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在历史与现实交汇处凝思
——谈几部历史题材报告文学
韩瑞亭
报告文学在近几年迅猛发展，令文学的关注者禁不住要把目光移向这个异军突起的记实文体，相形之下，小说等却遭到某种程度的冷落。无论用“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的古训去解释，还是用现代读者对文学信息需求的效应观念去说明，抑或是以文学自身的价值标准去衡量，因而提出质疑或忧虑，均不能不正视报告文学对现时的社会公众所带来的巨大冲击这种事实。诚然，近几年的报告文学因其直面现实、直面人生，勇于探触社会与民族面临的重大问题，以及超乎生活事象之限的哲理思辨与激切深广的忧患意识，使之争得了日益广泛的读者群。
与许多报告文学作家以相当大的热忱关注现实生活的同时，有一些报告文学作家却将目光投向历史生活，打捞那些久已沉入记忆之海的陈迹。他们立于历史和现实的交汇处凝思，重新发掘和辨认这类历史陈迹的现实价值。近年间陆续问世的《志愿军战俘记事》、《南京大屠杀》、《中国大空战》、《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等，即属于这一类作品。或许不能认为，这些作品对历史生活的潜入深度和艺术制作的精湛程度已如何令人惊异，但它们毕竟是报告文学闯入历史题材领域的先遣队，带有勇尝禁果的探险色彩，它们呈现出的某些特征便尤其值得注目。
上述几部历史题材的报告文学作品，其选材方位虽各有不同，但却都是在对历史陈迹的发掘中，涉足险地，破解难题，探触那些未被正视或曾被弃置回避的历史现象，故而使作品取材奇警，新人耳目。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作为辉煌的史迹已是尽人皆知，然而这一页胜利的历史也包含着我军上万名战俘的屈辱与牺牲的沉重代价，並不见得为人们所理解。《志愿军战俘记事》从历史的斜面上折映出历史事件的未透明部位。西路军的覆没曾和皖南事变并称为革命斗争史上的两大悲剧事件，尽管对事件的原因、后果及教训的具体看法尚存争议，然而胜利之师不言败绩的心态，却令这些历史陈迹几近湮没。《南京大屠杀》和《中国大空战》，均取材于抗战时期的国统区生活领域，作者们能够超出习惯的选材要求，将目光投向以往所怯于表现的历史侧面，较为客观地描述了国民党军队中爱国志士在国土沦丧下浴血抗战的义举，或从多种视角、层面翔实地记录日本侵略军惨绝人寰的屠城暴行。选材视野的开放性，使这批作品在返观历史陈迹时能够摒除俗见习规，从废弃已久的矿床里掘取照射历史巷道的煤火，让人由几被遗忘的历史角落获致参悟历史的簇新感受。
人们对过去的认识都明显地受到对未来的无知的限制。因为谁也无法料定何时会有被认知的新事件添加进过去的历史之中。而这种新的增添，或多或少会使过去的历史总体中发生某些变化，以至造成每一代人都不得不重新思量历史，或者对原有的历史观念进行反拨和重构。这一批历史题材报告文学在选材上的超俗之处，显然反映出其历史观念的演进趋向。如《志愿军战俘记事》中对于战俘这种战争的必然产物的历史审视方式，以及对我军被俘者在敌营中那段屈辱历史充满深切理解与同情的描写，与传统观念中视战俘为不光彩的卑琐形象，与实际生活里曾经通行的对战俘歧视、冷漠的态度均相悖逆。作品对于沿袭已久的传统看法的反拨，並不轻率和随心所欲，却是通过大量事实的描述，对此类传统看法的偏执作出让人顿悟的辩驳。作品里我军被俘人员那段可歌可泣的斗争历程，他们当中那些英雄和爱国者的悲壮形象，诸种鲜为人知的史实材料一经添加进过去的历史之中，必然使人们的因袭观念开始发生变化。像《中国大空战》这样正面记述国民党空军壮士在抗日战争中对日军作战的作品，如果没有历史观念的演化，它的出现也会是不可思议的。由这批作品的探索性实践可见，历史观念的演进对于开拓历史题材报告文学的选材疆域，超脱以往文学创作所体现的历史真实的限定性，创造从总体上更加完整地表现历史真实的作品，增益其历史认识价值，显然有无可置辩的意义。
在通常以事件为中心的报告文学作品里，对人的描写是以构成事件的具体内涵，服从事件所要揭示和体现的重大问题或价值取向为转移的。但这一批历史题材报告文学，却没有将写人仅仅限于表现事件的需要，它们在描述重大历史事件的同时，较为明显地呈露出对历史运动中普通人命运的关注、探究的特征。
