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
不要离开生产力谈社会主义原则
李稼蓬
马克思、恩格斯把社会主义学说由空想发展成为科学。科学社会主义，只有用科学的态度才能理解和掌握。恩格斯指出：“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做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01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表明，在这个根本问题上，仍然是需要深入研究和认识的。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其中最重要的成就，就是对社会主义进行了再认识，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重新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
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
邓小平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事实正是这样。正因为把一切社会关系归结为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为生产力发展的高度，马克思、恩格斯才揭示了整个社会发展
（其中包括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把长期被唯心主义理论家们弄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了过来。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创立自己的学说时，谈到未来的社会主义，就明确地把19世纪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作为必要的前提。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并且进一步强调了发展生产力问题的重要性。他指出：“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列宁选集》第4卷第16页）在我们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指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1956年，党的八大规定了全党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但后来产生了曲折，一个时期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把社会主义的特征简单地归结为公有制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点，也给林彪“四人帮”搞假社会主义、真封建主义以可乘之机。一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个问题才得到根本解决。所以，邓小平同志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我们党的十二大根据马、恩、列的论述和我国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作过全面的阐述，特别强调“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应该说，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于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的重大意义，阐述得最多、最深刻的正是邓小平同志。邓小平同志反复指出：“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是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高一些、更快一些。如果说我们建国以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力方面有某种忽略。”“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我们探索了中国怎么搞社会主义。归根结底，就是要发展生产力”。我国在一个长时期里忽视了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生产力的发展非常缓慢，“按照社会主义的标准来说，这是很不够的”。等等。今年四月，邓小平同志在接见外宾时又指出：我们应该坚持社会主义，但要进一步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困的社会主义。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这些论述不仅指明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根本标志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基本经验教训，而且提出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标准”这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尽管我们是在搞社会主义，我们已经具备了公有制、按劳分配等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一系列本质特征，但从根本上说，正因为我们的生产力不发达，我们的社会主义物质基础还不雄厚，还只是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犹如列宁当年对建国不久后的新生的苏维埃国家所说的那样，还不能算“完全”或“完备”的社会主义。既是社会主义，又是初级阶段，这就是我国最重要的国情，是当前我国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最基本的特点，也是我们制定一切方针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和立足点。对此，我们必须有十分清醒的认识。
多年来，我们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上，对生产力的标准问题不大重视，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很不重视，常常离开了社会生产力抽象地讲所谓社会主义原则，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生产关系变革上，很多“左”的东西之所以能够存在，都与这个问题有很大的关系。总之，没有注意到在生产力落后的情况下建设社会主义，这本身就必须有若干限制；没有注意到我国的社会主义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一种形式；没有注意到我国社会主义的巩固和发展，根本的一条，就是要大力发展生产力。现实中一切问题的症结，也就在这里。
