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副刊)
专栏：书简
夏衍与宋振庭的通信
度尽劫波 相逢一笑
夏老如晤：
手术后困居病室，承临探视，内心至感。风烛之年，有许多话要说，但欲言又止者再，后来深夜静思，仍内疚不已，终于写了此信。
庭总角读书，即知有沈端先先生者，后来虽屡在开会时见面，但仍无一叙心曲之机会。1957年反右，庭在吉林省委宣传部工作，分管文教、电影。在长影反右，庭实主其事，整了人，伤了朋友，嗣后历次运动，伤人更多，实为平生一大憾事。三中全会之后，痛定思痛，顿然彻悟。对此往事，庭逢人即讲，逢文即写，我整人，人亦整我，结果是整得两败俱伤，真是一场惨痛教训。对所谓“四条汉子”之事，庭本不知实情，但以人言喁喁，乃轻率应和，盲目放矢。“文革”前庭对周扬同志及我公，亦因浮言障目，轻率行文，伤及长者，午夜思之，怅恨不已。1961年影协开会时，庭在长影小组发言，亦曾伤及荒煤同志，梗梗在心，未知陈兄能宽宥否也。
我公豁达厚朴，肝胆照人，有长者风。此疚此情，本拟登门负荆，一诉衷曲，终以手术后卧床不起，未能如愿，近闻周公亦因病住院，只能遥祝康复矣。我公高龄八十有四，庭亦已六十三矣，病废之余，黄泉在望，惟此一念在怀，吐之而后快，此信上达，庭之心事毕矣。顿首祝
康健
宋振庭1984年9月15日
振庭同志：惠书拜读，沉思了许久。足下大病之余，总以安心静养为好，过去的事，该忘却的可以淡然置之，该引以为戒的也可以暂时搁置一下，康复后再作审慎的研讨。心理要影响生理，病中苛责自己，对康复不利。现在中国的平均寿命已为69岁，60岁不能算老，说“黄泉在望”之类的话，未免太悲观了。
您说上次见面时“欲言又止者再”，这一点，我当时也已感觉到了，我本来也想和你谈谈，但后来也因为你有点激动而没有说。任何一个人不可能不受到时代和社会的制约，我们这一辈人生活在一个大转折的时代，两千年的封建宗法观念和近一百年的驳杂的外来习俗，都在我们身上留下了很难洗刷的斑痕。上下求索，要做到一清二白，不犯一点错误是不可能的。解放之前和明摆着的反动派作战，目标比较明确，可是一旦形势发生突变，书生作吏，成了当权派，问题就复杂了。知人不易，知己更难，对此，我是在60年代初文化部、文联整风时才有了初步的体会。
不久前我在拙著《懒寻旧梦录》的自序中有过一段反思独白：“我又想起了五四时期就提过的科学与民主这个口号，为什么在新中国成立后17年，还会遭遇到比法西斯更野蛮、更残暴的浩劫，为什么这场内乱会持续了十年之久？我从痛苦中得到了解答：科学和民主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这种思想，没有在中国人民的心中扎根。两千多年的封建宗法思想阻碍了民主革命的深入，解放后17年，先是笼统地反对资本主义，连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东西也统统反掉，60年代，‘以阶级斗争为纲’，又提了‘斗私批修’、‘兴无灭资’之类的口号，相反，17年中却没有认真地批判过封建主义，我们这些人也真的认为封建主义这座大山早已经推倒了，其结果呢，封建宗法势力，却‘我自巍然不动’。……我们这些受过‘五四’洗礼的人，也随波逐流，逐渐成了‘驯服工具’，而丧失了独立思考的勇气。”
这些话出自内心，并非矫饰，这是由于不尊重辩证法而应该受到的惩罚，当然也可以说是“在劫难逃”。人是社会的细胞，社会剧变，人的思想行动也不能不应顺而变。党走了几十年的曲曲折折的道路，作为一个虔诚的党员，不走弯路，不摔跤子，看来也是不可能的。在激流中游泳，会碰伤自己，也会碰伤别人，我解放后一直被认为“右倾”，但在30年代王明当权时期，我不是没有“左”过，教条主义、宗派主义都有。1958年大跃进，我也一度头脑发热，文化部大炼钢铁的总指挥就是我。吃了苦，长了智，“觉今是而昨非”即可，没有忏悔的必要。我在文化部工作了整整10年，回想起来，对电影、外事，由于比较熟悉，所以犯的错误较少，但对戏曲、文物等等，则处理具体问题时往往由于急于求成，而容易急躁“左”倾。这就是说，“外行领导内行”，一定要特别审慎。从你的来信中我也有一些联想，你对电影是外行，所以犯了错误，伤了人；但你热爱乃至醉心书画、碑帖、考古，所以在1962年那个“阶级斗争要天天讲”的时刻，你竟能担着风险把划了右派的张伯驹夫妇接到长春，给他摘了帽子，并让他当了吉林博物馆馆长。这件事是陈毅同志告诉我的，当时我很佩服你的勇气，当然，没有陈老总的支持，那也是办不到的。
对于1957年后的事，坦率地说，由于整过我的人不少，所以我认为你只是随风呼喊了几声而已。况且你当时是宣传部长，上面还有文教书记，他上面还有第一书记，再上面还有更大的“左派”，所以单苛责你一个人是不对的。明末清初，有一首流传很广的打油诗：“闻道头须剃，而今尽剃头，有头皆要剃，不剃不成头。剃自由他剃，头还是我头，请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1974年在狱中偶然想起，把它戏改为：“闻道人须整，而今尽整人，有人皆可整，不整不成人。整自由他整，人还是我人，请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往事如烟，录此以供一笑，劫后余生，何必自苦？病中多宜珍摄，顺祝早日康复。
