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一片丹心两袖清风——哀悼良师季方同志
方荣欣 章师明 田光涛
我们以无比沉痛的心情，哀悼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农工民主党卓越的领导人季方同志。12月17日，季老离开了我们，终年98岁，算得是一位寿星。可是，一种突如其来的失落感，总觉得老人家走得太早了。他的离去，是农工民主党的重大损失，是爱国统一战线的重大损失，我们失去了一位可敬的良师。多少年来，我们无论在工作上或思想上有什么难处，总是习惯于向季老倾吐，经他一指点，一开导，就觉得胸怀开朗，充满信心。而今老人家走了，只有往昔的教诲，犹声声在耳。
季老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经历了我国近百年历史上的巨大变革和发展，从一个爱国主义者，民主主义者而成为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走过了一条真诚追求进步，炽烈寻求真理的道路，为后人树立了一个学习、进取的典范。
季老是我们农工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大革命失败之后，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他到达上海，同谭平山等积极响应宋庆龄、邓演达等的《莫斯科宣言》，酝酿成立新党，以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1930年邓演达先生回国，季老协同他组建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农工民主党的前身），被选为中央干部会干事（相当于以后的中央委员会委员），负责总务和军事部门的工作，积极从事反帝反封建反蒋的活动，被国民党反动当局将他与邓演达先生同列入必捕的名单。邓先生被害以后，季老到北平团结部分同志，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各省市联合办事处”，为继承邓演达烈士的政治主张而斗争。在农工民主党的老一辈领导人中，季老对党的组织和邓演达烈士怀有深厚的感情，为农工民主党的建设及其同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文革”以前，每逢邓演达烈士的祭辰，他都要邀请一些老同志到家里团聚，共同缅怀邓先生的革命精神和道德情操，以示对烈士的怀念并激励后继者的革命责任感。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后，农工民主党受到激烈冲击，组织和成员的思想都很混乱。当此重要时刻，季老重回农工民主党中央主持工作，经常白天开会，晚上工作到深夜，为农工民主党的稳定和建设发挥了支柱的作用。“文革”开始以后，农工民主党遭受10年浩劫，组织处于瘫痪状态。季老不辞艰辛，领导全党收拾残局，恢复活动，落实政策，为农工民主党走上正常健康发展的轨道立下了卓著的功绩。农工民主党“九大”以后，季老逐渐行动不便，但依然关心全党的工作和活动，经常召集我们汇报情况，从中央问到地方，从工作问到生活，从组织问到成员，还往往提出精辟的意见，给予指示。凡举行全国性的会议，他总是尽力争取坐着轮椅到会，并作重要讲话，即便不能到会，也要授意写个书面发言，让我们代他在会上宣读。其用意都是苦口婆心地教导大家，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贡献。他为农工民主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无愧是深受全党爱戴的卓越领导人。近几年来，季老因年事已高，突出地表现了重事业兴衰，轻个人去留的高尚风格。他常对我们说：“我耳不聪，眼不明，无能为力，还要占着个主席位置做什么？”他言之情真意切，而我们听着却心情沉重，因为谁也不愿意他老人家离开领导岗位。1987年1月间，农工民主党第九届三中全会考虑到对季老的坚辞主席职务，恭敬不如从命，乃一致推举他为名誉主席。以便老人家安度晚年，健康长寿。
