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经济)
专栏：
企业界人士谈《企业法》
——本报经济部邀请北京部分厂长、经理座谈纪要
企业改革的深化，呼唤着《企业法》的出台。酝酿了多年的我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将对企业的设立、变更和终止，企业的根本任务、权利和义务，企业的领导体制、厂长的生产、民主管理等重大问题作出明确规定，使企业的经营管理逐步走上法制轨道。这是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全国各界人士特别是企业家们对此十分关心，都有一些希望和想法。我们欢迎大家把自己的想法发表出来，以供有关方面研究参考。 ——编者
元月4日，本报经济部邀请北京部分工厂企业的厂长、经理，就《企业法》的制定、颁布、贯彻执行问题进行了座谈。现将他们的发言整理如下：
改革的深入，迫切需要有一个《企业法》，以巩固这几年来的改革成果。
徐孝纯（北京印染厂厂长）：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要增强这个细胞的活力，进一步搞活企业，迫切需要制定《企业法》，从法律上保障企业的法人地位。《企业法》，顾名思义就是企业的根本大法。有了责、权、利三者明确规定的《企业法》，办企业就有了方向，做到有章可循，依法行事，企业的合法权益也才能不受干扰乃至侵犯，获得可靠保障。
李大林（北京建筑工程机械厂厂长）：《企业法》的制定和出台，时机已经成熟。9年改革，硕果累累；党的十三大，又为全面推进改革拓展了道路；今年还将在全国普遍实行厂长负责制。改革成果亟需以法律形式巩固下来，《企业法》的出台越快越好。如果再不出台，厂长的法人代表地位将难以及时得到保证，厂长在企业中的中心地位也难以真正确立，那就会影响企业的经营和发展。
郑焕明（北京汽车工业联合公司经理）：现在全面推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如果还是无法可依，厂长工作很难顺利进行。任何法律、法规都有一个完善的过程，对《企业法》也不能要求一下子搞得尽善尽美，因为这是不可能办到的。从现实出发，不失时机地出台，如有不完善之处可在实践中逐步加以完善。
希望《企业法》确保企业家责、权、利的统一，推动企业家阶层的崛起。
徐孝纯：按照企业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分离的原则，厂长作为企业的经营者，应当拥有比较充分的权力。责、权、利三者务必配套。权力不充分，厂长就很难全面负责。厂长需要什么权力？无非是人、财、物、产、供、销。人事权客观上处于首位，副厂长如果仍由上级任命，他就会说我对上级机关负责，而不对厂长负责。在企业的实际工作中，副手对厂长的工作来说，实在太重要了。副厂级干部人选的决定权，还是给厂长为好。奖励权不给厂长，也不利于厂长的工作。当然，厂长行使奖励权时，可以而且应当征求和听取职工的意见，必要时还可提交职代会进行讨论。
对经营者的利益如何保证，这是个大问题。前些时候，虽已规定厂长收入可高于工人1至3倍，但实际上多数落实不了。原因尽管多种多样，但主要问题是“谁来给”？哪个厂长能给自己加奖金？上面没有个明确的说法，只笼统地确定个数额原则，还是不好办的。经营者并不是只指厂长一个人，还应包括副厂长、中层干部等，是一群人。经营者的利益如果不从法律上给以切实保障，既不利于经营者积极性的充分发挥，企业家阶层的崛起，也不利于企业的振兴、民族的兴旺。
李大林：对厂长应负的法律责任，需要规定得明确、具体，但也不宜只顾了这一头，而对厂长的权力和利益规定得笼而统之，不够具体明确。我们厂是生产塔吊的。哪地方塔吊倒了，我心里就害怕，要负法律责任。我当厂长第一天，北京一个地方倒了一台塔吊，赶紧派人去看。一看不是我们的事儿，才放心。这个心别人不用操，我李大林就得操。可现在，当厂长的“姥姥不亲，舅舅不爱”。厂长的社会地位太低，处处求人。厂长拿点钱，别人又眼红。（徐孝纯：现在不少厂长的收入低于他的司机。）希望《企业法》理直气壮地支持厂长，提高厂长的社会地位，为造就一大批企业家创造必要的环境条件。
郑焕明：长期以来，厂长的社会地位如何，谁都比较清楚。形象一点说，真像个廉价的“小伙计”。上边随便哪个部门，来个小姑娘都能把你厂长数落一顿，甚至一个电话你就得走一趟。国外有的大企业家的收入比国家元首还高，我们不要求这个，但总得有个相当的社会地位，让企业家坐到他该坐的位置上。
安庆衡（北京齿轮厂副厂长、总工程师）：对厂长应负的法律责任无疑需要作出具体的规定，但相应地还要规定企业的经营效果与经营者利益的关系。提高企业经营者的社会地位特别是保障经营者的利益，有个更新观念的问题。现在，社会上不少人认为：个体户多拿钱理所当然，因为他们辛苦；乡镇企业的经营者也可多拿钱，因为贡献大。就是大中型企业搞得好的，厂长多拿点，各种阻力不小。（李大林：公司要奖励我700元，我就琢磨开了，给谁分一点？是给学校还是给幼儿园？）（本报经济部主任艾丰：应该多得嘛，你拿了，给你发条新闻。）（郑焕明：大林，我还是劝你别拿，老艾给你发新闻，你也别拿。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上面得有个具体说法；二是要考虑职工群众的心理承受力。）思想观念不更新，拿了钱起不到好作用，不如不拿。
