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政治·法律·社会)
专栏：
改变“官管民”而“民不告官”的旧观念
各地公安机关自觉接受群众和法律监督
本报北京1月5日讯 记者吴恒权报道：已实施一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符合广大群众的利益，符合维护社会秩序安定的要求，保护了公民的合法权益，是一个好的行政法规。这是公安部长王芳同首都各阶层群众代表座谈时说的这番话。
据了解，过去的一年，全国各地公安机关在执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过程中，教育广大干警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和法律监督，从思想上改变那种只能“官管民”，而“民不告官”的旧观念，牢固树立起群众观念、民主观念、法制观念。一年来，越来越多的干警对申诉和诉讼制度的确立，由不理解到逐步理解，由不自觉到渐渐自觉，由不适应到开始适应。
过去的一年，全国各地公安机关在实施治安管理的工作中，对公民不服基层公安机关的治安处罚而提出的申诉案件热情接待，严格复查。对原裁定错了的，上一级公安机关及时纠正；给当事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失的，按《条例》的规定予以赔偿，并主动向当事人赔礼道歉。对那些经认真复查，原裁定正确的，依法予以维持。对于因当事人不服公安机关的裁决而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各地公安机关派出诉讼代理人，依法出庭应诉。据公安部对全国22个省、市、自治区的统计，1987年1月至11月，全国公安机关共受理申诉案件9340起，占全国处罚案的0.05％，其中经复查变更和撤销原裁决的2605起，占申诉案的28％。当事人不服公安机关的裁决向法院起诉的有1267人，占申诉的13.6％，其中人民法院维持公安机关裁定的有801起，撤销的74起，申诉人自动撤诉的139起，审理未结案的有161起。上述情况表明，我国公民开始学会用法律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公安部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在新的一年，自觉接受群众和法律的监督，严格治安管理，维护社会的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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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阳城县党政主要负责人心齐
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进行顺利
新华社太原1月5日电 （记者冯东书）山西省阳城县两年多来在政治、经济领域里推行的改革措施都搞得比较顺利，为此，党的十三大以后，它又被省里确定为党政分开的试点县之一。记者在这个县向一些干部打听，为什么许多改革措施在这里能做得顺手？人们的回答是：主要原因是县里的党政主要负责人心齐。
阳城县两年多来在全县推出一系列改革措施：实行了干部试用制，干部岗位责任制，厂长（经理）负责制。这个县一年产煤300多万吨，他们针对过去运销中存在的问题，改革了煤炭运销体制。他们在尊重群众意愿的基础上，对过于分散零碎的耕地进行了适当的调整，改善了土地的经营。他们还处理了一批在改革搞活中发生的案子，打击了歪风邪气，保证了改革的顺利进行。这个县做这些事，第一没有经验，难免有失误之处；第二要触犯一些人的利益，上下左右的压力不小。但是由于这个县的党政主要负责人在工作中能齐心协力，就把一个个困难都克服了。
记者在这个县采访了几位党政主要负责人。县长说他们的书记是开明书记，说副县长都一个个怎么会办事。县委书记则说县长正派能干，说副书记协调工作做得好。副书记又说书记、县长手中有权不乱用，很尊重人。他们都庆幸自己所在的这个县党政领导班子里都是做事的人，没有搞小圈子的，不怕互相抓辫子。这使人觉出他们之间有着一种互相信任的感情。这个特点使他们在讨论工作时都能放心地谈，拍板决定以后都能放心地去干。这个特点也使他们在各自分工的范围内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例如，县委书记就从来不批条子开支财政上的钱，有事总是请人去找县长解决。县委在推荐干部时，也总是先征求县长、副县长意见，然后才拿到会上研究。
