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政治·法律·社会)
专栏：
从严治党必须清除腐败分子
牛甲英 李军
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执政和改革开放两个考验。这种形势，对加强党风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花费很大精力抓党风建设，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总的说，我们党是经得起执政和改革开放考验的，同时，也应该清醒地看到，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使党的作风建设任务更加突出起来了。目前，党风方面的问题不少，有的还相当严重，特别是某些党员和干部走私贩私、行贿受贿、执法犯法、敲诈勒索、贪污盗窃、泄漏国家机密和情报、违反外事纪律、任人唯亲、拉帮结派、打击报复、道德败坏。这些问题，已不是一般的不正之风，确确实实是腐败现象。据有些地方的统计，近年来，在犯罪案件中，共产党员的比重还有所增加。尤其是少数领导干部，以权谋私、作威作福和严重的官僚主义，极大地脱离群众，极大地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引起党内外的一片怨声。因此，党风问题现在仍然是广大群众议论最多、意见最大的一个问题。
应当承认，党风中有些问题的产生同改革开放的新情况有关。即有些问题是由于改革开放尚处于缺乏经验阶段，措施不配套，制度法规不健全，政策是非界限不清所造成的。对这些问题，必须通过加快和深化改革开放，逐步减少产生不正之风的土壤。这是一。其二就是要从严治党，加强党的纪律。
要从严治党就必须对那些腐败分子实行坚决清除的方针。什么叫“坚决清除”？就是一经发现立即处理，有多少清除多少，决不能姑息养奸。
对腐败分子为什么要坚决清除？
首先是因为，腐败分子为党纪所不容。我们党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党员应是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而腐败分子，满脑子个人主义，利欲薰心，损人利己，损公肥私，不择手段，甚至达到不顾党纪国法的地步。他们的所作所为，直接破坏了党性原则，严重违反了党的纪律。
其次，腐败分子的行为，严重地破坏了党群关系，损害了党在群众中的崇高威望和形象，引起了群众的不满，败坏了党的声誉。只有把他们清除出去，才能挽回不良影响。
赵紫阳同志在十三大报告中着重指出，如果容忍腐败分子留在党内，将会使整个党衰败。邓小平同志1982年在《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的讲话中说：“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他严肃地指出，“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末，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当然不是说改革开放的方针不正确，而是指出了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党内反对腐败现象的极端重要性和迫切性。因此，必须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对于那些确确实实的腐败分子来说，党龄、地位、功劳、职务都不得成为为他们“赦罪”、开脱的借口。
这几年，有些地方对腐败分子所以不能贯彻坚决清除的方针，一个重要原因，是思想上存在一些糊涂观念。
一是把“坚决清除”视为极“左”。在这种观念支配下，有些同志担心再次出现一年查处，二年平反，三年落实政策的教训，从而对腐败分子采取了某种容忍态度，把党内斗争的原则演变成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了了之的庸俗做法。
二是把“坚决清除”同“慎重处理”原则相对立。对人的处理要慎重，是说对犯错误同志的处分，必须实事求是，根据错误的性质，危害程度，情节轻重，依据党规党法行事，不得主观、轻率地处分党员。如果把“慎重处理”理解为只教育不处分或无原则地从轻处分，似乎开除腐败分子的党籍就有失“慎重”，这种观点是很片面的。