“媳妇”立了法，“婆婆”、“大姑子”、“小叔子”也应有法律制约。
李大林：《企业法》对厂长来说，实际上具有双重的意义：一是保障厂长的法人地位和合法权益；二是要求厂长严格地依法办事。过去厂长难当，不是难在处理企业内部事务，而是来自企业外部的问题。现在企业好比是个“媳妇”，给“媳妇”立了法，有了规矩，而对“婆婆”、“大姑子”、“小叔子”等不立个法，也不行。就是说，《企业法》还需要有与之相配套的法。企业的主管部门，与企业有直接间接联系的有关部门，都应有必要的法律制约。这好比，一座立交桥建起来了，而其它路口还是个“腊子口”，车辆运行仍然不能畅通。所有路口都有了立交桥，道路才能畅通无阻。
郑焕明：立法需要配套，光有一个《企业法》是不够的。如果上级行政部门对企业横加干涉，使企业受了损失，谁负责？企业就怕来自上面个别领导干部的瞎指挥。不应该“婆婆”拍板，“媳妇”干事，干成了，上级领导正确；干不成，是企业的错误。汽车司机要听交通警的，交通警须按交通规则指挥，不是交通警说得不对也是对的。只有立法配套了，企业才能有个比较宽松的环境。
胡健（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经理）：《企业法》的基本条文，对我们文化企业是同样适用的。但是，文化企业确有其自身的特点。这些年来，文化企业的性质不很清楚，在企业的实际工作中产生诸多矛盾。比如，我公司下面一些基层同志说，文化企业究竟是“公鸡”还是“母鸡”？强调“打鸣”——社会效益、精神文明时，说是“公鸡”；强调“生蛋”——经济效益、给国家积累财富时，就说它是“母鸡”。文化企业的“婆婆”更多，谁都可以发号施令，几乎没有什么企业自主权可言，可还要求自己养活自己。我们希望能继续制定包括所有企业的《企业法》，对文化企业也有个说法。
《企业法》关键在于贯彻执行，千万不要颁布了，谁也不去管。
郑焕明：近几年来，经济法律、法规制定了不少，这是经济法制建设的一大成就。但是，有些法律、法规制定颁布后，有有关部门组织贯彻实施；也有的经济法律、法规，制定、颁布后，说谁都要执行，实际上却谁也没去管。《企业法》制定、颁布后，希望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比如，保障企业的合法权益，保护企业经营者的地位和利益，等等，都要来真格儿的。有了《企业法》，还需要有个实施细则，以使《企业法》的实施得到真正落实。（本报记者 鲁牧 皮树义
杜飞进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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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发展对外经济联系积极参与国际竞争
“深电”初步形成外向型企业集团
本报1月8日深圳专电 记者林晰、赵志文报道：于1986年1月6日诞生的深圳电子集团公司，经过两年改革实践，为建设外向型、综合型、效益型的规模经济奠定了良好的经济基础，向人们显示了组织起来团体优势的威力。
为适应深圳特区外向型发展的需要，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两年前，电子工业部门和广东省联合组建深圳电子集团公司，他们发挥特区的优势和窗口作用，立足深圳、依托内地、面向世界，注意调整产业结构和投资结构，一方面扩大和港澳地区合作的深度和广度，共求发展；一方面开拓、延伸、扩大现有渠道，发展对美国、日本、欧洲和非洲等国家和地区的直接业务。该集团董事长、总经理马福元透露：目前，集团成员已发展到158个，与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家公司建立了合作关系，在国际上建立了分支机构，创办实业，逐步掌握了产品外销的主动权。1987年外销品种数量、外销收入都有大幅度增长，去年出口产值比1985年增长599.7％，外销产品占总产值的比例由1985年的11％提高到1987年的37.5％，初步形成了一个有机的、多层次的、统一规划、协调分工的外向型企业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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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天津下放权力城建出现新气象
市政府减轻负担 区政府增添活力
据新华社天津1月8日电 （记者马杰）天津市政府把财政、城市建设、环境卫生、文化教育等权力下放给区政府，把大城市变成若干“小城市”，既减轻了市里的负担，又提高了区里自我发展的能力和活力。