季老从清末到抗日战争，坚持反帝反封建反蒋奋斗几十年，饱满的爱国激情，赋予他敏于分辨是非善恶的洞察力，具有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他的人生目的，就是面对腐恶而斗争。而且愈压愈坚，愈挫愈奋。抗日战争爆发，他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团结抗日主张，认定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抗日，挽救中国。他对祖国对人民忠心赤胆，紧紧地同中国共产党贴在一起。他忠于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事业，处处注意自己站稳立场，起表率作用，也要求别人“站稳立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对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由衷拥护，身体力行。1978年底农工民主党落实政策，他为之满腔热情，不遗余力，并多次催促机关“落实政策小组”要抓紧办好，甚至在1979年元旦还动员干部加班工作。他说：“落实政策是一件大事，你们一定要赶快办，好让人家回来过个团圆的春节。”他是把这次落实政策作为体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来认真贯彻执行的。1983年，《邓小平文选》刚刚出版，当时他94岁，视力已大大减退，一得到这本书，就如饥似渴地认真学习，并叮嘱干部“一定要好好学习这本书”。在思想政治上，他总是不倦地以自己的火去点燃旁人的火。他非常关心国家大事和国际形势，晚年双目失明，还坚持每天按时收听广播，凡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他从不放松学习，让秘书读给他听，还谈出自己的认识和体会，可敬的季老，堪称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季老是我们的前辈，建国以来，他在农工民主党和交通部担任领导工作，我们深受他的教益和启迪。他严于律己，事事考虑到党和国家的利益。艰苦朴素，谦虚谨慎，求知若渴，平易近人。从不谋私利，不讲排场，不争名，不受礼，以身作则，并以此严格要求自己的儿女和亲属。就是家里卖的废报纸，也要将钱如数上交。真是做到了廉洁奉公，一尘不染。对待同志和干部，他一向是热情关怀，严格要求。常叮嘱大家要学习，要进步，要勤奋工作，要作风正派。50年代后期，农工民主党中央机关干部轮流下放劳动，他总要下乡去亲切地看望大家，热情地给予鼓励。他知道有些同志因没有工作生活上有困难，总是挂记在心里，或写信慰勉，或解囊相助。他说：“这些同志在社会上，我不管国家还得管，这就给国家增添了负担，因为在我们的社会是不能饿死人的。”他见到老战友儿女多，负担重，就主动收养他们的孩子，并培养其健康成长。但是，在原则问题上，无论对什么人，他都是一丝不苟，寸步不让。有时甚至不留情面，单刀直入地指出缺点，给予坦直而中肯的批评。所以，人们都信服他，敬佩他。
季老是1986年12月因身感不适而住进医院的。这些年，他也常因伤风感冒而住医院，但不久就平安地回来了，我们都为之庆幸，向他祝福。这次他进医院以后，我们依然指望他平安归来，没有想到竟久治不愈，离我们走了。哀痛之情，实难遏止。现在，他老人家留下的，是一片丹心，两袖清风。
中国共产党“十三大”的光辉旗帜，正指引全国各族人民开拓前进。我们一定遵循季老的遗风遗教，同农工民主党的全体同志一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努力。
敬爱的季老，您安息吧！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不平凡的师生情谊——记祖父许德珩与蔡元培先生的交往
许进
近来，在整理祖父的手迹时，看到了一封他在55年前（1932年12月27日）写给蔡元培先生的信。捧读之后，不禁想起祖父常常提及的他与蔡元培先生之间深厚的师生情谊。
信的全文如下：孑师钧鉴不聆教诲半年有余，瞻仰之怀无时或释。珩于本月13日上课归来，被平当局非礼逮捕。事前并无任何通知于学校当局。事后询问缘由，仅知是“九一八”事变后常作公开讲演之故，并无其他罪名。逮捕时，寓中横被搜查，损失中、西文书籍、译稿、著稿甚多。课余成绩丧失过半。此种举动昔日北洋军阀不忍为之，而乃见之于今日，殊令人具无穷之感也。珩现虽出狱，然精神甚苦闷，多承先生关怀，感惭交并。然此乃今日中国社会之整个的问题，非个人的问题也。诚以对外屈服，贪官污吏横行，而欲使人民都俯首降心不讲话，则中国只有灭亡而已。狱中尚有14岁小学生，十六、七岁中学生，状至可怜。谁无子女？谁无弟兄？而乃不为社会爱惜人如此，可为痛哭者也。先生长者，望以长者的地位于此种非人道的举动及人民言论居处等自由力为保障，则中国虽亡或可以稍留一、二分民气。学生为一愤世嫉俗者，只求问心得过，虽受任何处罚无怨也。现仍留乎，母校教职本拟辞去而梦麟先生又不许可，只好以后再说。先生近来安好否？夫人想常康健，深用为念。专此敬叩
