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改革题材文学有待深化
鲍昌
有这样一句话：“文学反映改革，改革促进文学。”这是谈文学与改革的关系。改革作为客体，文学作为主体，主客体之间是什么关系，从来是文学的基本课题。
文学对于改革，应是对改革生活进行反映、表现、促进、鼓舞；还有人认为，文学对改革进程要有所引导，甚至要“开药方”。
改革对于文学，则是提供了生活的素材与题材；激发文学工作者创作的激情和灵感；并应更进一步深入到文学本身，促进文学事业本身的改革。
所以，改革和文学的关系，在今天是一个具有迫切性、现实性、有研究价值的时代课题。这是我说的第一点意见。
第二，改革题材文学已有10年的历史，它始于1977年，1978年就出现了相当有影响的作品，代表作是《乔厂长上任记》。这可以说是第一个浪潮。当时是改革呼唤文学，反过来文学也在呼唤改革。一批50年代成长起来的作家不满足当时成为主潮的“伤痕文学”，向读者疾呼：我们的国家百孔千疮，现在迫切需要改革！并在作品中塑造了一批铁腕式的改革者形象，曾引起改革题材文学的兴盛。
1980年以后，改革题材文学开始深化。作家深入到生活中，发现了改革事业的艰巨，从而开始表现改革的艰难，表现改革的挫折、失败，表现失败的英雄感、悲壮感。
最近，改革题材文学出现了第三种创作模式：塑造比乔厂长复杂得多的改革家形象。这类人用“现代化”手段夺取、掌握权力，以推行改革。这种创作模式把改革同伦理道德问题一并提出，并涉及到关于爱情、伦理的新观念。
所以，改革题材文学在新时期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虽说限于我国总的文学水平，还没产生传世之作，但也出现了不少受到广大群众欢迎的好作品，如小说、电视剧《新星》，尽管大家对它的艺术性有不同看法，但不能否认，它在一个时期拥有广大的观众，并造成了人们对改革的关注和议论，这是值得称道的。
当然，也要看到改革题材文学的不足，而且这些不足是相当明显的。首先，改革题材文学的发展势头不如前几年了，最近很少有力作出现。
这与作家的思想深度、历史概括能力、生活底子和艺术技巧有关，也与是否有创作激情有关。如果作者不把对改革生活的体验通过激情表现出来，是无法征服读者的。现在相当数量的作品不是和广大人民的情感相呼应，相合拍。一些作家对改革实践不够热情，采取纯客观的、冷眼旁观的态度，还有人对改革的认识比较片面，采取了挑剔的乃至悲观的态度。
所以，我要讲的第三个问题是，改革题材的文学要突破，作者必须取得更新的、更高的、更广的艺术视角。视角牵涉到题材问题。题材从横向划分，可以分工厂、农村、研究所、学校……从纵向剖析，可以写工厂里生产的技术过程；可以写生产关系、体制的变化；也可以深入到观念意识的冲突中去；进而钻进人的心理领域，如民族心理、文化意识以及潜意识和人的基本需要之中。
所有这些角度，构成不同的题材，对作家是个艺术选择的关键。作家应在总结10年来有关改革文学题材的经验上再有新的探究、新的发现。
但不管写什么，作家要珍视自己的笔，要使作品给人们带来真、善、美的享受。即使写悲剧，也应带来美感。文学史上任何成功的文艺作品，沉淀下来的都是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
写改革的作品，题材是广泛的。整个社会生活都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及改革开放大道上前进。所有的生活都与改革有关。过去从车间、工厂写到工厂之外，写到家庭伦理，这些都不足以表现现在社会生活的多样性。要从纵向、横向的各个方面去开拓文学的改革题材。
