青年导演创作与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精神的关系是什么？以往的理论探讨对此有所忽略。
有些同志认为，这批新电影对传统文化的最明显倾向是怀疑和反叛，是以“文以反道”来反叛具有规范遵从特征的“文以载道”，是以直面人生的“求真”来反叛具有中庸隐逸特征的“避真”。这种怀疑和反叛具有整体和本质的意义，是从个体苏醒的意识出发的。有的发言者则把这批导演概括为：是在信仰废墟和文化断层中崛起的“无父的一代”。反驳这种观点的发言者认为，不能简单地把传统文化归结为孔孟文化，其间还有老庄文化等，而老庄文化恰恰是中国艺术精神的精髓，青年导演的某些作品如《孩子王》明显地蕴含着老庄文化的意味。有的同志把传统文化分为正统文化和非正统的潜文化两个方面，指出非正统的潜文化生存于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并潜移默化地影响民族的命运，《黄土地》、《盗马贼》等影片实际上是体现了这种潜文化的力量。这些观点倾向于认为，与其说青年导演的创作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彻底反叛，不如说有所选择更为确切。还有的同志进一步分析道，如果从反叛传统这个角度审察，那么青年导演的创作更强烈地表现出对以政治说教为特征的中国现代文化传统的否定。
实践和理论都面临着冲击
青年导演将向何处去？与会者普遍认为，他们在急需克服自身弱点的同时，又面临着时代更为严峻的考验。有人预言，随着商品经济大潮的无情冲击，青年导演的艺术探索将难以为继，不得不向时尚或主流意识形态回归。有人将今年以来电影中的庸俗创作倾向戏称为“倒爷意识”，呼吁在商品化的热潮中，应该坚持严肃的艺术追求。也有人认为对前景不必过于悲观，新电影不可能只在一种理想的环境中发展。正如世界电影史上先锋电影、实验电影始终存在一样，中国的“第五代电影”也将继续存在。当前更重要的是，艺术家应当主动去适应商品经济环境，在这一背景下发展我们的电影。
同时，大家还对面临这批新电影冲击而带来的理论与批评的困惑进行了反思。应该看到，电影理论与批评为青年导演创作的发展始终发挥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无论是赞扬、批评、还是争辩。同时也出现了偏差。一些与会的青年电影导演和摄影师直率地指出，电影理论批评存在着隔靴搔痒和大而化之的偏差。
不少同志意识到了我们的理论与批评在把握青年导演的创作中存在的弱点，一是缺乏整体思维，往往把形式创新和内容创新过于简单地分割把握；二是缺乏精细的分析，表现在对青年导演的分析过于笼统，忽视了这批青年导演的个性差异，实际上他们并非铁板一块。所以要想从整体上把握这批新电影的审美形态，就必须以具体的精细分析为前提条件。也有的同志提出，不能简单地要求电影理论都能契合和满足创作者的现时要求，而应该保持理论的相对独立性，急功近利的要求有碍于理论的发展。但尽管如此，大家都认为加强创作者与理论研究者的交流是有益的。理论批评不能总是处于自言自语和自说自话的状态中，而应该在对话中达到理解沟通。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理由报告文学的新变
李炳银
理由的文学成就在报告文学。理由的报告文学创作活动及成果，是新时期以来报告文学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前些年，理由的报告文学大都取材于某个典型性的人物，在对这个真实人物的描绘中折射着社会和人生的情状。先后出现于理由作品中的人物如栾菊杰、华罗庚、索桂清、林巧稚等，都曾因作者文采斐然的描绘而为读者所熟知。在这些相对单纯的题材人物中，作者多能以真诚的感知接近人物的深层，在他们坎坷的人生经历和追求中找到与读者相通的渠道，把真实单纯的对象表现得富有情致，富有社会现实意义和动人的力量。
