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国际)
专栏：
鲜花献给先烈们
万成才
苏联大部分国土处于寒带，养花不易，买花更难，一束花10卢布左右。可是，苏联人有把献花作为表达自己由衷感情的传统：看戏，把鲜花献给自己最喜欢的演员；探亲访友，往往带上一束花；每逢“三·八”节，男同志往往要为妻子或女友精心选择她们喜欢的花……。然而，令人感动的是，苏联人，尤其是青少年们总是把最美的鲜花献给为革命而牺牲的先烈。
十月革命、国内战争、反法西斯战争，使苏联先后牺牲了千百万人。为祖国、为自由，革命先烈的热血洒遍苏联广阔的大地。
在苏联旅行，无论是到城市还是乡村，无论是去人口稠密的欧洲部分还是人烟稀少的西伯利亚，到处可以看到为先烈们修建的纪念碑或无名战士墓。那里总是摆着人们敬献的鲜花。在莫斯科，即使在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日子里，专程前往克里姆林宫墙下的无名战士墓献花的新婚夫妇也有成百对，尤其是星期六和星期天。
一次，我问刚向无名战士墓献过花的新郎新娘：“你们为什么献一束玫瑰花而不是别的花？你们献花时想些什么呢？”新郎听了微微一笑，然后把目光转向新娘，示意由她来回答。新娘大方而毫不踌躇地说：“献给先烈的是我们认为最美的鲜花，那是我们心中的花。献花时，我心潮起伏：没有先烈的英勇奋斗，难有我们今天的喜结良缘。我对他们，就像对今天我们的新婚日一样，永远也不会忘记”。
的确，在苏联，怀念革命先烈和敬重革命先辈蔚然成风。我曾三次参观过位于莫斯科河畔的新圣母公墓，那里安葬着许多大科学家、大艺术家和各界著名人物，并竖有他们的墓碑。在法西斯屠刀下英勇就义的女英雄卓娅就葬在这里。她的墓碑前鲜花最多。据守园人说，放在卓娅墓碑前的鲜花大多数是前来参观的青少年献的。听了她一席话，我们也情不自禁地把手中的一束鲜花献给了卓娅。
在烈士碑前设少先队员岗哨，是对青少年进行传统教育的有效方式之一。在乌克兰南方城市敖德萨，为纪念抗击德国法西斯而牺牲的士兵，在黑海边修建了一座高耸入云的纪念碑。少先队员从早到晚持枪轮流守卫着它。我们到那里时，适逢30摄氏度的炎热日子，但头顶三角帽、戴着红领巾、身穿白衣黑裙（裤）的少先队员四人一排笔直地站在碑下，目不转睛，严肃守卫。一位13岁的姑娘下岗后在问到她站岗的感想时说：“我们时刻准备接好班”。是的，在苏联，已有几代少先队员接了班。十月革命后的少先队员曾是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主力军和战后建设的生力军。据苏联公布的材料，修建通往太平洋沿岸的第二条西伯利亚大铁路和通往西部地区的六条天然气管道的建设者，绝大部分是共青团员和青年。每年暑假，都有数万名大学生志愿组成突击劳动队，前往艰苦的建筑工地劳动。
70年过去，“革命”一词对大多数苏联人，尤其是广大青年来说，依然是闪光的，而且赋予了新的含义。热爱祖国，崇敬革命先烈，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而贡献自己的一切，在苏联青年中被认为是崇高的美德。（附图片）
苏联新婚夫妇在莫斯科无名战士墓前献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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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随箫
恐怖的“平安夜”
刘水明
“平安夜，圣善夜；
万暗中，光华射。
照着圣母也照着圣婴，
多少慈祥也多少天真，
静享天赐安眠，
静享天赐安眠……”
每当圣诞降临，“平安夜”里，基督故乡的人们就企盼着那璀璨的灯光、眩目的彩球、艳丽的衣服、诱人的礼盒、丰盛的晚餐，还有从庄严肃穆的教堂响起的圣诞钟声。
然而，在刚刚过去的圣诞“平安夜”，基督的故乡却没有丝毫平安的迹象，人们看到的是一张张愁苦的脸庞。
“救世主”耶稣诞生地——巴勒斯坦山城伯利恒，以往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朝圣者在这里欢度“平安夜”。可是，在以色列军事占领下的第二十一个圣诞节，市区内很少有节日装饰，映入人们眼帘的，是一幅幅恐怖的画面：一群群端着冲锋枪和催泪瓦斯发射筒的以色列士兵，在大街小巷频繁穿梭巡逻。他们还在马槽广场增岗设哨，如临大敌般守卫着那座罗马帝国时代兴建的耶稣诞生教堂，随时准备捕人的囚车就停在附近。连伯利恒市长菲雷伊为以色列官员和其他显贵预备的节日款待活动，也不得不临时取消。用他的话说，“人们没有心思庆祝圣诞。”
