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面对时代的选择
唐达成
我们国家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逐步进行各方面的改革开放已经九年了。九年来，不仅我国生产力获得了极大的解放，人们的实际生活和精神面貌也有了深刻的变化和发展。党所制定的正确路线和一系列政策，以及通过改革所取得的成就，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情支持，也为全世界所瞩目。实践证明，改革是历史的要求，时代的趋势，是亿万人民创造性的历史活动，也是我们伟大民族振兴发展的必由之路。继续加快改革，深化改革，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不可阻挡。
九年来，我们许多作家满腔热情地关注着改革的进程，他们为这场关系到祖国命运的伟大变革所深深吸引，无论是为其中的曲折动荡焦虑，还是为其中的胜利奋发激扬，都不断引发了许多作家的才情和灵感。比如蒋子龙、陈祖芬、理由、达理、柯云路、陈冲、乔迈等同志所写的作品，就都曾为广大读者所热烈欢迎，传诵于一时。这些作品所选择的题材，所描写的角度，所开掘的层次，都各有不同。但是，它们为什么都扣动了广大读者的心弦呢？我想，除了许多因素外，最主要的是，这些作品牢牢地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时代的节奏，在他们作品的意蕴中闪耀着时代的精神。读者透过这些作品，了解到了他最渴望了解的生活，感受到了他最渴望感受到的感情，激起了他最关注的问题的思考。而这些作品中所具有的敏锐的思想锋芒和燃烧着的激情，也使他们精神上为之激动，受到莫大的鼓舞。由此可见，任何优秀精神产品的力量，都是和它在何种程度上体现出时代精神，在何种程度上满足了最广大群众的精神要求密切相关的。就这个意义而言，可以说，时代也在选择文学。这不是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优秀的文学家、艺术家，决不会把自己封闭起来，孤立于时代潮流之外，更不愿把自己局囿于狭小的书斋里，而是更乐意在广大群众进行创造性活动的天地中纵情驰骋，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充实自己。
当前激动人心的伟大社会改革，是亿万人民所关注的事业，而且必然要为当代作家所关注，并且将成为当代文学所构成的重要部分和重要内容。会不会象有些同志所理解的那样，似乎这样一来就会限制了文学的空间，限制了题材或风格的多样性呢？我想，这至少是相当片面的理解。实际上，我们当前所进行的全面改革，就其广度和深度而言，不仅触及到经济、政治、文化各个领域，也触及到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中种种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环节。而且必然还要触及到旧的习惯势力和种种传统观念，以及社会各方面利益、各种人际关系的调整，必然触及到伦理、道德、时尚、风俗、文化心理等等复杂的方面。这一切所激起的波澜与变化，以及在巨大变革中生活、斗争的人的命运，都无疑是极其广阔生动，极其丰富多采，又极其深刻微妙的。这些都有待于文学家深入到汹涌澎湃的变革大潮中去施展身手，决不会因此而无用武之地。“器大者声必宏，志高者意必远”。以支持改革，投身改革，推动改革的巨大时代热情，去把握伟大变革的脉搏、节奏和精神，可以断言，不仅会赢得广大读者的热烈共鸣，也将赢得历史的肯定。伟大的德国诗人歌德曾认为，要创作优秀的作品，唯一的条件是：“不论你们的头脑和心灵多么广阔，都应当装满你们的时代的思想感情。”我看这是深知时代与文学关系的至理名言。
辉煌的大变革的时代，理当有相称的辉煌的具有时代精神的文学。韶光易逝，时不我待，让我们振奋精神，以更大的热情，更坚定的信念，投身改革，反映改革，做出应有的贡献。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从改革生活中汲取诗情
达理
也许仅仅是一种巧合，我们的处女作恰好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开过的1978年底问世的。因此，可以说，我们是伴随着响彻祖国大地的第一支改革的号角步入文坛的。然而当时，我们几乎没有可能把改革题材列入自己的创作计划。尽管随后不久，便有一批表现改革生活的佳作脱颖而出，使得人们在咀嚼昔日苦难的文学时为之一振，也使我们感奋不已。但我们深知自己生活和笔力的局限，难以把握那样重大的题材。尽管周末节假，三五好友偶尔一聚，茶余饭后不免要对天下大事、改革得失来一番书生式的清谈或议论，但在心里，仍觉得那似乎只是“上边”的事，和我们这帮“文化人”不那么“搭界”。