双安并祝
年禧
学生许德珩谨启
君展附候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廿七
祖父与蔡元培先生的交往是从1917年初蔡先生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以后开始的。蔡先生任职以前的北京大学，很多学生以大学作为升官发财的阶梯，无意在学术上有所作为。部分富豪子弟甚至带听差上课。蔡先生来到北大以后，针对这种腐败现象提出了：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的治学方向，并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所谓“兼容并包”即“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它们自由发展”。蔡先生聘请了一些后来成为中国革命先驱的学者如李大钊，陈独秀等来校执教，大胆启用了胡适、马叙伦、李四光等当时年仅二三十岁的、学有所长的青年担任教授。在蔡先生的支持下，一批以提倡思想自由，培养学术研究空气为目的的社团，如新闻研究会、哲学研究会、进德会、平民教育讲演团等纷纷成立。蔡先生大刀阔斧的改革，使得北京大学一扫封建学堂的陈腐习气，逐渐成为了当时中国反帝和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蔡先生的这些作为，使我祖父深为敬佩。
蔡先生对于学生生活中的困难经常予以锦注，设法解决。祖父家中兄弟姊妹8人，全家依靠他父亲教书的微薄收入为生。家中无力供给他上大学。出于无奈，祖父只好找到蔡校长，请他设法予以帮助。蔡校长在对他进行了英文笔译能力考核之后，把他推荐到国史编纂处，使他获得了一份利用课余时间从事翻译的工作，月薪十块银元。这使得祖父不仅学业得以继续，每月还可把节省下的数元钱寄给他的母亲，以补贴家用。一位著名的学者、校长，对于处在困难之中的穷苦学生援人以手，鼎力相助，给了祖父莫大的鼓舞。即使在70年后的今天，祖父还时常提及这件事，可谓终生不忘。
蔡先生对于“五四运动”也是大力支持的。1918年暑假，由北平各校学生组织的学生救国会委派祖父和易克嶷二人为代表，南下联络各校学生和各界人士，以获得各界对北平反帝反封建爱国学生运动的广泛支持。在他们出发之前，蔡先生为他们写了介绍信，从而使他们受到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者孙中山、廖仲恺以及当时的社会名流吴稚晖、朱执信、戴季陶和蒋介石等人的接见和支持。1919年5月1日，北洋军阀政府准备在丧权辱国的巴黎和约上签字，把中国的主权及领土拱手让给日本。蔡先生获悉这一消息后，马上将其透露给我的祖父，并同意北大及北平各高等学校学生于5月3日晚在北大三院礼堂集会，共商大计，以迫使在外交上失败并准备屈服的政府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蔡先生指示校方提供纸张，以供我祖父书写《五四宣言》使用。5月4日，一场空前的、反帝反封建的大规模爱国民主运动爆发了。这场由进步学生发起的，有工人、市民、商人参加的运动，彻底动摇了当时反动政府的统治。李大钊先生对“五四运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鄙意以为此番运动仅认为爱国运动，尚非恰当，实人类解放运动之一部分也。”4日当天，祖父与其他30名爱国学生被反动军警逮捕入狱。蔡先生不顾反动当局“烧北大房子，杀北大学生”，“以三百万金收买凶手刺杀蔡元培”等恐吓，以校长的身份全力营救被捕的学生。他表示愿对学生的行为负完全责任。在社会各界舆论的压力下，面临倒阁危险的段祺瑞反动政府不得不下令释放被捕的学生。蔡先生在北大校园里亲自欢迎被捕的学生出狱。他本人因此而被迫辞职。在他的辞职信中，他公开表明了对这场爱国民主运动的态度：“仆深信诸君，本月四日之举，纯出于爱国之热诚。”
“五四运动”后，祖父从上海启程赴法国，开始了7年的旅欧勤工俭学生活。在此期间，他与蔡先生两人过从甚密。蔡先生赴法国考察教育时，我祖父曾为之在巴黎寻找住所，并经常在一起讨论国内的革命形势。1922年，祖父利用课余时间翻译了涂尔干所著的《社会学方法论》。蔡先生亲自为此书作序并推荐给商务印书馆出版。1925年4月，祖父与祖母劳君展在巴黎成婚，蒙蔡先生及夫人恩允为其证婚并亲赠贺词。1926年底，祖父从法国巴黎大学毕业后意欲回国教书，并特别向往当时正处在革命高潮中的广州市。蔡先生知道后，亲自致函广州中山大学，予以推荐。