三是把“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的适用范围无限扩大。“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是在党内斗争中用来挽救那些虽犯错误，但可以救药的同志。至于对蜕化变质或本来就品质恶劣的腐败分子，则只有采取坚决清除的方针，才能对广大党员起到有力的教育作用，才能达到从严治党的目的。
我们已经制订了不少党规党法和好的制度，党的十三大又提出对腐败分子采取坚决清除的方针，这些都是大得人心的。目前，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较为关注的是，如何尽快付诸实践。前些年，我们在清除党内腐败分子的问题上，一些地方的党组织不同程度地表现出犹豫不决。本来是明明白白的案子，好几年处理不了，使一些腐败现象得不到及时的纠正。实践证明，贯彻清除腐败分子的方针首先要有坚决的态度，还必须有切实的措施，特别是要敢抓敢碰，敢于搬掉“保护伞”，冲破“关系网”，果断地处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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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三歹徒当众肆意行凶
百余人一旁无动于衷
江西省检察院表彰见义勇为的干警
本报讯 前不久，3名扒窃犯在由南昌开往新建县的郊区公共汽车上，扒窃个体裁缝万金华身上的150元钱。万金华发现是挤在身边的扒窃犯齐先红所为，刚向其责问，齐先红便出拳行凶。万金华的师傅吴先槐从座位上站起来，说了句：“不要打人！”齐先红的同伙刘品道、黄工根立即对着65岁的吴先槐拳打脚踢。
同坐该车的新建县检察院干部万祥英立即制止，并告知：“我是检察院的！”歹徒黄工根叫嚷：“你神气什么，打你妈的！”话语一落，三人一齐向万祥英打去。和万祥英同行的检察干部刘荣贵上前刚张口：“你们为什么打人？”也被歹徒朝脸上打了一拳。
这时，车已停驶，刘荣贵跳下车去找人增援。歹徒见万祥英一人，又见车上100来名乘客无人发问，越发猖狂，凶残地扑向万祥英，边打边叫：“让你神气，打的就是你！”万祥英在双方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仍然顽强地与歹徒搏斗，当打到前车门时，他把两名歹徒踢到车下，然后扭住被车门夹住胳膊的一个坏家伙，呼喊司机：“快开车，开到公安局去！”但是车没有开，夹住歹徒的车门却开了。歹徒们见此情形，气焰更加嚣张，又重新由驾驶室门冲上车（当时司机还坐在座位上），疯狂地进行报复。万祥英的检察帽被打飞，满脸青肿，口吐鲜血，站立不稳，多次被打倒在座位上。
此时，坐在最后一排的武警战士黄伟新，听到万祥英的呼喊声，分开众人，冲上前去与歹徒搏斗，但3名歹徒行凶气焰毫不收敛，又扑向黄伟新，将他从车上打到车下，并把他按到沙地里打，警服也被撕破。
3名歹徒行凶后企图逃跑，这时刘荣贵叫来了公安干警。歹徒面对持枪的公安干警，公然顽抗：一个持刀子，一个手拿石头，威胁道：“谁过来就砸死谁！”众干警毫无惧色，当场抓获罪犯刘品道。黄、齐二犯乘机逃跑，不久，也被抓获归案。
事后有人问那位汽车司机：“你认识这3名歹徒吗？”司机回答：“不认识。”“不认识为什么让他们从驾驶室上上下下？”司机说：“他们好凶，如果打我两拳呢？”面对歹徒行凶，万祥英体力不支几次呼救时车上百余名乘客或者纷纷涌下车去，或者向车内两侧靠去，不予协助。女售票员喊道：“会打死人的呀，你们男同志赶快拖一下！”车上有共产党员，有国家干部，却无动于衷，袖手旁观。
1987年12月29日，江西省人民检察院给万祥英记一等功，南昌市人民检察院给刘荣贵记三等功，并在全市检察干警中开展向万祥英同志学习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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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司法部官员谈中国劳改工作
对犯人严禁打骂体罚当人看待
新华社北京1月4日电 （记者朱云龙）司法部官员今天在同意大利代表团会谈时说，据统计，中国近几年来刑满释放人员重新犯罪率为6％左右，是比较低的。这位官员是司法部劳改局副局长王明迪。他说，经过改造，许多刑满释放人员勤奋劳动、遵纪守法，有的还成为劳动模范、工程技术人员。