此外，要加强对改革文学的评论工作有待于加强。评论家写了不少有关评论，但由于深入生活还不如作家，所以有些评论不尽准确，如对个别不成功作品过分的褒扬。所以，评论家也应更深入地认识改革生活，并加强对改革题材文学的研究。关于改革文学题材的开拓，主题的深化，人物的塑造，人物心理层次的丰富性，体裁、形式、手法的多样化；改革题材文学的功能；同当代意识的关系，提出的伦理道德问题，历史的回溯、发展趋势等等，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希望有关领导多提供条件，让作家更加放手，进行探索；要允许作家失误，允许不同意见争鸣。领导不要对作家作简单化的要求，这才能有利改革题材文学的繁荣。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改革生活的感召
李瑛
在我们这个时代，改革是社会生活的主旋律。每一个作家、艺术家都应积极地投身到改革这个浪潮中去，把反映改革作为我们作家的当然责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1980年以后，反映改革的作品多起来了。但从整个历史进程来看，文学反映改革还仅仅是开始。我们一方面要充分估计改革题材作品的成绩；另一方面，同时代相比，这方面的创作还有很大差距。这给作家提出了历史任务。
在部队，1981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评奖时，我们曾提出文艺要反映改革，于是出现了一批以改革为题材的报告文学。如《奔涌的潮头》、《两用人才的开发者们》、《“蓝军”司令》、《天那边升起一颗星》等等。但从小说来看，正面反映改革，包括军队的改革；反映人们在这场变革中的思想情感的变化，以及改革引起的各种社会关系的变化的作品仍不多。
在部队，一些老作家仍在勤奋地写作，写他们经历并熟悉的革命战争年代的题材，这是需要的。一些青年作家，开始思考改革问题。但也有一些人可能遇到了一些情况。如，是不是对处于我们这种特殊的历史、社会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矛盾、特点认识不深，因此，影响了创作。所以我们号召作家多学些政治、经济方面的理论，多研究社会。改革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没有正确的观念，不跟上时代的步伐，就不可能清楚地认识这场变革。
又如，一些作家投身改革还不够，较多的人是旁观、观察，通过采访来写作，真正深入地投身进去还不够。这次改革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扩展到政治、文化各个领域，随着生产力的解放，将要促进整个民族精神的大解放。要深刻反映这样一场复杂的变革，就要有深入的观察和丰富的生活积累。而我们的作家在这方面准备还不充分。
我们期望，在党的十三大以后，作家能更及时地投身到现实中去反映这场变革。时代在召唤，历史在召唤。
如果说，我们的作家曾从写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那么，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更应积极地参与反映这场变革，使后人通过我们的作品，看到和了解到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进程中走过了怎样艰难的道路。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历史的参与
陈祖芬
静静的冬夜里，响起了轻轻的敲门声，如雪片般的似有若无。
“谁呵？”“是我呵！”
是他，我听出来了！1986年春给我写过一封相当狂的信。但是他那思想的光彩，他对国家命运的关注，尤其是他当年在狱中，在极端困窘的境遇里，在失去做人资格的情况下，锲而不舍地在经济理论的领域掘进，使我当下就决定：去西安见识见识这位狂人。
他动辄涨红了脸雄辩，象只通红的刺猬。但这次出现在我家门口的他，似乎已经远离了刺猬家族。他的面部线条柔和了，他的言谈变得宽厚了。是的，当社会上知道了这么一位理论狂人的存在后，各方领导关注他，无数读者鼓励他，更有一位勇敢的女性从四川赶到西安，“别无他求，但求在事业上助你一臂之力”。社会的承认，使他得到了均等的机会去竞争。读者的来信使他确认了自身的价值。新婚的四川妻子，更是用爱情来调养他。