阳城县现在障碍经济发展的关键之一是缺电。原来县里的一些主要负责人主张建大变电站，后来经过反复论证，他们服从了别人的意见，利用本地多年积压的煤粉新建一个1.2万千瓦的发电厂。现在这个电厂的第一台6000千瓦机组已开始运行。他们能做到谁对就服从谁，所以事情就好办了。
这个县的负责人中也并非没有人犯错误。但是没有人坚持错误。县委一位负责人，过去没有经过审批占地盖了房。大家在整党中指出以后，他马上尊重大家意见，检查改正。这就使县里的一些经济案子能干干脆脆地处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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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沉重的红喜字
——青年结婚费用上升瞭望
本报记者 罗盘 毛磊
“三黄一窝机”和“三级跳”
“三黄一窝鸡（机）”的含义，恐怕只有正在紧锣密鼓筹办婚事的青年人懂得。“三黄”，金戒子、金项链、金首饰；“一窝机”，电视机（彩色的）、洗衣机、冷冻机（冰箱）、录像机……。“三黄一窝机”，正是从1987年岁末进入1988年之初的青年人结婚的热门话题。置办这些物品，再加上“老三件”的手表、自行车和缝纫机，至少需要7000元。然而，来自上海、武汉等大城市的抽样调查表明，这些城市平均每对男女青年的结婚费用已经超过8000元。这还仅仅是平均数。在上海，去年的结婚费用冠军，一场婚礼花去2万多元；在温州，去年的结婚费用“状元”，一场婚礼花去了8万元；而深圳的结婚费用冠军花费更多。
从1982年至今，中国城乡青年结婚费用的上升速度，简直就成了“三级跳”。1982年每对城市男女青年的平均结婚费用为3600多元，1984年为4500多元，1986年为5000多元，1987年为6000元以上，每年以10％的速度增长。许多地区每对农村男女青年的结婚费用也达到3000元以上，有的贫困地区，男方仅送彩礼一项就花去2100多元。
一对新人的肩膀，几乎不可能承担如此巨额的开销。在上海市，一对青年人婚事的开支，相当于双方辛苦积存6年，加上父母2000至3000元的补贴，再加上3000元左右的借债。背负巨债却又强颜欢笑办婚礼，个中缘由，似乎不仅仅在这些青年人的身上。
压力和攀比
有些青年并不想在婚事上大肆铺张，但有时也经受不起各方面的压力。天津市一位因结婚花去5000多元的青年说：“我本来不想买那么多东西；也不想办那几十桌宴席。可是父母不答应，说苦点累点也要把婚事办得体面些，还给了我2000多元钱。”据对天津市千户居民的调查，平均每一个新家庭的组建，父母补贴在2800元以上。在浙江省杭州市，平均每对新婚家庭，父母的补贴为2000元。在传统的中国家庭模式里，父母总是对成年的子女仍然有一种抚养的“责任感”，以下一代为重。这样，一些青年在办婚事时，一方面认为父母的钱是不要白不要，另一方面又认为婚事办得不热闹，就对不起父母。传统的家庭抚养模式，对青年大办婚事，既是无形的压力，又是一种诱导。
青年之间的互相攀比，是促成结婚费用水涨船高的原因之一。在这种攀比中，部分青年不惜债台高筑，也要在婚礼中“出出风头”。在上海，有的男女青年，本来住在同一条街上，结婚时也要花钱包租豪华轿车，在城里兜风后才折回家中；附近虽有餐厅，但一定要到有名的大饭庄去设宴席；美容要上高档的美发厅，购物要名牌，香烟要洋的，彩电要“金星”，冰箱非“东芝”不可，旅行更是越远越好。上海新世界旅游社每月有5班新婚旅游车去北京，趟趟告满，该社去年上半年就已组织了千余人。同时，到上海附近度蜜月的则寥寥无几。一位从上海到北京度蜜月的青年说：“这趟旅行，阿拉（我）票子花了1000多元。”一位武汉青年说：“办婚事钱花得多，说明我有板眼（能耐），不然，在朋友们面前脸上就没光了。”
随着改革开放，城乡人民的收入都有所增加，青年手中的钱也多了。
到了结婚时，他们几乎都要按照传统的婚礼消费模式花掉手中的钱——从购置老三件到添置新三件，从置办“三黄一窝机”到摆结婚宴席，或者去旅游，钱不够，就想方设法借债。后患是可想而知的。
花环和枷锁
结婚费用的上升，增加了社会消费基金的增长速度。同时，结婚费用大大超出许多家庭的收入，给一些家庭造成沉重的负担。为了办婚事，吉林长春市一位老人向亲属借款5000元，为此向亲友写下了10年还清计划，每天从饭碗中挤钱还债。有的青年人债台高筑，甚至铤而走险，违法犯罪。在农村，抱娃娃亲、换亲和买卖婚姻又有所抬头。昂贵的结婚花环往往成为沉重的枷锁。
“七五”期间，我国每年将有1000万对青年进入婚龄，60年代的人口出生高峰，势必造成80年代至90年代的结婚高峰。正确引导青年的结婚消费，并从政策上采取适当的措施，已经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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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团中央召开的一次全会