今天上午，司法部长邹瑜以及有关下属部门官员同意大利司法部长朱利亚诺·瓦萨利一行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了会谈。
王明迪在介绍中国的劳改工作情况时说，劳改工作的两个基本出发点是：把犯人当人对待；认为只要方法正确，绝大多数犯人是可以改造的。
他说，劳改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经济利益，而是为了改造罪犯，有利于他们养成劳动习惯，调动他们用双手为社会创造财富的热情，有利于他们释放后就业。劳改也有利于加强对罪犯的管理。
他说，中国对犯人实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严禁打、骂、体罚，切实保障他们的医疗卫生、安全生产、劳动保护条件。
中国对犯人开展比较系统和正常的政治、文化、技术教育，把劳改场所办成教育、改造犯人的特殊学校。
在依法强制改造的前提下，罪犯每周学习12至18课时。政治教育为主课，重点进行法制、认罪、道德修养、人生观等方面的教育。文化教育以初中程度为主，职业技术教育主要根据劳改生产和社会需要统筹安排。其目的是使尽可能多的犯人成为讲道德、有文化、懂纪律、遵纪守法的公民。在他们刑满释放时，除颁发释放证外，还发给文化学习证书和技术等级证书。
中国强调动员社会力量对罪犯进行帮教，实行改造工作的综合治理。
国家、社会对改造罪犯的工作十分关注，各地党政机关领导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工青妇等群众组织代表、社会知名人士、罪犯原单位领导人都常去劳改场所参观，向罪犯作报告、讲政策、提希望。
罪犯的亲属每月可以探望罪犯一至二次，进行规劝。劳改管理部门还把在社会上作出突出贡献的刑满释放人员请回来谈自己的改造体会。通过这些活动，使罪犯树立对社会、对家庭的责任感，使他们感到社会的温暖、亲人的期待。
王明迪还谈到，中国对罪犯实行区别对待、立功赎罪的政策。对确有悔改和立功表现的罪犯，分别给予减刑、假释、记功、评选积极分子和物质奖励；对于抗拒改造的，给予禁闭、记过等处分。
他说，对刑满释放人员，中国政府历来规定不歧视、不嫌弃，切实给予参加工作、学习和劳动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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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检查团名目繁多又吃又喝
百人厂强颜欢笑不堪重负
洛阳半导体厂厂长苦笑列清单
新华社郑州1月4日电 （新华社记者张晓华、王耕、工人日报记者李景宏）最近，记者到洛阳第一家租赁企业半导体厂采访，这家百人小厂的厂长魏俊杰对名目繁多的检查团来厂吃喝苦不堪言，他列了一张不完全的清单：
市劳动人事局锅炉科派人来厂检查锅炉4次，招待2次；
西工区工会，检查劳保2次，招待2次；
西工区公安分局，检查安全保卫2次，招待1次；
市标准局，质量例检2次，招待2次；
西工办事处，卫生检查2次，灭鼠检查1次，计划生育检查2次，全招待；此外，还有记者采访招待2次等；
共接待18次，招待12次，支付招待费用2520.31元。
150多人的国营洛阳半导体厂，1986年仅盈利1万元，接近亏损边缘。魏俊杰租赁这个厂后形势发生了变化，到1987年11月，完成产值91万元，比上一年同期增长37.24％，实现利润7.5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8.83％。但是，月平均也不过六七千元收入。
我们查阅租赁经营合同书，在租赁人11条权利中，没有一条抵制不合理检查和招待的权利。
厂长苦笑说：“检查团得罪不起，春节前我准备再拿5000元，应付这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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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泄私愤诬陷他人 屡教育不思悔改
建湖三名犯罪分子受法律制裁
