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8月18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副刊)
专栏:谈艺录

电视评书正兴旺
罗扬
评书走上广播电台,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但是,广播评书被列为重要文艺节目,并且从内容到形式有大的革新和发展,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赵树理等创作的新评书和根据一些小说、电影、戏剧等作品改编的评书,以及经过整理的传统书,如《三国》、《水浒》、《岳飞传》等,都曾赢得广大的听众。近十年来,由于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不断提高,广播事业日益普及,广播评书更有了空前的发展。比如刘兰芳的评书《岳飞传》,全国就有六七十家电台先后播放,其听众之多,不是以千计、万计,而是以亿计。再如袁阔成的评书《三国演义》,同样吸引住千百万听众。广播评书满足了群众一部分艺术欣赏的要求,也促进了评书自身的改革、创新。
评书走上电视屏幕,是近几年出现的新事物。电视评书既可以听到声音,也可以看到表演,比起广播评书,的确有它的优胜之处,因此,也更加引起人们的兴趣。拿今年北京电视台播出的田连元的《杨家将》、刘兰芳的《赵匡胤》这两部书来说,其吸引力之强,听众面之广,影响之大,都是惊人的。我曾向周围作过一些了解,他们之中,有工人、干部,也有专家、学者,有老年人,也有中青年和中小学生,大家对电视评书很感兴趣,希望多多播放。电视评书的听众至少不下于广播评书,恐怕不能算是估计过高吧。
广播评书和电视评书为什么会受到群众如此热烈的欢迎呢?
我想,首先在于我国的评书艺术有着极为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强大的生命力。有人说,评书在80年代吃不开了。实践对此作了回答。我们从袁阔成、刘兰芳、田连元等演出的广播、电视评书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评书这种传统艺术只要能够紧紧跟上时代的脚步,不但能够生存,而且能够发展;不但能够为老听众欢迎,而且能够赢得广大的新听众;不但能够在书场演出,而且可以在大剧场和大广场演出,甚至能够运用广播、电视这样现代化的传播工具,做到一个演员赢得亿万听众。
广播评书、电视评书能够受到群众热烈欢迎的根本条件在于评书的内容与形式都有所改革和创新。以传统评书为例,无论是袁阔成的《三国演义》,还是刘兰芳的《岳飞传》,以及田连元的《杨家将》,莫不对原演出本进行了认真的整理、加工,做到推陈出新,老书新说。比如刘兰芳的《岳飞传》就剔除了原书中封建迷信和污蔑农民起义、丑化少数民族,以及某些低级趣味的内容和情节,着意塑造了岳飞等各种人物的艺术形象。在艺术上,则根据广播、电视评书的特殊要求,做到结构严谨,把大故事分为若干个小故事,一环扣着一环,可分可合。既注意语言流畅亲切,铿锵有力;又注意吸收和运用了鼓曲中的诗、词、赋、赞,以及电影、小说、戏曲的一些艺术手法;从而丰富、提高了评书的表现力。田连元的《杨家将》,与一般的话本和演出本相比较,在内容上同样有不少丰富和创造,在艺术上也很有特色,使杨家将的故事和众多的英雄人物,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此外这部书还根据民间传说,别开生面地塑造出一位能够体察民情、关心民间疾苦、廉洁清正并有着非凡的聪明才智的寇准的形象。书中讲的是古代的事情,但是田连元却通过评点,巧妙地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引起人们对现实生活中一些弊端的思考。他的表演含蓄、幽默,语言生活化,耐人寻味,自成风格。这也是他赢得听众赞许的一个重要原因。
现在,广播评书和电视评书都正在发展提高的过程中。但是,要更好地适应新时代、新听众的要求,还有许多事情等待我们去做,比如演播的评书书目的品种还不多,新评书还很少,评书的思想艺术质量还需要提高,等等。因此,我们只能把现在所做的工作当作一个新起点,再接再厉,不断地向着更高的目标前进。


第8版(副刊)
专栏:

