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须热心改革
姚力文 侯少文
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总格局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治国之本，坚持改革、开放是总方针总政策。两者互相联系，缺一不可，统一于从实际出发，从我国国情出发，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之中。
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影响改革和建设正常进行的时候，为了稳定局面，扭转气候，着重宣传四项基本原则是必要的。同时，这场斗争还使我们体会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须热心改革。唯有改革，才能真正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深入地进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
道理很明白。资产阶级自由化为什么会有一定市场？一个重要原因是，尽管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这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而又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里，是很不容易的事，但是严格地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不怎么合格，还缺乏应有的吸引力，还没有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这种情况，容易使一些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知之不多的青年人，蒙受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蛊惑。怎样才能使社会主义具有吸引力？最根本的，是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而要发展生产力，就必须改革。所以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对我国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我们要发展生产力，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是必由之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16页、117页）如果我们把改革搞好了，生产力大发展，国强民富，人民群众更多地感受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就会越来越少。
事实正是如此。“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搞假社会主义，把国民经济搞到了崩溃的边缘。粉碎“四人帮”后的两年徘徊，在“左”的思想和旧体制的束缚下，国民经济发展滞缓。今天，经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八年多的改革，我国的经济有了很大发展，人民生活也得到相应改善。不妨比较一下，是十年“文革”还是三中全会后的今天，是改革前还是改革后，社会主义具有多一些的优越性呢？或者说，更有资格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呢？
改革，促进了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三中全会前的近三十年，究竟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很缺乏经验，照搬别人的模式以及我们工作中的失误，致使我国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诸多环节，与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严重不相适应。三中全会后，在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战略思想指导下，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开始了巨大变革，使我国的生产力正在进入一个大解放大发展的新时期。改革，是坚持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
改革，才能健全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总的看，过去我国人民民主的建设是有成绩的。但也有缺点，至少是两点：一是不善于正确地充分地发挥人民民主政权的经济职能，二是忽视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经过改革，这种状况已经有了一些改善，并将取得更大的进展。
改革，才能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改革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党的领导是改革成败的关键所在。执政党应当怎样执政，怎样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怎样动员千百万群众关心改革、热心建设，这个问题我们长期未能解决得好。通过改革的实践，我们对党的领导的科学含义，对党领导和组织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途径及其活动原则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提出了进一步改善党的领导的问题。我们相信，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展开，一定能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改革，才能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这不等于说，今日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都可以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找到现成的答案。答案在改革的实践中。我们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究和探索改革中的新情况新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也必然会在社会主义的改革实践中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比如，现在提出并在继续验证的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理论，等等。这些既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又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坚持和发展，在改革的实践中达到统一。