改革、开放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必由之路
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与之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改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基础上进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改革的目标是使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日益巩固和发展，使它的各项具体制度日益健全和成熟，从而推动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邓小平同志指出：“国外有些评论家说中国的改革会导致资本主义。另一些评论家说中国不会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发表后一种见解的评论家是很有眼光的。我们总的原则是四个坚持。”把改革、开放、搞活社会主义经济说成是“干资本主义”，怀疑我国正在进行的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显然是错误的。
衡量改革得失成败的最主要的标准不是别的，就是要看它是否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应该是我们选择所有制形式的根本标准，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最大特点和优点，也就是可以使劳动人民真正当家作主，从而能够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如果现实公有制的某些体制和管理形式不能体现这个基本特征，它就是应该加以改革的东西。我们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之所以在过去的三十年没有得到更好的发挥，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僵化的经济管理体制，政企不分，条块分割，忽视商品生产和市场作用，分配上搞两个“大锅饭”，企业缺少自主权，职工不能实行民主管理。这套体制不符合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根本要求，非改革不可。至于公有制主体之外的多种经济形式，也是适应我国当前生产力水平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不可缺少的补充。适当地加以发展，有利于促进公有制主体的健壮，符合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客观需要。
从广义来说，开放也是一种改革。竖看历史，近代中国长期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闭关自守。横看世界，对外开放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发展经济的重要途径。发达国家是如此，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近一二十年中发展比较快的国家和地区，大都是充分利用了国际条件而发展起来的。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曾不止一次地讲过：“社会主义实现得如何，取决于我们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机构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的好坏。”（《列宁全集》第27卷第237页）“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管理制度＋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列宁文稿》第3卷第94页）斯大林也说过：苏联有大约2／3的大型工业企业是利用美国的技术和帮助建成的。其余1／3是利用德、法、英、意、日等国的技术和帮助建成的。利用资本主义的进步的东西，发展社会主义，这正是我们做得太少而需要加紧去做的事情。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同志特别强调：“中国执行的开放政策是正确的，得到了很大的好处。如果说有什么不足之处，就是开放得还不够，我们要继续开放，更加开放。”
八年来，改革、开放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目前改革亟待深化。由于我国人民吃过“文化大革命”的苦头，对改革的必要性比较容易理解。但是，也决不可低估改革的阻力。从长时期看，阻力主要来自习惯势力，来自“左”的东西。当然，我们也要十分注意随时排除来自右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干扰。在当前自由化泛滥的情况已经扭转的形势下，主要还是要克服来自“左”的阻力。
去掉附加在社会主义上的种种不科学的东西
对待改革的种种错误认识和态度，产生的根源在哪里？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离开社会生产力抽象地谈社会主义原则，把一些附加在社会主义上的种种不科学的东西误认为是社会主义。这些东西，我认为至少有以下几种：
一是在所有制问题上，认为越“大”越“公”越先进、公有制越“纯粹”越是社会主义。这种认识不是用是否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来作为生产关系是否先进的标准，而是形式主义地仅以所有制所具有的名称来作为判断是否先进的标准。
二是在分配问题上，认为越平均越“公平”，越是社会主义。这种认识用抽象的超历史的“道德”标准来代替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标准，实际上把社会主义看成是福利主义，把社会主义事业看成是慈善事业，习惯于在分配上搞平均主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评价一种生产关系的是非得失，不是根据道德标准，而是看它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并不是由于某种道德标准要求我们这样做，而是由于这样的社会主义，最能促进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
