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副刊)
专栏：文化雅俗谈
电视的潜台词
陈小雅
暑假里，孩子们的大量时间多用来做些什么呢？一个小学四年级的学生在暑假日记中写道：“我今天起床以后吃饭，吃了饭看电视，然后吃中饭，吃完中饭看电视，看完电视吃晚饭，吃完晚饭……”每天如此。我想，要不是学校布置有写日记这一项作业，恐怕他连这点儿文字也不会留下呢！无独有偶，一些离退休的老人，每日几乎也是伴着电视银屏度过。不过，他们对于电视的依赖，不似少年儿童们这般被动和具有暂时性，他们与这个黑匣子似乎有着一种终身托附的关系。恐怕用不着什么调查数据来证明，人们在极大程度上通过电视满足对文化、生活的需求，电视在人们业余文化生活中扮演了新的组织者的角色，应当是不容置疑的。不要说南方的珠海、深圳，就是正宗的北大荒——虎林县，拥有电视机的家庭都已达到90％。
纵观人类文化生活史，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组织者：从茅屋火塘边讲着传说故事的老祖母，到十字街头的流浪艺人；从舞台上的演员，到银幕、银屏。它们以非行政的渠道，通过自身内容和形式的吸引力组织着人们。现代的电视系统，更以其独特的技术优势遥领群芳。它给人们以知识、娱悦，调节人们的情绪。
人们从自己创造的技术中确实获益非浅。但是，人们却不习惯于问一问：在获得一件东西时将失去什么？其实，阿·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已经提出了他的意见，那种为政治家准备的仅有的几条枯燥新闻，那几个风靡全球的政治的、体育的明星，已经强占了人们的感官，广告的战争埋葬了富有特色的民间艺术，机械而明了的事物结论代替了幻想和诗情……
爱因斯坦说得好：“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不仅神话、诗歌需要它，科学的生长也需要它。完整意义上的人——而不是作为机器，更离不了它。一个人初生时，所接受的世界事物是具象和抽象相分离的。一方面，他通过自己的眼观察客观事物；另一方面，他通过自己的耳接受抽象的观念，所以，这是一个想象最丰富，产生着和接受神话的时代，由于神话与诗的伙伴关系，诗，成了他们的习作的第一种形式。成熟之后的人，关于事物的观念才把具象和抽象融为一体，想象和希望为理解所代替。于是诗变成了哲学。然而，任何一个成熟的人要发展自己，都知道需要保持自己的想象力和童心。
大工业化生产，开始将人类从幼年时代的诗与神话的王国中，引进枯燥的散文与机器的世界，人们对待生活的态度，逐渐用现实取代幻想。电视出现之后，则把人们一开始就放在一个具象与抽象融为一体的世界面前。不适当地过分依赖于它，便人为地打断了在过去文化状态下人们成长的过程，由此应运而生的，则可能是一些缺乏想象力的刻板的人，以及一代近乎畸形的早熟的儿童。
说来可能让人见笑，我早已脱离了幻想的年龄，还曾经十分迷恋儿童动画片《花仙子》。也时常琢磨：七色花究竟象征着什么？但是有一天我突然发现，不论是中小学生还是幼儿园大班的孩子，对于这个问题都是不言而喻的。
“象征着爱情与纯真”，他们这么说，并且马上补充一句：“电视上就是这么说的！”答案也许就在此了，就这一个了。这使我感到，电视在丰富着人们的知识的同时，也滋长着人们思维的惰性，视野在开放中受到封闭性的限制，妨碍了人们想象力的发挥。
一些同仁们在考虑电视文化发展战略时，往往只考虑到它是否将对电影、戏剧、文学的发展有所妨碍。我想，如果换一个角度，从人的精神健全发展来看待这个问题，可能要更切近实际一些。我并非异想天开地要让人们抛弃电视机，我还想买一个质量高些的，享受一下现代文明的成果哩。我只是想说：怎样在电视本身的内容上多给孩子们留一些想象的余地，又怎样使人们的业余文化生活不被一个品种所独占，使之更丰富多彩，让人们尽量多保持一些诗情与幻想呢？
第8版(副刊)
专栏：艺文谈片
“洋评委”如是说
梁陆涛
据报载，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动画电影节——法国安纳西电影节于前不久闭幕，我国选送的《金猴降妖》、《悍牛与牧童》和《草人》等三部影片，全部榜上无名。