节俭·求实·民主
本报讯 记者袁建达报道：岁尾年头，正当人们批评某些会议日程冗长、开支过大、效益不高的不良现象时，共青团中央的一次全会却给人们以新的启示。
几天前举行的这次会议共有300多名团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参加。按照惯例，这样的全会至少要开5到6天。这次却开了3天，其中一天还占用了星期日。
类似的会议，以往服务人员至少要六七十，如今却压缩到40人左右。人手不够，很多团中央委员自动兼做服务工作。
开会前，有人与其他人民团体的会议攀比，建议会场条件好一些。结果，这条意见被否决。会议在中央团校的大教室里开，桌椅都是学校现成的。
这次会议是本届团中央的最后一次全会，很多团中央委员、侯补中央委员因年龄等原因，会后就要离开团的工作岗位了。按惯例，会议对这些老团干部要“有所表示”。但是，全会既没发纪念品，也没有聚餐，仅发了一支铅笔、一个小本。
会议用车，过去至少要二十几辆。这次，一共租了10辆小车、面包车。车不够，工作人员利用时间差，见缝插针，合理安排。一位司机赞叹说：“从未见过这么多人用这么少的车！”
会议时间虽短，但内容丰富。大家畅所欲言，对共青团体制的改革提了很多设想和建议，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阎明复，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宋德福、书记刘延东等同志同大家一起讨论，一起总结经验教训，气氛十分亲切。
群众评论说，这次会议“节俭、求实、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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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公开审理开枪致人死亡案
判处打死宁夏工学院学生王新惠的主犯王延民死刑
据新华社银川1月5日电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今天公开审理王延民、严永刚以向人群方向开枪的危险方法致人死亡一案。开枪打死宁夏工学院学生王新惠的主犯王延民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同案犯严永刚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据法庭调查查明：1987年12月9日下午6时许，兰州市城关区法院司机王延民、助理审判员严永刚与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机要处干部祁海涛等6人到银川市“利民酒餐馆”聚餐饮酒。约7时许，宁夏工学院学生郝伟、王新惠和宁夏化工厂工人刘成一行13人也来到这家餐馆与他们邻桌饮酒。晚9时许，与王延民、严永刚同桌的桑海东被邻桌郝伟叫去饮酒，王延民、严永刚面露不悦。这时祁海涛和郝伟出面互表歉意。当祁海涛送邻桌人出门时，双方发生争吵，一部分人又要向餐馆内拥进。此时，王延民拔出随身携带的“五四式”手枪向餐馆顶棚开了一枪，接着又向惊跑的人群方向开了一枪，子弹撞擦离地面1.9米高的门边三角铁片后击中在餐馆外的王新惠左眼睑内，致使王新惠当即死亡。
当众人跑到餐馆门外后，王延民连开数枪，还持枪逼人下跪。严永刚还抓住中弹倒地的王新惠衣领说：“起来，不要装死”。公安人员赶到现场后，王延民、严永刚被当场抓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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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利用职务之便贪污二十余万元
民航上海售票处职工张寅被收审
新华社上海1月5日电 （记者冯亦珍）民航上海售票处青年职工张寅利用职务之便，贪污钱款20余万元。
26岁的张寅于1981年到民航上海管理局从事搬运工作。1985年他在经过培训调到民航上海售票处财务部门工作后，从同年11月开始至1986年3月，利用从事财务工作之便，勾结民航龙华航站食堂会计李春林，通过涂改或销毁营业员销售月报的方法，侵吞营业款7.3万余元。1987年7月，他被调任售票员后，利用节假日个别职工执行制度有所松懈的机会，未经销号登记，领走2000张机票，至案发时已售出1304张，价值13万余元，全部占为己有。张寅及同案犯目前已由公安部门收容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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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了老庙立新庙 和尚未减添婆婆
