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要闻)
专栏：
应当比什么
本报评论员
这几年来，各地兴起了一股攀比风。攀比什么呢？往往是攀比建设规模和增长速度，看哪儿摊子铺得大，增长速度高。还有就是攀比楼堂馆所，工资福利等等，看哪儿的宾馆盖得漂亮，搞了多少“一条街”，发了多少奖金，过年过节分了多少鸡鱼肉蛋。更有甚者，是比涨价，看谁涨得早，涨得快，涨得高，据说“谁先涨谁得利”，于是价格改革方案还没有出台，物价就大幅度地上涨了。
以这些内容来攀比，不是好事。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这种攀比在方向上不对头。经济发展要讲效益，单看规模和速度是不科学的。不问能源、原材料能否供应，不问交通运输能否承受，不问产品结构是否合理，盲目攀比投资规模，扩大社会总需求，增加供需矛盾，助长通货膨胀。摊子铺得很大，实际效益往往不够好，甚至适得其反。至于将“比”的方向定在楼堂馆所、工资福利上面，更于经济发展不利，因为它容易导致超过生产发展水平来片面追求消费。比经济要比生产，比生产要比效益，这才是对头的方向。
其次，那种攀比在方法上不对头。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也好，基建规模也好，工资福利也好，都要视当地情况而定，从当地实际出发。攀比风不顾实际情况，两眼不是瞅着自己的实际，而是盯着左邻右舍，在经济发展上就很盲目了。比从实际出发，比因地制宜，才是对的。
那种攀比不仅在经济上带来很坏的后果，而且也往往败坏纪律，败坏社会风气。这样比来比去，很容易产生不听中央号令的情况，也很容易产生浮夸、摆阔等不良现象。这些都是有碍改革的。
这类攀比，往往含有显示自己政绩的意思。似乎没有相当大的建设规模，没有像样的楼堂馆所，没有大幅度地提高工资奖金，就显不出政绩来，因而不顾实际可能与利弊片面去追求。结果，局部的近期的经济效益很差，又妨害了全局的利益与长远的利益，这难道能算是政绩？
各地有争雄之心，不甘人后，当然是很好的。现在，要把这种“比”劲，拿到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上来。比如，不妨比一比谁查处“官倒”更有力，比一比谁控制投资规模更有效，比一比谁压缩集团购买力更不手软，比一比谁那里的企业深化改革搞得好。比这些方面的决心和实绩，对全局和局部都有利，群众高兴，中央赞成。
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以后，各地已经为贯彻全会精神而积极行动起来了。原来的攀比风应当刹住。谁也不应以左邻右舍为借口在应当治理、整顿的方面搞保留。如果我们真正按照中央全会精神来比了，那么就会出现可喜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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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七届人大常委会举行四次会议
将审议一系列法律草案、议案和报告，通过一些任免事项
新华社北京10月31日电 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开始举行。
万里委员长主持了会议。
会议开始时，彭冲副委员长就这次会议的议程草案作了说明。委员们通过了这个议程。
根据议程，这次会议将学习讨论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精神，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民主法制维护安定团结保障改革和建设顺利进行的决定（草案）》，审议行政诉讼法草案。同时，在上次常委会审议基础上，委员们还将对标准化法草案和野生动物法草案作继续审议。会议还将听取农业部部长何康关于农业情况的汇报。
在预计8天的会议上，委员们还将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领事条约》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决定加入“外空三条约”（《关于援救航天员，送回航天员及送回射入外空之物体之协定》、《外空物体所造成损害之国际责任公约》、《关于登记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的公约》）的议案，审议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补选的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审议民族委员会、内务司法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分别作的关于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全国人大代表团访问新西兰、澳大利亚的情况报告，听取关于出席各国议会联盟第八十届大会的工作报告，通过一些任免事项。
副委员长习仲勋、乌兰夫、韦国清、朱学范、阿沛·阿旺晋美、赛福鼎·艾则孜、周谷城、严济慈、叶飞、廖汉生、倪志福、陈慕华、费孝通、孙起孟、雷洁琼、王汉斌，出席了会议。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任建新列席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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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整顿秩序抓改革 治理环境添实力