《志愿军战俘记事》是将战俘们在异国他乡的集中营里、在野兽们的利爪下倍受灵肉折磨，与回国后长期不被理解和公正对待所造成的精神痛苦加以连接和对衬，思考这群不幸者的个人命运所映射的历史曲折。其中那些在敌营中遭到过凌辱的女俘，回国后个人生活难堪困境的描写，则成为对陈腐的道德观念无形中扼杀无辜女性生活权利的尖锐指控。《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或许对西路军失利这一历史事件的总体思考尚欠缺应有的深度，不过它对张琴秋、李开芬等妇女团女战士们在事变中的不同经历，以及她们过去和现时的种种个人际遇的描述，却是将这群女战士的个人命运融汇到历史的曲澜回流之中，并由此寓存着历史道路与人性内容的反思。《南京大屠杀》对侵华日军暴行控诉之痛彻沉重，不只在于对日军野蛮残杀行状的淋漓暴露，更在于它述写了这一惨案给众多家庭和个人带来的创巨痛深的永久伤痕，三十万死难者及其亲属的个人与家庭命运和民族厄运交织熔铸，便竖起难以拆除的憎的丰碑。历史，毕竟是由无数人的生活史、命运史交叉组合的一个整体，单个人的生活历史一旦汇入历史的巨流，不管是顺向或逆向，总会从某一方面传递出历史运动或强或弱的脉息。历史题材报告文学中对普通人命运的探究描绘，将是从历史的主体方面揭示跃动的、生气灌注的历史命脉的一种需要，一种艺术手段。这几部报告文学的实践，也已作了初步验证。
读这几部历史题材报告文学作品，常常感觉到某种苍凉的悲剧意味。是的，这里面确有人的悲剧，民族的悲剧，革命进程中某一段挫折的悲剧。这固然与作品的选材多是那些历史运动中处于一隅的阴影或不那么令人振奋的事件有关，但也可以揣度出作者们选择和处理这些史迹的艺术用心。通常情况下，人们对民族的美德，历史的荣耀，辉煌的业绩，不太容易遗忘。然而对民族的弱点，历史的训戒，痛心的失误的记忆，却易于让时间的流水冲淡。悲剧艺术给人的往往不是消沉而是力量，是唤醒被泯灭的良知，激起重造被毁坏的美好事物的信念。而表现悲剧史实的纪实文学，则不仅可以提供更为透彻的历史真实图像，恐怕还可能助人产生一点不可缺少的忧患意识。从这一点说，这几篇作品也为历史题材报告文学创作趟出了路子。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现代中国诗的新变化
——读日文版《中国现代诗选》
刘湛秋
在日本读者中间，中国古典诗的魅力是受到广泛承认的。不用说李白、白居易这些大诗人的诗，就是像张继的“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也广泛流传，以至引来众多日本朋友到苏州旅游寻踪，杜牧的“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则经常被日本歌人吟诵。但是对“五·四”以来的中国新诗，尽管它在中国被看作划时代的历史变革，却反倒有些陌生。至于近三四十年的大陆新诗，译介更是寥若晨星。
当然，这种中国诗现象也不仅存在于日本，在欧美也大抵如此。我想，这有政治上的原因，历史的原因，也有艺术上的原因。现在，一个封闭的中国终于开放了。社会生活的开放对文学园地来说犹如阳光和雨水，最能催化文学的花朵。诗是文学中最敏感的一种样式，它无可争辩地率先闪烁出灿烂的光彩。因此，在中国大陆以外的世界读者，突然惊异地发现，中国的新诗大有变化，颇有看头，以往对中国大陆诗的印象和观念被重新洗刷了一遍。
这个发现是正确的。因为它符合事实，坦率地说，我们自己也有同样的发现，而且也是同样感到突然和惊异。这个变化虽然仅仅十年，但是其冲击力和扩散力相当迅猛，以至于使中国诗坛焕然一新，立于世界现代诗林而不羞怯。
人们习惯把这十年的诗歌叫做新时期的诗歌。那么，它在哪些方面展现出新的特点呢？
第一，诗歌摆脱了几十年的政治约束，回归到诗的价值本身。诗人开始从诗的角度去选择主题和题材，用开放的目光去观照社会和人生。由于中国的悠久历史和近几十年的坎坷，使当代诗人在摆脱说教和颂歌的模式后重新审视生活，整个思路和题材大大拓宽，因而使其作品在表现广阔的社会生活时有沉甸甸的历史感，在这方面，中国诗人的现实主义有其独特的民族色彩，与西方诗人对人类和现实的观察偏重于个人感觉不尽相同，中国当代诗人更多地提供了社会的体验，充满了深沉的反思。他们对社会问题的介入更直接，更大胆，尽管也未竟人意，但使诗歌充满了生气勃勃的力量。即使在创作纯诗时，也难于离开对社会的思索。当然，从某些方面来看，由于对中国特殊人文环境的陌生，其他国家的读者阅读这些作品有背景上的困难，但是其中的冲击力量、生活气息、开阔的视野依然会产生那种魅力。
