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闽西军事斗争的回顾
肖劲光
我在闽西短短的一年中，主要是做军事工作，这一时期的军事斗争，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
从1930年7月起，由于贯彻立三路线，为实现闽粤桂三省暴动的目标，闽西主力红军出击东江连遭失败，部队遭到损失，根据地被迫缩小，我到闽西时正面临着这一严重形势。1930年12月的坑口会议，目的是开展反立三路线的斗争，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是正如张鼎丞同志所说，“对于立三路线的错误性质及其所造成的恶果，并未清算，对于闽西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政策，也未具体地研究和转变”。坑口会议确定的军事战略方针仍然是“巩固闽西苏区，与东江苏区打成一片”的方针。这一方针显然是错误的，在后来也并没有具体实行，因为它脱离实际，根本行不通。第一，广东东江苏区根据地当时已经失败了，剩下几百人的游击队，退往了南山，在这种情况下，仍提出“与东江苏区打成一片”的方针显然是不现实的；第二，蒋介石已开始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敌我形势有了新的变化。敌人在我立三路线的错误之后，由防御转入进攻，进攻的主要目标是朱毛红军，闽西也当然包括在内。因此我们在战略方针上不能离开配合朱毛红军粉碎敌人“围剿”的整个形势，而孤立地向东江冒进；第三，从敌我力量的对比上看，以我们千余兵力去进攻张贞的一个师和其他广东军阀、团匪，显然是力不从心，陷于军事上的盲动主义，前二次打东江已是明证。由此可见，虽然经过坑口会议，立三路线的“左”倾错误并没有得到纠正。这一错误的指导方针虽未执行，但给部队作战和根据地的巩固发展带来很大影响，陷于被动应付的局面。这一错误的军事指导方针一直持续到1931年3月的虎岗省委扩大会议。在这一时期，我对苏区的军事工作尚处于调查研究、了解情况、熟悉情况的阶段，率领部队打了一些小规模的防御战。对于再次打东江，我是表示反对的，因为事实很明显，从最简单的军事常识来说，拿一支仅千人的部队去与敌一个师作战，无疑是愚蠢的，是必定要失败的。由于这一阶段战事不多，我的主要精力用在了部队建设上，训练部队，以提高军事技术，提高部队战斗力。
1931年三四月间，闽粤赣省委在永定虎岗召开了省委扩大会议，传达了一月份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决议。虎岗会议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名义上继续反立三路线，实际上接受了比立三路线更“左”的王明路线。在地方上，提出了以深入土地革命为中心，实行查田查阶级的过“左”政策。与此同时，在党政军中开展“肃反”，又提出以肃反为中心。这两个“中心”，实际上都是推行王明路线的重要内容。为了保证肃反、查田查阶级工作，在军事上提出了一个单纯防御的保守主义的战略方针——“保卫龙岗、虎岗”。
为了实施这一方针，我们将闽西红军主力新十二军从北线南调到龙岩、永定一带进行敌后游击战，以求向金峰一带打开一个出口，牵制敌人，达到保卫龙岗、虎岗的目的。十二军南调以后，即攻打坎市，结果攻坚未果，部队反受挫。后来又指挥部队去打大、小池，同样是硬拚仗、消耗仗，不但城池未打下来，还损失了部队。确定这样一个作战方向，主要是认为龙岩、永定是闽西苏区的基地，要巩固苏区就必须巩固龙岗、虎岗。而虎岗是省委机关所在地，又在苏区南部边缘区，距敌人占领的坎市只有30里。这一作战方针的确定，实际上拴住了部队的手脚，使部队不敢远离苏区去放手打仗、发展苏区，形成了保守主义和单纯防御的作战。攻打坎市失败以后，又将十二军调回虎岗集中肃反。当时“以肃反为中心”，一方面需要部队作后盾，另一方面又搞得风声鹤唳，到处都是“社会民主党”，对部队本身也不信任，更不敢让部队远离苏区。结果，连以保卫龙岗、虎岗为目的的深入敌后打游击、牵制敌人的计划也没有实现，使部队始终处于被动应付、单纯防御的地位。后来，为了防止钟绍奎、傅柏翠部队腰断苏区的企图，又调十二军去消灭傅柏翠。这一行动不仅扑了空，反而因给养补给困难造成部队与群众的对立情绪。随后，部队又展开于上杭、武平方向，准备打击钟绍奎的进犯。这一军事指导方针持续了三四个月，直到第三次反“围剿”开始时才停止。
