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经济)
专栏：短评
荒山开发的新路
我国是个多山的国家。多少年来，山像一个巨大的包袱，压在广大山区人民的头上。我国200多个贫困县，大多集中在山区。然而，山多也不完全是坏事，经过合理的开发，众多的山能成为巨大的宝库。我国南方绵延起伏的大片红壤丘陵山地，气候湿润，雨量充沛，土壤含磷量高。如能增加有机质，便适宜种植果树和多种农作物。全国则有5亿多亩沉睡的荒山荒坡等待开发。我国人多地少，如能把荒着的山地、坡地、河滩地都利用起来，该是多大的一笔财富！
崇仁县开发红壤山地取得了初步的成功。这条路子好。它有利于改变穷山恶水的面貌，与办工业比起来，是一条更适合山区情况更易见效的致富之路。
崇仁县搞开发性生产，主要是依靠农民家庭的力量，加上政府的服务。这两方面力量的紧密结合，便形成了崇仁开发荒山的新路。发动农民上山开荒，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规定谁种谁有，长期不变，这是一项很重要的政策，但光有这一点还不够。正如工业开发区需要一定的基础设施和投资环境一样，农民开发荒山荒地也要有一个好的环境。一定的资金，供水、供电，修道路，建住房……没有政府支持而一家一户难于办到的事，就需要政府出面去办。有些地方也提向荒山进军，但是喊得多，做的少。光靠动员、号召或行政命令，没有扎扎实实的服务，结果难免收效不大。吸引农民搞开发性生产，最终还是靠效益。没有经济利益的事，谁愿意干！只有加强服务工作，在服务中实现一定的规划与规模，使一家一户的生产创造一定的效益，才能使开发生产真正具有吸引力和生命力。
开发荒山荒地要付出艰辛的劳动。只要像崇仁县那样，选准道路，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持之以恒地干下去，就不愁荒山不绿、穷山不富。
第2版(经济)
专栏：
昔日不毛之地出现新的乡村
崇仁兴办家庭农场开垦红壤山地
本报讯 江西省崇仁县从老区和贫困地区的自然条件出发，组织农民上山兴办家庭农场，把开发大片沉睡的红壤山地，作为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渠道，取得显著成果。昔日不毛之地，如今出现了一处处开发荒山的新居民点。
这个县从1985年起开始组织农民上山。他们利用世界银行贷款，探索以兴办家庭农场的方式开发红壤山地。农民实行一家一户经营，而所需资金、物资、技术，以及水、电、路等配套的基础条件，则由政府作统一规划、管理和服务。
县政府根据试点经验，给每个上山农户安排30亩土地，统一规划了居民点和防护林带；规定开发区的荒山使用权归开发专业户，所有权归新设立的开发区村委会；在资金方面，规定每户自筹2000元，县里贷款8000元，其中建房费5500元，生产费4500元，建房木材由林业局负责供应；政府还帮助上山农户建房、修路、机耕和调运种子，指导农民种植柑桔、西瓜、花生、芝麻、造纸植物、饲料作物及农民自食口粮。
为了作好统一规划和服务管理，崇仁县政府成立了红壤开发局，为上山农户机耕、供种供肥，并指导作物布局，传授种植无籽西瓜、栽培果树以及饲养禽畜的技术，收获后帮助农户推销产品。县长胡发群说：“由政府组织实施的这种改善开发环境和系列化服务，使上山农民既感到方便，也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从而更加安心于开发性生产，创造物质财富。”
经过3年的努力，崇仁县已在红壤山区投资1148万元，吸引农户上山达658户，3246人，已开垦荒山25319亩，建成住房3.7万多平方米，形成了一定规模。过去无人居住的不毛之地，出现了一个个新的居民点。农民开发生产也初见效益。1987年，上山专业户人均收入达到620元，比全县农民人均收入高45％。
