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副刊)
专栏：品书札记
话说音乐词典“热”
魏廷格
我得到一部上海辞书出版社刚刚出版的罗传开编纂的《外国通俗名曲欣赏词典》。如果把1930年柯政和编的音乐词典算作我国现代的第一部音乐工具书，那么，迄今为止，已有13部音乐词典问世。
从时间上看，从30年代到70年代共出版6部；80年代7部。从内容上看， 50年代前出版的，基本上是外来音乐语词的汉译本。60年代以后，特别是80年代，则一方面向着百科性扩展，另一方面又向着专门化方向深入。从数量到内容涵量都反映出，80年代是音乐词典的繁荣期。照时下提法，也可以说有点音乐词典“热”的味道。
音乐词典作为一种“典”，贵在学术上的权威性。否则，人们如何引经据“典”？在这方面是有过教训的。30年代一家著名“书馆”出版的一部《音乐辞典》，为之审、校、阅、作序、题词者，竟达20多位学者，而且多为名家。然而，未几之时，这部词典即被评为“错得一塌糊涂”、“错得太伟大”，云云，使读者望而却步。如果不是看到近年出版的个别音乐词典里，还存在有不该出现的常识性错误，也许就不必往事重提了。
当然，我们的绝大多数音乐词典的编著出版者，都是极为严肃认真的。例如，有的音乐词典概括了中国音乐史所包含的多种学科和领域，力求反映有关研究的最新学术成果，就达到了一定的学术权威性。此外，近几年出版的《外国音乐名曲词典》（郑显全编，上海辞书出版社）、《外国音乐表演用语词典》（人民音乐出版社）等也都是编得比较成功的专门性词典。
从根本上说，词典追求的是尽可能长久的价值。但在这前提下，也应考虑到满足读者当前的迫切需要。近些年来，优秀外国音乐在我国空前广泛地传播开来，音乐爱好者对于有关音乐欣赏知识的渴求与日俱增。虽说音乐这种听觉艺术的欣赏，本质上要依赖听——对特定音响的静心聆听，不过事实上，音响中的“一切”，远非可以全部径直进入欣赏者心中。因而，音乐本身之外的材料，诸如乐曲创作、表演背景，乐曲“形象”、表情、风格特征，以及创作技法运用等等知识，也能给予欣赏者以启示和引导。准确、恰当的欣赏提示，可收“心有灵犀”之效。在这个意义上，《外国通俗名曲欣赏词典》可谓十分及时。这部词典收入了“演出频率较高”的外国中小型器乐曲502首。音乐作品活的生命存在于演出当中。“演出频率高”，正显示出其持久的艺术生命力。收入的这部分音乐作品，恰好是中国听众感兴趣、也是应当被纳入优秀精神食粮的总体结构之中的。
这部词典，不仅“曲目完备、集中”，而且
“释文简要、精当”，还有大量彩色、黑白照片，画像，插图，以及数种便于检索的目录、完备适用的附录，确为欣赏“外国通俗名曲”的得力工具。但令人觉得美中不足的是，该词典使用单声简谱谱例，又无速度、表情标记，这给予读者的信息，恐怕难免单薄而又模糊。
音乐词典“热”，是音乐文化发展的标志之一，希望这“热”会持续下去，而音乐词典的“热能”，又必将不断转化为提高我国人民音乐文化水平的强大动力。
第8版(副刊)
专栏：剧谭
与变革时代紧密结合
——看话剧《惑》
顾骧
这似乎是我久已期待的戏。它的出现，打破了首都剧坛半年多来沉寂的空气。
改革的大潮冲击着社会每一个角落，牵动着亿万人的心。然而，令人不安的是，素以敏锐反映现实、贴近时代而著称的话剧艺术，一个时期来，在舞台上反而反响微弱，悄无声息。个中缘故，颇堪思索。前三年，曾出现过一批写改革题材的戏。不过，令人满意的不多。模式化、概念化、简单化，显而易见。那种图解政策，配合中心，单纯为政治服务，片面地强调教育功能的艺术观，如一种惯性力量仍不时缠绕我们。于是，人们在对以往戏剧观念重新审视中发现，长期以来，戏剧的审美特性被严重地忽略了。这使人们茅塞顿开。随着对失落的审美意识的追寻，一个时期，舞台上掀起一阵眼花缭乱的形式革新风潮。四堵墙推倒了，框式舞台打破了，假定性原则多样地运用了。平心而论，话剧长期囿于一种写实手法，这种探索自有其历史的合理性。然而，随之而来的是实践与理论发生另一方面的倾斜：手法的变化，常常掩盖内容的苍白；形式的革新，未能和生活的充实相结合。理论上，把戏剧的审美性与社会性完全割裂，以至认为，戏剧的审美要求必须以摒弃社会性为前提。于是，话剧的战斗传统受全盘否定，改革题材被不屑一顾，话剧跟不上时代的步伐。话剧出路何在呢？我想最根本的还在于与伟大变革时代的现实生活紧密相结合。当然，“写中心”的做法绝不能重复，回头路不能走。前进的关键应是作家艺术家对社会改革潮流进行审美观照，艺术家的审美意识要与变革的现实生活相契合，将戏剧作为一件富有时代气息的艺术品来创造。我认为，中央实验话剧院最近上演的《惑》，正是朝这个方面努力的一出好戏。