牡丹江致力搞活大中企业
产量质量上交利税职工收入都有提高和增长
本报讯 如何搞活大中企业？牡丹江市正通过对几十家大中企业深化改革，逐步作出答案。
牡丹江市的深化企业改革是从为企业创造充分自主经营的外部环境和加强内部机制两方面入手的。
他们把彻底实现政企分开、切实保障企业自主经营作为搞活大中企业的根本问题来抓，引导企业在互利和自愿基础上成立跨行业跨地区的企业集团，以堵塞行政干预之路。只有30来家大中工业企业的牡丹江市，已成立这种集团16家。同时，又将1／3的大中企业列为“特企”，主管部门只管经营者、承包合同和工资与效益挂钩的基数与原则。
牡丹江市大中企业都已制订出计划或已着手实施多种形式的股份制：向职工卖股票；变发奖金为发股票；入股集资开发新车间新产品；超利留成充股；招聘厂内外能人领班（带领定编后的富余人员）开发新产业，固定资产分成……使职工真正成为主人翁，对企业的效益、命运加倍关心。企业亦因此增加生产资金，扩大了生产能力。牡丹江毛毯厂由职工入股上项目，一年可增产毛毯24万条，木工机械厂靠职工入股，一年可增一个车间。
牡丹江市大中企业改变以往分配上照顾资历较多的弊端，根据能力和贡献发放工资，尤其增加一线职工和业务专长者工资（有的企业，一线工资从人均160元增至300元），从而，解决产业职工岗位多劳多得问题，增加了企业对职工的凝聚力。
牡丹江市企业把所办的学校、医院、修建队等机构面向社会、开放经营：有的改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有的经试行由“输血”变“造血”的办法，普遍减轻了企业负担，有的还为企业赚来大钱。
牡丹江市普遍通过投标选定最优管理者任厂长。强者上台，又兼优化治厂方案，企业效益大增。现该市工业所有大中企业，或厂长兼书记，或书记兼副厂长，避免了党政扯皮。企业还设二级法人，各分厂、车间、部门独立经营、自我约束。
牡丹江市企业还变单一按计划经营为市场指导下的多角经营，采取自由用人的办法：受聘不端铁饭碗；离退待遇有优惠。各级管理者，一两季度考评一次，不称职者，随时解聘，使压力成为动力。
上述措施，使各企业活力、效益大增。据29家大中工业企业统计，第三季度，产值、利税与第一、二季度比较，分别平均提高49.79％和56.3％。
（武培真 李迎春 王增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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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引入银行信贷职能 强化企业经济核算
“厂内银行”在全国逐步推广
许多企业资金占用多周转慢状况有所改善
新华社武汉10月31日电 （记者施勇峰）正在襄樊召开的全国推行厂内银行工作座谈会统计，到今年9月底，全国已有16％的预算内工业企业建立了厂内银行。许多企业的事实证明，厂内银行已经成为企业重要的自我约束机制，对增强企业的市场应变能力和消化能力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随着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深入发展，厂内银行应运而生。从去年年底开始，厂内银行在全国由点到面逐步推广，其中吉林省有87％预算内企业建立了厂内银行。这些厂内银行模拟社会银行，将其信贷职能、结算方式、利率杠杆引入企业内，企业生产、经营各个环节上的经济往来关系都以货币形态进行等价交换，并实行有效的计划、调控和监督。
厂内银行的推广，对于强化企业内部经济核算和科学管理，增强对价格上涨的消化能力，提高经济效益，都起到了明显的作用。过去，许多企业存在资金占用多、周转慢、效益差的状况，造成信贷膨胀，影响了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推行内部银行后，有效地解决了这些矛盾。襄樊市187家预算内工业企业中有58％建立了厂内银行。今年头9个月，这些企业的产成品资金占用比去年下降4.9％，定向流动资金周转天数比去年同期加快13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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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赵紫阳在三中全会的报告人民出版社已出版单行本
新华社北京10月31日电 赵紫阳总书记1988年9月26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11月1日起在北京和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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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沪嘉高速公路正式通车
本报上海10月31日电 记者萧关根报道：南起上海市区祁连山路北迄嘉定南门的沪嘉高速公路今天正式通车。
这条路全长20.5公里，是一条全立交、全封闭、设施齐全的高级公路。全线设有三个数据采集系统，可以采集到车型、车速和过路汽车数量的数据，每隔一定距离，设有紧急电话和勤务电话系统，使公路管理人员和中央控制室能经常保持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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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贵州严惩制造贩卖假名酒违法活动