开发专业户孙其良，全家7口人上山，4个劳力。经营山地66亩，其中种柑桔18亩，杂果2亩，苎麻2亩，防护林3亩，饲料作物3亩，花生20亩，西瓜15亩，黄花3亩，养猪24头，养家禽100只，1987年纯利达7803元。如果除去对柑桔等长期作物的投资6800元，上山开发当年就获得纯利14603元。
由于崇仁县这种以农户家庭办农场的开发模式取得了“当年开发，当年利用，当年受益”的成效，世界银行专家称赞他们“为东南亚红壤开发作出了示范”。该县红壤开发局局长还被应邀到国外介绍经验。
开发开出了财富。仅仅3年，在崇仁县新开垦的红壤山地上，已为社会提供了1.6万头生猪，450万公斤西瓜，20万公斤花生，10多万公斤油料，250万公斤其他商品。崇仁县计划在未来3年里把开发区建成苎麻、麻鸡、瘦肉型猪、无籽西瓜、柑桔等五个出口商品基地，还准备兴建纺织厂、食品厂和罐头厂。不出几年上山专业户收入将有更多增加，开发区已规划建设学校、商店以及技术培训中心等服务性机构，准备迎接更多的劳力上山，创造更多的财富。（顾健）
第2版(经济)
专栏：
王震在湛江考察农业强调
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粮食生产
据新华社广州12月3日电（记者何平）国家副主席王震在广东湛江市考察农业生产情况时指出，在我们这个有10亿人口的大国里，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粮食生产。农业要上新台阶，首先是粮食要上新台阶。在抓好粮食生产的前提下，要大力发展多种经营。
11月30日至12月3日，王震同农业部部长何康、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谢非等同志，到当地的粮食、水果、蔬菜生产基地和水产养殖场等地方了解生产发展情况，看望那里的工人、农民和农垦系统的干部、职工，并同当地干部进行了座谈。
王震指出，农业问题，说到底主要是粮食问题。粮食生产不仅关系到亿万人民的温饱，而且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在同湛江市领导座谈时，王震说，你们在不放松粮食生产的同时，充分利用自然资源的优势，根据国内外市场的需要，“上山下海”，开发荒坡、滩涂，种果、养虾和发展畜牧业等开发性农业生产，从一开始就进行适度规模经营，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都很显著，实践证明，这是沿海和丘陵山区群众治穷致富的有效途径，有利于增收、创汇，是一项潜力很大、很有发展前途的事业，是从小农经济、自然经济向商品化大农业、创汇型农业的转移。
王震指出，农业生产发展要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他说，全华南地区13个省共有冬闲田两亿多亩，但只利用了一亿多亩，还有一半没有充分利用。如果我们利用南方冬季优越的光热条件，开发冬季农业，种蔬菜、油菜、绿肥，这对增加复种指数，会有积极作用。今年，你们这里种了几十万亩的红薯，一定要加强管理，确保丰收，支援内地缺粮地区。
第2版(经济)
专栏：
“纸荒”症结何在？
本报记者 费伟伟
纸张告急！
10月10日《解放日报》载：《上海译报》因纸张供应中断宣告延期出版；
福建、贵州等省因纸张短缺，数百万中小学生开学一个多月还拿不到课本；
被国家列为用纸重点保证单位的人民日报社、光明日报社和新华社三家，今年11月1日不约而同来到中国印刷物资公司登门求纸。然而国家最大的印刷物资公司却无纸可供……
纸荒困扰着全国各地的新闻、出版单位。
是我国纸张供求关系失衡么？据初步统计，全国新闻出版单位用纸120万吨，社会用纸20万吨，而国内新闻纸、凸版纸产量120万吨，加上进口，全社会供求基本可以平衡。
那么，“纸荒”症结在哪里？