第二，由于开放的窗口越来越大，当代中国诗人对世界的逐步熟悉，使整个作品的基调越来越具有现代意识的色彩。不仅在尚存的老一代诗人的诗中显露出现代感的端倪，尤其在中青年诗人中那种摆脱传统的意识相当强烈，他们所思考的问题也正是当代外国诗人所思考的问题，一些过去很少进入中国诗歌主题的内容，像现代的孤独危机感、性意识、人的心理变态、现代文明和人的关系、原始力量、对自由的新理解与追求等等，都有独特的开掘，而且带有东方古老中国的民族特点。这使当代中国诗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的多元景观，以往那种单纯或者单调感开始消失。作为地球上共同生存的人，中国诗人新思维的对象和方式和西方既不对立，甚至差异面也很小。这里，还想说一点，由于中国人有灿烂的诗歌传统，中国人所具备的诗的悟性，所以观察和表现方式有独特的一面。
第三，诗歌的形式得到充分的解放，其自由度之大和创新的大胆是以往鲜见的。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除掉分行尚可算共同点以外，几乎没有一种统一的诗歌形式。中国古典的格律已与新诗无缘，“五·四”以来所建立的一些诗体也并不为每个人所遵循。创造内容的同时创造形式，这几乎已成了众多诗人所信奉的准则。个别的诗人，甚至对分行也采取了叛逆的态度，标点在诗中已不是语气的表示，而成为诗中的部分——或有或无。当代中国诗人对形式的新追求反映出他们思考问题的开阔性，也表现出他们诗感的敏锐和自由。
第四，在表现手法上进行多种尝试。以往中国诗坛袭用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手法虽仍为部分诗人遵循，大部分中青年诗人已不满足这种单纯的表现了，西方现代派所盛行的意识流，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等等手法在诗中已习为常见，同时还在寻求建立中国自己的新流派，追求理性或纯感觉表现，提倡轻诗歌，或者提出反文化与反理性，或者追求生活流，或者有意制造朦胧，等等。在这种复杂的情势下，一部分读者对诗表现出困惑不解，另一部分青年诗人则希望有更大胆的突破。在一段时间内，流派和宣言之多达到了难以想象的程度。
第五，诗歌的语言领域大大延伸了。由于中国诗歌传统悠远、地域辽阔，语言的丰富性是无与伦比的。当代中国诗人大都习惯与传统语言远离的态度。他们使用鲜活的生活语言，甚至翻译式的语言，但完全不管传统诗歌语言的要求。这样，当代诗的意象、节奏、音韵有了较大的变化。这一方面丰富了诗歌，另一方面也失去了传统诗的语言精凝性、音乐性。由于时间短暂和处于试验期，当代中国诗人还少有那种可称之为语言大师的代表人物。
从以上几个方面粗略分析可以看出，当代中国新诗有一股虎气，也可以说，进入一种真正的上升期。至于它最终能展现出何等风采，现在也难以定论。指出它的薄弱是并不困难的，指出它在蜕变期中表现出的某些模仿性也并不困难。但是，它已经可以提供出选择。不仅为中国人选择，也可能为外国人所选择。由于汉字的特别构成，它的视觉形象和它的音韵特别表现方式，经过翻译可能失去某些艺术上的光彩。我不懂日文，我猜想日文的传达也可能比英法文好些。但不管怎样，日本朋友通过这些诗行会了解到中国诗人在想什么，试图在诗中传达什么。这些诗行与他们所熟悉的唐诗有些什么变化。
十年，对历史来说，只是一瞬，对个人来说，是一段可观的生活，对诗创作来说算长还是算短呢？社会和个人往往是这样的，有时，十年干了很多事，有时，十年干不成任何事。中国的1976—1986这十年，可以说是干了事的十年。之所以能编出这样一本还可差强人意的诗选，也足以说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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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格与时代的多重折射
蔡耀鸣