在居住着大约十三万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东耶路撒冷，圣诞前夕，阴雨霏霏。以色列当局对巴勒斯坦人的残酷镇压，给这座举世闻名的“和平之城”罩上了浓重的愁云惨雾。由于几周来接踵而至的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公共娱乐场所关门，街道上冷冷清清。一些道路被用石块和燃烧着的车胎垒成的路障封锁了，到处都有黑色呛人的烟柱升腾。暮霭中，这座遍布宗教遗迹的“圣城”，竟因以色列当局的暴行而变成了一座“地狱”。
以色列占领区暴政下的巴勒斯坦人，时时刻刻生活在不安和恐怖之中。二十年来，以色列当局在那里滥杀、监禁和驱逐巴勒斯坦人，导演了一幕幕骇人听闻的惨剧。最近被占领土人民掀起的规模空前的抗议示威，就反映了巴勒斯坦人民对以色列当局倒行逆施的无比愤怒。令人震惊的是，以色列当局不顾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甚至在圣诞前后也大开杀戒，在耶稣当年殉难的土地上又制造了一起起新的流血事件，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共杀害了至少二十五名巴勒斯坦人，打伤六百多人，逮捕了约二千人。
巴勒斯坦人民要求生存的权利，追求自身的幸福。这些，就像《圣经》里描绘的“沙漠火柱”一样，始终召唤着他们前仆后继地斗争。他们心头的火柱，是扑不灭的。尽管以色列当局用野蛮的屠杀年复一年地把他们的“平安夜”变成恐怖之夜，但终有一天，他们定能通过顽强的斗争，使阳光和安宁重新抚慰这片神圣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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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饮食何必浪费
李南友
衣食住行，缺一不可。特别是饮食一项，更是一日不能离开。
饮食的目的，以有利于健康为原则。再说，生活好了，也要提倡节约，切不可铺张浪费。即使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人们也非常注重节俭。我的一位加拿大朋友来信说：“无论在美国，还是在加拿大，人们到饭店去吃饭时，每当有剩下的菜，往往由服务员帮助将剩菜装进纸盒，请顾客带走，这种纸盒是由饭店专门为顾客预备的。这里的人对此习以为常，一点也没有不好意思的感觉。相反，我到中国时，看到种种饮食浪费的现象，感到费解。这里的人认为，既然吃不了，为什么还要准备那么多呢？为什么不节约些呢？大手大脚，并非美德。”
大部分日本人吃喝也是从俭的。早晨一块面包、一杯牛奶就算早点了。中午大多在工作单位吃饭，吃盒饭的最多，每人一盒，盒内有咸菜、米饭、一块鱼或一块肉就算是午餐了。外宾参观，外商来谈生意，也往往不作特殊招待，谁都感到正常，有的到餐馆吃一碗汤面了事。晚上吃得好些。凡是到过日本的人，都会注意到那里饮食既方便又简单。人们饮食追求营养、简便、多样化。
一次，一位日本友人请我吃日式饭菜，桌上只有三碟菜，还有一碗类似豆腐脑一样的东西。尽管我吃饱了，但是我还是有点不理解。去年杨振宁博士夜访画家范曾，我有幸在场，听他们介绍，才知日本人吃菜很省，每次吃饭，桌上的菜只有几小碟，招待客人也如此，过去穷的时候是如此，现在他们富了还是如此。
在生活水平较高的瑞典，一般人的午饭只吃一块三明治，加上一些饮料。街头、机关里随处设有自动售货机，省时方便，毫不浪费。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各地都开设了很多快餐店，简单方便，又富于营养，颇受欢迎。即使在美国的中式餐馆，也正在从事中式快餐的开发工作。在俄勒冈州已有6个“蛋卷”中式快餐连锁店，在明尼苏达州的明尼阿波里斯市的“南京”中式快餐店，两年内增设了5个分店。在芝加哥的“食安”中式快餐店，出售25种快餐。他们认为，只要简化调制方式，保持中餐独特的风味，中式快餐定能在美国食品消费市场上大放异彩。
英国目前风行健康食品，所谓健康食品的主要特点是低热量、低盐或无盐，以及植物纤维多，而能满足这种健康食品要求的原料，主要是脱脂乳、大豆、蔬菜和酸乳酪等。
法国从50年代开始，食品结构发生了变化，即从以粮食为主变成以肉食为主，平均每天每人吃三两面包。专家们认为，吃面包不但不会使人发胖，而且会增进食欲，减少胆固醇，防止糖尿病和抗消化道病变的作用。法国等国家在饮食方面，注意发展他们的民族特点，而不在铺张上下功夫。