东北某纸厂，今年前三个季度共生产新闻纸5.53万吨，超过计划产量1.33万吨。前三个季度应交国家新闻纸2.35万吨，实际上却只交了1.72万吨，完成合同的73.2％，其他大部分厂方都“自销”了。再看辽宁某纸厂，前三个季度生产凸版纸2.16万吨，完成年计划90.1％，应交国家合同纸9000吨，实交4233吨，仅完成合同47％，大部分也是“自销”了。
同是新闻纸、凸版纸，厂家更名为文化纸、书刊纸后便可高价自销。
当然，厂家也有许多难言之隐。各种原材料大幅度涨价，国家分配给纸厂的计划内木材供应指标普遍不能按计划供货，烧碱、液氯等国家分配的化工原料近两年指标也锐减，原材料大量缺口只能由厂家向市场按议价采购。以木材为例，每立方米木材市场议价比指导价要高80至100元。于是，“堤内损失堤外补”，厂方千方百计在“自销”方面做文章。
综观各地纸厂，“自销”热情持高不下，暴露出企业国家观念、全局观念是何等淡薄！当然，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我国纸张价格的某种不合理。更为严重的是，“自销”的大口一开，纸张大都流入各非经营纸张的单位和个人之手。于是，层层设库，囤积居奇，使“纸荒”日趋严重，迫使用户不得不增加库存，反过来又加剧了纸张的紧缺，导致价格暴涨。如北方新闻纸国家最高限价每吨1600元，南方最高限价每吨2050元，超产纸也不过每吨2800元。但经层层转手加价后，市场价格已高达每吨3800元。而涨价的好处全都落在各个中间环节中。
据有关部门估计，全国现有10多万家单位在倒卖纸张，仅北京一地就有200—300家之多。北京郊区某乡一个村倒纸一年获利高达约300万元。
流通领域秩序混乱，倒商为害，正是“纸荒”症结所在。出路在哪里？
不久前由国家新闻出版署和中华全国报纸行业经营管理协会联合召开的全国报纸经营管理座谈会全体代表建议：国家对报刊、教科书用纸实行专营专卖。除国家指定的专营部门外，任何其他单位都不得经营新闻纸和教科书用纸。各纸厂生产的计划内和计划外超产纸一律由专营部门纳入计划统一分配，纸厂不得自销（包括纸厂劳动服务公司等）。按国家计划由中央和地方进口的新闻纸和教科书用纸，应统一由中央专营部门对外订货并纳入统一分配计划。
同时，国家有关部门应采取有力措施，按照下达给纸厂的生产计划，按时、按质、按量向纸厂供应所需的木材、化工原料、电力和煤炭等。各纸厂保证按合同规定，按时、按质、按量供货。要强调国家计划和合同的严肃性，对不履行者给予处罚和制裁。另外，国家物价部门及时核定新闻纸的最高限价，纸厂不经物价部门批准不得自行定价。
一些经济界、物资供应部门的人士则提出，当前既要治理、整顿，也要防止动辄回到过去统配的老路上去。对新闻、出版用纸，国家指令性计划任务要绝对保证，计划外的应由物资部门通过产需衔接，采用定点、定量、不定价的方式，确保各级新闻、出版单位同纸厂建立长期稳定的供需关系，这样既可保证需要，还有利于将来在宏观指导下纸张市场的发育，为建立纸张期货市场、开展期货贸易奠定基础。
要坚决取缔纯粹倒卖纸张的各种公司，禁止以非法手段从事买卖纸张活动。计划外纸张通过各地物资贸易中心公开销售，全国制定统一发票，杜绝纸张买卖现金交易。同时，提高纸张流通的透明度。
这些建议尽管是仁者见仁，但为我们治理“纸荒”开启了思路。
第2版(经济)
专栏：
国家烟草专卖局重申
不能擅建计划外烟厂
据新华社北京12月3日电（通讯员邹静）据国家烟草专卖局介绍，海南省新近批准海口、文昌、琼海、昌江、三亚新建5个违反国家烟草专卖制度的计划外烟厂。其中文昌县烟厂投产后，在国家烟草专卖局的坚决制止下，现已停产。
国家烟草专卖局指出，目前我国已有计划内烟厂146家，年生产能力超过3500万箱，可市场仅能容纳2700万箱，据预测到1990年也不会超过3000万箱，卷烟生产已呈现产大于销的趋势。计划外烟厂的兴建加剧了产销矛盾。为此，国家烟草专卖局再次重申，《烟草专卖条例》是全国各地都必须执行的法规，特区不应也不能成为“专卖的死角”。