天津市的这项改革是从1984年下半年开始的，他们把市政府一些分散的职责、权限下放给区政府，并且实行财政包干，超支不补、结余归己。同时把一批市重点工程也以单项任务承包的形式交给区里去完成。各区有权有责之后，自找门路寻找财源，自我发展，在城市建设、管理和发展经济等方面都有了新的进展。过去各区为居民建设住宅依靠国家投资，现在他们用房屋建设开发的办法，筹集资金盖商品房，然后卖房赚了钱，再盖新房。3年来新建和改造居民住宅近300万平方米，其中商品房200万平方米。河北区政府去年自筹资金建房43万平方米，有6000多户居民搬进新居。
各区政府有了钱，坚持把钱用好，办群众长远受益的事。3年来，各区拨出专款，把205条里巷的土路修成了柏油路，总长307公里；铺设翻新和改造了234公里的地下排水管道，解决了雨季污水外溢问题，并且新建和改造了1546个公共厕所；新建和扩建了1657个商业服务网点。1985年以来，各区先后从自己的机动财力中拿出3亿多元新建和扩建中小学和幼儿园214所，增添了教学设备，为教师新建了一批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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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是吃“改革饭”的
——马胜利谈治厂
本报讯 世界经济导报1月4日报道了企业家马胜利的一次谈话。马胜利说，改革把我推上领导岗位，没有改革就没有我们厂的今天，就没有我马胜利的今天，我是吃“改革饭”的。我厂在改革中提出了三个“相符”：要和党的方针政策相符，要和工厂实际情况相符，要和职工的意愿相符。
领导关键是决策。大事清楚，小事糊涂。我不怕借债经营，“借”字里面大有文章。当厂长最头痛的就是没有钱，有外债不丢人，没有外债也不一定就光彩。
厂长确实难当，不难当还想当什么企业家，我就喜欢困难，压力大、动力也大。现在党和国家赋予厂长从来没有过的责任和地位。未来是属于企业家的。不要老是叫苦，不要老是要这要那，越苦越要坚持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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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无锡市工商银行改革信贷体制
落实“扶优限劣”信贷政
本报讯 无锡市工商银行从1986年8月以来，进行了贷款管理体制改革的试点工作，探索改革贷款管理体制的新路子。
以往由一名信贷员固定管理一家或几家企业贷款业务的管理办法，已越来越不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目前，无锡市工商银行在试点的基础上，已制订出新的流动资金贷款管理办法，即：“评估企业信誉，实行分类贷款，专家集体决策，确保“扶优限劣”。采取这种办法，较好地克服了沿用已久的旧贷款办法的缺陷。试行以来，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截至1987年12月底，与无锡市工商银行有信贷关系的工业企业全部流动资金周转率比年初提高6％，等于节约信贷资金1.5亿元。
——评估企业信誉。建立以企业资金信誉、经济效益、贷款偿还能力和企业发展前途为主要内容的信用评估制度，每季评估一次。评估结果作为决定流动资金贷与不贷、贷多贷少、贷款方式和利率高低的依据之一，评估的具体内容包括企业近三年的资产负债率，销售成本利税率，全部流动资金周转天数等8项指标。
——分类贷款。按照信贷资金的效益性、安全性和按时回流的要求，确定资金贷款。即对产品适销对路，自我消化和应变能力强，经营管理水平高的企业，银行与企业每季签订一次贷款额度合同，保证满足其贷款的合理需要。对效益不够理想，管理水平一般，发展前途不稳定，但产品有一定销路，没有发生亏损的企业，银行采取核算周转额的办法，逐笔审批贷款。对接近破产边缘，需要国家扶持、补贴、免税的企业，银行采用抵押担保的方式予以贷款。对处于破产状态的企业，银行“釜底抽薪”，坚决追收贷款。
——专家集体决策审批贷款。企业的类型是由专家小组按照一定标准来确定的，从而实现了贷款审查、发放和收回环节的分离，有利于克服“以贷谋私”的弊端和减少贷款失误。
——确保扶优限劣。由于是根据资金来源情况确定各类企业贷款的增减幅度，因而在贷款发放上，对哪些企业要松，哪些企业要紧，扶植什么，限制什么，目标管理明确，泾渭分明，既优化了信贷资金结构，也促进了产品结构的调整，推动了经济的稳定协调发展。
（朱裕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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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三言两语
深化改革才有出路
夏方
