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副刊)
专栏：
由“和尚打招呼”引起的
官伟勋
有位朋友到一单位任职不久，就发现这里有几个人很少上班，但工资奖金照拿，而且每当有什么福利好处或调资调级时，还要对这几位格外予以照顾。他正想查处这件事，便连续有好几个人给他打招呼，告诉他某某是某某的什么人，什么人是某某的这个那个之类。这位朋友联想到《红楼梦》里的葫芦庙小沙弥向贾雨村献
“护官符”的故事，便将这些好心人的“忠告”戏称为“小和尚打招呼”。
打招呼干什么呢？是不是也象小沙弥说些什么“大丈夫应相时而动”“趋吉避凶者乃为君子”之类的护官古训呢？朋友没说，我也不便多问。
在古人笔记中见过一段记载，说有那么一位京尹，上任时不带家眷，“惟弊箧一担。每晨起，则撤帐卷席”。食毕，筷子碗也收拾停当，“以拄棒撑弊箧于厅事之前”，象随时准备走的旅途中人一样。由于他根本不把保不保得住京师长官这顶乌纱帽放在心上，所以他在搏击地方土豪恶霸，拒绝宦寺要胁等方面，“悉无畏惧”，因而大治。一位同志看了这段文字后叹道：“如果当官的都有这股子精神，不正之风也就不难治了！”
这感叹有些道理，但我还有点不同的看法。第一，这位京尹是封建时代的官员，他罢了官，即使不再起用，回到家里，至少还有几十亩薄地可耕可食可以酿佳酒，去过那“举杯邀明月”
“悠然见南山”的隐居生活。这是我们现代人没法学也不该学的。第二，对不正的东西，斗一下就走，终究不是办法。范仲淹说过：“家常饭好吃，常调官好做”，可能是的。但也应想到，一个正派人下台，正是那些急于抓权谋私的人求之不得的机会。不能光准备被不正之风整掉，更要多考虑考虑怎样跟不正之风有策略地斗，有韧劲地斗，有成效地斗，斗出个名堂来才好。当然，患得患失私心太重，那就什么也谈不到了。
说到某某某某，人们很容易想到干部子弟。应当说，干部子弟也是我们未来的一部分。因是干部子弟便有“近水楼台”“向阳花木”之便，当然不对；因是干部子弟就不能录用，该提的也不提，提了就说是不正之风，也不能说对。干部子弟与其他人的子弟一样，绝大多数是好的，但也有很不象话的。重要的在于，不仅要有一套科学的民主的选拔人才制度，保证所有应选的人处于同等条件的起跑线上，还要有一套严格的领导管理制度。否则，骄纵放任也好，或安排以不能胜任的要职也好，不过误国误事误人子弟罢了。这误的责任，主要不在被误的子弟，而在有权予以放纵有权予以妄加照顾的人。
朱熹听说少傅刘公卓夫人要给她孩子安排一个重要职务时，写信表示“以为不可”。理由是：“盖其生长富贵，一旦仕宦便为此官”，顶头上司“又多宽厚长者，不欲以法度绳之”，因此“无不傲慢纵恣”，容易出问题。他认为不如“营一稍下职事，吃人打骂差遣，乃所以成就之”，否则，“乃是置之有过之地，误其终身”。朱熹到底是思想家、教育家，应当说，象他这样对子弟的爱，才是爱之以方以德，才是真正的爱。
当然，朱熹的办法远不是治本的办法。但在治本的办法——政治体制、人事制度改革还没完善起来之前，未尝不是一个相当值得借鉴的法子。
第8版(副刊)
专栏：山川风物
白蛇吐瀑
刘章
早听说河北青龙县老岭山林场有个花果山瀑布，春夏秋与其他瀑布无异处，而到冬日，却是每隔15分钟才喷泻一次。泻时声如山崩地裂，白练千尺，极为壮观，停时滴水皆无，人称此景为“白蛇吐瀑”。传说齐天大圣曾住此山，因他会七十二变，瀑布才在一昼夜内喷泻七十二次。这真是瀑布中一绝，闻者无不神往。我问讲述者：“为什么瀑布时泻时停？”回答说：“大概是地球运动的结果吧……”我生性喜欢搜奇揽胜，便于1984年秋去了一趟。