于是我想到，他原先那毕露的锋芒，他的偏执的狂劲，只是他表达思想的急切感，是他参与社会的急切感——因为社会一直没有给他这样的机会。
古代中国就是一个理论发达的国家，当代中国急需在经济理论上有所突破。改革改革，就是要把人的精神、人的潜能不断解放出来。
一次，一位时髦青年问我：“您干吗这么玩儿命？您以为报告文学能起什么作用吗？”振振有词地。
这位振振君，我理解他，他太坎坷，如今在一个“大锅饭”里谋生，提不起神。
到处都可以看到提不起神的人。一天中午，我走进商店买雨花石。眼见一名售货员倒骑着椅子，趴在椅子背上瞌睡。另一名售货员坐着看杂志。在背冲着我和面冲着我的这两位中间，我当然选择了后者。
——同志，买雨花石。
——没人。
——雨花石不卖的么？
——怎么不卖？一直卖的。
——那么现在怎么不卖？
——没人！
几句问答下来，话又回到原处。人和人之间，为什么吝啬得连笑容都不给？这样的体制怎么能不改？
当然，如果不改革，如果还有什么更简便易行的办法可以使人活起来，使企业有活力，使国家发展生产力，那么，可以不搞改革。因为改革实在太难了。但是，这8年的实践证明，中国唯有改革，别无抉择。
我们的文学，应该在促进改革这一点上，达成一种共识。改革是一个历史过程。文学反映改革，不是过去所提倡的文学要为中心任务服务，而是一种历史的参与。
我们每个人都在以自身的方式参与改革的进程。注视改革的缺失，享受改革的成果。
下面是两个中学生的对话：“我把一个银行存美国了。”“我把美国存银行了。”
经济的活跃必然带来思想的活跃。活了，中国！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冷遇与振兴
——读《十年散文选》随想
郭冬
在中国，尽管散文远比小说、戏剧富于悠长的历史，然而却与奇特的世界现象——古老的国度步履沉重，后起的民族遥遥领先——相似，当今散文成了“寂寞的世界”、“冷落、萧条的门庭”。
正在人们为散文创作担忧时，作家出版社适时地推出了《十年散文选》（吴泰昌编）。这部书，不仅记录了新时期十年散文的得与失，也记载了为振兴散文而坚韧战斗的中国当代散文作者群的存在和追求。同时，也标示了散文创作为新时期文学做出过的贡献。
新时期文学（包括散文）诞生在被政治禁锢已久的荒凉的大漠上。历史进程以它自身的伟力端正了人们对历史的歪曲，同时，也扭正了单纯依附于政治的变形文学，使得文学在获得相对独立的那一刻，开始了对包括政治在内的社会诸种问题、诸种领域的审视和评判。“伤痕文学”（包括散文）在埋葬腐恶、医治人们创伤的同时，率先对文革十年进行了声泪俱下的谴责。收在文集中的《怀念萧珊》、《等待》、《狱中生态》、《冒险记幸》、《六十八天》等，真实地表现了这段血泪斑斑的历史，它们与全民性的文化反思的思潮相融会。
“伤痕文学”毕竟还只是从历史与人、文化与人这一单向进行反思，表现了动乱历史与封建文化对人的制约与摧残，而未能穿透民族文化心态，去追索人的失落的主体意识，以及人的延续历史、文化的使命。这样，新时期文学就从“伤痕”跨跃到了“反思”阶段。散文中也出现了一批对“文革”乃至
“文革”以前历史重新反思的作品。《鼓声》通过不同年代的鼓响表现了历史的更迭和动乱，反映了人们治国立家的渴望。《匡庐八月》则揭开了1959年的庐山真面目，对那一段错误历史进行了纠正和反思。《大唐的太阳，你沉沦了吗？》从更深层意义上追寻文化意识。
继之而起的是社会改革的浪潮涌起。改革把历史推到了社会变革的嬗蜕期。大多数写改革的散文限于体裁自身的特点，关注着社会意识形态的嬗蜕。它们往往不从正面描绘改革与反改革的冲突，而是着力于表现改革中的一隅，或处于改革中的现代人心态及人们意识、信仰、感情、思维、观念的更迭。《“龙头”纪胜》、《乡情浓于酒》、《家乡的阁楼》、《告别老屋》、《如意与遗憾》、《老赶不上趟》等作品，或展示现代化的建设，揭示了古老停滞与更新前进的矛盾，或反映了变革时期普通人的心态变化。