然而，我们竟陆陆续续以两部长篇以及一些中短篇，集中地、直接地、正面地写起改革来，并且偏偏是写一批书生在改革大潮中的沉浮起落和苦乐悲欢。是一时心血来潮吗？不错，创作少不得飞扬的灵感和迸发的激情；是获得了生活的体验吗？不错，没有那一段直接投身经济改革实践的宝贵经历，就是做梦也编不出那几部小说的。最近，一位评论家朋友对我们说，读着你们的小说，就能看出，那绝不是凭空杜撰的。对于一个作者来说，这颇值得欣慰。也许小说中的许多人物、情节仍属虚构，但是通篇上下所透露出的情绪与愿望、理想与追求，以及成功的喜悦和失败的苦恼，却是从直接的现实生活中所获得的真切的感受。当我们去年几乎是流淌般地写出这一批作品时，我们由衷地感谢刚刚经历的那一段生活以及当初决心安排我们下去生活的那些颇有远见的决策者。这种安排是那样适时——兴起于70年代末的中国改革，恰在那一时期以空前未有的规模，排山倒海般推向全国。我们刚刚奉命搁笔走出书房，顿时被这股澎湃的大潮席卷而去，我们再不可能以通常意义的方式去搞什么调查采访和体验生活，而是猝不及防地变成了这一场伟大变革的直接参与者。一时间，我们几乎忘记了文学，更记不得“下海”时的初衷。此间文坛，正是千红万紫，新潮迭现。我们却几无所知，有文友自远方来，谈起各领风骚的新人佳作，我们恍若隔世，大有“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之感。直到大潮平稳，浮出水面，我们才渐渐找到自己的位置。
回顾这一段历程，虽然步步坎坷，磨难重重，但我们却异常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的命运已经牢牢地同改革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了。与其说当初是我们自己主动投身改革的洪流，莫不如说是改革的春风吹开了我们眼前的窗扉，是改革的惊雷震动了我们脚下的大地，使我们情不自禁地打开大门，怀着无比的喜悦和瑰丽的奇想向她扑去。在这股大潮中奔涌前行，我们感到从未有过的充实和满足。我们绝不孤独，在我们的身边，是千千万万志同道合的伙伴，同我们一起奋力击水，急流勇进。我们绝不颓丧，因为我们早已看到，载着我们前行的这股洪流，正在不可遏止地冲出陡峭狭窄的峡谷，波涛滚滚地奔向广阔无垠的大洋。
这时，只有这时，我们才领悟到，改革再不仅仅是“上边”的事，也不仅仅是最早的那批改革题材作品中所表现的那种少数大智大勇的开拓者的孤军奋战。改革正日益成为千百万普普通通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自己的事业。如果说，最早打开闸门、开通航道的是为数不多的先驱者，那么今天，这股历史大潮则是载着亿万群众滚滚奔流。这样，当我们准备动笔表现刚刚过去的这段生活时，自然将关注的焦点，落在改革大潮中的一群普通人身上，几个身份平常的知识分子，以及他们在新生活中结识的与他们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新伙伴：工人、干部，甚至是农村大嫂。也许他们称不上什么改革家，也不具备多少开拓精神，他们只是怀着对改革的极大热情，希望切切实实地办成一点事情。然而往往事与愿违，他们所做的任何一件带有改革性质的工作，总是屡遭挫折，有的半途而废，有的归于失败。这使他们百思不解。尤其是那几位更为敏感的知识分子，更是倍感惶惑，甚至一度心灰意冷。这固然暴露出他们思想上的软弱和性格上的缺陷，但我们以为，这也是一种颇有代表性的社会心理，它曲折地反映出相当一部分人在改革中苦于无法把握自己命运而深感惶惑与不安。“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毛病？”这是长篇小说《你好，哈雷彗星》中的主人公冯赞平的疑问，而这也正是我们在实际生活中所了解到的许多改革之士的内心苦恼。这在理论上似乎不难解答。在当前两种经济体制并存的情况下，势必要出现种种摩擦；再加上旧的政治体制中的弊端对新经济体制运行的阻碍，矛盾就愈发显得尖锐突出了。从宏观上看，这自然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带着强烈阵痛的历史过程，但在每时每刻正在发生的具体的实际生活中，这种矛盾痛苦对人们改革积极性的挫伤，却是不可等闲视之的。由于感同身受，我们在自己的作品中揭示了这种深刻的痛苦和创伤，但我们却无力抚平它。我们只是殷切期望新体制能尽早完全取代旧体制，以减少这种巨大摩擦所造成的创伤。同时我们也想以此呼唤政治体制改革早日付诸实施，为经济改革的深入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证。