一经查获罚它个“倾家荡产”
本报贵阳10月31日电 记者潘帝都报道：名酒之乡贵州省严厉打击制造、贩卖冒牌名优酒违法活动，维护名优酒声誉，维护市场秩序和广大消费者利益。
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为牟取暴利，大肆制造、贩卖冒牌名优酒，严重地损害了名优酒声誉。
据查，参与制造、贩卖冒牌名优酒的单位，不仅有私营企业和个体户，而且有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参与作案人员有机关干部、企业职工、离退休人员和农民、街道居民等。仅遵义地区就有制造冒牌名优酒的单位50多个，贩卖的比制造的要多10倍以上。贵阳市工商局在今年6至9月查获的165起制造、贩卖冒牌名优酒案件中，参与作案的国营和集体单位占1／3。工商管理部门介绍，今年来，不法分子制造、贩卖冒牌名优酒的活动尤为猖獗，手段也越来越狡诈。
从今年6月以来，贵州省各地工商管理部门在各有关部门和广大群众的配合下，对制造、贩卖冒牌名优酒的违法活动进行了认真的查处，给予了有力的打击。先后查获了一批制造、贩卖冒牌名优酒团伙和个人。桐梓县窖酒厂厂长把从仁怀县购进的与茅台酒瓶相似的3588瓶怀林窖酒运到花溪罗平村供电所退休职工冯文轩家中，雇请临时工将商标洗掉，贴上伪造的茅台酒商标，冒充茅台酒卖给广西南宁桂花大酒家，每瓶售价175元，结果被花溪区工商局破获。此案涉及16人，其中8人已被公安机关依法收审。据不完全统计，至9月底止，全省共查获制造、贩卖冒牌名优酒案件380多起，没收各种冒牌名优酒28万多瓶，收审案犯66人，收缴现金35万余元，冻结银行存款150多万元。
在日前省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强调指出，对制造、贩卖冒牌名优酒的违法分子，一定要坚决给予严厉惩处，光没收、罚款不行，要搞它个“倾家荡产”，并绳之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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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钱外长将于下月初访苏
新华社北京10月31日电 （记者虞家复、周树春）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今天在会见日本新闻界人士时说，他将于今年12月初访问苏联，同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会晤。
钱其琛指出，中国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苏联发展邻国关系。两国关系应该是一种新型的关系，这是符合国际形势缓和潮流的。
日本中日新闻社会长加藤巳一郎问钱其琛，中苏两国关系正常化后，日中两国关系会不会发生变化？钱其琛说，中日关系不会发生变化。中苏两国改善关系，不会影响中日关系，也不会影响中国同其他国家的关系。
钱其琛还认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10年来，两国关系有了很大的发展，他希望在第二个10年中日关系取得更大的进展。
钱其琛还向日本新闻界人士阐述了中国政府在柬埔寨、朝鲜半岛等问题上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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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京津沪宁作家与苏州企业家对话
呼吁文学深入反映改革的进程
本报讯 记者张大农报道：京、津、沪、宁等地的40余位作家、文学评论家和苏州地区十几位企业家，10月26日至30日在苏州，就文学关注现实和改革进程问题进行对话。这次座谈会是由江苏《雨花》编辑部、《苏州杂志》社和本报文艺部共同举办的。
苏州是我国文化名城，近几年来，改革、开放使这里的经济，特别是乡镇企业，迅猛发展，社会生活发生很大变化。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之间的关系问题，在这里呈现出一定的深度和代表性。这次座谈会，旨在通过这种对话来增进相互间的了解，为作家们进一步深入地反映改革的进程提供一个有益的契机。
与会的企业家龚维新、杨德昌、孙水土、朱金媛、顾汇芳等都是苏州地区在改革中取得突出成就的厂长、经理，他们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验来说明改革对文学事业的需求，并向作家们倾谈了自己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许多新的感受、苦恼和忧虑。他们殷切希望文学能在更深广的层次上反映改革。
作家王蒙在会上谈到，改革既是一个物质发展的过程，也是一个精神变革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只要是能够丰富、拓展人们精神活动的领域，增强人们精神活力的文学都应被视为改革的文学。他又说，文学既应有关注现实关注人民疾苦的“此岸性”，又要有让心灵充分发扬的“彼岸性”，但后者的追求并不意味着对“此岸”兴趣的消失，只有立足“此岸”，才能走向真正有价值的“彼岸”。中国文学要走向世界，要具备真正物真价实的品格，就要具有“让世界走向我们”的魄力和勇气。王蒙还强调了作家争取和了解读者的必要性。