夏衍 1984年国庆前一日
（原载《散文世界》1988年第1期）
第8版(副刊)
专栏：
再论“睁眼看自己”
谢云
“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一论断，使人胸中眼前，顿觉豁然开朗。这一论断，是理论思维的结晶，也是认真睁眼看自己的成果。认清我国的这一基本国情，经历了三十余年的风风雨雨，这说明睁眼看自己，不唯重要，而且不易。
睁眼看自己，离不开调查研究，但尤需有一个实事求是的态度，并清除种种障眼物。
中国妇女的缠足史，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残酷和丑恶。但千百年间，几乎人人以“三寸金莲”为美，且以摧残妇女的身心为天经地义。因为看惯了，从来如此，便见怪不怪。几十年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使许多人以为这就是体现党的领导的唯一的最好形式，如果要加以改变，便不免有离经叛道之嫌。为“本本”所束缚，或囿于传统和习惯，思想凝固了，即使睁大了眼睛，对事情仍然是看不清楚。
情人眼里出西施，儿子是自己的好，大概是人之常情。一提到五千年的历史文化，便觉得心里发热，脸上放光，而对于哪些是精华，哪些是糟粕，却不愿加以分辨，甚至把毒液当做美酒，病态视为娇美。既然我们已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便处处优越，事事优越。环境污染只是资本主义的特产，与我们无缘。我们的民主政治已臻于至善，无需继续改进。热爱之情，也许可贵，但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却带有盲目性。
有时对自己的病痛，也并非毫无知觉，但为显示自己的健壮，却偏不肯承认。十年内乱，国民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捉襟见肘，未必毫无感知，只是为了维护和肯定“文化大革命”这一“伟大创举”，便大唱“莺歌燕舞”的欢乐曲。意在欺人，亦以自欺，自欺既久，不知不觉间便把谎言和幻觉当成了实在，更加远离了真实。
六十多年以前，鲁迅先生在《论睁了眼看》中写道：必须敢于正视，这才可望敢想，敢说，敢做，敢当。今日中国与当时情况已根本不同，但他提出的敢于正视的精神，却仍然放射着光芒。我们决不应妄自菲薄，对优点和成绩估计不足；但尤不能自我陶醉，对缺点和失误视而不见。唯勇于正视自己的缺陷和不足，才能萌发改革的强烈愿望和痛切之情，才能永远进击，才能永葆革命者的青春活力。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为我们树立了勇于正视的典范。但它还只是在总体上为我们的建设和改革提供了坚实的基地。各个地方，各个方面的实际，仍然需要我们认真地睁了眼去看，并且要有足够的勇气。在我们的面前，任正重，路正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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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敲石者
袁冬青
敲出火星
敲出叮当的诱惑声
敲出硬邦邦的筋骨
敲出汗淋淋的故事
生活就是他们敲出的带彩石块
石块是他们发咸汗水的结晶体
敲石敲开铜雕的银行大门
保险库储存起他们的希望
他们的希望是用汗水积赚的
虚幻的梦终于不再是梦幻
敲石敲出农村
敲出城市
现代化的立体建筑
敲醒每一块沉睡的石头
中华民族的脊梁——长城
在叮叮当当的诱惑声中
醒来
它展示着一个真理
世界是民众敲出来的呀
敲石者绷紧的神经里
隐藏着丰厚的敲不完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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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夜航船
茅立山
桨声旋舞灯影
从天堂驶向天堂
总是那么短暂
又总是那么漫长
河床漂着一座殿阁
三二声鹭啼
惊断了拉纤的愁雨
莫要濡透了夜的枕巾
莫要呆滞了月的眼神
在短暂与漫长的交叉处
有一条地平线，昭示
黎明将准时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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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艺文谈片