三是在管理体制上，认为越集中、管得越多越是社会主义。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指出，要改革那种“同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僵化的模式”。这种“模式”实际上是从苏联那里搬过来的，长期以来，已形成了一种传统观念。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处在帝国主义包围之中，面临的首先是苏维埃政权能否存在下去的问题。这种特殊条件，使得它当时不得不采取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模式。但不能因此把统制式的经济看成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固有属性。希特勒鼓吹的国家社会主义，也就是实行高度统制的经济；日本在二次大战时及战后初期也是实行统制经济。这种所谓的统制经济，同科学社会主义根本不是一回事。
所有制上强调越“公”越好，分配上强调越“平均”越好，管理体制上强调越“集中”越好，诸如此类附加在社会主义上面的东西，有一点是相通和共同的，就是都否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商品经济，把市场机制和商品经济这种本来是人类为适应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社会化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的经济手段和经济形式，看成是与社会主义根本不相容的东西。商品经济作为一种社会生产和交换活动的经济形式，存在于几个不同的社会形态之中，既不姓“社”，也不姓“资”。实践已经证明，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特别是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必须采取商品经济的形式，这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
为什么在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上会附加上许多不科学的东西？这是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就曾经深刻地指出过，不成熟的理论，适应着不成熟的生产和经济关系，“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既然还在不发展的经济关系中隐藏着，所以只得从头脑中产生出来”。（《反杜林论》279页）。由于我国生产社会化程度很低，人们缺乏大生产的观念，常常带着小生产和自然经济的观念或者某些封建残余的观念来看待社会主义，使它变形和扭曲。从历史情况看，由于社会主义是在帝国主义世界体系薄弱环节的落后的国家内首先突破，而且又长期经历的是一种战争和被帝国主义包围的环境，这也容易形成一种习惯看法，使人们容易把战争年代所存在的那种高度集中统一、低水平的供给制等等一套，搬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来。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时代的改变，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及与之相联系的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人们必然会从现实的社会条件去发现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规律，以代替根据幻想的条件凭头脑“发明”出来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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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经济立法要反映商品经济的现实和要求
徐澜波在《社会科学报》上发表《经济立法要反映商品经济的现实和要求》一文，指出：近年制订的经济法律和法规，从整体上看，是以改革传统的计划经济为主，适应崭新的商品经济关系要求的。但是，也有一些经济法律、法规以及经济立法思想，尚未从其深层和细部中贯串与体现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要求。文章举例说：商品流转关系是商品社会中物质资料流通和分配关系的主要表现，但在《民法通则》中有关这一方面内容的却只有关于债权的十条规定，现实经济生活中纷繁多样的商品流转关系都被排除在外，而过去颁布的《经济合同法》又难以完全对这类关系进行调整。在商品流转关系中，为了加快商品流转，促使商品实现其价值，从立法上确认从事商品信息介绍的居间活动及其主体地位，应当是民法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我国《民法通则》对此却根本未作任何规定。连新近颁布的《技术合同法》，也只把为订立技术合同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确认为居间主体，而把在商品信息服务中大量从事居间活动的个人排除在居间主体之外。从一九七九年开始，为了保证企业商品生产和经营者的独立地位，国家发布了一系列企业法规，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利。但这些法规往往只注重于规定要在生产经营的哪些方面给企业有活动的权利，或是在放权的同时，又去作大量的规定，进行
“相对独立”的限定；对由财产所有权派生而出的一项独立财产权利——企业财产经营权的独立性、排他性却未作任何规定，从而为有关部门截留和“回收”企业的具体权利提供了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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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西方史学发展的新趋向
张芝联在“群言”杂志一九八七年第五期上撰文，谈到了西方历史学界近年来出现的一些值得注意的新动向：一、对史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重新得到重视。史学史开始从冷门变为热门。二、历史研究与现实的联系日益紧密，历史学家也开始重视史学的社会责任，提出一些和现实社会密切相关的新课题。三、心态史的研究风行一时。这股从七十年代以来出现的研究人类过去的世界观、精神状态和感情生活（个人与集体）的热潮，大有取代社会经济史之势。四、政治史重新得到重视，其侧重点放在对政治结构、社会基础、政治词汇、权力关系的分析，“政治文化”的研究特别时髦。五、记述体裁（包括叙事与传记）在遭到几十年冷落以后，重新流行起来。成功的记述体历史注意下层群众的生活与感情，利用新史料，采用人类学、心理学方法，力图用事件和个人经历来说明社会。口述历史颇为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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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第三次全国物资经济理论讨论会综述