坚持改革，正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具体体现。邓小平同志指出：“大家知道，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粉碎‘四人帮’以至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一直是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的。”（《邓小平文选》第151页）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突出的特点就是改革、开放、搞活。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新贡献、新内容。
不过，在有些同志的思想上，对三中全会的两个基本点却统一不起来。讲改革，就忽略四项基本原则，或者讲四项基本原则，就忽略改革。这两种认识都是不正确的。当前，从实际情况看，后一种认识尤应引起注意。本来，三中全会的两个基本点互相贯通，唇齿相依，但有的同志却要把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说成是“纲”和“目”的关系，把四项基本原则说成是“纲”，把改革、开放说成是“目”，说到底，无非是要把改革、开放置于一种从属的、低层次的位置，从而贬低改革、开放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本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既要坚决，又要谨慎，严格限于党内，而且主要在政治思想领域中进行，经济领域不搞；但有的同志总是感到不过瘾，总想突破这个“框框”。还有，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而改革是一场革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但有的人却错误地认为是经济改革诱发和助长了资产阶级自由化。赵紫阳同志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开始时，就明确提出这场斗争的“唯一的宗旨是为了全面地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1页）假如不纠正上述的错误认识，又怎么能遵循赵紫阳同志提出的这个“唯一宗旨”呢？
把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割裂开，甚至对立起来，也是“左”的思想、僵化思想的一种反映。“离开实践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创造的观点，就谈不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的这个精神，同样适合于如何对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倘若用僵化的态度对待四项基本原则，那就不仅会使“坚持”停留在空谈上，还极易曲解它应有的含义，甚至用一些陈旧僵化的观念来裁判现实生活的发展。过去曾流行着这样一种观念：似乎建设社会主义只能有一种模式，而那种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又是典型的社会主义模式，谁越雷池一步，谁就是背离了社会主义。他们认为，本本上讲的“句句是真理”，只有照着办，才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照此而论，改革中涌现出的书本上没有讲过的种种新事物和新观念，也就想当然地作为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异端而须加以讨伐了。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观念的开拓和创新，改革是很难顺利进行的。
六十多年前，列宁曾经教育青年不仅要从书本上，更要从基本事实中学习共产主义，如果只会死记硬背共产主义的结论和口号，“共产主义就会变成空中楼阁，就会成为一块空招牌，共产主义者也只会是一些吹牛家”（《列宁选集》，第4卷第348页）。我们应当从列宁的告诫中得到启示。
在当代中国，改革是活生生的社会主义。改革的实践，正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最主要的实践。对改革的实践不感兴趣，对改革不热心，又怎能真正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呢？如果你诚心实意地拥护四项基本原则，那就应当热心改革，支持改革，全力以赴地投身到改革的实践中去。
第5版(理论)
专栏：
《中华文化辞典》序言
黎澍
尽管人猿进化是一个极其漫长的亦人亦猿时期，我们仍不妨说：人猿区别之际，即文化产生之时，文化为人类所专有。人类以有文化而把自己同自然界区别开来。因此，文化发展的程度，即标志人和自然分离的程度。
人类形成已有300多万年，也就是说，人类文化已有300多万年的历史。人类应当对文化有科学的认识，这种认识必将大有益于社会的进步。但是，人类把对自身文化的自觉意识发展为一门科学，只是上个世纪的事情。在此以前，人类对自己作为一个相对于自然的类的存在物的认识是朴素的，甚至是模糊的，混沌的。原始社会中盛行的图腾崇拜，其背后的观念是，人们认为自己的氏族和某种动物、植物或无生物有着亲属关系。那时，在人们的认识中，人与自然的界限是模糊的，对自己作为一种特别的类的存在是缺乏认识的。进入文明社会后，人类的自我意识有了发展。在中国古代，早有人思索过“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即是从与动物的不同这一角度去认识人。作为一种理论认识，“人”更多地是同“天”相对而提，如太史公所谓“究天人之际”；其他有关人天关系的理论研究更是吸引了古代哲学家的兴趣。在中世纪的欧洲，“人”常常与上帝相对而提，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注重人的自然本性，肯定人的欲望，要求把人从神学禁欲主义中解放出来，都是讲的人和神的关系。他们更多地是从人神关系这个角度去认识人。总之，在这样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人对于自身的认识仍很有限，人类所独有的文化甚至还没有被列为理论认识的对象。