在这期间，我指挥部队打了不少仗，虽然有些仗也打胜了，但苏区不但没有巩固，反而日益缩小；红军不但不能扩大，反而削弱了，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在保守主义的“保卫龙岗、虎岗”方针指导下，开始，我们在战略上采取的是单纯防御的方针，在敌人的“围剿”面前，把主力部队拉来拉去，处处招架，大门不出，后门也不去，自己把自己束缚在家里，反而让敌人到我们苏区内部打游击，使自己处于被动地位。在战术上也是注意攻打据点，打正规战。如两次打大、小池，打坎市，都是硬拚，结果伤亡、消耗都很大，而收获却很少。这些军事工作上的失误，我作为指挥员都是有责任的。那时候年轻，血气方刚，打起仗来勇敢不怕死，但缺乏实践经验，没有太多的军事指挥艺术。挫折和失败教育了我，使我逐渐体会到在红军弱小和根据地不稳定的情况下打仗，更多地需要的是游击战、运动战，而不是与敌人盲目硬拚的阵地战，攻坚战。残酷的斗争迫使我去学习，去思索，去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学得比较聪明了起来。
第三次反“围剿”时，我们总结了以往失败的经验，确定了“向北发展”的军事战略方针。从当时闽西所处的具体情况看，南线敌人的实力最强；向西则有汀江等河流阻隔，不便发展；向北敌人仅为地方团匪，力量薄弱，而且地域广大，粮食充足，群众条件好，可以与中央苏区打成一片。因此决定了主力部队向北发展以求粉碎敌人的围剿，发展苏区，扩大红军。南线留一部分部队打游击，牵制广东的军阀部队，掩护主力向北发展。具体计划是：（1）先打下上杭、永定之间的芦丰、丰稔两据点，巩固上海中央与中央苏区的联络线，然后主力向汀洲、连成方向发展，争取与中央苏区打成一片。（2）在南线组织工作委员会，以罗明同志为书记，除地方武装外留下主力红军的1／3。（3）省委北移，第一步移向白沙。以后的实践证明这一向北发展的方针是正确的，具体计划的实行也比较成功。
为了实施“向北发展”的方针，我们决定先调十二军一部南下与虎岗警卫营、彭杨学校的学员一起攻打芦丰。芦丰当时为地方团匪钟绍奎部盘踞，在这一军事行动开始前不久，伍修权同志从苏联回国来到闽西，分配在闽粤赣军区工作。那时他年轻有为，军事知识丰富，我们一起研究制定了攻打芦丰的计划。在等待十二军到来的时候，发现敌人有增兵芦丰的企图。我们当即决定在敌援兵到来之前，先以虎岗警卫营和彭杨军校的学员共400余人投入战斗，一举攻占了芦丰。下午敌人援兵赶到，与我争夺激烈，我军即撤往蓝家渡集结。在战斗中，伍修权同志不幸负伤，送往后方医院治疗。次日，十二军赶到。钟绍奎及邱伯琴等匪部集中千余人袭击蓝家渡，激战终日将敌击溃，取得了胜利。钟绍奎被赶回河西上杭，邱伯琴也逃出了苏区。接着，我集中兵力进攻丰稔，敌人闻风而逃。部队在丰稔休整数日，将虎岗警卫营编入十二军。这时，虎岗已被敌人占领，省委领导同志张鼎丞、罗明、芦德光等集聚于丰稔，决定主力北上，芦德光随军行动，罗明率十二军的一个团及地方武装留下，负责南线工作。省委机关移驻白沙。我到白沙时，敌情紧张，省委机关继续北移徐坊。张贞、区寿年及钟绍奎等六个团的兵力从龙岩、上杭、永定方向向苏区进攻，白沙被占领。我指挥十二军其他部队及彭杨军校的学员（总共只有大约800余人）向汀洲、连城方向发展。到达汀洲附近，钟屋村一仗，击溃了敌人的主力卢兴邦、易启文等部，随即乘势夺取汀洲城，接着又解放了连城。这几仗打得十分干净利索，部队士气越来越高，仗越打越好。此时，中央苏区红军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攻占了瑞金。中央红军第十二军在罗炳辉、谭震林同志率领下，到达汀洲。至此，中央苏区与闽西苏区连成一片，这大约是1931年的9月份。在红军节节胜利的威慑下，南线张贞军阀被迫退守龙岩、永定一线，被敌人占领的上杭、永定大部分苏区又夺回我们的手中。新老十二军在汀洲会师，合编为红一方面军第十二军。由罗炳辉同志任军长，谭震林同志任政委，谭政同志任政治部主任，我任参谋长。