林予、谢树的长篇小说《有情人难成眷属》（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是反映农村经济改革的长篇小说。作品并没有什么新奇时髦的表现意识，而是以现实主义笔法描绘了以董家崴子村为代表的东北大平原的历史与现状、社会与个人、传统文化积淀和现代改革观念。几十年的政治风云和人物的千姿百态相互交织着、冲突着，在社会的进程中显露了经济改革与人格变化的主题。如书名所示，体现这丰厚内容的是几对人的爱情悲剧。
这种爱情悲剧具体表现在“有情人难成眷属”上。主人公张毓秀和钟旭洪自小青梅竹马，相亲相爱。但就因为张毓秀出身地主，不仅被就读的财会学校退学，连他们的婚事也遭到了“政策吃得透”的县委副书记、钟旭洪老叔钟世昌的横加阻挠。为了保全恋人的学业，毓秀在用仅存的一点反抗意识以身相许后，就因怀孕的压力另嫁他人；这悲剧还延续至下一代。二十年后由于张毓秀难言的苦衷，使得不知双方有血缘关系的张小秀和钟旭东也误尝了爱情的苦果；钟世昌虽能“明智”地捧打鸳鸯，自己的爱情生活却并不美满。当妻子王婕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良心开仓救灾而被定为反党分子时，他们间出现了政治上的严重分歧。儿女情长与仕途营构的矛盾冲突，竟使他以苦求拍一张“全家福”来离婚。此外，落荒而逃的叶翠萍为一食之恩嫁给了老实疙瘩于老大，私下却从有文化、懂感情的丁小三身上获得了真正的爱情。但伴随着这种幸福的却是她对丈夫内疚心理，因而也就谈不上“有情人成眷属”了。
小说写得厚实之处在于作者把主人公的爱情生活放置于宏大的历史背景之中，写出了不同的人格。两性关系文明是与整个社会文明程度成正比的。反之，社会的不文明也就决定了两性关系不可能达到“有爱情而婚姻”式的文明。小说中我们看到，当时的社会文明水准是低下的。这里既有猖獗一时的“左”倾思潮，也有几千年源远流长的封建传统观念。如果说专制野蛮的“左”倾迫害对人的压力是外在的话，那么积淀了的传统文化就成了一种对人的内在的制约力量。它们相辅相成，互为因果，其对人的摧残莫过于使人丧失一种独立的人格——而真正的爱情婚姻恰恰是需要这独立人格作前驱与后盾的。张毓秀和钟旭洪是在“左”的干扰下忍痛割爱的，但她怀孕后另嫁他人及以后不想再与钟结合则更多地是囿于传统道德规范了。同样，在报恩观念主宰下的叶翠萍是不可能大胆执著地去追求理想的爱情的。就连钟世昌，也是一个在政治漩涡中失却了独立人格的人。他对生活的个性追求已蜕变成了对各种不断变化的政治形势的依附。为了政治的需要，他可以置良心及心灵深处对亲人的真情实感于不顾，即使落得孤家寡人也只是赌徒式地自怨自艾。他那异化的个性不仅导致了侄儿钟旭洪和张毓秀的爱情悲剧，也造成了自己的众叛亲离。他的精神痛苦更是一般人所难以理解的。对这个人悲剧的探讨，使得小说把对社会的反思引入了更深的层次。
不唯如此，作者强烈的历史感还使得小说对社会历史文化环境、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经济改革所带来的人的观念与人格力量的变化，有着一种动态的把握。
小说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是与作者对东北农村生活的熟悉和理解分不开的。当现今某些作家按自己的审美情趣，天方夜谭式地刻意渲染“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农村的愚昧性和性愚昧的时候，《有情人难成眷属》的作者应该说有着一种较清醒的表现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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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猪尾巴”与审美价值
高陟
电视剧《末代皇帝》中，戏剧冲突最激烈的场面是溥仪剪辫子。闹翻皇宫内院，惊煞满朝文武，而在一派痛心疾首、声泪俱下的围阻中，“皇上”横了心，非剪不可。
这白热化的对抗中，显出不同审美价值的强烈反差：在满族统治阶级看来，辫子是君权的象征，祖德的物化，复辟的寄托，皇帝脑后那一根，格外神圣；但是，皇帝本人已经发现，拖辫是最丑陋的发型，是见弃于国人、贻笑于外邦的“猪尾巴”。