第2版(经济)
专栏：
广东沿海外烟走私猖獗
据新华社北京12月3日电 （通讯员贾明非）近两个月来，广东沿海各缉私部队查获了12000多箱走私进口烟，相当于此前8个月的总和，走私活动已发展到恐吓、绑架公安、工商干部和少数香港船只升挂外国国旗大批量走私的程度。
据调查，广东陆丰、惠东一带的沿海地区每天有近千人在海边向走私船只接收进口烟，然后带回内地转手倒卖，每天少则几千条，多则上万条，严重地冲击了广东省特别是沿海地区的卷烟市场。
一些单位利用海上贸易的机会，大搞走私勾当，如南澳县对台办公室，违反国家规定走私经营洋烟，大发走私财；一些香港船只则悬挂外国国旗，公然进行走私活动。
第2版(经济)
专栏：
北京首批私营企业获准成立
本报讯 记者曹照琴、许正中报道：北京市第一批八家私营企业日前在东城区工商局领取了营业执照，标志着这种新的经济形式在首都开始出现并获得官方认可。
这八家私营企业的“老板”，都是原来的个体大户，其中原北京市“冰糖葫芦大王”魏希望雇有26名员工，雇员中包括一位教授和两位工程师。50岁的郑宝铃，注册资金78万元，是北京市首家私营涉外饭店的女老板。八家私营企业中还有食品工厂、百货商社、装潢设计社等，最年轻的私营企业“老板”，是一位20岁的姑娘，她招收的工人都是残疾人，从事装潢设计。
据悉，北京现有个体户约12万户。
根据有关条例，凡雇工8人以上，企业资产为私人所有者，愿意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的，均可申请成立私营企业。北京市工商局一位负责人预测，今后一个时期，北京市私营企业的数量将会有一个较大幅度的提高。
第2版(经济)
专栏：
药状元王立银
颜建军
“要脱贫，要致富，瞧瞧王立银走的路！”河北唐山市不少贫苦农民仿效王立银发财的办法，悄悄种起了药材。
王立银种药致富在唐山地区早已遐迩闻名。这位带眼镜的迁西县“泥脚杆”，种药卖药好像有神推鬼助似的，顺当得很——他自种的20来种都是北方地道药材，出手即抢，3年就挣下了几万元。外地药农对他“没底儿”，而当地人认为他既不“神”也不“鬼”，他的高招儿无非来自家里桌架上满堆着的书本报刊，那里边有市场信息，也有栽培技术。
其实，王立银文化程度不高，是初中生，但他就喜爱读点儿、搜集点儿、琢磨点儿什么的。这几年，他订了《中国医药报》等大量报刊，不仅细读，还联系当地实际，总结出一套在北方种植中药材的“窍门”。边琢磨，边干，渐渐的，他居然成了唐山地区颇有名气的“药状元”。
他个人致富的影响远不如帮人脱贫的影响大。为了扶助更多的农民致富，他去年筹办了迁西县中药材研究会，为药农提供种源、种植技术和市场信息，实行一条龙服务。去年1年，迁西县10个扶贫点、238户农民，在研究会帮助下，种植了瓜娄、知母、白术、板兰根、牛夕等药材，收入30多万元。贫困农民李振友是个残疾人，走路离不开双拐，一度曾有轻生的念头。在王立银的帮助下，他贷款2000元，承包了5亩山地种瓜娄，年收入1.5万元。
王立银像一块“磁铁”，很快吸引了远近的农民。唐山、河北及外省的许多农民纷纷要求入会。目前，他的研究会已为山东、吉林、辽宁等省提供了瓜娄引种的秧苗种植技术。如今，迁西县中药材研究会已改名为唐山市中药材研究会，迁往唐山市办公，会员有近千人，遍布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
王立银在迁西县就创办的《北方中药材信息》报，仍在按期出版，定期向药农兄弟们发布最新信息。
第2版(经济)
专栏：
国产自兑鸡尾酒摆上了酒店餐桌
河北省张家口地区长城酿酒公司研制的鸡尾酒，开始出现在国内大饭店、宾馆的酒宴餐桌上。
鸡尾酒是国际上极为盛行的一种饮料。在国外多用于外交场合。以前国内一些大型饭店、高级酒吧都是用外国名酒调配的。