自1985年开始，报告文学作家和读者开始不满足于此前那种以单一的人和事展开结构情节的作品了。谋图新变的努力正在许多作家的创作中进行。理由也许是较早意识到单一结构的创作套式弱点的作家之一，所以，报告文学的新变较早地从他的作品中体现出来。发表于1985年7月《人民文学》上的《倾斜的足球场》，正是理由这种创作变化的标志。
在《倾斜的足球场》之后，理由又陆续发表了《世界第一商品》、《香港心态录》、《澳门蒙太奇》和新近发表于《钟山》第4期上的《元旦的震荡》等作品。这些作品同理由过去的那些作品已很不相同。作者不再重视对单个人物的选取和解剖，以曲笔来参与社会生活，而是把报告的对象直接定点到广大公众关心的社会重大事件上。单是从选取题材方面来看，能够迅速地把笔投向1985年5·19中港足球赛和终场后的动乱事件；投向曾经疯狂的海南岛倒卖汽车风潮；投向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发表之后香港人的复杂心态；投向1987年元旦北京大学学潮这样一系列的重大社会事件中去，就很能说明作家在创作时所具有的敏感和驾驭题材的胆魄。报告文学作家理应对现实生活有更强烈的参与意识。尽管这种参与时常会有阻碍或需要付出代价，但放弃了这种参与意识就将等于放弃自己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这两年，报告文学作家们之所以热心参与重大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事件，正说明了社会现实生活的迫切需要和报告文学作家们的醒悟与自觉。理由如此迅捷地把这些曾经使社会和人们心颤的事件给予报告，这或许出于他对报告文学的一种新的理解。但更根本地还在于，他作为一个报告文学作家更有效地运用了这种文学形式。
在理由的这一批报告文学作品中，客观的文学描述倾向变得非常突出。同时，作家的主观色彩逐步淡化，或者说变得更加隐蔽了。过去，理由的不少作品，曾以真挚的抒情和精当的议论分析叫人爱读。现在，这样的成分都力加免除。作家对人物，对事件基本不作剖析与判断，只注重把一个真实的现象传递出来，一切的臧否结论都留给读者去作。在《倾斜的足球场》里，作者在客观叙述的过程中偶尔还对曾雪麟“缺少胆量和气魄”，未能“去顶住上下左右的压力”的性格表示遗憾；在《世界第一商品》中也曾对姚文绪、雷宇因无法迅速筹到资金而怀着钻政策空子的心理，大量批准进口汽车让下属去倒卖的行为流露出某种批评和理解。这种现象到了《香港心态录》和《元旦的震荡》时就几乎看不到了。《香港心态录》基本是对不同人物心态的实录，作家记下的是这些人在面对1997年这个香港归属变动关口时的复杂心理活动。在《元旦的震荡》里，理由作为一个作家自然不可能没有对这些事件的认识与理解，但理由之所以采取这种逼向事件的本体，只作如实描述的笔法，其目的正在于避免因为自我认识的介入而使人们对事件的判断流向某种既有结论的可能性。何况今天的人们，并不因为某种结论的提出和存在就轻易地放弃自己的判断。对于5·19中港足球赛的结果和终场后的动乱事件，对海南岛倒卖汽车事件，对北京大学的学潮，在读过理由的这些作品之后，人们或许对这些事件中的人和事能多一些了解和理解。康德曾给启蒙运动的精神下了一个简明扼要的界说，即“有勇气在一切公共事务上运用理性”。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封建迷信的妖雾正在渐渐散去，人们简单的服从情形日以减少。理性的精神高扬和对理性运用的自觉，都将会威协到各种脱离实际事实的结论或虚假的认定性，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作家们可能会出现的偏见在内。至于作家是否就一定只能去提供事实的原貌，不作任何分析与判断的问题，那倒不一定强去界定，大可悉听尊便的。这里我对理由作品的肯定，除表示对他具体创作的机智及成功的认同外，绝无把这种客观描述推向极致的用意。