儿童的饮食改革尤为必要。日本友好人士并川华芳子访问中国时说，孩子断奶时期，是人的一生中生长速度最快的时期，营养需要跟上去，所以断奶食品需要特别注重。许多国家在改革饮食的同时，十分注意发展儿童食品，尤其是断奶婴儿食品，不仅品种多，而且制作精美。有用开水一冲就能吃的稀饭或稀粥、蔬菜汤、果汁、土豆泥、南瓜泥、牛肉泥、肝泥、什锦泥等，营养好，既方便又卫生，价钱也不贵。
各国的饮食正处在变革中。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初级阶段，并不富裕。我们更应该反对铺张浪费，厉行节约，要合理地有益于健康地进食。那种满桌佳肴、浪费惊人的吃喝风气应该刹一刹了。改革饮食确实也是面临的一个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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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圣地亚哥“中国公园”
孙国维
智利首都圣地亚哥注重市政建设，绿地面积很多，到处芳草萋萋，街心公园随处可见。此外还有各类大公园，以智利国父的名字命名的奥伊金斯公园则是这座首都最大的公园，里面的园中之园——“中国公园”，颇为引人入胜。
奥伊金斯公园是在前总统布尔内斯于1843年购置的139公顷土地上发展起来的。园内的“中国公园”号称东方琼岛，方圆约3000平方米，布局精致，匠心独运。原有林石，因势修整，怀山拢水，巧夺天工。半岛山坳有幽洞，洞壁陈列水族玻璃橱窗；山巅有中国式凉亭和瞭望台，还有花架曲径，沿石阶通向湖边。琼岛三面环水，人造奇峰环岛而立，峰隙喷泉如细雨溟蒙，潇潇洒落。天鹅徜徉，悠然自得，就像轻舟漂荡于碧波，又若白云漫游于天际……每当落日时分，斜阳草树，绿影婆娑。此情此景，宁静优雅，是个远近游人的好去处。
东方琼岛正面有座铁栅门，傍倚大树。上悬匾额：“中国公园”四个大字。进得园门，拾阶而上，抬头可见一座5米来高的彩绘牌坊，牌坊前端坐着两头石狮，是由台湾运来的。牌坊前有棵参天巨松，标明为“喜马拉雅山雪松”。岛上绿英荟萃，佳木葱茏，不少是产自中国的金合欢树、香椿和桑榆，还有中国泡桐等。
“中国公园”是25年前由旅居智利的华侨集资建成。具有中国园林建筑特色的“中国公园”，吸引着智利与拉美国家的游客，同时也成了聚居在圣地亚哥的大陆和台湾同胞共同游憩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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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卢浮宫一些数字
陈鸿斌
卢浮宫是名扬世界的艺术宫殿之一。
卢浮宫的总面积为七万平方米，但其中用于展出的部分只有三万平方米。整个卢浮宫共使用着一千五百种电器。达·芬奇的油画《蒙娜丽莎》陈列的展室中就有四百九十二只灯管。大画廊的灯管更多达一千二百四十四只。卢浮宫每月的电费支出为三十四万法郎。
卢浮宫的工作人员共有七百人，分为十八个部门，仅美术方面就有绘画、雕刻等六个部门，此外还有个素描室。
卢浮宫每天上午九点三十分开馆，下午六点半闭馆，每天的参观人数约在一万人左右。每年的参观人数三百多万，其中百分之七十为外国观众。据了解，有百分之六十的法国人、三分之一的巴黎人没有进过卢浮宫的大门。
卢浮宫共有二十五万件展品。目前，展品仍在不断增加，仅绘画名作每年约增加三四十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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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选年度“娘子军”
王如君
今年是美国大选年。
在美国，竞选总统可算得上是政治舞台上的“精彩节目”，也是美国人所关注和乐于参与的事件。但是，在漫长的历史中，这类政治性活动一向被认为是“男士们”的事。随着妇女地位的不断提高，她们参政的活动范围也日益广泛。总统竞选活动不再是“男士们”的“专利”了，“女士们”也纷纷在这个引人瞩目的“总统政治”舞台上亮相。
妇女参与“总统政治”，始于60和70年代，但当时影响不算太大。进入80年代，妇女地位大幅度提高。1984年，费拉罗女士被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蒙代尔选作竞选伙伴，合力“进军”白宫。费女士名声鹊起，轰动一时，曾在美国政坛上吹起一股强劲的“费拉罗旋风”。后来，费拉罗虽然名落孙山，但其影响尚在。她所开创的妇女真正参与“总统政治”的局面，人们至今记忆犹新。