今年2月，地处塞外古城的张家口地区长城酿酒公司充分利用当地丰富的酿酒资源，研制成功了以长城酿酒公司的“青梅煮酒”、河北省优质产品“中国酸枣酒”、“长城戈力酒”和“超级伏特加”4种产品调兑的中式鸡尾酒。
第2版(经济)
专栏：
我国7年新建改建旅游公路超过3000公里
起步较晚的我国旅游公路建设近年呈现快速发展的好势头。据不完全统计，近7年各地新建、改建上等级的旅游公路3000多公里。全国重要旅游地区和景点大都修通了质量较好的公路。 （据新华社）
第2版(经济)
专栏：
陕西烤烟丰收
10年前名不见经传的陕西烤烟生产，继1985年总产量突破100万担之后，今年截至11月20日已收购入库167.3万担，跃入全国七大烟草主产省行列。
（景险峰）
第2版(经济)
专栏：
企业家：改革在呼唤你们
新华社记者 吴复民 余曦
把厂长、经理称作企业家，是当今社会时尚。但厂长、经理决不等于企业家。企业潜力的发掘关系改革大局，历史寄厚望于企业家叩开改革难关之门。上海的振兴，呼唤大批企业家脱颖而出，然而，严峻的现实却是——“上海目前就是缺乏企业家”
上海一位权威人士在一次范围不小的会议上坦诚直言：“我们上海的厂长，有相当大一部分是不合格的。不合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这个格，也不合搞外向型经济这个格。”“上海目前就是缺乏企业家”。
今日上海，1700多家大中型企业的经营者，都有大专以上文化，年富力强。反映全市企业管理水平的工业经济效益的综合指数，比全国平均值高出42.4％，稳居冠军，超出并列第二名的北京、天津两市24.4个百分点。“上海缺乏企业家”的断语是否失之偏颇？
新近发生的一系列事实促人深省：普遍推开的承包经营，呼唤人才竞争。迄今为止，上海已有24家大中型国营企业公开招标，优选经营者。但是，个人挺身投标者始终寥寥，演绎的结果是，多数采用“优势企业承包劣势企业”的形式，由一位经营者兼任另一企业的法人代表，以求得各方的“心理平衡”。
深化企业改革，冲出商品短缺、通货膨胀困境的根本途径是，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上海全员劳动生产率比全国平均值高出1倍，但去年人均创造财富大约只有日本的1／8。众多的企业经营者似乎尚未激发出借助管理和技术提高企业效益的强烈冲动，面对原材料提价的泱泱大潮，连连向政府“诉苦”，要求比着涨价，或核减承包基数，转移负担。
在以往几乎长达30多年的岁月里，上海的工业产品享誉中国。如今这种日子已悄然逝去。以广东货肇始，各地产品蜂拥进入上海市场；而陈旧的上海产品在外地市场上的身价则不断下降，“魅力”日见消逝。上海企业经营者对此黯然神伤，但却回天乏力。
在向来关心这座中国最大城市的外地人士眼中，上海一些企业经营者的形象多少有点欠缺：少了点勇气和胆识，多了点怀旧和算计。“小九九”打得太精、又怯于承担风险，在产业结构调整、优势工业发展、技术设备更新等方面，多次痛失良机。
诚然，造成这种状况，有上海长期作为产品经济典型的历史原因，也有竞争条件不平等、不规范的现实原因，因而不能苛责上海的企业经营者。但是，挣脱旧体制的束缚，清除历史的积淀，使自身素质随时代前进而不断优化，这一重大的任务，毕竟只能靠每一位企业经营者自己去完成。摆在企业经营者面前的是——
扬弃“旧我”，塑造“新我”，实现“自我超越”
享有企业家之名，并不等于具备企业家之实。每一个立志成为企业家的人都必须经历这一变化。
从“企业官”到“企业家”。时下仍以“地师级”、“县团级”划分企业，确定厂长的政治待遇，带有浓厚的“官本位”色彩，有些厂长、经理已经意识到，决不能把厂长、经理当“官”来做。上海电视11厂厂长孙玉焕认为，作为历史的产物，“企业官”根植于产品经济的温床，而企业家则处处要焕发独立意识，他把风险决策作为经营的基本特征，不断开拓进取，不仅拥有名牌“百合花”黑白、彩色电视机这一类当家产品，还开发生产了电磁炉、环保仪器、通讯器材，并在全国首家推出12、14厘米的超小型黑白电视“迷你机”，全厂人均利税每年以41％的平均速度递增。人们说：百合花香“险”中来。