笔者向以中国的动画艺术饮誉世界影坛而深感自豪。且不说在国际上屡屡获奖的《大闹天宫》、《牧笛》、《三个和尚》诸片，就是《猪八戒吃西瓜》之类影片，孩提时看过，至今尚记忆犹新。那构思之巧，制作之精，音乐之美，设计之新，实在令人惊叹不已。《金猴降妖》等何以落榜？几位“洋评委”的评议是：影片“打斗场面太多”，“许多造型和舞蹈动作不是中国的，也不是外国的，很不和谐”。他们失望地叹道：“这不是中国文化了！”
我不是文艺批评家，但觉得“洋评委”们的意见还是颇值得深思的。民族文化当然要向域外文化学习，但必须植根于民族的肥沃土壤。离开了民族特色，丢掉了“根”，一味“西化”，别说是中国人不爱看，就是洋人也不喜欢，真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第8版(副刊)
专栏：
我的歌
（苗族）石上村
一
我的歌因你而起，因你那茫茫群山，因你那醉于春之醇酒的芳草、野花和层层叠叠的翠绿。
我的歌将与你的鼓声、锣声、欢呼声一起融入人与大自然的春之大合唱。
我的歌，将倾入你林立般芦笙的奏鸣里，把无数爱和喜悦的音符散布在每一朵花和每一片嫩叶上。
四月八，在南方，有无数条溪水潺潺流过我的心，奔向欢乐的海洋。
二
号角在黎明迫不及待地吹破夜幕。
这一天，太阳是温驯而柔情的，云彩都匆匆忙忙去赴她的宴席，把一件件美丽的衣衫遗忘在天边。
所有的男人和女人都着了盛装，从家里跑出来互掷鲜花和美酒；孩子们在一阵和风的拥抱里追逐采花撷粉的蜜蜂；老人们笑得弯下腰去，然后，又直起腰来互相指指点点。
在这个大喜的日子里，所有的姿态、表情都围着欢乐舞蹈，笑和喜悦溢满了整整一个春天。
三
芦笙在诉说一个古老的传说，时而向天空高鸣，时而向大地低语。这部皆从竹管里奏出的交响乐并非有单调之嫌，它奏出的是这个民族千古的悲和喜。
我们为谁而歌，为谁而舞，我们祭奠的是祝狄弄还是亚宜〔注〕，都无从稽考。不过，我们知道传说中的古人是英勇而不屈的，以至为这个民族的生存，昌盛献出了头颅。
这个古老的节日，在动荡的日子也曾中断过，但从没有被遗忘，就象我们从来没有忘记我们本身一样。
四月八，再也不是放下沉重的担子作一次小憩，酒中再也尝不出苦涩了。虽然路还很长很难，但我们相信，四月八万顷笑波皆从心海自然涌出。
四
所有的希望，都播种了，只需管好我们的田园，等待收获。
一切都将在这个季节里，趋向美、成熟和甘甜。
勤劳而不屈的父老兄弟们，让太阳从我们的脸和眉梢上畅取甘霖，让每一丝风都梦一般拥着我们这个大喜的日子。
尽情地跳，尽管种子已经播下，而明天也不会轻松。让我们痛饮米酒，储足精力，迎接盛夏和金秋的到来。
〔注〕祝狄弄和亚宜都是苗族传说中的英雄，四月八就是为了纪念他们而成为节日沿袭下来的。
第8版(副刊)
专栏：大地
观木偶剧《诗人与国王》
——回忆柳亚子先生
余所亚
最近一位朋友告诉我，今年是诗人柳亚子先生百岁诞辰纪念，我的眼前立即浮现出畜着短须、神态慈祥、精神抖擞的亚子老人的形象，想起了40多年前坐在桂林戏院观看木偶戏《诗人与国王》的情景。
那是在抗战时期，桂林成了荟集全国文化人的文化城，经欧阳予倩等同志的努力，1944年在新建的广西艺术馆举办了规模宏大的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
上演的剧目有提线木偶剧《诗人与国王》，这是由吴荻舟编剧，温涛导演，桂林美专的学生演出的。剧中诗人的形象最令人难忘，他穿着古代屈原式的服装，已届古稀之年，蓄着短须，面容庄重，斗志昂扬，说话时则是一口带吴音的普通话，还稍稍口吃。看戏时，我坐在第一排，和其他观众一样，不由联想起亚子先生，而亚子先生那天正巧也坐在剧场的头排。
众所周知，亚子先生是辛亥革命的元老，又是反对袁世凯、北洋军阀的斗士，又因为曾揭露蒋介石新军阀的面目，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遭搜捕，幸而藏身于复壁中才免于难，隐名逃亡日本。1928年回国后仍拒绝为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歌功颂德。抗战时国民党制造了皖南事变，柳亚子愤怒痛斥蒋介石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罪行，被蒋介石开除国民党党籍。然而，亚子先生却以一身正气，凛然宣布：蒋介石有何资格开除我的党籍，我却有理由开除蒋介石的党籍。1942年诗人从香港脱险来到桂林，1944年，桂林文化界酝酿以夏历5月5日屈原殉难日作为全国诗人节。所以木偶剧《诗人与国王》的创作演出，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剧中写诗人因拒绝为国王写颂歌而被囚禁在御花园内，但诗人依然写了许多评议朝政的诗。3天后，国王因威胁利诱不成，欲杀诗人，突然花神从花丛中跃出，百花唱起了反对国王的歌声，最后，国王在“万民唾弃暴君兮”的四面楚歌中惊恐死去。剧本歌颂了继承屈原精神的爱国诗人的高尚情操，大大激励了抗战军民的爱国情绪。