到会的一些企业家和作家共同意识到，改革除了需要正确、稳定的政策保障，还必须拥有适应现代化商品经济的文化环境。
报告文学作家苏晓康、贾鲁生认为，要克服改革遇到的传统文化阻力，亟需企业家与作家、社会科学家携手相助。他们呼吁处在经济改革第一线的企业家们，把支持文化事业当成与自身改革紧密相关的战略责任。文化界对企业界的舆论支持，与企业家对文化事业的物质支持，应当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自觉。
在商品经济浪潮的冲击下，如何保持、张扬作家的人格力量，也是此次会议的热门话题，许多作家意识到，他们自身的生活处境正发生着某种一时难以适应的变化。种种困惑、焦灼促使作家需要在变革的时代对自身的素质、品性加以更新和调整。这关系到文学创作能否承担起在新的历史环境下重铸民魂的重任。
参加这次会议的作家、评论家还有陆文夫、艾煊、胡石言、李国文、从维熙、蒋子龙、顾尔镡、高晓声、叶至诚、鲁彦周、李子云、张洁、谌容、缪俊杰、吴泰昌、高尔泰、陈美兰、雷达、朱苏进、李延国等。
本报副总编辑范荣康参加了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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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邓克昌案件背后
本报记者 吴恒权
邓克昌强奸案本报9月10日报道后，大同市的人民无不拍手称快。眼下，大同人民的注意力已从邓克昌强奸案本身转移到邓克昌案件的背后。
如今，大同人民街谈巷议的是：能否把那些与邓克昌的刑事和经济犯罪活动相关的人和事查个水落石出，并在执行党纪、政纪、军纪和法律的过程中动真的。在这个问题上，大同人民同省、市委的主要领导想到了一起。
山西省委副书记王茂林同志看了《邓克昌被捕之后……》的报道，打电话给大同市委：“对人民日报登载邓克昌案件问题，市委要严肃认真对待，抓紧落实处理，并把查证、处理结果报省委。如果短时处理不了，可将进展情况先报省委”。几乎在同时，省纪委电话通知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姜锡铭同志到省汇报案情。大同市委对人民日报的报道和省委领导的指示十分重视，一方面要求市检察院向市委详细汇报案情，一方面召集市委常委会议认真研究查处此案的具体意见。
10月5日下午，大同市委召开常委会议，专门听取检察机关对邓克昌案的汇报。根据查证，市检察机关认为，邓克昌强奸未遂罪可以确认，挪用公款和贪污公款7万多元的经济问题也能认定。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市检察院虽然对邓克昌案件进行了5个多月的侦查，但对邓克昌所在公司账上35万元的巨款下落不明没有找到任何线索。市委常委会议认为，不查清35万元的下落，无法向百万大同人民交待。很明显，查清35万元的下落，对查明邓克昌案件背后的问题至关重要。为此，市委常委决定：为进一步查清邓克昌案件的全部经济问题，市委、市政府给予检察院以人力、物力的支持，检察院需要多少名办案的财会人员，就抽调多少名，并提供办案所需的全部经费。
市检察院日前提供的材料表明，邓克昌的经济犯罪绝非孤立现象。就以邓克昌办公司期间谋取贷款来说，问题就十分玄妙，有的人挖空心思为邓克昌帮忙。1986年3月，原市委书记肖聪慈让当时的南郊区区长给邓借款。这位区长以当地驻军的名义从南郊区新中村借款25万元，钱是邓克昌用，而借入的帐号却是部队的一家煤矿。1986年初，原市委书记肖聪慈又让建设银行给邓贷款40万元。1986年9月23日，肖聪慈在一份报告上批示，让一位副市长给邓克昌的同丰公司解决贷款。这位副市长只好给市建行写信，由市建行给邓克昌再贷款40万元。
人们不禁要问，在公司林立的大同市，市委书记肖聪慈为何对邓克昌提出的贷款竟是如此关照？对邓克昌竟是如此厚爱？
1986年6月初，邓克昌找市建行行长冯天顺借款，冯出主意说，还是以部队名义从市计委借。于是，邓克昌找到原驻军某师师长。该师长以部队盖招待所为由，找到原市计委主任，求借100万元。这位主任同意从市小煤窑搬迁费中借给100万元。6月11日，这100万元由市建行转到部队煤矿帐上。第二天，再转到邓克昌所在的公司。同年，这位主任在调离市计委前向部队催要借款，该师长又同他一起找到市建行行长冯天顺，冯从建行信贷资金项下贷款100万元给部队，再由部队归还给市计委。这样倒来倒去，显然是在有意识弄虚作假，违反财经纪律，在党中央一再强调整顿经济秩序的今天，这个“百万之谜”难道不值得深思吗！
与邓克昌案件有关的人员中，都是些实权人物。有的竟公然置党纪、政纪和国法于不顾，挖空心思为邓克昌帮忙，究竟是为了什么？
邓克昌案件的相关人员有的已调走，有的远在他乡，但大多数人还在大同。查清有关人员的问题需要市委鲜明的态度和坚强的决心、有力的措施。目前，市委正把全面彻底查处邓克昌案件作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的大事来抓。但是，邓克昌案件涉及的人多、面广，有市管干部，也有省管干部，有驻地部队的，还有省外的。如果没有上级职能部门强有力的支持，查处工作是难以获得全胜的。大同人民希望上级有关纪检、监察等部门切实关注此案的进展，并给以必要的帮助。
第1版(要闻)
专栏：
北京市政府重视烟囱供应。尽管铁皮涨价，售价依然不变，实行定量供应。图为10月28日华山日杂商店售货情景。
本报记者 蒋铎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