这一阶段的军事工作的战略方针，是符合闽西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的，从作战指导方针上来说，变消极防御为积极防御，以主力部队有目的的向敌人的薄弱环节进攻，以小部兵力留在老区开展游击战，与敌人周旋，牵制和分散敌人的力量，结果变被动为主动，根据地得以巩固和扩大，部队也发展壮大了。这是符合毛泽东同志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和游击战指导思想的，也是指导中国革命战争胜利的必由之路，我正是在革命战争的实践中，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逐步懂得了这个道理，逐步走上这条正确的道路的。然而，在当时以至在后来批判罗明路线的时候，有的中央领导同志指责我们“向北发展”是错误的，是“逃跑主义路线”，显然是错误的。闽西苏区是上海中央进入中央根据地的必经之路，从1931年起，由于立三、王明“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使党在白区的工作受到很大损失，不断有上海党中央派人路经这里，宣传、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对闽西工作造成严重损失。按照“左”倾的理论，闽西的发展方向仍旧应当继续不断地向南，以促成闽粤桂三省总暴动的形势，那就不叫逃跑主义。闽西从1930年7月以来的实践已经证明，那是一条失败主义的路线，是断送根据地的路线，如果说，“向北发展”的方针能及早定下，对尽快结束立三路线的错误，巩固和发展闽西根据地，壮大红军力量，收效将更大。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在执行这一方针中没有缺点错误。现在想来，如果当时在主力向北发展时，有目的的在南线组织两个支队，一个向龙岩，一个向闽粤边开展游击战争，就可以既巩固老区，又发展新区，收获会更大一些。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不屈不挠舍己为公的革命战士
——怀念陈子谷同志
陈辛仁 林林 王阑西
陈子谷（子鹄）同志在本年6月9日刚度过他71周岁后，就和我们永别了。子谷的一生是在惊涛骇浪中冲破黑暗的阴霾、不断追求光明真理的一生，是经历刀山火海为革命胜利而奋斗不息的一生。对他长期不公正的待遇刚平反不久，他的才华正待继续发挥的时候，病魔竟夺去了他倔强的生命，这不能不引起同志们对他沉痛的悼念！
子谷是在广东澄海县一个华侨家庭中成长的。他原来出生于汕头港外南澳岛上一个贫苦渔家，为了全家的生存被卖给这家华侨。他的养父母早年去世，他作为长孙由祖父母抚养他成长。他的少年时代是在泰国曼谷度过的。他在那里读华人办的私塾，但受到中国大革命时期新思潮的影响。1929年他13岁时逃回祖国，学习新知识。他先后在汕头、香港、南京上初中和高中。1932年到北平上大学，接受了马列主义的思想影响，参加了青年团的活动。1934年春，他以学医为名，取得家庭的同意，到东京求学。实际上，他还是为了寻求革命真理而出国的。他到了东京什么学校也没有进，立即参加东京的中国左联和《东流》杂志社。后来又和魏猛克、陈辛仁、任白戈租住一座小楼“三闲庄”，作为东京左联活动的场所和“杂文社”办公地址。但子谷的文学活动主要是在诗歌方面，他和蒲风、林林、雷不榆、林蒂等一起组织“诗歌座谈会”，出版《诗歌》杂志。
这时的子谷是一个富有诗歌创作才能的革命青年诗人，他以晶莹的诗句和流畅的韵律，表达了劳苦大众的阶级苦难，吹起了革命斗争的战号。他写下了《宇宙之歌》诗集和一些充满激情的诗篇。“我们的生命比狗还不如，生活是一片深渊。”“我们住在黑暗的牢里，毒刑在等待我们，我遥见斗争中藏着活泼的生命，勇敢、真诚、谁也准不得谁懦怯，口供写在我们挣扎的脸上！”这时的子谷，已立下了为劳苦大众解放、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志向：“诗歌的价值在于真正的感情，感情的价值在于真正的言行！”“我徒对黑暗的现状愤怒，我晓得这是万分的错了，我该拿起铁枪或锄头，代替这仅是痛哭、惨号的笔墨！”当时在日本的郭沫若同志看了他的诗集后写信给他说：“你有真挚的情绪，洗练的辞藻，明白的认识。”“祝你努力，在你的诗的热情横溢的时候请多写诗。”