根据宏观决策，今年银行将对信贷实行紧缩方针。但紧缩绝不是一种消极的措施。多年来，由于旧信贷管理体制的弊端，造成的贷款失误和贷非所用的现象不在少数，它浪费了大量宝贵的信贷资金，也给“以贷谋私”以可乘之机。如何克服信贷资金贷放和使用上的浪费，促进企业经营机制的完善，已成为当前金融战线上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无锡市工商银行通过拓建新的贷款管理体制，不仅充分挖掘了信贷资金的潜力，使资金得到合理的利用；同时，也促进了经济的稳定增长，把银行的经营效益与社会经济效益紧密结合起来。它的做法告诉人们，不论银行还是企业，面对信贷的紧缩，不抓深化改革就没有出路，抓了改革，路子才能越走越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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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湖北省政府在京举行新闻发布会
扩大对外开放多元化开拓国际市场
本报讯 湖北省将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规模，采取鼓励外商投资的更为优惠的办法，更大胆地利用外资和引进技术，同时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多元化地开拓国际市场，使湖北走向世界。这是湖北省副省长徐鹏航1月8日在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的。
湖北省地处中原腹地，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工农业生产基础较好。
1987年，湖北全省工农业生产总值达753亿元；外贸出口总额达9.5亿美元，比1978年增长5倍，已同1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0多家客商建立了良好的经贸关系。
据了解，今年1月18日至27日，湖北省和武汉市将联合首次举办对外经贸洽谈会，内容包括进出口贸易、利用外资和劳务合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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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河北平原地区建立新灌溉系统
河北省平原地区建成了以塑料管道为主的防止水源蒸发和渗漏的新型灌溉系统。到去年底全省在平原地区共发展防渗输水工程和塑料管道总长五点九万公里，控制灌溉面积一千五百多万亩，占全省机井灌溉面积的三分之一。据测定，用塑料管道输水每亩可节水百分之三十左右，节省柴油百分之二十五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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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黑龙江垦区去年创汇一亿美元
黑龙江垦区积极发展创汇农业，一九八七年完成出口商品收购总额近五亿元，创外汇一亿美元，创历史最高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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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安徽自筹资金建国家干线公路
安徽省自筹两亿元资金率先投入由上海至新疆伊宁国道的建设，一年多时间已铺筑成这条干线公路合肥至西葛镇一百多公里的路基，完成二百多万土方，修筑桥梁涵洞一万多米。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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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经济漫笔
有感于苏锡常“三结义”
谷声
据悉，位于我国长江下游的苏州、无锡、常州三颗明星，已自愿结成新的经济联谊，走向全面联合。他们将以新体制为框架，率先改革，意在以联合之力及早跨入外向型经济王国，在出口创汇上大显身手。闻此信息，我为之一振，这是有识之举。
建立“苏锡常总体改革实验区”的设想，给人以新的启示：在有条件的地方，提前实现全面改革，可以避免和减少全国同步改革中的某些掣肘，使新体制在这些地方的经济、社会运行机制中早日处于主导地位。这种实验较之在全国范围内大面积试行单项改革，好处更大。而且还可以保证其经济稳定发展。
近几年，苏、锡、常三姐妹城市异军突起，已取得显赫成就。但终因旧体制的制约尚不能跳出内向型经济的窠臼。经济发展长期封闭和拘泥于国内，显然是没有前途的。若想在国际经济大循环中争得一席之地，赶上时代潮流，则必须首先克服自身的弊端和不足。把新开发区或一个省划为特区，是一种办法；把具备一定条件的先进城市组织起来，率先实行总体改革，尽快走向外向型经济，也是一种办法。而这后一种办法，会加快实现我们的改革目标。