衡阳市行政机构仍在膨胀
本报长沙1月5日电 据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报道：衡阳市的一些刻字社反映：去年元月到11月，这个市新增公章5394枚。新增的公章中除300多枚更换名称和2700枚是生产经营性单位以外，其中属于行政管理型的占42.7％。行政机构继续膨胀，说明了政治体制改革迫在眉睫。
素有雁城之称的衡阳市，是全国16个中等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城市之一。去年以来，市委、市政府在机构改革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去年8月份以前，全市合并撤销了7个局级单位和101个临时性机构。尽管这样，全市许多单位内部的科室仍然在膨胀，有的因人设事，搞平衡安排，明减暗增；有的受上下左右的牵制。由于强调“上下对口”，原精简的机构又恢复了，还有些单位有了自主权以后，各自为政，自己“立庙设菩萨”，想设什么机构就设什么。据市编委所辖的68个行政事业单位统计，去年新增科、室26个，比前年的科室增加了3.5％。市公共汽车公司1985年曾经将16个科室合并为5个办公室，经过两年多实践，在实际工作中由于上下不对口，碰了不少“钉子”，去年只好又改了回来，恢复了20个科室，一次就增刻了公章16枚。
衡阳市公章急剧增加的另一个原因，是一些单位将机构升格，改换牌子。有些人怕“庙小神不灵，牌子不大不吃香”，于是把原来的“股”、“课”、“组”等等，统统改为“科”、“室”、“部”。市一商业局所属14个公司级单位，一下子就将原来的67个“股”、“课”改为“科、室”，说是为了“对外”的需要。此外，一些单位和部门各种临时领导小组、协会普遍增多，并且都刻制了公章。
公章的增加不仅反映了一些地方在改革中，拆了“老庙立新庙”这种现象，而且还说明关卡多，“婆婆”多，行政事业干部多。据市编委的同志反映，全市光是行政编制就超编1300多人，“老的退不下，新的上来又下不去。真是和尚未减又添‘婆婆’，这种做法不改变就会成为经济改革的绊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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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十名外国留学生到公安部递交信件
要求调查留学生受伤一事
新华社北京1月5日电 （记者张宝瑞）昨天中午，60余名在京外国留学生到公安部门前递交信件，要求调查在中国学习的墨西哥留学生弗朗西斯科于去年12月30日凌晨受伤一事。
据了解，34岁的墨西哥留学生弗朗西斯科是浙江美术学院硕士研究生，去年12月29日晚在北京和平里全德利饺子馆就餐时，与河南省中原油田歌舞团23岁的演员李继轩偶遇，一起饮酒。随后弗要求到李的住处大钟寺中原油田招待所，在那里二人又喝了一斤烈性白酒和一瓶红葡萄酒，直至次日凌晨2时，李醉倒在床上，弗离开房间，翻越围墙，跳入北京新型建筑材料公司院内，正在睡觉的工人被窗外响动惊醒，发现有人影，便出来查看，看见在新型材料房屋公司的房顶上站着一个人，该人又跳到毗邻的中原油田招待所食堂的房顶上，经查找，发现他满身酒气躺在地上。闻讯赶来的工人将他送到附近的大钟寺派出所。派出所民警反复对他进行询问，他不作回答，酒味很浓，民警向北京市公安局外国人管理处做了报告。外管处人员赶到派出所，经询问，弗自称受了伤，外管处人员当即通知墨西哥驻华使馆，并立即将弗送往医院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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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兵预备役陆空综合训练基地建成
据新华社沈阳1月5日电 （通讯员陈光明、李俊宝）民兵、预备役陆、空大型综合训练基地最近在辽宁省凤城满族自治县建成并投入使用。这个综合训练基地占地7.5万平方米，划分为教学区、生活区和生产经营区。教学区内设有空军、陆军教学楼，大型现代电化教室，步兵、炮兵、通信、航空、科技等教研室，全部配备现代化教学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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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某潜艇部队帮驻地少数民族脱贫