的确，古今中外，很难找到比薙发更难看的头样。鲁迅在《呐喊》中写过《头发的故事》，晚年又作《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念念不忘辫子血泪斑斑的历史：当初老百姓极端憎恶薙发，于是，扬州残杀、嘉定屠城，“留发不留头”，才将辫子强加在中国人后脑勺上。二百年过去，这异端被驯化了，成为顺民的标志、效忠的证物，没有辫子成了大逆不道，剪辫子要冒天下之大不韪。辫子形象的转化，取决于审美价值的改变——社会现实长期引导审美价值定向，先前心之所耻，后来引以为荣了。轮到溥仪头上，社会现实又改变了这位末代皇帝的审美价值，意识到脑后并非圣物而是猪尾巴，哪里还拖得下去？
近年舞台、屏幕流行“清宫热”，拖辫戏包举海内，席卷全球。教化所及，北京的小孩，有戴假辫子逛大街的。这种猪尾巴时装化现象，就是审美价值改变的信号。
审美价值影响人的素质。一个孩子出生在红旗下，幼儿园的歌舞、少先队的鼓号，审美定向就开始了。课外小组、演出队，少年宫、社团活动，节目集会、文化馆、宣传队、文工团，以至代表全民族水平、格调的大型艺术团，都在陶冶他的审美价值。高层次的审美趣味，时刻在他身上唤起人的价值观和责任感。
如果，升学率淹没了学校内外的美育，商业化窒息了群众文化，尤其是，难以备述的各色潮流冲击了标志国家艺术水准的机制，那么，社会欣赏能力将削弱，审美不可避免地将迷失导向。
任何一种能称为艺术的表演，都要求欣赏者具有相应的修养，因为不理解就不会接受，不接受就谈不到欣赏。要是人们在业余文娱生活中无引导地自由选择，多半会倾向于那些最浅露易懂的文艺形式。所以这种自由选择会形成低层次的审美定向。当前，我国人民的文娱生活，以听广播、看电视最普遍。这种旋钮或按键上的选择，基本上属于自由选择。这就给电视广播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应该时刻注意保持和提高自己作品的艺术质量，因为任何导致审美价值的层次变低，也会反过来降低审美创作的水平，甚至会鼓励审美创作中的伪价值。
审美教育事关百年树人，审美价值的异化可以使人的素质异化。当初的满族统治者不惜为一根猪尾巴而一再屠城，就因为“改朝”和“易服”都是头等的政治。而改变审美定向标志着改变了人的素质，包括政治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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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与探索文学学术研讨会
现实主义文学与先锋派文学（亦称探索文学、新潮文学、实验小说、伪现代派）一直是新时期文学的“热点”，从一九八一年的“风筝”之争到今年关于“轰动效应”的讨论，都与这两种文学思潮的兴盛衰微相关。最近《文学评论》和《钟山》编辑部在江苏无锡联合召开“现实主义与先锋派文学”学术研讨会。会上，不少同志呼吁批评界应“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要注意研究隐藏在各种“主义”概念背后的丰富复杂的文学现象，对它们作出科学的分析和评价。有人则认为不应简单地摈弃“主义”，现在不是“主义”太多，而是货真价实、切实可行的“主义”太少。与会者还对在商品经济浪潮冲击下的文学和批评的位置等发表了各自的见解。
（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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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地》之友”笔会在贵溪召开
本报文艺部于十月十四日至十九日在位于江西省贵溪县的中国现代化大型铜厂——贵溪冶炼厂召开了“《大地》之友”笔会。与会同志参观了高大宽敞、只有六人值班、一尘不染的炼铜主车间——闪速炉和树绿水碧花园一般的厂区，并且同该厂数十名文艺爱好者举行了欢快融洽的座谈。出席笔会的有：黄宗江、牧惠、刘征、邵燕祥、韩少华、高瑜、何冀平、马平、赵相如等十余人。 （光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