《惑》被推上舞台，表现了这个剧院的创作集体对现实生活的巨大热情，表现出他们的历史责任感与艺术创造的气魄。领衔主演的著名演员石维坚说：“我最感到幸福的是演那些和当代人心相通的戏。”这是多么可贵的精神啊！这出戏选择了一个较好的艺术视角：在五光十色的变革社会环境中，一代中年人纷杂的心态。写出了在变革生活的撞击下，一群中年人的人生价值观，爱情、婚姻、家庭、友谊等伦理道德观发生的矛盾和变化；写出了在改革的浪潮涌来时，他们的困惑、思索和蜕变。戏名曰《惑》，但它并非是陷入迷惘的“惑”，而是促人奋进的“惑”。戏所表现的是：我们改革临产前的阵痛，蝉蜕中的艰难。给我深刻感受的是：社会的变革，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厂长贺凯与他妻子的对话，有一段点题的台词：“变了，变了，是变了。那又怎么样？那就让他变吧。只要地球还在转，我们就得变。要不然，到今天我们还在树上呢！”这是通过扩音设备放大了的贺凯痛楚的心声，这也是从人类历史高度所作的哲理概括。不用说，这出戏所表现的，已不仅是一群中年人的心态，而实际上是表现了我们时代整个社会的心态，即时代精神。戏的主旨含蕴，已大大超越了题材本身的范围。
与前一时期写改革题材的戏相比较，《惑》已从写改革事件，转到写改革时代的人；从写人的外部行动，转到着重写人的内在心理。这不能不说是写改革题材戏剧的重大进展。艺术处理上，戏的散文风格，开放式结构，中性景物，时空自由的处理，看起来都是承接了前一阶段实验性戏剧的探索成果。但其中还是有着年青导演的独特追求。首先，这种手法和语汇的运用，不是盲目的、单纯的形式追求，而是与这出戏揭示一层人的社会心态的内容要求相适应的。再者，导演并没有偏重于结构舞台语汇，而把演员仅当作符号来驱使，忽略艺术形象的创造。这些都体现了导演明确的构思。这就是，绝不放松对人物的刻画这一话剧艺术的精髓。戏的表演是写实的，演员用实实在在的表演，揭示人物的性格和内心生活的丰富性、复杂性。戏的景物与时空是写意的。虚拟性的景物与时空，给真实的表演提供更多条件，这一“虚”“实”交融的艺术处理，正是我国戏曲美学的妙处。
不消说，这出戏绝非是什么完美之作，我只是在上述意义上赞赏它。戏还比较粗，要挑毛病可以挑出不少。无论是主题还是人物，挖掘得还不够深，人物笔墨有点分散，有的人物性格不太准确，有的人物比较干，缺少个性语言。总之，戏还大有加工的余地。
第8版(副刊)
专栏：山川风物
田家少闲日 五月人更忙
——新绛稷益庙明代农耕壁画浏览
梁冬
在我国众多的古代壁画中，多见的是表现宫廷显贵、风流名士生活嬉戏的场面。而在几乎被人们遗忘的一所偏僻角落，近几年，发现了一处反映农民含辛茹苦辛勤劳作的壁画群。这就是山西省新绛县阳王稷益庙。
稷益庙，俗称阳王庙，位于新绛县阳王镇，建于明正德二年（公元一五○七年）。祭祀尧舜时的农师后稷和大禹的助手伯益。
这是一座幽静的庙宇，飞檐系铃，屋脊上千姿百态的偶像栩栩如生，面貌苍老，但仍不失金壁辉煌的雄姿。进入大殿，东、西、南三壁便展示出巨幅珍品，场面壮阔，人物众多，使人目不暇接。这些珍品总面积达一百三十余平方米，共绘有人物、神祗和鬼卒四百多个。作者匠心独运，把历史传说、神话故事和当时的现实生活浑然融为一体，使人们看到一幅幅真实而又生动的古代农民生活图景。西面壁画的耕获图，描绘了农民在后稷的率领下，精耕细作、收割碾打的繁忙情景，形象逼真，对了解和研究当时农耕有一定的意义。全图画面浩杂，人物神态各异，生动地描绘了古代晋南农村麦收时节的场面和风土人情。东面墙壁是一派气壮山河的灭蝗图，描绘农夫扑打蝗虫的画面。只见一身材魁伟的农夫，捉拿着一齐人高的蝗虫，蝗虫竭力挣扎欲逃，农夫拚尽全力紧抱不放，后面的农夫紧追不舍，活脱脱地画出了古人与虫害作斗争的场面。细腻入神，颇有一番情趣。
经考证，这些精美的壁画，全出自当时当地民间的画匠之手，系绛州画师陈园和侄子陈文、门徒刘崇德，翼城县画师常儒和儿子常谏、常耜、门徒张细等合作而成。