本报讯 驻守在南海前哨的海军某潜艇部队，积极帮助驻地少数民族群众脱贫致富，受到当地政府和人民的称赞。
这个部队周围毗邻黎、苗、彝等少数民族。由于偏僻闭塞，交通不便，这些年以来，这里的群众生活虽有好转，但仍未真正摆脱贫困。有些少数民族群众至今还沿用着解放前“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与海南的发展建设很不适应。部队党委把帮助当地少数民族群众脱贫致富，当做一件大事来抓，并列入工作议事日程。他们每年都派出大批人力物力，到黎村苗寨为群众提供技术服务。近年来，这个部队出动1100人次，车辆120台次，为群众修理农机具60部，提供咨询服务150项。使驻地少数民族群众的生产生活发生了较大变化。 （彭保务
郑来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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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齐齐哈尔建军民两用机场节资两亿
据新华社哈尔滨1月5日电 齐齐哈尔市同当地驻军共建的军民两用飞机场，仅用国家投资1000万元，节约资金近2亿元。随着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政策的落实，这个市及外地广大干部群众迫切需要早日通航。这个市有关部门曾申请国家投资2亿元建设民用机场。市政府得知位于市郊的军用机场需要翻建时，他们征得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批准，同部队合建机场。两年来，这个市仅用国家1000万元和地方1500万元的投资，翻建加厚跑道、新建了综合性候机楼和航空调度楼等设施，达到了国家对二级规格机场的要求。不久，这个机场即将正式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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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边防部队实现每三人两头猪
据新华社南宁1月5日电 （通讯员张绍桓）广西边防部队采用快速养猪法饲养杂交良种猪，1987年实现每3人两头猪，平均每人每月可吃上8.9斤猪肉，并将多余部分供应市场。现在，每个团都有两三头优良种猪，每个连都有一两头母猪，基本达到自繁自养。各部队还新建4.7万平方米猪圈，办了近20个饲料加工厂，为每个连队培训了一两名养猪能手，每个师、团农场配备了一两名防治猪病的兽医或技术员。由于各部队全面推行了快速科学养猪法，生猪出栏周期大为缩短，产量比1986年翻了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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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党的需要
——记优秀共产党员、工兵团副团长李忠诚的事迹
某集团军政委 张明春 某集团军政治部主任 李晋有
赵紫阳同志在党的十三大作报告指出：“应当积极地及时地表彰有坚强的党性和自觉的献身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为人民利益着想，模范地执行党的政策和完成党的任务的好同志。”由此，我们通过报纸，向大家推荐李忠诚这样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试图说明，我们党的队伍中，有一大批象李忠诚这样的党员，我们的改革有希望，我们党的事业有希望。
李忠诚今年35岁，是我们集团军直属工兵团的副团长。他1973年入伍，1974年入党。由于党的需要，他入伍、入党以来，曾先后隶属过济南、昆明和北京军区，变换过十种工作，先后当过炊事员、文书、给养员、驾驶员，担任过司务长、助理员、股长、团后勤处副处长、处长、副团长等。无论在哪个单位、干什么工作、变换什么环境，他都严格按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勤奋地为党工作。15年来，他的档案里装着22张奖励卡片，其中2次二等功、7次三等功，几乎年年被军以上单位评为“标兵”，入党之后，年年被评为“优秀党员”。