理由一方面迅速而又直面地去追踪这些震动全社会的重大事件，但在实际描述报告中，他又力图不去作正面接触，而把眼光放得更开，把笔墨用得更经济。在这些作品中，理由跳开了对事件作纯政治性的分析和判断，好像只把它看成一种社会重大现象，他用力去寻找的似乎也不尽是是非的归属，而是所以产生这些现象的社会及文化心理等方面的根源。正因为这样，理由时常就很自然地在报告事件进程的时候，随时适当地对社会生活环境，公众情绪，人物心理及文化水准、性格习惯等作出描述，很有助于读者对事件的理解。
对于报告文学文学性的探索与追求，在理由的报告文学中，一直都表现得十分突出。早几年，他写到过不少的人物，可在结构和表述上一次一个样，全无雷同之感。理由曾提出“报告文学小说化”，也有人称他的报告文学为“报告文学小说”，这些说法似乎都有可资讨论的必要。但这同时也足能说明理由报告文学在文学层次上的努力及达到的水准。理由十分重视角度的选择，讲究叙述方式的巧妙及语言的准确形象性。因之，在报告文学作家中，他被认为是富有文采者之一。
这批旨在客观描述事件风貌的作品，同样体现着理由对文学性表述的追寻。在《倾斜的足球场》，作者把中心定在赛场，然后通过前后倒置、时空交错，倒叙直描等手段，把比赛前后的有关内容有条不紊地都描述得清清楚楚。结构相当严密，读来真有身临其境，目观沙场交兵之感。《香港心态录》目的在于捕捉各种人的内心情绪及想法，作者就干脆散点透视，然后以线穿其中，各自成篇，合为一面。《世界第一商品》基本是沿事件发生发展结束这个时序进行的。虽有调动，但无大变，可作家没有全面铺开，而是抓住一些关键的情节，关键的部门和人物充分描写，把人在金钱面前的急剧变化描述得淋漓尽致。《元旦的震荡》在谋篇布局上更显匠心。作者把事件的前后分为几章，有的叙述事件前，有的叙述事件中，有的则是学生们的自白……几章并存交替出现。既有寻踪，也要述貌；外在行动和内心感觉思索并行。全文构成一幅既显杂乱，又有秩序的风云图案。如此重大的事件，理由却以这样短的篇幅统驭自如，不失大家笔墨。理由的这些作品，包容着十分丰富的社会生活及文化心理内容，有很大的信息量。但作者并不借机铺排堆砌，拉长篇幅，篇篇都绵密紧凑。理由的描述语言，可以称得是华美流畅，汪洋恣肆；言情状物，维妙维肖。读其文，绝无艰涩沉闷之感。理由的报告文学，是一个独特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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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通俗文学的审美特征
封秋昌
关于通俗文学如何提高的问题，有这样两种“药方”，一曰“雅俗合流”；一曰“从众脱俗”。“雅俗合流”，貌似雅俗并重，各取所长。其实，如果化简为一个公式，那就是：雅文学的观念＋俗文学的手法＝雅俗合流。如果认为俗文学的可取之处仅此而已，那么对“俗”的理解未免失之皮毛了。至于“脱俗论”者对“俗”的看法和态度，已是不言自明的了。既然要求“脱俗”，可见在这些论者看来，“俗”是要不得的东西，与高雅的文学是不能为伍的。