1927年初，祖父回到祖国以后，即投身于大革命的洪流之中，而后又参加了抗日救国运动。1932年12月13日，祖父被北平反动当局非法逮捕。在狱中，祖父怒斥对外出卖祖国，对内镇压人民的反动当局，义正辞严地说：“爱国有罪，我愿坐穿牢底；爱国无罪，你们要向我赔罪。”消息传出后，蔡先生与宋庆龄女士、杨杏佛先生等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名义致电蒋介石、宋子文及平津卫戍司令于学忠云：“报载北平警探非法逮捕监禁各学校教授学生许德珩等多人，至今未释，摧残法治，蹂躏民权，莫此为甚……望即日释放在平被非法拘禁之学校师生许德珩等，以重民权而张公道。”而后，杨杏佛先生又代表人权保障同盟，亲自到北平营救我祖父出狱。祖父出狱后，出于对当时的反动政府镇压抗日爱国教授、学生的行径的义愤和对蔡先生等人的感激，给蔡先生写了上面这封信。请蔡先生以长者的地位，为爱国民众的民权及言论自由予以呼吁和保障。不久以后，蔡先生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副主席的名义招待中外记者，为保存民族元气，保障民权而奋力疾呼，不遗余力。
祖父常常对我们说，在他接触的历史人物中，最令人亲佩的是孙中山先生，他是永远向前的人物，其次是蔡元培校长，他们是青年的表率，是我们永远敬佩的长者。几天前，祖父为北京大学母校90周年校庆题写了：“科学园地，民主先锋”8个字。这不仅是对北京大学光荣历史的赞誉，也是对老校长蔡元培先生为新文化运动在北大的开展及民主与科学在北大的兴起所作出的巨大贡献的赞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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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百科全书事业的开拓者
——回忆姜椿芳老师
金常政
我在百科全书这门学问上的老师，其实也是我立身为人的老师，姜椿芳同志离开了人间，也离开了他手创的我国百科全书事业。这使我一时感到茫然，不知所之。杜甫的诗句“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在我心中久久萦回不去。
对于编百科全书这样的盛世壮举，我国许多有识之士早就为之心动。但是在那动乱的十年结束未久，人们心悸犹存的时候，谁能想象有人会挺身而出，甘当风险，不避物议，主动地挑起这一非同小可的历史使命？这个人就是姜椿芳同志。我亲自听见过，他的一些好心朋友关心他，劝他，说他自讨苦吃，自寻烦恼，自不量力……。可是，短短不到十年功夫，《中国大百科全书》这座知识大厦却已拔地而起，声动中外。而且，一大批有关医学、农业、企业管理、水利、电力、冶金、军事等知识领域的专业百科全书，也随之迅速兴起。我曾在一篇文章中称椿芳同志为“我国知识界的一位大勇之士”，他的这一形象已为知识界的广泛人士所公认。
《中国大百科全书》十年的艰难历程，无处不见椿芳同志的足迹。他那顽强不屈的事业心，他那不停息的奔忙，加上那和蔼可亲的学者风度，那亲切感人的娓娓谈话，怎能不使参与过这一事业的成千上万的专家学者和编辑，留下无限的怀念呢？
1978年4月，我作为百科全书的爱好者得以结识椿芳同志。在中央编译局一间小小办公室里的一夕长谈，便决定了我后半生的命运。椿芳同志在“文革”中受到“四人帮”的迫害，身陷秦城监狱七年。我们初见面时他还未恢复工作。他那篇见面的开场白具有无穷的感召力，一直留在我的心中，至今记忆犹新。他听过我坎坷生平的自我介绍，沉默良久，然后抬头凝视着我问道：“你可知道我在狱中七年想的是什么？”我瞪大眼睛望着他那稀疏的银发和那深度近视镜后面的深沉目光。我对于这样一位老同志身陷囹圄的心境十分好奇。他侃侃谈到，他在狱中日夜思考的是一旦恢复自由，衡量自我，还能为社会做些什么？他想到的就是编我国的百科全书。真是历史的巧合！二百多年前，法国启蒙运动家狄德罗也正是在狱中动起编法国《百科全书》的念头呢。我听说，1975年编译局的同志接椿芳同志出狱时，他在车中便开始兴奋讲起他编百科全书的设想，还询问在编译局兴办这一大业的可能。接他出狱的同志不禁哑然失笑：姜老真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当时“四人帮”还当道呀！三年之后，局面大变，椿芳同志终于提出那篇激动过一大批有志之士的《编辑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建议》。1978年5、6月间，他的建议便得到党中央的批准。