中国物资经济学会第三次全国物资经济理论讨论会不久前在山东省烟台市举行，与会代表着重探讨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关于生产资料市场的范围。一种意见认为，生产资料市场并不局限于市场机制的作用范围，过去、现在和将来由国家指令性计划管理形成的生产资料流通都是生产资料市场的组成部分，只是它所占的比重会逐步缩小。因此，改革的任务并非开始形成、建立生产资料市场，而是发展、完善生产资料市场。另一种意见认为，只有在市场机制发生作用的范围内才形成市场。指令性计划、物资统配、价格固定化排斥了市场机制的应有作用，也排斥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和自主选择，根本不能形成市场。这种排斥市场机制的流通体制必须加以改变。因此，生产资料市场在总体上看，是改革以来出现的新事物，目前还处于建立和形成的初期阶段。如果否认市场机制是市场的首要特征，否认市场机制对生产资料流通具有全局性意义，就会淡化原有体制和有待建立的新体制之间的原则区别，模糊后续改革的目标和方向。
二、关于生产资料流通中的指令性计划。一种意见认为，指令性计划仍然是未来新体制的组成部分。因为，实行必要的物资统配和固定价格制度始终是全民所有制经济和国家重点建设的客观要求。改革不能因噎废食，而是使必要的指令性计划更加科学、准确和富有成效。另一种意见认为，原有体制的弊病和改革的实践证明，指令性计划不能作为新体制的组成部分，只能看作是改革进程中的过渡办法，只要条件具备，将来是要逐步乃至全部取消的。改革正是要探索在宏观间接控制下，借助市场机制实现生产资料资源的合理配置、产需衔接和供求平衡的新途径。
三、关于生产资料市场环境问题。与会代表一致认为，目前的生产资料市场环境亟待改善。一是市场发育不良，使双轨制下的两套生产资料交换体系和资源配置体系都得不到优化控制；二是以短缺为主要特征的生产资料市场倾斜，使许多后续改革措施难以出台。两者相比，短缺现象似更应引起注意，因为市场状况大都与短缺状态有关。在如何看待和消除短缺的问题上，也有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短缺来自原有体制。因为，原有体制造成企业的软预算约束，促成了不顾效益和市场需要的投资冲动、囤积倾向和需求膨胀。所以，短缺问题应靠加快改革来解决。另一种意见认为，除了原有体制的原因外，造成短缺的还有非体制原因。如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起步晚、起点低；人口压力和就业压力阻碍经济效率的提高和人均产品供给的增长；流通能力长期落后于生产和消费的发展；长期形成的平均主义价值判断也极易造成供给阻滞和需求攀比。
四、关于近期生产资料流通体制改革的思路。1．改革的目的是实现生产资料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流通效益。改革的步骤、措施和方案都要以此为出发点。2．在逐步缩小国家统配物资种类和比重问题上，近期改革的重点应着重克服各地区、各部门截留中央放权的“中梗阻”，以便把国家已经下放的权限真正落实到企业。否则，生产资料市场体系仍然难以真正形成。3．确认生产资料流通双轨制的客观现实，通过进一步的机制转换，弱化双轨运行的摩擦和矛盾，整顿目前两套交换体系和资源配置体系的经济秩序，借助多种交易供货方式稳定生产资料产供销的衔接关系，调整物资储备结构，减少企业库存，提高现有物资的利用率；4．加强生产资料市场的组织和管理，重点是在清理现有的各种物资企业和物资交易的基础上，加快政企分开的步伐，形成一批具有规模效益，承担期货、批发交易的物资企业集团。原有的物资部门也要加快实行职能转变，摸索对生产资料流通实行全行业管理的新经验、新途径；5．适当调高部分物资的固定价格，并限制最高市场价，以逐步缩小计划内外的价格落差；6．加强与投资体制、计划体制、物价体制、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外贸体制等配套的改革，适当控制投资规模，为建立和发展生产资料市场创造良好的环境。 （吴 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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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评
《罗帅最后十五年》出版
马连儒
《罗帅最后十五年》在八一前夕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生动具体地叙述了罗荣桓同志解放后的战斗、工作和生活。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真实地再现了他与林彪进行斗争的历史过程。这在过去是鲜为人知的。
林彪是四野的司令员，罗荣桓是政委。他们两人以前共过事，是合作者，也出现过重要分歧。解放后，他们之间的斗争围绕如何学习毛泽东著作这一问题开始并逐步深化。罗荣桓从抗战时期就一贯认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学习毛泽东著作不联系中国实际、党的历史，很难学好。解放后他又指出：“教条主义是最迷信的”，“学习毛主席著作也不要迷信”。1959年林彪主持军委工作，提出学习毛泽东著作要找“捷径”，找“简便的窍门”。1960年又提出毛泽东思想“站在现代思想的顶峰”，要“带着问题学”、“立竿见影”等所谓三十字“口诀”。林彪这一套理所当然地受到罗荣桓的反对。罗荣桓指出：“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当代思想的顶峰，那就没有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也是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嘛！”“学毛主席著作，决不能只是从书本上找现成的答案。历史是向前的，事物是多样性的，因此也就不可能要求前人给我们写成万应药方。”1961年4月，在一次军委会上，林彪妄图将他的三十字“口诀”塞入一个文件，罗荣桓当即表示了反对意见，从而把他们之间的斗争推向公开化、尖锐化。对《解放军报》是否按照林彪的指示每天都要在报头刊登毛主席语录问题，罗荣桓说：“找几条可以，找不到也可以。毛主席著作不可能对现在的什么事情都谈到。要学习精神实质，不能象和尚念经，敲破了木鱼，还不知道西山佛祖在哪里呢！”
罗荣桓的意见得到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当时的总书记邓小平的赞同和支持。邓小平回忆这段历史时说：“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那套做法，罗荣桓同志首先表示不同意，说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学精神实质。当时书记处讨论，赞成罗荣桓同志的这个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