“菱窠”沧桑
何佑仁
1981年,巴金在写给李劼人女儿李眉的信中,建议保留李劼人的故居“菱窠”,因为“只有他才是成都的历史家,过去的成都活在他的笔下。要让今天的旅游者知道成都有过这样一位大作家。”
“菱窠”建于1939年。李劼人先生奔波了大半生,长期无固定住所。这年春天,日本飞机开始轰炸成都,成都居民纷纷疏散。李劼人也从城内租住的寓所疏散到市郊沙河堡乡间。在友人的资助下,他修建了一所黄泥筑墙、麦草为顶的“疏散房子”,因其西临一池塘“菱角堰”,便“在门楣上自题菱窠二字,意若曰此菱角堰之菱窠巢也。”
虽为疏散、避乱而来,李劼人却在一开始就有意把“菱窠”建成他的永久性住宅。“菱窠”占地两亩半,住房一正一厢五间带阁楼。楼下三间,中间是书房,东为客厅,西为卧室。劼老一来,在门外堰塘边遍插垂柳,院子里种上了玫瑰、月季,还有竹子、苹果树,一年四季郁郁葱葱,确是个思考和写作的好地方。从1939年至1962年去世,李劼人在这里居住了24年。他把一生的积蓄几乎全部花到了“菱窠”上,“菱窠”也就断断续续地修整了24年。
在“菱窠”居住的24年中,劼老在这里主要创作了反映解放前夕畸形经济和畸形人性的长篇小说《天魔舞》,修改重版了“三部曲”——《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劼老在这里以书笔为伴,与儿孙相娱,度过了他一生的最后岁月。
劼老去世后,“菱窠”人去楼空,曾作为招待所、仓库,院里还办过蜂窝煤厂。值得庆幸的是,到1982年,成都市政府决定拨专款修复时,正房虽已破旧不堪,但主体框架还依然犹存。
今年6月24日,在李劼人先生96周年诞辰之际,修葺一新的“菱窠”终于正式对外开放了。修复后的“菱窠”似乎显得太富丽了。一溜高高的灰色砖墙,一座飞檐耸翘的大门,门上挂着斗大的“菱窠”字匾,颇有几分烜赫。门前的“菱角堰”早已“沧海桑田”,荡然无存。住房前廊后厦,大红圆柱,油红地板,十分漂亮。在这里,已感受不到“疏散房子”的寒碜,也领略不到“竹篱茅舍”的野趣。修复时从长久保护、彰显主人的角度着眼,却也失去了一部分往昔的风采。
然而,这里毕竟留有不少主人的遗韵。他生前亲自购置的每一件家具,他操握一生的笔墨文稿,都能使人窥见这位奇特的文人、社会活动家的几分神韵。那房后墓地的花坛上,矗立着李劼人生前好友刘开渠先生为他雕塑的汉白玉半身像,默默地注视着凭吊的人们……
家,不仅是生活起居的处所,它也是人们心灵中的港湾,是一面照见主人的镜子。


第8版(副刊)
专栏:剧谭

农事入戏寓意新
——赵德平剧作印象
何孝充
河北省大厂回族自治县评剧团赵德平近年来连续创作了四部现代戏:《嫁不出去的姑娘》、《啼笑皆非》、《罪人》和《男妇女主任》。两次进京演出,剧场效果都非常热烈。
赵德平同志的剧作魅力何在呢?我看,它的魅力就在于明确以广大农民为自己的主要服务对象,坚持写农民关心的事,写农民爱看的戏。
赵德平同志的四部戏,三部是喜剧。《嫁》剧通过一位自恃年轻貌美,结婚要高价,最后落得嫁不出去的农村姑娘的遭际,对农村的买卖婚姻给予辛辣的鞭挞。《啼笑皆非》讽刺了一位农村基层干部因党风不正而演出的一幕幕令人啼笑皆非的丑剧。《男妇女主任》描写了男性妇女主任刘春华,虽一心为公而水平极低;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却做了不少错事,出了许多笑话,从而反映了干部能上不能下这样一个问题。《罪人》则是一部悲剧,表现了一个家庭里的妯娌二人——大嫂兰香、二嫂高艳芳坎坷曲折的人生途程,揭示出封建传统观念和对女人的偏见才是真正的罪人。这些都是农村存在的事。他把这些事写进剧本,搬上舞台,所以使广大农民发生兴趣;他评价这些事,爱憎分明,分寸恰当,所以使广大农民产生共鸣。
赵德平是懂得广大农民的审美心理和欣赏要求的,他提出了“为观众写戏”。他的剧作据此而形成了人物的生动性、语言的通俗性、情节的丰富性和细节的独特性等艺术特色。
他的几部剧作中的主要人物,如李彩凤、白翠香和高艳芳、兰香以及刘春华等,都是性格鲜明,有血有肉的。在这些主要人物中,男妇女主任刘春华又是最突出的一个艺术形象。剧中不仅随着剧情的发展,绘声绘色地表现出他的尴尬状态,还通过梦幻的形式,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他的痛苦心情,从而揭示了这一个喜剧人物身上的悲剧因素。《啼笑皆非》一剧中的傻金柱和杨老二也是刻画得比较突出的。金柱由于大脑炎后遗症变得呆傻了,而心地却是很善良的。呆傻其外,善良其内,善良的言行通过呆傻的形态表现出来。老二是个游手好闲、一事无成的人,然而他却有正义感,爱打抱不平。好象是很不和谐的两个方面又很和谐地统一在一起了。这两个人物是实实在在的喜剧形象。剧中人物的语言是通俗易懂的,这和它表现农民、塑造农民形象,是非常一致的。尽管语言都是通俗易懂的,但各种不同年龄、不同经历、不同性格的人物的语言却各具特色。寥寥数言,人物形象便跃然而出。
他的几部剧作的情节是丰富的。《嫁》剧是以“高价姑娘”李彩凤多次拒婚贯串起来组织情节的,也就是从纵的方面以单线曲折发展来达到情节丰富性的。而其它三部戏,则是以主要人物为中心,从两个侧面来组织情节的,也就是从横的方面以双线交叉发展来达到情节丰富性的。剧中某些细节的运用处理,非常独特,又非常自然,而且具有深刻的内涵和寓意。
赵德平剧作中的人物、语言、情节、细节,都是从深厚的生活基础上概括、提炼出来的,因而他的几部戏都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和生活情趣。广大农民爱看这样的戏,是理所当然的。