此外，作家们还将审美的视角推向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层次：感情浓烈、哀婉深沉的怀人散文； 海域两岸一家人相聚相离的纪实；国际友人对中国古文化仰慕的描述；生活趣闻、偶思偶得的记录……看去未贴近社会，然而大都打下了时代烙印，抒发了作者强烈的现实感受和动人肺腑的真情。
综上所述，新时期散文创作的主流是不曾脱离十年文学大潮的。它拥抱着社会，与人民同笑同泣同歌，它所历经的道路，虽然说不上光华灿烂，然而毕竟记载着由新老作家构成的散文作者群的艰难探索。出自他们之手的各种题材的散文，已经不止作为不同题材走向社会，同时，也早已变为积淀在作者心灵深处的具体的时代意识，在强烈地呼唤着人民同心同德地建设中国的未来。
如果说，散文在这一阶段所产生的社会效果，主要表现在“时代性”的话，那么，面临着多元并峙、多层次叠起的文学大潮，优秀的散文作家也开始突破长久以来被禁锢的艺术思维，进行了自觉的艺术追索。
我国文学史上，经历过几次大的文体演变，才呈现出五四时期散文体裁与形式的繁盛面貌。新时期十年中，时代风云卷来的“开放”，诗人、小说家、艺术家对散文创作的介入，都造成了散文与其它文体交织融合的新局面。例如，小说化的散文（《一隅》、《拣麦穗》），故事化、童话化的散文（《摆渡》、《我怀念的是牛》、《一个低音变奏》），诗化的散文（《黄山拾美》）……都在运用散文体的基础上，大胆突破旧规范的束缚，努力去丰富散文的表现力。
散文作家十年来的追求毕竟无法在一篇小文中细致评说。纵观十年散文，我以为，从题材、构思到结构、表达，尽管已经出现了一批上乘佳作，但散文还面临着整体前进的突破。当其他文种的作者相继站在时代的哲学高度上，开始对本民族自身的文化心理进行自审性反思，以及努力展现现代人心理流向的轨迹时，大多数散文作者的脚步是迟疑的、沉重的，就连艺术手法的更新也似乎颇为艰难。
十年散文发展迟缓的原因何在？是由于左倾思潮带进散文思想艺术天地的“单一化”和“模式化”的阴影还未全部褪净？是由于浓厚的仿效与沿袭的封闭意识还未让位于对传统思想意念的超越？也许是由于批评家们忘了光顾散文这个不大引人注目的“小摆设”（忘了评奖、评论、宣传、扶植……）？或者是众多读者耐不住咀嚼散文的韵味，尽去追求动人心魄的小说情节？……
不管怎么说，在疾呼振兴散文的同时，是不是也该提醒一句：评论界似乎否定的东西太多了，还是给散文多多指明出路吧，包括那些虽曾被用来禁锢了散文的发展但还不失为创作方法的前人体会。能活的尽管活下去，自身失去生命力的东西任谁也救不活的。而散文作者加强自身文化修养，是至为重要的。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关于摄影理论的思考
杨绍明
摄影作为一个艺术门类，不能没有严谨的理论基础。目前我国的摄影理论研究中，有的是以美术、文学或其他门类艺术形式的研究理论来说明摄影理论，严格地讲是不准确、不科学的。我以为，应当以摄影艺术本身的规律来进行科学的总结和论证，从而建立起一套完全是从摄影本身特点、功能和价值出发的比较完整的理论。
我们的国家正在经历着重要的历史变革。摄影界与文学艺术各界一样，开始了重要的演替过程。新人、新作和新的群体在这个演替过程中涌现出来；创作呈现出多样化、多层次的发展趋势。
人们常说摄影这种艺术形式是“雅俗共赏”，我看也可以“雅俗分赏”。面对目前我国人民文化素质的不同情况，不同层次的创作和不同层次的欣赏，这也是客观的现实。创作和欣赏的档次，当然不尽相同。除掉那些反动的、黄色的污秽品之外，群众自娱领域可以宽一些。但是一给人家看，一经发表，就要考察它的社会功能、形象语言、信息内涵、艺术价值和社会效果了。同群众见面，就应当力求使教育功能、认识功能和愉悦功能都是好的，使之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成果。