因为在东京左联的革命活动，1935年秋，子谷被日本警察当局以莫须有的罪名勒令出境。他从东京回到香港，在我党代表宣侠父的指导下，参加了南方抗日救亡统战活动。1936年6月，他经广西转到雷州半岛，参加反蒋抗日军队的组建工作。“两广事变”失败后，他到北平参加一二九运动后大批革命青年组成的民族解放先锋队，从天津到山东，深入群众宣传抗日救亡。1937年底他由山东经西安到延安，在“陕北公学”学习3个月。1938年春，他又回到武汉，投身于深入敌人后方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新四军部队。他在陈毅、粟裕将军率领的新四军一支队政治部担任过敌工科干事、团政治处敌工股长等职。1939年因历次作战勇敢被接受入党。他实践了自己的诺言，用战斗的行动来回答日寇的侵略暴行。他写下一首记录当时我军战斗的壮烈而动人心弦的歌词：“别回顾你脚边的黑影，请抬头望前面的朝霞；谁要自由，谁就要付出血的代价。”“茶花开满在山头，枫叶红遍了原野；别嗟叹道路的崎岖，我们战斗在茅山下！”后来在苏北反扫荡中以身殉国的作家丘东平，把子谷这首歌词作为他未完成的长篇小说《茅山下》的主题诗。
1940年初，当子谷从前方回到皖南军部、开完全军敌军工作会议的时候，忽然接到他在泰国的两位叔叔的来信，说祖父已去世，留下的遗产要作三家分；按所在国法律规定，遗产继承人如没有到齐是不能分的；因此要子谷无论如何回泰国去。子谷虽不愿意离开国内的革命斗争，但他不能不向组织报告以上的情况。那时，国民党反动派正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对新四军的薪饷早已从克扣到停发，敌后抗日民主政权又未全面建成，全军抗日战士们的吃穿都无着落。军部当即决定子谷以叶挺军长秘书的名义到国外华侨中募捐，并同意他回家去处理分家的事。子谷奉命从皖南跋涉到桂林，通过《救亡日报》的林林，见到八路军办事处李克农，设法绕道到香港乘轮到曼谷。他在华侨中进行新四军抗日救国的宣传，并号召爱国人士认捐棉衣支援祖国战士。结果募捐了6万元国币。他自己分到的遗产有20万元国币。他立即把这26万元国币汇到桂林八路军办事处，以解决新四军全军那个冬天的棉衣等问题。这笔捐款约等于新四军两个月的经费（经克农同志同意，从中拨出1万元资助《救亡日报》）。他从国外回来，一心想着在敌后艰苦斗争的同志们，立即又千里迢迢地赶回皖南新四军部队。（全国解放后，1956年陈子谷又将他在国外分到的遗产房屋卖掉，折价4万元人民币，全部作为党费交给中共北京市委）。他自己在部队中过着与战士们一样的每月只有3元5角薪贴的俭朴生活。子谷舍己为公的高尚的共产主义品德和对我党我军在危难时的贡献，受到军领导和党组织的高度表扬。当时，新四军地区成立了东南华侨联合会，陈子谷就是该会的主席。
1941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皖南事变时，陈子谷正在随新四军军部行动的新二支队五团政治处工作，行军时他和该团一个营在一起行动。从1月7日起国民党反动派以8万多大军在皖南泾县茂林地区，围攻我北撤的军部直属队9000人。我军奋勇抵抗到14日，除2000多人突围北撤外，其余6000多人大部壮烈牺牲，一小部人员被俘。子谷在战斗中积极做火线宣传工作，把拖枪来归的国民党士兵带去见叶挺军长，通报战地鼓舞士气。在叶挺受命去和国民党军谈判被扣后，子谷也被国民党反共军所俘，和其他被俘同志一起，被押解到江西上饶集中营。他这一队被囚在七峰岩，后又转囚在茅家岭。被俘的同志在国民党特务的严刑、惨杀、利诱、威胁下，坚持高度的革命气节，进行英勇的狱中斗争。陈子谷曾理直气壮地当面质问一个大骂共产党不要国家、不爱祖国的托派特务，大灭了特务的威风，大长了同志们的斗志。他因此遭受严刑毒打，但他毫不妥协。子谷在狱中还和同志们设法送信给叶挺军长和军敌工部部长林植夫，叶、林也回送一些衣着等物给同志们，互相鼓励。他们还找到叶挺军长被囚的牢房，在墙壁上看到未被拭去的叶军长的题字“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把它在狱中传播鼓舞斗志。