第8版(副刊)
专栏:品书札记

一部有特色的赏析著作
——读吴小如的《古文精读举隅》
诸天寅
多年来,吴小如先生勤奋地耕耘在古典文学这块丰饶的沃土上。他于教课之余,勤于著述,做古籍校注,写赏析文章,出版学术专著,为普及古典文学知识和繁荣古典文学研究事业作出了贡献。
不久前,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吴小如先生的新著《古文精读举隅》。本书共收作者从先秦到明代古典散文的赏析文章40多篇。本书不仅可以对我国古代散文的发展概况有所了解,而且可以从中了解我国古代散文的艺术特色,提高分析、鉴赏古文的能力。
近来坊间古文注释讲析之类的书籍日渐增多,其中虽不乏佳作,但人云亦云纯系炒冷饭之作亦不鲜见。本书之难能可贵处恰恰在于能发前人之所未发,新义胜解,层出不穷。《左传·殽之战》中有:“蹇叔之子与师。哭而送之,曰:‘晋人御师必于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风雨也。必死是间!余收尔骨焉!’”这里蹇叔对于“南陵”、“北陵”做了具体说明,但究竟用意何在,历来没有人讲过。《举隅》中认为,南陵不单纯是夏后皋的墓址,还可能是他死亡的现场。根据古史相传,上古的统治者的葬地往往就是他的死所。如传说舜死于苍梧之野,舜就葬于当地的九嶷山;禹死于会稽,故葬身于当地宛委之山的禹穴。所以殽山的南陵或即桀的祖父皋死去的地方。一个统治者没有寿终正寝而竟死葬于山陵,很可能是遇难的结果。总之蹇叔的意思是说,南陵从古以来就是埋死人的地方。至于北陵,文王既可以避风雨,晋国当然也可以埋伏军队,足见地势之险,遇见了敌人便进退失据。林纾在《左传撷华》里说,秦人的“必死是间”,等于说晋军“必备是间”。因此蹇叔之说“必死是间”不仅带有严重警告的意味,而且表示他的预料已无第二种可能性,只有这一条绝路。此段讲析,既解释清楚了“南陵”、“北陵”的问题,弥补了前人的阙漏,又传播了古代文化史知识,使人顿开茅塞,收益匪浅。
建国以来分析欧阳修散文的文章谈及《醉翁亭记》者为最多,一般论点多以为:一、这是一篇山水记;二、欧阳修被贬到滁州,心情不舒畅,于是寄情山水,宣泄其个人淡淡的哀愁。因此本篇的思想倾向有点消极;三、这是一篇优美的散文,人们之所以欣赏爱好它,主要是由于它的艺术性。《举隅》中认为,以上这些看法不够全面,他以为此文并非单纯的山水记,正如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不属于记景文一样。其次,这篇文章的主题思想倾向究竟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回答是并不消极。第三,着重说明应该怎样来挖掘此文的艺术特点。于是在人们所熟悉的名篇中讲出新意,这是很不容易的。
有人问吴先生:一篇普普通通的作品,怎么到您手里就能妙笔生花,谈出如此精辟的见解?他回答说:学习古典文学的六字诀在于多读、熟读、细读。他一贯主张读书要点、面、线相结合,所谓点即某一作家的具体作品;面是指各种选本,如《古文观止》和《唐诗三百首》;线则指从古至今一个大致发展演变的过程,如读王瑶《中国诗歌发展讲话》、游国恩《中国文学史》即可起到这样的作用。
作为一位知名学者,吴先生谦虚的精神更是值得称道。当他校阅本书清样后不久,偶然得知《岳阳师专学报》1980年第2期上有一篇江立中同志写的《〈范仲淹岳阳楼记考析〉的考析》。虽然时隔六载,且《岳阳师专学报》在京不易觅求,但他仍多方设法,终于读到江文,随即致书江立中同志,表示感谢,并且写了《校后补记》,承认自己文章中的疏失,附于本书卷末。这种闻过则喜、平等待人的精神,应为今天学术界大力提倡。


第8版(副刊)
专栏:

苍山古道〔国画〕  万盘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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