本报讯 江苏省建湖县拉丝厂3名职工写匿名信破坏工厂与外厂联营，受到法律制裁。
建湖县拉丝厂在改革开放中，与上海第二钢铁厂联营，使本厂摆脱困境。曾因旷工、偷窃等行为受到处分或批评教育的该厂工人毛长法、徐金城、刘成，因要求调换工种等个人目的未达到，产生了破坏联营、要厂领导“好看”的念头。从1985年3月以来，3人相互勾结，运用捕风捉影、无中生有的所谓事实，先后8次向上海市委、市纪委以及上海市冶金局党委、纪委等部门投寄匿名信40多封，点名道姓地诬告上钢二厂领导人在与建湖县拉丝厂联营中，收受彩电、冰箱、洗衣机等大量贿赂，使上钢二厂领导人蒙受不白之冤。毛长法等人还向上海其它钢铁厂及上钢二厂的科室车间寄匿名信，影响了上钢二厂的干群关系，技术人员不敢来建湖，严重地影响了拉丝厂的正常生产，挫伤了厂领导改革的积极性。徐金城等人还捏造事实，诬告陷害来拉丝厂采访的记者，造成非常恶劣的影响。
建湖县委、县政府从支持改革、保护改革者出发，在查明所谓“人民来信”纯属捏造后，县委、县政府领导多次去上海说明情况；县轻工公司党委负责同志也多次到厂里讲清事实真象，宣讲法律知识。毛长法等人仍不思悔改，去年5月在县拉丝厂准备申请加入上海银星线材线制品公司集团之际，再次写匿名信进行诬告陷害。建湖县委立即委托县纪委、县人民检察院、县公安局等单位组织调查，查出了3名写信人，并将毛长法、徐金城予以逮捕。最近，县人民法院以诬告陷害罪判处毛长法拘役6个月，缓刑1年；判处徐金城、刘成免于刑事处分（属有罪判决）。
（高文祥 顾云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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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军区帮助十二万贫困户脱贫
新华社沈阳1月4日电 沈阳军区1987年投入100多万个劳动日、7万多台次机械车辆，帮助驻地12万多贫困户脱贫。
近3年来，各部队共支援贫困地区粮食5000多万斤，衣服被褥近10万件，现款120多万元。帮助驻地农村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春种秋收和改山治水等劳动。他们还先后扶持10万多个从事各业生产的专业户，并以一户带多户，提高贫困地区的生产力水平。目前，已有近200个乡、1000多个村、12万多贫困户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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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军区生产经营提高经济效益
去年工农业总产值和盈利比前年都有增长
本报讯 北京军区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积极发展生产经营，经济效益提高很快。据统计，去年全军区工农业总产值和盈利分别比前年增长27％和39.9％。
近年来，北京军区师以上单位普遍建立起了自己的骨干企业。几百个生产单位的上千种产品，进入社会商品市场；一批出口创汇产品，在国际上赢得赞誉。享有盛誉的“金鸡”鞋油，是一个团办家属工厂同地方厂家的联营产品。在发展商品生产的同时，保障部队生活的粮食生产、养殖业和连队业余生产依旧没有放松。北京军区各部队结合军队生产经营特点，采取积极稳妥的步骤，逐步推行厂（场、矿）长经营负责制，扩大经营自主权。天津警备区青光农场自上而下全面实行了承包责任制，去年的人均盈利比前年增长了46％，成为北京军区农场系统人均盈利最多的单位。军区司令部赵家楼招待所采取任务包干后，提高客房利用率，扩大服务项目，年盈利突破130万元。
北京军区的生产经营，现已实现了由依赖劳动力密集的优势向依靠科学技术提高生产效益转变。过去讲发展生产，首先想到增派兵员，现在开始在技术、信息上作文章。柏各庄农场有两个千亩鱼塘，过去用兵近百名，年年轮换，产量一直上不去。现在雇请懂技术的养殖工人，人数减少一半，产量翻了一番。河北省军区锅炉厂聘请北京环保局的总工程师任技术顾问，产品的12项技术指标全部合格，名列全省同类产品前列，产量、产值和利润3年翻了两番。由于在生产经营中注重运用科学技术，使部队生产用兵逐年减少，去年全军区投入生产的兵力低于总部要求，保证了部队教育训练的顺利进行。