也许，我们的这种呼唤十分微弱，但我们仍愿竭尽全力地为改革鼓与呼。近年来，我们常常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关注着理论界、新闻界的朋友们为改革所做出的卓有成效的贡献。有时我们阅读他们的文章要比阅读我们同行的作品多得多，这既是一种学习请教，也是为了寻找一种心理上的支持。毕竟步入中年了，多么希望有生之年能亲眼目睹改革的成功、国家的振兴，绝不想看到逆转。历史的逆转往往要付出几代人的代价，所以，我们松懈不得。这说不清是一种冲动还是责任，也许只是一种义务。
有人曾把文坛比做星空，每颗星都有自己的位置和轨迹。我们十分仰慕那些永不熄灭的恒星。它们是星空的泰斗，与世长存。我们也非常赞赏那些不断升起的新星。它们是星空的骄子，给人以希望。当然还有流星。尽管匆匆来去，转瞬即逝，但也毕竟留下了自己的轨迹，留下了一小份光和热。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改革题材”断想
朱春雨
（一）作为一个时代的显著特征，改革对于文学，不止标示一种题材类型，而应作为一种内涵、一种宏观认识手段来研究。改革不再是号召，不再是愿望，它以历史的必然渗透到公民的行为过程中而渐次成为自觉意识，在这个层次上，作家如果再以远距离审视客观事物的焦点上去观照改革，便难免捉襟见肘，难免不去重复某些似曾相识的东西。改革题材创作的提高，迫使作家迅速摆脱现象的困惑，而去寻求本质的洞察。一个冒破产危险的养鸡专业户或者一个风风火火的新厂长的勇敢历程，都已经不能更充分展现改革进行到今天的复杂的矛盾纠葛和鲜活的人物形象，因为纵横交错的改革和改革引起的审美心理变化，将作家本身也推进漩涡里旋转，旋转中的冷静和平衡，来自作家对生活的客观把握。
（二）改革是深入到各个领域的社会进程。对于过去，这进程是结果，对于未来，这进程是原因，它在较长的时间里，充满了矛盾与和谐的反复，充满了否定与肯定的反复，这势必引起习惯了的是非标准的变化。大概，反映出这种变化的作品，都自然会有改革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印记，文学毕竟不会游离于生活而孤独地以另一种面目存在。因此，所谓改革题材，它囊括着一个历史时期展现的全部人文与科学走向的生活情节，其中也包括作家个人的精神世界。对于改革题材，自然可以有不同的手段和主张去驾驭，但有一个前提是一致的，那就是热情，对整体的热情，不是小范围的热情。同时，作家需要真诚，以自己的身心去拥抱社会改革出现的新事物、新成果。
（三）改革，无疑会成为我们古老历史上重要的一环。历史的环节并非处处精彩，但改革这一环是精彩的，因为它孕育着巨大的希望，艰难地推进。假如我们哪怕是出于多么美好的目的，把希望的果子当成过程中的人物，那也是虚假的；反之把过程中的悲剧情节作为结果，也同样是虚假的。不能不承认，已经出现过的改革题材作品有过这样的失误。为了不再出现这种倒胃口的情形，还是要尊重生活，这恐怕算是一个原则了。鉴于这个原则，那么改革家是怎样的，哪些人好些，哪些人差些，恐怕就不能用简单的英雄与非英雄、好人与坏人的分类法了，那是需要在更真实、更真诚的高层次上去思索的。这种思索将贯通着我们民族的漫长历史，由此而生的个性才具有典型意义，才会刷新改革题材的创作。面对日新月异、气象万千的社会生活，作家的哲理思考至关重要。改革题材文学的深化在于作家对生活认识的深化，从社会的政治的层面深入到人生的、文化的内里，深入到民族精神的内蕴。
（四）改革题材的文学创作已经从经济现象的量变走向精神现象的质变，这个深化过程意味着对肤浅的摆脱而向成熟迈进，同时，它也将带来从内容到形式的多样化的演变。这就需要更开阔视野与胸怀。
编后：8月19日，《文艺报》社和本报文艺部联合邀请部分作家、评论家对当前改革题材文学创作如何进一步深化的问题进行了座谈。座谈会消息见8月20日本报一版。从今天起，“文艺评论”版将陆续刊登会上的发言。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活化石”的价值
——中国傩戏漫议
曲六乙
傩戏，这个根植于傩文化，蜕生于宗教祭祀活动中的古老戏剧体系，目前在我国尚存活有二三十个品种。各地区、各民族的称呼不一，如师公戏、端公戏、师道戏、傩堂戏、傩愿戏、地戏、关索戏、打城戏、香火戏、僮子戏、队戏、赛戏、跳戏、目连戏、神戏、变人戏，等等，而统一的学名应称为傩戏。