原来镜剑双峰，摩天对峙，洋河之水，破石中流，至谷口，水三跌，成三潭，形成三叠瀑布。最上名鹅卵潭，宽处约5丈，泻瀑3丈；其次名驴槽汀，长3丈5尺，宽1丈，泻瀑又三丈。第三叫天井，面积较小，南沿有一缺口，当是被水石冲击而成；潭水自缺口涌出，飞流180余尺，声如雷震，玉溅珠飞。据《永平府志》载：“其井深不可测，曾有采樵者系石投入百余丈，犹未至底。”
通过实地观察，我认为，那天井应是漏洞，与其下深潭相通，冬天洋河流量较小，又经过两个潭子缓解，冲击力减弱，流至天井，先灌满漏洞，此时峡谷风寒气冷，缺口结冰，漏洞灌满后，积水渐深，冰坝渐高，压力渐大，于是冰裂水喷，生出天崩地裂之响。积水一泻而净，补充之水又先灌洞，此时悬岩上便滴水不流。以此循环往复，便形成白蛇吐瀑的壮丽奇景。
第8版(副刊)
专栏：大地
绿色船
李汉平
荒原上泊着一叶叶绿色船，那是新区油田的野营房。
我从城市来，带着沉重的忧郁。生活的石油河，你在哪里？春天，当草木萌绿的时分，背起简单的背囊，我出发了。一颗心，带着莫名的失落感。
我终于找到了你。荒原上的小屋，美丽的绿色船。
早晨，船儿飘在霞光里。
晚上，船儿荡在淡淡的月色中。
你是开发者之舟。
绿色船啊，你可记得咱们的老田？三年前，他开一辆破汽车，闯进这片荒凉的土地，拨开一口口被黑土掩埋的探井。荒原以纯朴的情怀，第一次聆听开发者的笑声。
当绿色船队到来的第一个夜晚，荒原上的风很猛，好似鬼哭狼嚎，悲悲切切，如诉如怨。船舱里，睁着一双双不眠的眼睛，几个人合盖一床被，抵御早春的严寒。咱们的老田为了多留给战友一些温暖，自己裹着几面彩旗蜷缩在角落……
绿色船，想必会记得那顿最初的午餐。帆布系在树上——很别致的“活动餐桌”。大家吃着、喝着，谈论着：“人心齐，泰山移”。
绿色船，当你的船舱里溢满欢声笑语的时候，吉他和手风琴声此起彼伏，该是你最幸福的时刻。美丽的篝火晚会，歌声舞姿杂着野花野草的清香：远来的人，一定会觉得这是充满诗意和浪漫色彩的地方。可生活又是那么严峻，去与留、苦与乐，困扰着每一颗年轻的心。
于是酗酒，打架。半个月的工资，一次就扔进了饭店。
连《理想闪光》报告会也被冷落。
这时候，王书记从大庆抱回一大堆《心理学》、《青年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等著作，甚至来不及掸落尘土，就搞青年心理调查去了。他不讲空泛的道理，知人善任。
绿色船，还记得那四天三夜，抢接气管线的战役么？干得最猛的是发牢骚的人。那次救火，冲在最前面的也是常发牢骚的人。
爱产生了奇迹。
经过连年“恶战”，一个喜欢女扮男装的小司机纵情高歌：
穿过雨雪风霜，
花儿更芬芳；
流过血汗，受过创伤，
人儿更坚强。
绿色船，你是希望的花呀，
开在草原。
第8版(副刊)
专栏：
三位老学者
戴平
1981年秋天到1982年暑假，我到北京大学哲学系进修美学，星期天常到姑父茅以升家。有一次，姑父在闲谈中讲到北大两位著名的美学家都是他的好朋友。宗白华先生是他在南京上江南中等商业学堂时要好的同学，宗白华的父亲宗嘉禄先生教过他们地理课。朱光潜先生和姑父在全国政协开会时偶尔碰到，1974年周总理组织他们去视察成昆铁路，火车上两人同住一间软卧车厢。姑父还感慨地说，他和朱、宗二老虽同住北京城，却有多年未见面了。