（董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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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吴丁貌敏举行缅甸独立日40周年招待会
吴学谦讲话对中缅友好合作表示满意
新华社北京1月4日电 （记者杨国强）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吴学谦今天在这里对近年来中国和缅甸在经济、贸易和技术等方面的合作表示满意，并希望双方共同努力，进一步发展这一良好合作关系。
吴学谦是在缅甸驻华大使吴丁貌敏举行缅甸独立日40周年招待会上作出这一表示的。
吴学谦和1986年7月来华任职的吴丁貌敏回顾了中缅两国传统的“胞波”情谊，并表示愿意继续发展双方在各个层次的友好交往，包括领导人的互访。
吴丁貌敏指出，最近几年，两国关系有较快发展，双方领导人的频繁互访就是很好的佐证。他透露，缅甸副总理兼计划和财政部长吴吞丁将于今年来华访问。
据悉，过去的一年里，国务院副总理乔石、石油工业部部长王涛以及经贸部副部长吕学俭曾分别访问缅甸，缅甸能源部长吴盛吞、贸易部长吴钦貌基和文化部副部长吴丹貌也曾来华访问、考察。
吴丁貌敏指出，近年来双边经贸关系也得到较大发展。据了解，1986年，中缅双边贸易额创历史最高纪录，而1987年又有新的发展。1987年1至10月的双方贸易总额比1986年同期增长80％以上。中国向缅甸出口的主要是轻纺产品、小机械、小五金和化工产品，缅甸向中国出口的产品主要有大米、玉石和木材。
吴丁貌敏表示，1988年，缅甸将加强同中国在文化、体育、旅游以及建材工业等方面的合作。
缅甸是最早同中国建交、并最早同中国解决了边界问题的国家之一。
公安部部长王芳和地质矿产部部长朱训也出席了缅甸独立日招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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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民族地区纪行
“五匠”出山
本报记者 费伟伟
10岁的马梅花在那群围着我们的吉普车玩的小女孩中显得特别机灵，她甜甜地笑着回答我们的问话。
这是一个叫“甘河滩”的保安族聚居的庄子，其他几个女孩都没上学，听不懂我们的话。马梅花没有像她们那样在家放羊、拾柴、领弟妹，她读书已是第三个年头了。
“你是怎么上的学？”我禁不住地问。
“俺爸在外挣钱哩。”马梅花很自豪地说。
“挣钱就是干劳务。他父亲叫马七娃，是个刀子匠，这几年在青海、西藏的牧区打刀子，一年能挣上个两千块左右吧。”村上的同志告诉我。
在甘肃省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政府采访时我了解到，这个山区面积占大半，人均不到1.5亩地，前年人均收入仅有143元的贫困县，这几年兴起了一股输出劳务、出门挣钱的热潮。去年全县转移出的劳动力约2.8万人，占全县总劳力的36—37％。这些人都是银匠或铁匠、毡匠、木匠、泥瓦匠，保安人称他们为“五匠”。政策放开后，率先走出贫穷山区的就是这些人。
正像马七娃给自己的女儿带来了自豪和欢笑一样，“五匠”出山之后，给保安族人世代居住的封闭而贫穷的山乡带来了欢乐的笑声。保安族聚居最集中的大河家乡，前年人均收入由1983年以前的30多元增长到204元。笑得最欢畅的，恐怕不是那些从前成年攒鸡蛋，为儿女办婚事发愁的老人们，而是另外一些人。
从县城出发去大河家，越近乡里，公路旁戴白帽骑自行车的保安人越多。1985年这里好多村子还连一辆自行车都没有，如今大河家乡的自行车已达数百辆了，95％以上都是干劳务挣下的。车子几乎都用彩带、红丝巾以及绣球打扮得漂漂亮亮，这倒也颇能反映出这些初步脱贫的保安人的心态。
骑车的自然以年轻小伙居多，不过那些戴着盖头的保安姑娘也时常可见。她们往往远远看见汽车就慌张地下车，站在路旁等着。
“看来保安姑娘胆挺小的。”乍见此景，我不禁有点感慨。
“不，这些骑车的姑娘肯定都是属于村里最胆大的。”同行的同志立即更正道。
原来，长期以来深受封建势力束缚的保安女子，一到十一二岁就不得抛头露面了，只准居深闺、事女红、围锅台。年纪轻轻就出嫁，戴上盖头，在另一个深闺里度过一生。不用说骑自行车，就是看个电影、电视，甚至照个相片也在禁讳之列。
随着“劳务热”的兴起，大批渴望脱贫致富的保安族青年走出了山区。