在摄影艺术向多样化和多层次发展中，我们应当倡导的是新时期的现实主义。要十分强调表现改革、开放，要十分强调表现时代，推进更多反映时代精神的好作品出世，因为这是社会主义摄影艺术的主体，或者说是社会主义摄影艺术的主旋律。
关于摄影理论的发展，我认为首先要分门别类，自成体系。比如对艺术摄影和新闻摄影，要予以科学的界定。纪实摄影、新闻摄影都不要取代艺术摄影。不敢反映时代，不愿表现祖国的前途、人类的命运的，这种人是冷漠、胆怯的人。但是同样，不敢为未来的艺术去探索，不敢用新的现代审美意识、现代文化特点去从事摄影创作的人也是近视眼。只要不违反四项基本原则，我们都应该去探索，即使出了一点偏差也不要紧。不要用新闻摄影去挤艺术摄影，把艺术摄影挤到一个墙角去，它就不能生存、发展了。我们搞展览也是老一套的模式，搞了一个又一个展览，但新的艺术探索的展览一个也不能有，有了就是异端。我认为，这是武断的态度。
在我们的一些摄影作品评选中往往突不破“题材决定论”的老框框。单一的评定模式使那些题材、内容、形式雷同的作品翻来覆去地获奖，缺乏新意，缺少力度。真正有新意、有力度的作品，却被撇在一边。这里的原因是很复杂的，机械反映论、狭隘功利主义、庸俗社会学等旧观念都在评选中起作用。生活已经表明：摄影在中国已经不再只是宣传的工具，而可以是多种风格、流派，多种技法的一门艺术。八十年代的摄影者也往往是既善于表现社会和人，又有着较深的艺术造诣，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和创造。因此对作品的评选标准，特别是对艺术作品的评选标准，就必然地需要加以完善，要用艺术自身的规律去加以衡量。
我认为，在青年人的探索中，要注意观念更新，但不是生吞活剥，不能盲目照搬外国的东西。现在有一些理论提法，如“自我表现”等等，一些初入艺坛的青年人，搞不清楚真正的含义，就容易上当。
要讲“自我表现”，只是在重视艺术家在创作中的主体性，或者说能动性上，只是在这个意义上讲有合理之处。这个意思，完全可以用“努力体现自觉意识”来表述。但这种理论，本质上把客观世界，把人类社会，甚至把欣赏者都看成是自己的对立面，这就有可能走向邪路，忘却了摄影者的社会责任和摄影作品的社会功能。因此，如果脱离时代和人民，无论是“自我表现”，还是“表现自我”，都是不足取的。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五色土》 （中篇小说）
作者 正言 载《青春》丛刊八七年第二期
这部作品从农村与部队两个生活支撑点，把南疆的烽火与皖中农村的生活风貌的描写结合起来，着力开掘战士们成长的那块土地，寻他们生活的“根”，并努力把对中国农民文化心理同对当前农村改革新貌的描写结合起来。
小说情节并不复杂。它写的是烈士胡正羽牺牲前委托战友“我”
（老三）处理他心爱的人白玉兰“未婚先孕”这件让他牵肠挂肚的憾事。作者通过“我”带着烈士的遗书两次回家探亲处理这件小小的“丑事”的经过，写了一段颇为曲折跌宕的故事，刻画了农村中各种各样的人，也对中国农民复杂的文化心理做了酣畅淋漓的描写。农村姑娘白玉兰“未婚先孕”，既不愿意说出她的情人，又不愿意去医院“做掉”，受到乡亲们的指指戳戳，也受到她父亲二叫驴的辱骂。但她为了使烈士胡正羽留下这个遗腹子，以便为胡家传宗接代，她愿意忍辱负重地生活下去；后来，烈士的哥哥孬二宝一锄头不仅使二叫驴改变了对玉兰的态度，也使乡亲们得知白玉兰怀的正是正羽的孩子，于是人们也改变了对玉兰的态度。而其间，农村企业家胡正祥愿意“代人受过”，甚至愿意承担“破坏军婚”的恶名受到处罚。
“我”为英雄的名誉着想顾虑重重，以至最后白玉兰出现于审判正祥的法庭之上，说明真相赢得掌声。正是在这种描写中，写活了二叫驴、孬二宝、老家传以及白玉兰、胡正羽、胡正祥、“我”等颇有特色的形象。
小说中那种漫不经心的叙事方法，颇带幽默感的调侃笔调，从细节到语言、手法的
“土”味，还有那善于把人物行动、细节的外部描写，带有某种传奇性的情节与人物内心开掘结合起来的表现方法，都使这部作品具有一种独特的艺术风貌。
（何镇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