那时，朱先生家的住房正在大修，所以他几乎每天都带着维珂的《新科学》的译稿校样，到北大图书馆教师阅览室校对。中午，他拄着拐杖回家，我怕他滑跤，常常搀扶他下楼。开始几天，他天天问我：“你是哪个系的？是老师还是研究生？”后来我告诉他，我是从上海来北大进修美学的，是茅以升的侄女，茅老让我代致问候。他便记住了，以后再也没有问过我上述问题。我曾向他请教有关美学中的一些问题，老人尽管年事已高，但解答却鞭辟入里，言简意赅。
宗先生当时精神也很好，每天到未名湖畔散步，还亲自到系里去取报纸和信件，来回足有三里多路。手上总是提着个网兜，里面偶尔有他顺路买的黄瓜、西红柿。宗先生晚年的生活自甘淡泊，老保姆前一年病故了，靠他80高龄的瘦弱的夫人操持家务，邻居帮他们带点蔬菜。但他那间兼卧室的书房，和近乎清苦的物质生活相反，却是名副其实的丰富多彩，挂满了中、西名画真迹，摆满了书籍和古代石雕像，琳琅满目。在这里，我常聆听他分析中、西艺术的精髓，解答疑问。有一次他问我去过黄山吗，我说未曾去过。他叮嘱我：
“黄山一定要去，没有去过黄山的人，不会懂得中国画。”我劝宗先生写点回忆录，他总是说：“我的一生很平淡，没有什么值得写的。”
1982年6月底，我在北大的进修快结束了，突然萌发了让宗先生和姑父会面叙旧的念头。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宗先生，他马上说：“好，你带我去，我可以坐公共汽车进城。”姑父知道后说：“怎么能让宗白华来看我呢？不方便。还是我去北大吧，顺便看看朱光潜先生。”我把姑父的打算传递给了宗先生，他兴奋得象个孩子，张大着嘴连连说：“哦！哦！”听说，此后他曾一连好几天拄着拐杖踱到北大的正门口，坐在石狮子旁，等候姑父的汽车到来。
7月7日下午3时，天气酷热，我和大表姐茅於美一起陪同姑父来到北大。宗先生那间零乱的书房显然打扫过，干净整齐多了，茶几上放满了桔子水、糖果和卷烟。我见宗先生的头顶上涂着红药水，一问，原来是老人太高兴了，早上整理房间时不慎撞破了头。姑父和宗先生紧紧地握着手，互相端详着，几十年来未见面了，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之中。姑父送上两盒沱茶给宗先生，又问：“老师（宗先生的父亲）是什么时候过世的？”“抗战时期，在内地。”宗先生喃喃地回答。姑父流露出无限惆怅的神情说：“啊！40多年了，我都不知道。”他们还关切地询问了对方的身体，又谈起各自的儿孙，最后谈到著述。宗先生说：“去年在上海出了一本《美学散步》，明年可以出一本译文集子，《三叶集》准备重版，都是些旧作，由别人帮我整理的。这几年已不写什么了，美学界的争论我也不想参加。”姑父说：“我倒还常要写一些应景文章、回忆文章。”宗老说：“你和我不同，你是忙人。不过，我也早知道你‘改行’当文学家了。”宗夫人在隔壁房间，从一只老式藤篮里装着的一堆衣服下面摸出一本精装本《美学散步》（好象总共只剩下两本了）。宗先生用他那支特别粗大的老式笔在扉页上题了字，开首就是“唐臣”二字，这是我姑父的字，对外早已不用了。儿时的友情，至今仍刻铭于心，这仍是人世间值得珍贵的感情呵。