这里要弄清这样一个问题：通俗是不是庸俗？尽管在俗文学中常常裹携着某些庸俗下流的东西，但它从本质上并不属于“俗”的范畴，犹如江河洪流中夹带的秽物和泛起的泡沫一样，是应当从“俗文学”中过滤、排除掉的东西。所谓“通俗易懂”，也不是它与纯文学的根本区别点，因为纯文学不一定非要写得晦涩艰深，也可以并且应当写得通俗明白一些。如果“俗”的含义仅仅是手法而已，那它也就失去了单独存在的必要。
那么，“俗”的根本属性是什么呢？简言之，我以为就是它的大众性、平民性和民间性，就是作家所具有的平民意识。这种平民意识，要求作家不只是从“自我”或少数人的角度看问题，而是站在平民百姓的角度去看问题。他们的注意力，也即他们所关注所思考的重心，是关乎到广大民众生存大计的最带普遍性的实际利益和要求。通俗文学作品，不管是取材于现实还是历史，其着眼点都是为了反映广大民众的现实生存状态以及他们共同关心的利益、要求、愿望、理想、爱情、情绪、心态，等等。它与纯文学特别是探索性文学的区别在于：纯文学注重揭示个体意识，俗文学更关注群体意识；纯文学侧重探寻人性和人的心灵奥秘，俗文学着眼于民众的现实生存状态；纯文学发掘潜意识，俗文学更强调行动和显意识；纯文学追求意蕴的超前性，俗文学着眼于现实的具体性；纯文学寻“异”，俗文学求“同”。
俗文学这种民众性特征，使得通俗文学作家不得不考虑一般民众的文化基础、文学素养、接受能力、阅读兴趣、审美心理，由此便决定了俗文学的通俗易懂性。另外，由于在文学的变革过程中，民众的大多数不可能充当变革的先行者，故而传统手法更适合他们的口味，更能满足他们的审美期待。所以，当今的通俗文学在写法上是依然重视悬念、情节，重视人物、事件的传奇性。
一般民众，在紧张的劳作之余，他们读文学作品，并不像政治家、文学家、社会学家、民俗学家、心理学家那样出于研究的目的，而主要是为了消遣，寻求快乐和刺激。自然，在阅读过程中，也可增长其见闻，帮助他们了解自身和自身以外的人和事，洞见世态人情，陶冶情趣。优秀的作品，能以其思想的深刻性和描写的生动性引起他们强烈的共鸣，从而使他们或从中汲取力量，或排遣忧伤，等等。但是，这并非他们阅读的显在目的，而且，他们一旦发现了作品的教化意向，就会产生逆反心理。对一般民众来说，阅读就像下棋聊天打扑克一样，只是一种调整生活节奏的休息方式。这样，俗文学必然要注意知识性和趣味性，它也可以发挥多种功能，只是娱乐功能显得非常突出和重要。
因此，我以为民众性是俗文学的根本的稳定性特征，并由此而派生出一些显在的可变性特征，这就是立意的普泛性，语言的通俗性，内容的传奇性，审美功能的娱乐性。
应当说明的是，“民众”也好，“平民意识”也好，都不是一种恒定不变的概念，其含义总是有它的历史具体性。即是说，处于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民众”是有差异的，即使是特定时代和地域的“民众”，其素质和需求（物质的和精神的）也是不断发生变易的。因此，俗文学的内涵、特点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域有所不同；在特定时代、特定地域也会因“民众”的变易而随之发生变易。随着时间的变迁，“俗”与“雅”的位置可以互换；在特定的时代，具体作品，“雅”与“俗”也可以发生交叉现象，“雅”与“俗”的划分，取决于哪种因素居于主导地位。
鉴于目前俗文学泥沙俱下、鱼龙混杂、艺术上粗糙的状况，确乎有一个亟待提高的问题。问题是如何提高。在我看来，俗文学的提高不能“脱俗”而只能“从俗”。倘若“俗”之不存，还有什么俗文学可言？尽管存在着“雅”、“俗”位置互换、交叉的现象，但从根本上说，雅、俗是不可能“合流”的。其一，主要审美特征有区别；其二，只要有“民众”存在，就有俗文学的存在，雅与俗是相比较而存在的，没有“俗”也就无所谓“雅”。