在现代城市文明之光的辐射下，他们的视野宽了，胸襟开了。不仅渴望自由、平等，追慕现代生活，而且掌握了许多新的融洽各种关系、追求爱情生活的方法。
于是，姑娘们在小伙子微笑的目光中跨上了自行车，上大街，逛县城。年轻的妻子们忽然发现，以前在家里俨然“一小天”的丈夫从外面回来后变了，也学会帮着担水、做饭、抱孩子了；家里要买个家具、电器，地里需要种点什么，也要听听自己的意见了。
在梅坡村52岁的马牙古百家采访时，我们想拍一下这位老汉近几年带着两个儿子出外淘金挣钱盖下的新居。马牙古百20岁出头的女儿立刻把廊下的杂物清扫了一番，自己照样大大方方地坐在缝纫机上干活。听说拍的照还要登报，她立即笑嗬嗬地招呼躲进屋里闭紧房门的母亲也一起上阵。在大河家乡被称为保安三庄的甘河滩、梅坡、大墩三个村采访时，我注意到，好些群众家的墙上出现了有热闹城镇背景的彩照，虽然照片上那些大多仍戴着盖头的女子往往笑起来或者摆姿势时还不够自然。
随着班师归来的劳务大军们看待妇女的眼光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保安族女娃子也像马梅花一样，获得了放下牧羊鞭，放下弟妹，走进课堂读书的机会。大墩村有上百名学龄女童，前两年没有一个入学读书。11月初的一个下午，当我来到这个头靠积石山、脚蹬黄河的村子时，村长马有伟告诉我，这个村拥有120多名学生的小学校，现在已有了30多个女学生。就在马梅花读书的甘河滩村小学，一位正读二年级的小男孩告诉我，他们班15个学生里有3名女生。
这个比例当然不算高，在这样一片几千年来饱受传统道德观念浸润的土壤上，妇女地位任何一点真正意义上的提高都是十分艰难的。
大河家乡党委书记韩德胜给我提供了这个乡近几年输出劳务的几个数字：“1983年，500人；……1985年，1260人；……1987年，约1900人。”“1900”这个数字表示的是这样一个概念，即：大河家乡的大部分家庭都有一个劳力出门从事劳务。这支浩浩荡荡走出山区看世界的劳务大军中，必将萌发一种促进妇女解放、教育兴旺的强大推动力！（附图片）
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四堡子乡韩山家村张文良家利用搞劳务挣回的钱购置了手扶拖拉机，不仅发展了农业生产，而且增加了经济收入。图为张文良家庭院一角。
刘向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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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外事简讯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黄华1月3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日本共同社常务董事远藤胜巳一行。
远藤胜巳一行是应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的邀请访华的。
▲应突尼斯社会主义宪政党、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党、摩洛哥全国自由人士联盟的邀请，中共中央委员、中联部部长朱良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于4日晚乘班机离京对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进行友好访问。
中联部副部长李淑铮和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驻华使节等到机场送行。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任建新1月4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代表院长郑天翔会见并宴请意大利司法部长朱利亚诺·瓦萨利一行。
在亲切友好的交谈中，宾主双方一致表示希望扩大两国法院和司法部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
瓦萨利还说，意大利愿与中国商谈签订民事、刑事司法合作协定。
（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