近年来，各地在编纂《戏曲志》的过程中，或发现了新的傩戏品种，或对已知品种进行调查研究，在戏曲界、文化界掀起了小小的“傩戏热”。今年4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国戏曲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探讨和涉及到不同种类傩戏的论文有五六篇。这说明傩戏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但从整体看，它仍是我国宗教文化史论、戏剧史论中较为薄弱的环节。开拓这个研究领域，将会填补中国戏剧史、中国剧种学、中国宗教文化史的某些空白。譬如，对中国戏剧史上某些课题的长期争论，可能会有突破性的进展。又如，傩戏直接孕育、脱胎于宗教祭祀活动这一无可辩驳的事实，就证明了中国古代戏剧的源头，不是单元的而是多元的。在院本、杂剧、传奇等以文人戏剧为主要标志，艺术家主要在城市进行营业演出活动的同时，至少从北宋以后，在广大的农村庙会，在迎神赛社或宗教祭坛活动中，便已有宗教职业者（有的则结合组织乐户、灯班）演出各种不同形态的不同民族的傩戏。而这是我们迄今所能读到的中国戏剧史著作中，都不曾论及的重要内容。
我国傩戏的“活化石”价值，还表现在世界戏剧起源的比较学方面。众所周知，古希腊戏剧、古印度梵剧，还有日本的能乐，都孕育于古代宗教祭祀仪式活动之中，我们拿中国戏曲同它们做比较，至少在戏剧发生学，亦即戏剧起源论方面，找不出多少共同点。而对比中国傩戏的起源，却很容易找到共同基础。这是因为傩戏原是世界性的艺术现象，戏曲则是中国特有的艺术现象。双方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古希腊戏剧、古印度梵剧的初期演出形态，虽然根据一些文献资料可以做某些揣测，但终因它们在舞台上消失得太早，人们已很难窥视到原貌。中国某些古代形态的傩戏，至今不但活在舞台上或祭坛上，而且始终不曾脱离宗教祭祀活动，甚至仍是各种还愿、冲傩迷信活动的组成部分。这就为人们提供了活生生的可视形象资料，证明了古代戏剧寄生于宗教祭祀活动（包括迎神赛社、驱鬼逐疫等），是在世界范围内具有普遍意义的艺术规律，或叫世界古代戏剧共生现象。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一些外国戏剧研究专家、学者，对中国各民族的傩戏产生浓厚兴趣的原因：他们期望从中国各民族古老傩戏的演出活动、演出习俗中，寻觅古代戏剧艺术形态的影子，尽管中国傩戏同古希腊戏剧、古印度梵剧、日本能乐的早期演出形态也有不相同的地方。这里还必须指出，早期傩戏的艺术形态，从内容到演出形式都浸渍着宗教甚至是巫觋的影响和色彩，所以不同于戏曲艺术形态。戏曲艺术从元代起，在工商业发达的城市中，由专业艺术家进行竞争性营业演出，艺术形式渐臻完善，艺术表现能力迅速扩大、提高，这便形成了元杂剧、明传奇的完美艺术形式。早期傩戏曾经给戏曲以影响，或者可以说，傩戏与戏曲曾经彼此影响，互为吸收，甚至很早就有同台演出的历史。《迎神赛社礼节簿四十曲宫调》中就列举了属于傩戏系统的山西队戏和院本、杂剧同台演出的事例。目前在湖南、贵州、四川、广西等地，仍有傩戏与戏曲剧种同台演出或联合穿插演出的习惯。傩戏寄生于宗教祭祀活动，演员多由巫师（端公、师公、土老师或跳神者）兼扮，从内容到形式具有封闭、保守、愚昧和迷信的特性和色彩，这决定了它长期处于迟滞、凝固、落后状态。但巫师们为了扩大宗教祭祀活动的影响，吸引更多的善男信女，也适当汲取戏曲艺术营养以丰富傩戏的演出内容与形式。于是，绝大多数的傩戏经过长期的衍化，逐渐成了戏曲大家族中的成员。而晚期形成的各种傩戏，如江苏的僮子戏、香火戏，浙江的打城戏等，则是直接在当地戏曲剧种艺术的影响下诞生的，所以从诞生之日起，便具有戏曲的艺术特性。这样，古代的傩戏和晚期形成的傩戏，便汇成为傩戏型的戏曲，或叫戏曲艺术系统中的傩戏子系统。
从目前情况看，全国各民族、各地区的傩戏，多数处于无人管理的自生自灭状态。偶尔零星的演出，也是为了应时节令或还傩、冲愿。演员多为年老的巫师，后继乏人。如果不采取切实可行的有效措施，它们的绝大多数将会很快地消失，而永远成为历史的遗憾。
基于以上的认识，我认为应该建立中国的傩戏学。傩戏学是一门边缘学科，它涉及到人类学、民族学、神话学、民俗学、宗教学、戏剧学等学科。它是这些学科的交汇点。值得注意的是，迄今为止，研究傩戏的文章多数属知识性的介绍，而且多限于从戏剧的角度，对某个民族、某个地区的单一傩戏品种进行探索。这是很不足的，除从戏剧角度外，还应该从音乐、舞蹈、历史、文物、民族、傩文化学等角度进行综合探索。中国傩戏学的研究已经正式起步了，它迫切需要各方面学者、专家的参加与支持，需要各学科的同步研究。当然，基础工程仍很重要，在西南、中南、西藏特别是少数民族聚居区等地方进行适当的普查也是必要的。实践证明，各省、区《戏曲志》的编纂工作，特别是对剧种的调查和文物资料的征集，是当前继续了解、发掘、研究各种傩戏的捷径。各地对傩戏的音、像摄录工作，应当抓紧进行。凡是不带迷信色彩的演出，或虽有一定迷信色彩但为了保存资料供人们研究而进行专场观摩和录相的，应当积极支持而不宜设置障碍。保存、整理和研究傩戏这笔特殊的文化遗产，对提高民族自豪感，丰富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都是有益的。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读《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