俗文学的提高，也不是向纯文学“引渡”。“脱俗论”的偏见在于视通俗为庸俗，不承认俗文学是文学中独立的一“元”，从而用抽象的大一统的文学观念去要求、框定俗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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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舞蹈：选择与参与
于平
在一个变革、开放的社会文化境遇中，我们的舞蹈有了多样选择的可能性。然而，这种可能性的出现却更可能使人在选择的多样中徘徊、彷徨以至困惑。
舞蹈艺术本身就是一座迷宫，迷宫中的迷径是无所谓“歧途”或“正道”的。凭智慧循“正道”走通迷宫者是伟大的艺术，凭血气撞死在“歧途”的南墙下也未必不见出艺术的伟大。因此，舞蹈选择的意义不在于选择什么，其意义正在于“选择”本身。换言之，当一个舞蹈家决定要进行选择之时，他就选择了“选择”。也因此，杨丽萍选择了充满灵性的膀臂，苏时进选择了鼓荡胸臆的气韵，王连城“儒化”了大洋彼岸致力于“人体非人化”的尼可菜，胡嘉禄却非要为上海市民情调抹上德意志民族的思辩色彩……可以看出，多样选择的可能性已经在舞蹈的选择中成为现实。
然而，舞蹈的选择并不能超然于被社会的再选择。由《丝路花雨》而兴起的舞蹈仿古风烟消云散了，自《希望》而始的舞蹈哲理风也声弱气促了。如果说，自1986年第二届全国舞蹈比赛后，我们的舞蹈还有什么给人以深刻的印象的话，恐怕首推上海的《金舞银饰》和山西的《黄河儿女情》了。《金舞银饰》和《黄河儿女情》都取“全景式”的结构方式，但结构方式的趋近却无法蔽掩二者间价值取向的悖逆。《金舞银饰》呈现出历代服饰、舞态的“金银风”，仿佛是更为“舞蹈化”的服装模特儿；《黄河儿女情》则展示出太行西麓土风、民俗的“儿女情”，它把舞蹈召回到促使发生的人的生命情调本身。这是当代舞蹈文化中的二重奏。被选择的舞蹈的“二重奏”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正反映了变革的社会中的大众的复杂心态，这心态通过对《金舞银饰》中高跟鞋、旗袍裙的摩登女郎和《黄河儿女情》中麻草鞋、对襟衫的村野汉子的同时选择而呈现出强烈的反差。
有一种趋向表明，许多“观众”正在放弃选择作为静观的对象的舞蹈，而选择在舞蹈活动中的自我身体参与，诸如中老年人的“迪斯科”健身舞，大、中学生的舞蹈健美操，以及交谊场合中的标准舞厅舞和公共空地上的带有极大随意性的“霹雳风”等……事实上，由舞蹈来激发审美快感，本质上是应在舞蹈活动的身体参与中实现的。大众对舞蹈的这种选择，在无形中导引着舞蹈家们的选择：一方面，有些舞蹈家从所谓“严肃舞蹈”的殿堂下海去搞“通俗舞蹈”了，成了中老年“迪斯科”、青年健美操及标准舞厅舞的教练者；另一方面，有些舞蹈家更深刻地意识到，在既往的多样选择中，我们唯独没有选择把舞蹈作为自己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自然地、全身心地去参与。在人民大众的那种选择趋向面前，那种一味把舞蹈作为一门反映生活的艺术而放弃舞蹈作为生活本身中的一个角色的做法，显然应该有所调整了。
应该说，当前大众在舞蹈活动中的参与倾向，不仅有助于作为一种艺术形态的舞蹈的复兴，而且这种倾向本身便可视为舞蹈文化的复兴。这种复兴顺应了当代文化建设的潮流——我们的人民不仅要有健全的理性，而且要有健美的体态。于是我想，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中的舞蹈家，恐怕也不能不回到日常生活中去作一个普通人，不能不在用舞蹈反映生活的同时也努力参与生活中的舞蹈。至少，这应当成为我们舞蹈家多样选择中的一种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