第8版(副刊)
专栏：大地
裴德义的“新十番锣鼓”
于弋
民族打击乐，是我国古老的乐器。然而，多年来，这种打击乐却发展缓慢。在架子鼓等西洋打击乐大显身手的今天，民族打击乐难道真的就没有光彩吗？不！裴德义创制的新型民族打击乐器“新十番锣鼓”，让我们看到了希望。
“新十番锣鼓”，是一个人演奏的打击乐器群，由一个古色古香的框架连成一体。演奏家端坐其中，他的身前、左、右为十面定音锣，四面排鼓，十四面云锣，还有高、低音锣，大小铙钹等，身后高悬一面大鼓，由将近四十件打击乐器组成。
《观灯》是裴德义的得意之作，只见他一槌击下，但闻得锣鼓齐鸣。接下来，演奏家双槌飞舞，左右开弓，正擂反击，上敲下点。时而象云鹤展翅，时而象双龙戏珠；或虎啸龙吟，或春水淙淙；把苏北乡间社火灯节场面表现得淋漓尽致。
裴德义现为南京歌舞团副团长，他于1978年着手研制“新十番锣鼓”。他借鉴了钢琴、风琴的琴键原理，根据机械传动的设想进行制作，为此，他还练出了一手全新的打击乐演奏法。演奏中除了用槌头、槌杆敲击外，还得同时用掌侧击打键头，使数件乐器同时奏鸣。为了找准反击大鼓的感觉，他设计了几十个动作，使他的“绝招”——反击大鼓，既有美妙的音色，又有漂亮的姿式。在几年的不断改进下，这个“新十番锣鼓”已成为不仅具有打击节奏，而且还有完备的音乐旋律的组合乐器，抵得上一个锣鼓小乐队。
裴德义在革新乐器的同时，还不断地丰富曲目。他先后到江苏、安徽等地农村，收集民族打击乐素材，创作改编了《金蛇狂舞》、《大闹天宫》、《喜迎春》等打击乐曲。
第8版(副刊)
专栏：影视窗
战士情怀的旋律
——《血染的风采》观后
陈同艺
看音乐电视剧《血染的风采》，敬仰和激动之情在我心中久久难以平息。屏幕上的镜头追寻着在对越自卫还击战中老山前线荣立一等功的英雄徐良成长的轨迹，把我们带进血与火、生与死搏斗的战争场面。前方战士在英勇战斗流血牺牲，后方人民过着安宁幸福的和平生活。这一幅幅画面那样朴实无华地交织在一起，形象的反差度很大，思想的深度和涵盖面却较深较广，让我们在徐良高昂深情的歌声中，深深地思索着人生。
电视剧《血染的风采》成功的关键，是它严格遵循真人真事的规范，做到了真实可信。导演张戈把握住它的纪实报道性的艺术风格，不去神化人物，而是把徐良作为普通一兵去精心刻画。徐良在高等音乐学府声乐系临近毕业，一腔热血，投笔从戎，英勇杀敌立下战功，尽管他失去了左腿，但身残志坚，无比乐观，编导很珍惜徐良生活本身所经历的这条独特但有普遍意义的人生道路。没有卷入时下那种虚假编造的俗流，而是以严肃的创作态度，追求一种纪实风格，具有真情实感的艺术境界。
虽然是纪实报道性的风格，但编导对生活是经过认真筛选的。导演充分发挥了音乐形象的诗意和张力，往往在歌声中，打破时令，插入许多具有概括性的画面，如硝烟弥漫的战火，巍峨绵延的群山，碧水蓝天、恬静的黄昏景色，欢天喜地的婚礼，天真可爱的儿童……给观众留下无限遐想的空间，使得徐良“战地百灵”的歌声更是拨动人们的心弦。
“未成曲调先有情”。该剧艺术上的成功，与编导、作曲和录制人员的创作激情分不开。他们曾经象边疆战士一样走上前线，历经“百米生死界”的考验，进行实地摄象。导演在镜头感觉的准确方面，正是来自对生活、对战士的热爱的激情之中。例如，当徐良截去左腿卧床二个月后，第一次撑着双拐站起来时，画面以高调表现，在明净的大玻璃窗前，我们看到英雄不屈的身影；还有，当徐良重返前线，与战友相会时，他一下子丢下双拐，象鸟儿展翅一般，挥舞着双臂同战友们簇拥在一起……这两个镜头是电视艺术对生活的“聚光”，它的真切、集中、感人，是现实与理想高度统一的美。如果说这一类精心构思的画面具有凝聚力的话，那么在徐良同大学生直接对话，回答一些有关人生价值的“尖端”问题的那场戏中，镜头完全是新闻纪录性的。它把徐良的真诚、坦率和具有说服力的回答，表现得自然得体，令人信服。这场戏具有一种艺术的穿透力，深刻揭示了徐良是英雄，但同时又是一位普通的中国当代青年所具有的心灵美。这场戏自然流畅，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当代大学生的心态。
第8版(副刊)
专栏：
《农耕图》（稷益庙明代壁画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