从“找市长”到“找市场”。上海电子计算机厂女厂长王绵兰的体验是，从“长”到“场”，看是一字之别，实是脱胎换骨。这家生产高技术产品的工厂，以往备受国家“恩宠”，遇事抬头的“上级观念”特别浓重。达到白热化程度的计算机竞销大战，迫使他们“改弦更张”，调整产品结构，改善服务方式。“市场意识”使全厂职工的“价值观念”有了突破性转变，以往是“谁大听谁的”，现在是凭数据说话，任市场仲裁。
变“内向”为“外向”。日本一位经济学家曾评论说，“上海相当多的厂长只是组织生产的工场长”。上棉12厂厂长石定祥从这个带有苦涩意味的评论中醒悟，一个有为的厂长，不仅要“治内”，且要“拓外”，这是提高企业效益的“眼子”。他在1986年发起组建以名牌产品为龙头的跨行业企业集团，形成纺织、印染、服装“一条龙”统一生产经营，并吸收科研、金融、外贸单位参加，使向来“白（棉花）进、白（坯布）出”的纺织厂彻底改变格局，出口茄克衫、风雨衣、滑雪衫。他们不仅把产品打出去，还敢于到海外牙买加和美国投资，办起两家合资企业，并准备进一步联合国内外企业，组建跨国集团公司。
变艾怨“鞭打快牛”为“快马加鞭”。经济技术指标在国内领先、而对国家财政挑重担的上海企业，普遍埋怨上级“鞭打快牛”，而自己也背上了牛的重负，迈不开步伐。上海第二纺织机械厂厂长黄关从把“居安思危、自我加压”作为企业精神，从瞄准世界先进水平赶超中去掉了“鞭打快牛”的自艾自怜，注入了“快马加鞭”的青春活力。他不停顿地改革企业内部经营机制，今年就精简人员12％，并推行了新工时定额，计划经过5年的努力，把劳动生产率提高到当代国际水平。
唯有真正的企业，才能出真正的企业家。在改革大潮催生下出世的这一代企业家，需要相宜的土壤和环境才能茁壮成长——
构造企业家成长的社会机制已提上日程
避免超经济的干预。经上海市政府研究，首批脱出政府“怀抱”、试行放开经营的工业企业已经确定。这项改革措施的推行，是要使这些放开经营企业达到“无上级、无行政级别、无疆界”的境界。
国营企业改革沿着“放权”“松绑”思路进行时，人们已经意识到其中的历史局限性。一种新的旨在改革产权关系、还所有权于企业的股份制试点，在上海积极、慎重地推进，使企业真正摆脱对行政的依赖，成为有生机和活力的独立的生产经营者。
改造社会的利益结构，使企业家的利益不是来自行政等级，而是来自本企业的经济效益。上海企业的工资已经逐步与行政系列脱钩，使资产经营与企业家命运紧密结合，使企业家的利益成为国家利益、企业利益和职工个人利益三者的结合点。
企业内部改革深化，不可避免带来利益失衡，企业家的人身安全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上海公安部门积极为企业经营者提供支持和保护。设立24小时值班报警电话：保证企业经营者在情况紧急时能直接与公安部门主管领导联系。这种为厂长、经理们解除后顾之忧的做法，深受欢迎。
竞争机制的引入注定要在企业家崛起的过程中起到愈益重要的作用。但是真正实行竞争择优，需要一个活跃的“人才库”。上海市政府已经着手从企业中选拔既有生产管理的实践经验、又具备相应知识背景的年富力强的人才，进入高等院校，重点培训。这些学有所成的人才，经过沙场角逐、国内外市场莫测风云中的秣砺，将是上海企业界充满希望的新军。
中国的改革事业方兴未艾。决心无愧于“企业家”称号的厂长、经理们，放胆去闯吧！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第2版(经济)
专栏：
云南省腾冲县和顺乡的农民，利用当地丰富的芭蕉芋资源，加工生产粉丝和淀粉等。看，白生生的粉丝堆挂得满场满架。
陈寿康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