当然，能否使苏锡常这块“实验区”真正迅速成长为一个“绿岛”，有关方面尚须放权，创造一定条件。让他们有更多的自主权，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单元，实施全面改革，可以在不影响全局的情况下，闯出一支特别部队，积累起经验。
实际上，苏锡常三市不仅有其自身发展的迫切要求，而且也已开始在交通、通讯等方面实行联合，作好了准备。如果说，让他们继续囿于国内经济，长期被拖累下去，倒不如放出去，让他们在国际大市场摔打。这样，他们能以己之长，攻彼之短，步入国际经济大循环，就有了早日实现外向型经济的现实可能性。亚洲可以出现“四小龙”，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先打出个“三小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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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困扰的由来
——甘肃农村经济改革的脚步声（下）
本报记者 凌志军 江夏
困扰为什么会和富裕相伴而生？
市场机制的成长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它在给人们带来富裕的同时，也造成了新旧体制的剧烈摩擦，所谓困扰正是由此而生。
张掖城南菜市，正是冬菜上市季节。人流裹着车流，瞬间蔬菜堆积如山，转眼又荡然无存。据说这里每天进出蔬菜在几十万公斤以上，销往全国20多个省、区、市，是当之无愧的“西菜东运”的大本营。但细看之下，疑窦顿生：偌大个市场，怎么南半部人拥车塞，北半部却是冷冷清清？
原来这里南停汽车，北停拖拉机。就运程来说，汽车远而拖拉机近。所以，南北市场有外地与本地之别。眼前，青、藏的汽车已满载待发，可北边的拖拉机却稀稀落落。
“往日总有一些县、乡拉着粮来卖，又买了菜拉回去，有的干脆以粮换菜。最近各县、乡都规定不完成合同定购粮就不许粮食上市。粮不来，菜不去，而菜出不去自然也就不敢进来。”市场工商所的同志缓缓说着，因司空见惯而不以为怪。
我们本以为这只是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在起作用。不料却发现，在张掖的菜市上，还有一只“有形的手”，这便是非经济的力量。
甘肃粮食几十年来不能自给的阴影始终笼罩在人们心头，“吃饭问题”牵制着甘肃经济的全局。这一方面使张掖一类的商品粮基地负担格外重，以致有些地方出现了“合同定购比统购还统购”的现象，商品粮已非商品。另一方面，粮食市价大大高于合同定购价，使得农民迟迟不肯交粮。河西粮食年年增产，落实合同定购指标反倒一年难似一年。很多地方不得不施以行政干预，粮食市场由此开开关关。但蔬菜市场竟受“株连”，却是始料不及的。看来，有了市场并不一定就有了市场机制，“有形的手”常常抑制“无形的手”，使得“双轨制”不能自动保证改革的列车驶向既定的目标。
室内，烟雾弥漫。人们低着头，沉闷不语。室外，一群饥饿的孩子，伸出灰黑的手……
这是过去甘肃的干部会常遇到的场面。那时农村会议的主题，常常是分救济粮，但分来分去，还是填不满要饭的手。
但是今天，这双手要的是另外的东西：
“拿钱来，只要你把粮价调高几分，我马上交出一亿斤粮”，酒泉地区一位干部说。
10月，兰州市告急：库存猪肉只够市场卖6天，全省召开生猪收购会议。从生猪主产区传来农民发出的信号：“你收购价太低，不合算，我不卖。”
不要小看这个变化。从伸手要救济粮、救济款，到伸手要公平的价格，这之中蕴含着甘肃农村改革的重大转机。
第一步改革的成功，使甘肃农村物产一下子多起来。当农民日益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当出售商品越来越多的时候，也就越来越要求有一个良好的交换环境。这一切都在说明一个重要的事实：尽管目前甘肃还落后，但甘肃并不缺少发展商品经济的潜力和契机。问题在于，我们何时才能和农民建立起真正的等价交换关系。这不仅是甘肃，而且是许多地方面临着的问题。“我们别无选择”，省委书记李子奇说，“只能抓住‘双轨制’的过渡时期，及时发动深层的改革，充分发育新的机制。”据了解，在甘肃省的领导层中，正在酝酿着进一步把农村的发展纳入商品经济的轨道、为农民创造更好的市场环境的新决策。
甘肃的农村改革在困扰中不断前进，果能如此一步步走下去，甘肃将取得更大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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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内燃机总厂深化改革，1987年产量突破1亿马力，完成工业总产值3.7亿元；销售 总额达4亿元；上交利税1亿元。图为该厂生产车间一角。
本报记者 杨文道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