姑父邀宗先生坐他的车一起到燕南园朱先生家里去。宗、朱二老同住在北大校园内，但相距甚远，也难得见面。朱先生见到姑父和宗先生，连声说：“稀客，稀客到了。”三位老人在客厅里愉快地交谈起来。他们的耳朵都有点背了，因此谈话常常答非所问。比如，朱先生对姑父说：“记得我们一起去云南、四川，一晃有好几年了吧？”姑父回答说：“您这几年出了不少书，著作等身了，真了不起。政协也想为我编一本关于钱塘江桥的回忆录。”我和表姐在一旁听了暗自发笑，但他们却彼此频频点头，谈兴甚浓。
告别时，朱先生取出他的近作《谈美书简》和《美学拾穗集》，送给姑父和表姐。朱先生另送我一套他翻译的黑格尔《美学》，当他用微微颤抖的手写上我的名字后，正要再写“指正”二字时，我急忙叫起来：
“不敢，不敢，我美学还没入门。”朱先生朝我笑笑，写下了一个“存”字，然后郑重地签上自己的名字。捧着四本《美学》，我觉得份量很重，连声称谢。朱先生则说：“我是‘秀才人情书一本’。”
回家的路上，姑父很累了，但很高兴，说：“亏得你牵线搭桥，不然我们三个老的这辈子可能都见不着了呢！”而今，朱、宗两位老师已经相继谢世，91岁的姑父今年初因患肺炎在医院里住了近半年，幸而化险为夷。在朱、宗二老逝世后，姑父曾给我来过一信，依旧提起这次难忘的会见，动情地说：
“回忆当年同你到他们家拜访时，不胜黯然。”
（附图片）
1982年7月7日下午，茅老、朱光潜先生、宗白华先生亲切会面。
第8版(副刊)
专栏：域外文谈
《阿尔巴特大街的孩子们》
梁亮
苏联小说家雷巴柯夫完成于六十年代的作品《阿尔巴特大街的孩子们》，从四月份开始在莫斯科《民族友谊》杂志连载。这部小说尚未发表时，即已引起苏联国内外文艺界的揣测和注意，问世之后反响极为强烈，被称为“或许是《日瓦戈医生》之后最重要的苏联小说。”这部小说在一九六六、一九七八年曾经两次预定发表，结果都夭折，因此这一次出版，就更引人瞩目了。
雷巴柯夫这部作品有两条平行的线索。一方面是萨沙·潘克拉托夫和他的朋友们的不同遭遇。萨沙是莫斯科一所工程学院的共青团委书记，由于强加的罪名被秘密警察逮捕，经过审讯、折磨之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他的共青团同伴试图援救他，在恐怖之中很少有人敢挺身而出，个别人甚至成为秘密警察的告密者，靠出卖朋友而得以晋升。另一方面是斯大林。作家
“根据事实和想象”描写了斯大林。
《阿尔巴特大街的孩子们》的出版曾两次夭折，雷巴柯夫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说：“现在允许出版，肯定已经是解除禁令的时候了，有必要让人民了解真相。他们肯定认识到，只要不消除专制对我们人民心理上的影响，我们就无法前进。如果我们希望诚实地、真正地生活，我们就必须正视过去。我们不能让下一代人再在谎言中成长。”
阿纳托利·纳乌莫维奇·雷巴柯夫今年七十六岁。他是以写作儿童文学而走上文坛的，其成名作《短剑》不仅在苏联，而且在五十年代的中国也拥有很多青少年读者。
著名诗人叶甫图申科的话是有代表性的，他说：
“这是一本了不起的书，它的发表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个伟大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