19世纪中叶，以达尔文为代表的进化论第一次在实证基础上将人类放在生物进化的序列之中，使人们惊讶地知道：人是由猿发展而来，人、猿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人是与动物相对的类的存在物。至此，人类对于自己作为有别于自然物的类的认识，才由经验的、感性的认识上升为科学。
人类对于自身认识的发展又得益于活动半径的扩展。如若祖祖辈辈固守一地，见闻不出乡里，不和异质文化接触，是不可能对人类文化有不断更新的认识的。15—17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以及殖民主义的扩张，大大扩大了欧洲人活动的范围，他们发现了许多具有不同文化的人类群体。这就引导人们开始对这些不同的文化进行描述、分析和比较的研究，进而进行某种概括，于是，文化人类学在欧美诞生了。文化人类学的诞生标志着人类对于自身文化的认识由经验开始上升为科学。
文化人类学以整个人类文化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它研究文化的起源、发展、变迁、进化，还研究和比较各类不同的文化，有它的特殊的研究方法。可以想见，这是一门足以引起人们兴趣、直接有益于决策的富有生命力的学科。现在有些国家视这门学科为决策科学，制定社会发展规划常吸收文化人类学家参加。中国文化历史悠久，辉煌灿烂，文化人类学理所当然地应当把对于它的研究包容在自己的畛域之中。同时，研究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方略，也需要有对中华文化的文化人类学的了解。然而，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对于中华文化，把它作为一个整体，用文化人类学等方法去研究，一直没有被提上日程，人们似乎疑虑：第一，把整个人类文化作为研究对象有被视为背离阶级论之虞；第二，文化人类学的思想体系是资产阶级的，又曾为帝国主义服务，无产阶级是否可以对其采取拿来主义，也值得怀疑。文化人类学确有过一段不光彩的历史，直至二次大战前，不少文化人类学家曾直接为殖民主义者服务，为其提供政策咨询，培训人员，因而声名狼藉。提起它的成果和理论，不免使人感到疑惧和不安。
今天看来，这两种疑虑都不能成为冷落这门学科的理由。科学无禁区。人类在客观上既然是和自然相对的一个类的存在，把它赖以同自然区分的文化作为科学认识对象的合理性就不应受到怀疑。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就曾多次把人作为一个相对于动物的类的存在加以论述。而且对人类共有文化的研究与阶级论也并不相悖。阶级社会只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对于人类共有文化的科学认识只会加深我们对于阶级社会中文化阶级性的认识。至于文化人类学曾有过不光彩的历史，其中杂有糟粕，更不能成为我们拒绝这一文明成果的理由。
其实，此理并不深奥，今天之所以能够讨论文化人类学的问题，是我们付出了巨大代价的结果。可惜学科的发展已被耽误了数十年。——不错，文化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即民族学在建国以来有了可观的建树，但作为一门完整的学科，文化人类学一直未能得到应有的发展。这门学科的积贫积弱，仅从前一段中国文化研究的情况已见一斑。例如，参加这类讨论的，主要是哲学家，其次为史学家，惟独听不到文化人类学家的声音。这也反映了我国文化人类学的现状。
我们的哲学家和史学家开始重视文化人类学，自然是学术界一件令人感到鼓舞的事情。以治史而言，史学工作者不可没有文化人类学的视野。不但研究无文字的原始社会需要借助文化人类学，建立科学的历史观也需要借重文化人类学。在这方面，马克思恩格斯为我们做出了榜样。大家所熟知的恩格斯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即是根据马克思读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的摘要所写；马克思在他体弱多病的晚年，曾详细作了七部文化人类学著作的笔记，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中，占有中心地位的即是马克思的四篇文化人类学笔记，近30万字。马克思为什么用他晚年的宝贵时间对文化人类学作这样过细的研究？这是一个值得想想的问题。已有不少学者认为，马克思是为了科学地认识原始社会并进而完善他的唯物史观，才付出了这样巨大的劳动。这个看法颇有道理。马克思和恩格斯用自己的实践告诉我们，应当对文化人类学持什么态度，冷落这门学科的时代确实应当结束了。
《中华文化辞典》之编纂出版又是一件令人感到鼓舞的事情。它反映了我国学者视野的拓宽，无疑将有助于增进各国人民对中华文化的了解。也许，它还是我国文化人类学将要勃兴的标志，也是史学研究将有新的突破的先声。《辞典》结构博大，内容宏富，丁守和、耿云志、喻松青、杨天石、刘志琴、范明礼等同志立意高远，当此大任，全书约250万字，数十单位参加协作，盛况可观。虽草创伊始，缺点在所不免，而筚路蓝缕，孜孜矻矻，精神可嘉。广东人民出版社和中华书局香港分局决定出版此辞典，向国内外发行，其赞助学术之盛心亦足矜式。故欣然为序，藉表贺忱。
第5版(理论)
专栏：
介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研究》
尹铭
孙连成、梁初鸿同志合著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研究》即将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近年来有关这个主题的诸多论著中比较有特色的一本。
蒋学模教授在为本书所作的“序”中谈到研究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方法论时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应当从动态的角度而不应从静态的角度来把握。”此说极是。本书的特点正在于力图从动态上把握自己的对象。全书十七章，分别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对外关系等各个方面作了论述。这些论述几乎每一部分都包含有历史的叙述和对未来发展的提示。在作者笔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被当作一个历史过程来处理的。这就避免了仅仅从党的现阶段各项决策中去提取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特征的那种静态研究的缺点。