今年的总统大选活动还未“如火如荼”，但“开场”锣鼓已敲响，十几位总统候选人也先后登场。还在开选之初，就有几位女士宣布要问鼎总统宝座，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不得不含泪告退“疆场”。然而，跃跃欲试的女士们并没有就此销声匿迹。相反，她们一变成为总统竞选的“战略家”，正起着前所未有的重要作用。怪不得，不少政界人士称1988年将是妇女地位取得“重大突破”的一年。
这次竞选，不少总统候选人大胆起用妇女，组成了阵营强大的“娘子军”，其中不乏精明能干的“指挥员”，她们日夜奔波，积极活动，影响很大，有的甚至已成为总统候选人的“左右臂”。马萨诸塞州杜卡基的竞选班子总管是苏珊·艾斯特里奇；堪萨斯州多尔的竞选新闻助理是玛丽·梅森；副总统布什的新闻助理由巴巴拉·帕杜担任。她们的任务不限于“妇女事务”或“女性选票”，而是负责掌握“大政方针”，作出竞选活动的重大决策。苏珊·艾斯特里奇深有感触地说：“这次竞选，我们到处都有妇女。我们想成为精英人物。精英人物中有一半应该是妇女”。
不少总统候选人选用妇女“挑大梁”，当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但是这种现象无疑揭示了一个事实：美国妇女在当今社会中正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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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风病因新发现
“中风”是一种常见病，在美国，每年因得中风而丧生的患者超过15万人。而侥幸得以活命的人也往往带有难以治愈的后遗症，诸如半身不遂等。
一般认为中风病主要是血栓或大脑出血引起的大脑供血不足所致。但最近法国的一位医学专家发现，大脑中谷氨酸分泌过多也会导致中风病。
大脑中谷氨酸分泌过多也会导致中风病，这是医学上一大发现。根据这一发现进行治疗，可救活指挥行动和说话功能的人脑组织，使中风病患者的大脑损坏率减少50％。
·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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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算的“神笔”
廖先旺
1982年，法国人多米尼克·塞里纳出差时，忘带电子计算器。他面对一堆数字和手中的钢笔忽发奇想：啊，要是钢笔能将写出的数字和算式计算出来，而且一旦写出等号的两条杠时，它就自动显示得数，该有多好！这不就成了一种既方便又快捷的现代工具吗？
回到家后，多米尼克立即组织了几十个朋友着手进行研究，他们用硬纸板和塑料搞试验，把一个个手写数字翻来复去地研究，终于发现了秘密。
1983年5月5日，会自动计算的“神笔”发明出来了，可要获得专利承认并非易事。仅在欧洲、日本、美国办成专利注册就至少要花15万法郎。开始，美国派克公司听说后很感兴趣，第二天就给多米尼克寄去一张赴美的机票。一名从芝加哥请来的专家表示，这个发明可行。派克公司当即与多米尼克签订了意向合同。岂料不久，派克公司又放弃了这一合同，原因是要造出这种有商业用途的笔，起码需投资800万法郎，风险太大。后来，还是一家制造血压表的法国公司坚持把笔造了出来。1987年5月22日，双方签订了正式合同，一家月产百万支“神笔”的工厂正式开工兴建。预计1988年底，这种会计算的笔会大量上市。
多米尼克的理想终于得以实现，当然十分高兴。可他还是感叹地说：“搞发明得到的帮助太少了”。舆论认为，多米尼克的发明将改变他的生活，但更重要的是，它将改变人们的日常计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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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选自《世界新闻摄影展览》1977年最佳新闻照片
（南非）哈蒙德摄
1977年，南非警察强行将开普敦的一个黑人棚户区拆毁，并用催泪瓦斯驱赶无家可归者。这是当时的惨况。如今，十年过去了，世界发生了多少变化！然而在南非土地上，黑人的悲惨命运却一如往昔。今天的南非警察，不是依然重演着当年的暴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