“迪斯科”的演变
石丁
近日，有位陕西老乡，看了一部国产新片，发表了关于迪斯科的观感：“在穷山旮旯里带头跳迪斯科的，就是代表现代文明和进步吗？”
近几年，无论电影、电视剧、戏剧、小说乃至诗歌，以迪斯科“代表”或者“象征”什么的，屡见不鲜。迪斯科的“功能”真是发挥得淋漓尽至。那些个层出不穷的“山村迪斯科”、“窑洞迪斯科”、“战场迪斯科”、“沙漠迪斯科”、“海上迪斯科”、“男女老少迪斯科”……真真是花样翻新又翻新，直至走向反面——推新出陈。编导者用迪斯科为某种媒介，将所谓“现代色彩”注入其作品，与古老、陈旧、封建、保守或其它各种落后意识、落后环境形成鲜明的对比，以期达到振聋发聩的作用。大凡那角儿一旦跳起迪斯科——嘿，现代味儿就出来了！这似乎把迪斯科模式化了。
记得再往前数几年，迪斯科的“功能”又是一番景象。那时在作品中跳迪斯科的主儿，大抵是不三不四或不法之徒，凡跳者，结局几乎都没有好下场。
文艺作品中迪斯科“功能”的大演变，不免让人哑然失笑。进步当然是进步了，但表现手法之肤浅简直与那一阶段是同出一辙：要么代表坏的，要么象征好的。一旦落俗套必定使人生厌。我们的编导者在创作中是不是也应该考虑到这一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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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朝前看
王朝闻
《江苏中年画家画展》的《前言》，向观众提出一个问题：中年一代的画家“是躺在前辈们已取得的成就上驻足不前呢？还是发扬他们（老一辈画家）的可贵精神，开创新时代的艺术新风？”
就展品的主要倾向看来，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和中年画家自己的愿望一致。关于“新时代的艺术新风”，可能引起不同的观众的不同理解。在我看来，这些作品的可喜之处，在于没有外国旧风，即赶时髦的意味，在一定程度上这些作品显示着时代气息；这种气息和作品的地方特色与群众性相统一。今年春夏我在江苏观赏过一些美好的景象，有的已经写进尚未发表的书稿里。江苏有丰富的审美对象，有些已经反映在绘画里。我由镇江到苏州之前，在候车室里，偶然看见一幅以北固山为题材的绘画。它的魅力在于，使我后悔没有争取机会去观赏巉岩与建筑。素材不能完全决定作品的时代性和地方特征，作品的群众性在审美活动中的作用不可轻视。观众看不懂的作品不能保证作品一定具有更高的艺术水平，艺术水平的高低不完全决定于笔墨的老练程度。艺术既然是一种审美对象，画家发现美和创造美的能力有重要作用。这种能力，当然应当是发展着的，这一画展的作品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这种能力当然也有局限性，画家发现的美未必一定可能代替观众自己的发现。我和画家张文俊、曹汶等同游宝华山或其它风景区，我所得到的美好印象未能在这一美展的作品中得到印证。参观画展使我重温了有关江苏地方的美的印象，这一点表明这些作品具备着可能唤起观众想象美的力量。观众不必埋怨画家没有把自己的美感表现出来，这种要求违反审美个性。只要作品可能使观众向往美，或唤起他依靠自己去发现美的冲动，这就比那些使观众看了感到莫名其妙的作品更有群众性。群众的审美能力是多层次的，任何观众对作品的感受都不能当成判断艺术美丑的标准。但是根本否认观众也有判断美丑的能力，这种判断岂不过于武断了吗？
我的话仿佛有点走题，还是说这次画展给我的印象和另一种感想吧：看来这些中年画家的笔墨功夫并不落后于老年画家，但是，如何进一步培养发展自己对美的敏感，从而把那些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美的特殊点发现出来，以堪称独创性的形式表现在作品里，一定能够超越前辈创造美的既有成就，也就是在不断的审美实践中把自己创造为善于创造美的主体自身。这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这个问题似乎比作品表现什么与如何表现都重要得多。如果可以套用在南京不难见到的孙中山先生的话来说，那就是高要求的创造尚未成功，有成就的画家仍须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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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虎踞龙盘图（中国画） 庄利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