本书作者能够在方法论上有所创新，这同他们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有较好的理解是分不开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在作者看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科学命题所包含的三个基本概念，即“科学社会主义的普遍真理”、“中国的实际”以及二者“相结合的产物”都是具体的和历史的，不是一成不变的。作者在论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时候，没有局限于马克思、恩格斯从西欧发达国家的研究中得到的结论，而是同时也注意到他们晚期著作中对德国、法国特别是俄国未来发展的论述；认为这些论述补充、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普遍真理，对于包括我国在内的不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在谈到这些普遍真理与我国实际相结合的时候，作者特别强调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原理的实际应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的思想。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指导思想，作者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现阶段的种种特征的论述，都不是从某种既定的原则或口号上去引伸和推论，也不把这些特征凝固化，而是处处以具体地分析我国今天的具体国情为基础。
本书是一本学术性著作。它在方法论上的新的尝试，对于更加科学地研究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将是一个很好的推动。
第5版(理论)
专栏：党史人物
党的忠诚战士张汉民
张汉民1925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杨虎城部营长、团长、旅长，中共陕西省第四军支书记、中共中央军委陕甘特派员等职务，为党为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白色恐怖的环境里，担任杨虎城部炮兵营副营长兼中共三原县委领导成员的张汉民，积极协助党组织建立农民武装，营救被捕同志，处决土豪劣绅和叛徒，还千方百计地为党组织筹措经费，掩护地下党员，并先后介绍二十几名官兵入党。
1932年2月中旬，张汉民担任团长的陕西省政府警卫团奉命配合彬县、旬邑、长武三县民团去旬邑县的职田镇“围剿”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张汉民派三营七连连长、中共地下党员李明轩向游击队报告了这一情况。陕甘游击队总指挥谢子长根据张汉民提供的情报，将游击队撤至职田镇附近的阳坡头待机行动。当警卫团先头部队进至阳坡头村边时，战斗打响。李明轩按照张汉民的指示调转马头，边跑边喊：“红军来包围啦！快跑！”很多士兵扔下武器争先后撤，游击队乘胜追击，毙、伤、俘民团共五百余人，缴获武器四百余件。战后，警卫团和陕甘游击队秘密达成协议：临阵双方朝天放枪，警卫团佯败，将枪支给游击队丢下。双方还在西安、彬县建立三处秘密交通联络站。联络站给陕甘游击队运送武器和军用物资，安排游击队伤病员在西安治疗，护送党和红军游击队的来往干部。当时陕甘游击队的领导人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等，都曾在张汉民的掩护下，先后到西安向陕西省委汇报和请示工作。
1932年冬，警卫团奉命“尾追”红四方面军到达汉中地区。中共陕南特委指示警卫团的党组织同红四方面军取得联系，并以武器支援当地的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张汉民坚决执行党的指示。1933年春，他两次派共产党员张含辉去川北和红四方面军进行联络，送去了川陕军用地图和十几担药品，并提出警卫团准备搞兵变，公开打出红旗的计划。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认为，警卫团暂时留在杨虎城部进行秘密工作，与红军保持互不侵犯的关系，对革命更为有利。根据这一意见，张汉民在警卫团先后驻防在靠近川北的陕南勉县、南郑、宁强一带时，通过地下交通线帮助红军转运物资、护送人员、提供情报，对巩固初建立的川陕革命根据地起了一定作用。
从1932年冬至1934年底，张汉民利用他的地位，对中共陕南特委及其领导的红军游击队多方支援。特委负责人汪锋、刘顺元、张德生等先后住在警卫团内，在张汉民的掩护下领导陕南地区的革命斗争。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张汉民派人给川陕游击队和红二十九军所属游击队送去一批枪支子弹。同时还派干部帮助游击队进行军事训练。
1934年1月中旬，红二十九军第三游击大队在勉县元墩子被当地反动武装王化治民团包围，伤亡严重，还有二十余人被俘。张汉民获讯，立即同陕南特委联系，一面派出二营营长孙立功佯装配合民团“围剿”游击队；一面又派地下党员史唯然带领一个加强排，直插虎穴，以奉命提取关押的被俘人员为名，将20多名被俘的游击队员送到警卫团团部。对王化治则以
“配合不力”为由逮捕处决。
事后，驻守汉中的三十八军接二连三电令张汉民将被俘的红军游击队押送到汉中交军法处惩处。张汉民和警卫团的地下党负责人商量，将被关押的反动民团骨干分子换上游击队员的服装就地处决，并拍照上报三十八军称：“为免出意外，被俘红军游击队在勉县已全部处决。”还编造了一份“元墩子战役辉煌战绩”的战报，通过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和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报告蒋介石。蒋介石信以为真，立即传令嘉奖。于是，国民党控制的一些报纸都刊载了张汉民团的“捷报”和蒋介石的“嘉奖令”。
为了把警卫团改造成为革命的军队，张汉民非常重视加强党的领导。在陕南驻防期间，根据党组织的意见，他撤换了政治上不可靠的两个营长，全团三个营长和副团长均由共产党员担任。截至1934年底，全团两千多名官兵中有共产党员二百名左右，成立了党的委员会（后改为警卫团士兵运动委员会），十六个连队中有十个连建立了党支部，党员军官还单独成立了支部；连、排、班长大部由党员担任。为了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张汉民还千方百计地将陕西地区一批有影响的老党员请到警卫团任职。陕西一些被敌特追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经过党组织同意，也到警卫团隐蔽。同志们称赞张汉民领导的警卫团是“共产党的干部仓库”。
1935年初，红二十五军由鄂豫皖地区长征到达陕南。新任杨虎城部警备第三旅旅长的张汉民，派地下党员和红二十五军进行联络，商定了互不侵犯的协定。当时，红二十五军没有电台，无法同党中央联系，医药器材和军用地图也很缺乏，张汉民当即派人送去川陕军用地图；并派地下党员去上海、西安等地购买电台、医药和其他通讯器材，送给红二十五军。
1935年5月，张汉民不幸被错杀。党的“七大”时，追认张汉民为革命烈士。（周益三 张守宪 李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