编剧吴荻舟曾告诉我，这个剧本是学习鲁迅的故事新编，根据《今古奇观》中的一则寓言《解语花》改编的。除了诗人形象模拟柳亚子外，国王的形象乃模拟希特勒，一开口却是江浙音，这种又中又洋的表演法，是编导者为了反抗、讽刺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的文化统治政策而采取的迂回战术，使“敌人抓不住辫子，有气冒不出烟”来。
《诗人与国王》演出后，受到各界好评，听朋友说，柳亚子先生观剧后曾赋诗，刊登在1944年3月21日桂林《大公晚报》上，诗前有序，云：“三十三年三月十九日，偕佩宜（即柳夫人）、北丽（林庚白夫人）参观西南剧展资料陈列；遂及李桦、郑明虹两画展；旋出席文协大会；夜观温涛主演傀儡剧。赋示寿昌、佛西、予倩、迩冬、白凤诸子。”所赋的是一首七律：
房昴星虚又一过，
招邀胜日眼明多。
名场跋扈吾犹健，
乳臭雌黄世已讹。
抱石长教怀正则，
补天端拟觅灵娥。
曲终鲍老牵丝好，
奈此登场傀儡何！？
星换日移，一晃半个世纪过去了。不意我这个当年坐在第一排观看《诗人与国王》的观众，在此后40年的生涯中竟和牵丝傀儡这一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在规模日趋可观的新中国木偶艺术剧团度过了我的后半生。
（锡佩整理）
第8版(副刊)
专栏：
春蚕不应老
安放
孩提时，在东北老家常跟同院的蚕把头宋大伯去山上放养柞蚕。柞蚕放养是分春秋两季进行的。为了保护蚕儿不被鸟袭，我们需持火枪，住在山上的草窝棚里，日夜守护。除此，每隔几天还要头顶蚕筐，从被蚕儿吃光了柞叶的柞树丛中将它们移到枝叶丰茂的另一处，这叫倒场。看山和倒场是蚕农最辛苦也是最欣慰的事，因为这里充满着蚕农对蚕儿的钟爱和希冀。尽管蚕农为蚕儿的安全和生长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但由于疏漏，或蚕儿自身的原因，总有些蚕儿特别是秋蚕，到了寒霜叶落时还做不了茧而吊死在树叶上（此谓蚕吊）。直至如今，每想起来，心里总有一种悲凄之情。
近读清人沈德潜选编的《古诗源》卷九，见选入了一个无名作者写的一首咏蚕诗：“春蚕不应老，昼夜常怀丝。何惜微躯尽，缠绵自有时。”作者热情赞颂了春蚕作茧，不知疲倦，微躯渐尽而不惜的精神。
蚕儿的一生很短暂。也许是作者痛惜蚕的英年早逝，才在诗首发出了“春蚕不应老”的感慨。人们常把那些只知事业，不计名利，只求奉献，不求索取，只知工作，不知休息，只为他人，不为自己的优秀知识分子比作春蚕，这是十分恰切的。春蚕不惜微躯，昼夜怀丝的精神固然高尚、可敬，但如何爱“蚕”，让它健康长寿，以便为人类吐出更多的丝来，实需我们为之大声疾呼的。我们不应再麻木，也不应只限于“流淌爱惜的泪水”。五年前，蒋筑英、罗健夫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人们爱惜的泪痕尚未消失，这几年又有不少“蒋筑英”、“罗健夫”式的优秀知识分子英年早逝。仅以中国科学院北京地区为例，去年逝世的38名科技人员中，就有28名是中年知识分子。今年上半年又去世的7名中青知识分子，其中就有张广厚、钟家庆、董泽清这样卓越的人才。这是令人痛心而又值得深思的！
应该说，这几年党和政府为改善知识分子特别是中年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生活条件，做了很大努力，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改善的步子一时还不能太大。在这种情势下，如果各地方和各单位的领导能从关心人才、爱护人才的观点出发，根据各自的财力物力，对一些卓越的中青年知识分子给予必要的关怀和照顾，那结果会怎样呢？最近，党中央邀请部分中年科学家及其家属赴北戴河休养，为我们做出了榜样。试想，若蚕儿吃不饱，又遭鸟袭，那就难免变成“蚕吊”了。
第8版(副刊)
专栏：
漓江山水印象〔中国画〕 王隽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