1984年6月10日，李忠诚到工兵团任后勤处处长。到任之后就立即深入连队进行调查。调查结果使他感到特别揪心：全团21个连队，竟有15个连队因为食堂管理不善，造成钱粮亏损，不得不分饭吃。他召集后勤处所有人员开会，严肃地说：“这是我们后勤干部的耻辱！”会后他立即带领有关人员到当时伙食最差、钱粮双亏的八连，同连队干部一起，抓管理、定制度、堵漏洞、反浪费。八连的锅台边、烧火间、菜地里都有他的身影和足迹。一个月时间，连队的伙食上去了，李忠诚的体重却下降了。接着，他又到二连抓了农副业生产和冬菜贮存准备，在十连抓了改灶节煤，还发动后勤干部战士想方设法，开源节流，创造条件为连队添置生活设施。这一年，后勤处为7个连队盖起了小作坊，给所有连队配发了磨豆腐机、钢丝面机，给3个营配发压面机。半年多的时间，使全团不吃分饭和不吃粗粮。1985年，全团连队伙食达到了“四菜一汤”。1986年实现了总后提出的“斤半加四两”。1987年，各个连队都有较厚的家底和可观的收益。
过去，该团工程经费多年超支，李忠诚刚刚到任的1984年，超支经费高达20余万元。立志打翻身仗的团党委要求后勤处一年攻克这个“老大难”。
为了尽快制定出有效的计划和措施，李忠诚不知熬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他扎进“书海”，广搜信息，深入群众“寻智慧”。经过反复酝酿，针对团队执行施工任务驻地分散，不便管理，动用车辆多的实际情况，在后勤会议上提出：对连队实行经费、材料、任务“三包”，在后勤坚持“三管齐下”，抓修旧利废，抓处理积压陈旧物资，抓科学统筹，做到好材料精用，专材专用，废物再生，增加收益。
在推行“三包”期间，他带领机关业务股的同志，一个连队一个连队签定“合同”，一遍又一遍地检查落实情况，一次又一次地修改完善措施。他一分钱一分钱地算，一点一滴地抠。为了降低油耗，减少车公里，他一台一台地抠回空车的利用，仅利用回空车这一项，就节约经费34000元。为了搞好修旧利废，他经常抡大锤，抱电钻，带领团后勤直属分队加班加点地干，修旧利废这一项又挣回59000多元。
为了增加收益，他组织后勤分队在政策许可的范围内办起了承担运输、修理、加工等业务；一个连一个连地指导帮助，大办种植和养殖业。1985年全团共开荒种菜176亩，猪存栏数翻了一番，年底全团各项收益15万元，1986年全团又收益35万元。
发现连队里常为一星半点小事几十里甚至上百里往机关跑，李忠诚沉重地说：“我们后勤人员不为基层办实事，变成了衙门的官老爷，这是失职。”他提出实行施工器材、结帐、报帐、服装发放、伙食供应、防病治病“六上门”。一年多来，后勤共下送各种施工器材和生活用品35000多吨、74000多件，既方便了基层，又节省了车公里和差旅费。他还带领木工、焊工组成维修组，利用11天时间，往返17个点，整修营具320多件。
李忠诚同志不仅工作中勇于开拓，卓有政绩，而且能做到两袖清风、一尘不染，经受住了改革开放的考验。
去年9月，经上级批准，同意工兵团处理一批陈旧物资，与地方一个联营公司洽谈后，汇来两万元，来人提货时，乘其他人不在，向李忠诚提出要好货，并当场掏出500元的“好处费”，李忠诚严肃地说：“你这是对我人格的污辱，买卖不做了，明天就把你们的款退回。”一个推销汽车配件的推销员找李忠诚订货，李忠诚看货后，说货的质量不好，那个推销员对李忠诚悄悄地说：“生意做成了，可以提成一笔可观的推销费，如果通融一下，愿将提成费的40％给你。”说着就要掏钱，李忠诚当即严词拒绝。去年3月以来，地方先后有7人次想以金钱和紧俏商品通过他揩部队的油，都被他和有关同志一一回绝。
李忠诚努力为党工作，勇于牺牲个人利益，几乎到了忘我的境界。1985年，他曾经两次到山东为部队办事，虽然离家很近，却一次也没有回家。为了工作，结婚8年的李忠诚，爱人先后来队6次，一共只在部队住了79天。李忠诚到该团后两次休假，在家时间，加起来不到一个月。是他们夫妻感情不深吗？可他俩是该团数得着的恩爱夫妻。不很理解他的同志问他为什么这样做，李忠诚说：“我也有七情六欲，也懂得‘无情未必真豪杰’，可我是党员，哪能为了儿女私情撇下工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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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警部队通信总站为了确保机关通信联络畅通无阻，认真学习业务。图为她们正同首都劳动奖章和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刘希琴（右二）交流业务技术。
钟长洪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