恐怕没有人不会想到在我国开创这样一项空前的大业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东总布胡同那三间借来的平房，还算不得艰苦；而寻找一批能干这番事业的志同道合的人就不那么容易了。至今，人们还津津乐道姜老那种“举逸民”，起英雄于草莽之中的胆略。创业伊始的第一个真正的困难出现了：多数人对这新的事业都很陌生，毫无经验。不同认识，不同想法，不同主张碰撞了。经过初步调研之后，是从从容容筹划上几年呢，还是立即上马学步呢？椿芳同志的坚定性和顽强性是惊人的。1978年底，《天文学》卷作为全书的探路卷上马了。我有幸担任了这一卷书的责任编辑。椿芳同志给我们的期限是一年。一年？编这样一卷150万字的大工具书？而且还是初次尝试。我曾不停地同他争辩，但是椿芳同志却不肯轻易松口。最后，《天文学》卷在我国令人感佩的天文学家的热情支持下，用了26个月的时间，于1980年编成出版了，后来曾受到国内外人士的肯定评价。那时，椿芳同志并未责备编辑组超期逾限，反而赞许了《天文学》卷的高效率和高质量。后来我渐渐明白，如果当初椿芳同志在期限上含混松口，也许《天文学》卷还会拖延上二、三年呢。这种情况实际上并不是没有“后”例的。于是，编辑组的同志们把这种紧迫使命感的压力，加上思想解放和科学组织工作的精神，归结为“大百科精神”。十年来，参加大百科全书工作的专家学者和编辑人员，凡与椿芳同志共同工作过的人，无不认为椿芳同志正是这种“大百科精神”的体现者。
于今，20多卷大书已经问世，另外20多卷已经发稿。中国没有现代类型大百科全书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椿芳同志十年来把全身心扑在我国现代百科全书事业之上，锲而不舍，积劳成疾，他编齐全书的壮志未酬，身先离去。受椿芳同志感召的我国一代“百科全书派”，将永远把这一事业的开拓者的名字铭记在心，化悲痛为力量，努力实现开拓者未竟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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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史料要核实
朱正
1987年12月10日《人民日报》载《击碎旧世界的惊雷》一文中说：“党中央决定召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瞿秋白代表党、张太雷代表团、达林代表青年共产国际，三人负责草拟团的纲领、章程，统筹大会的准备工作。1922年5月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开幕”，说瞿秋白参加了青年团的筹建工作。此说显系根据达林的《中国回忆录》。
达林这段回忆，却是不可信的。他说，他在上海会见了瞿秋白，1922年4月，他们三人一同从上海动身，途中到达汕头是4月19日，他们在这里准备好了会议的文件，还“高兴得唱起了国际歌”，4月25日到了广州。其实瞿秋白没有参加这一活动，当时他在苏联。
据《赤都心史》，瞿秋白于1921年7月在苏联发病，至12月转剧，12月15日进高山疗养院。因为要参加1922年1月下旬举行的远东劳苦人民大会的工作，他一度出院。终于病体难支，2月7日再入疗养院。病愈重新工作写的第一篇文章，是1922年4月19日写的《赤俄之第四年》。篇前小引说：“记者从去年11月末起，病益加重，入医院后，调养虽好，然而昏卧床榻也有两三月之久，因此通信中途停止至今未能动笔，算来已有四个月了。”（见《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卷1，第302页）。接着，5、6、7、8月都有他写的苏联通信，确凿无疑的证明了他当时不在国内。
多年以后写的回忆录，总难免和事实有点出入，很难无条件地信以为真的。如果予以征引，最好先核实一下，以免以讹传讹。一时无法判别其真伪的史料宁可不用，少说一点要比说错一点好。
朱正同志的意见“少说一点要比说错一点好”，是十分可取的。本回忆录版所用文章，多采历史旧事，各位作者若对所写的人、事不能确认无疑则不如不写，因为弄错了，于生者、死者，于今后写历史都不利。 ——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