白崇义
如何认识现实主义同现代主义的关系，对西方现代主义怎样做到“拿来”为我所用，是人们关心的话题。最近，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钱中文的《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作者较客观地分析了现代主义作为一个文学流派的发生、发展的历史情况，对人们认识现实主义同现代主义的关系颇有启发。
首先，这部专著摒弃了通常那种把现实主义看作是“具体的创作方法”的传统观念，而是把现实主义视为“一个不断丰富、发展的文学创作原则”。作者不赞成把现实主义“进行纯理论的研究”，认为这只能导致没有生活气息的“抽象化”。作者在本书中采用的是，结合文学史的发展、作家研究和创作实践，探讨它的一些基本问题，如现实主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包容的内涵，它的不同形态，它的审美反映的创造性本质，它的审美反映结构、心理定势，主观性和客观性、再现和表现的相互关系，艺术直觉，意识与无意识，艺术假定性类型与文学真实性，感情形态与人性的共同形态，等等。由此得出结论：现实主义从宏观总体上看，是不断综合、创新、向前发展的，它具有多元化倾向和多种流派的不同特点。当然，作者并不主张将现实主义定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中的一尊。认为对现代主义进行具体分析，将其“多种叙述角度，奇特的艺术手段，经过改造、选择”，仍可为我所用。我们还可以借鉴现代主义艺术思维中的某些特点，用来丰富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甚至也可以成为社会主义文学中的诸多派别中的一种，不应排斥。
其次，本书把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各种观点、差异，作了鲜明的对比；还对西方形形色色的现代主义文学产生的社会根源及其所依附的哲学思潮，进行了剖析。现代主义文学，是西方物质生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的产生是上世纪末以来资本主义某种社会病在人们内心的反映。诸如叔本华的意志哲学、萨特的存在主义、柏格森反理性的直觉主义、弗洛依德的心理分析等等，都是深刻反映这种社会面貌的产物。我们不否认它们在历史上的学术成就和参考价值，但生搬它们那一套来解决我们当今的问题，是行不通的。即使是80年代的今天，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由于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变化，也出现了一些值得一读的优秀作品，但它们毕竟也是一种实验文学，只能流行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之中。何况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除了现代主义文学之外，始终存在着一批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他们为创造人类的进步文学，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今天，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和发展，必然要吸收借鉴外国的表现手法，但对于西方较热门的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关系取客观公正的认识，是十分必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一书对我们是有启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