当时上饶集中营被囚的同志中对斗争方针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认为不要急于暴动，等待我党在重庆与国民党交涉；一种认为如有条件和时机，应即暴动越狱，以免同志们被折磨被消灭。后面这种意见占优势。机会终于来到了。1942年日寇向浙赣铁路金华一带进攻，国民党第三战区机关从江西向福建北部撤退，上饶集中营也向闽北转移。经过总结过去失败经验和一个多月的周密准备，被囚在茅家岭这一队的战俘，在5人暴动委员会（子谷是5个委员之一）领导下，在5月25日举行越狱暴动，夺取了守军一个排的枪支。当暴动的同志们冲上武夷山时，26个人只剩下18人。他们躲过敌人的侦察搜查部队，坚持走进崇山峻岭找到我党在闽北的游击队。6月17日上饶集中营的新四军被俘战士，又在赤石渡河时举行越狱暴动，也有30多人冲上了武夷山。后因敌人围困严重，这两批暴动越狱的同志不得不化整为零分散活动。子谷到上海找到地下党的关系，回到驻扎在淮南黄花塘一带的新四军军部。全国解放后，子谷把这段在刀山火海中出生入死、从国民党牢狱到解放区的悲壮经历，写成了《皖南事变前后》和《上饶集中营》两本报告文学作品。这是他用血写下的对敌人的控诉和对英勇牺牲的同志们的颂歌，这也是一块我党我军英勇的指战员在极黑暗野蛮的牢狱中和敌人肉搏斗争的纪念碑。
1945年8月日本法西斯宣布投降。我军对解放区周围各敌伪据点进行受降工作，国民党反动派则命令日伪军不得向解放军投降。为了侦查南京日伪军受降情况，陈子谷被派到南京敌军中去。当他离开南京经过扬州回解放区时，又被已经接管南京、扬州的国民党保安部队扣押。子谷在狱中又和难友们一起，组织说理、绝食的斗争，得到了我党我军的支援。国民党当局被迫将扣留人员包括子谷释放。这是他在抗战时期又一次冲破国民党黑暗的牢狱，回到光明的解放区来。
1947年1月，解放战争激烈进行期间，国民党反动派在山东南线，从徐州出动20个旅，在山东北线，从济南出动3个军（9个师），加上增调来的第46军，南北夹击山东我军。但46军军长韩练成和我党早有秘密联系。该军一到山东，我军即密派有经验的干部前去找了韩练成军长。陈子谷就是我军胶东军区及鲁中军区派到国民党军驻防区进行联络工作的干部之一。他和有关的同志准备好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同志和韩练成军长的秘密会见。这样，在2月20日新四军发起莱芜战役时，46军军长即放弃指挥，这对我军取得莱芜战役的胜利（歼敌5.6万人）起了十分有利的作用。子谷在深入敌军完成联络工作任务上是勇敢而沉着的。
全国解放后，陈子谷被分配在地质部所属的地质学院任秘书长、党委书记、副院长，后又任地质部教育司副司长等职，在培养地质工作干部队伍方面做了不少贡献。在1957年，由于他为人正直，实事求是，在讲话中批评了党内某些不正之风，又反对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做法，结果他自己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被错划为“右派”。但就是处在这样的逆境中，他仍然保持革命信念，任劳任怨地在基层劳动工作。他下放在张家口地区时看到“大跃进”中许多浮夸的情况，仍然耿直地向地委作了如实反映。子谷同志保持了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高尚品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陈子谷在1979年得到平反。他又热情洋溢地在地质教育机构做教育工作。1982年离休后，致力于整理革命回忆录。1985年他为脑血栓病所袭击。和病魔斗争了两年多后，他终于和我们永别了。但他那不屈不挠、舍己为公的革命精神，必将鼓舞千千万万的人们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宏伟事业而勇往直前！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经过重大整修后，于“八一”前夕重新开馆展出。图为在南昌的部分老干部、老红军参观“八一”起义革命历史展览。
新华社记者 王绍业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