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副刊)<br/>专栏：书简<br/><br/> ·梁斌复远方文学社·<br/> 写给爱好文艺的中学生××同志：<br/> 3月16日信收到。我可以答复其中的一个问题：“许多中学生希望得到名家的指导，又没有这种机遇，应该怎样解除他们的苦恼呢？”<br/> 中学生中，有很多文艺爱好者，希望和作家们友好往来，得到一点启示，这是可以理解的。现在根据我的经验，谈谈我的几点看法：<br/> 1、你们可以给作家写信，提出文艺上的问题，请作家们讨论。但提出的问题，范围不要太大、太多，因为作家们各人有各人的日常工作，经常处于繁忙之中，如果他正在创作生活中，更是无暇考虑。因为一大堆人物、故事在他脑子里浮动，你提出的问题，挤不进他脑子里。提出一二个问题，作家可以写封简短明了的信回答；如果问题太多，或范围太大，要答复你，等于写一大篇文章，那就增加了他的烦恼，甚至无法给你们回信。<br/> 2、有好的作品，可以寄给作家，请他指点一二，但字要写清楚，文章以短小为好。我曾接到读者来信，字写得太潦草，我戴上老花镜都看不清楚，使我为难。不要寄很多很长的东西，恐怕他们没有长时间去看。有些长作品你如觉得不错，可以寄出版社，请求编辑同志提出意见。<br/> 3、可以请作家们去演讲，但有的作家有这个本事，有的没有这个本事，不要勉强。再者，中学生中多数人毕竟只是文学爱好者，他们年轻，生活经历少，读的书不多，讲得深了，他们听不懂。何况，作家的本业是创作作品，他不是演说家、政治鼓动家。<br/> 我曾接待过天津一个重点中学的文学社的骨干。但我不敢多讲话，因为中学生正处在全面发展阶段，准备考大学。叫他们一头扎进文学里，将来考不上大学怎么办？这也在考虑之中。我有这个经验：我从十三岁开始读书，想当作家，又想当革命家。上师范时，英语、数学就跟不上了。师范未毕业，也无法考大学，只好考入山东剧院学戏。后来，不会外语总觉得是个缺陷，又上补习班学日语，自学世界语。经过战争年代，英语未学好，日语、世界语也忘了。所以，直到现在，我不会外语，不懂科学，不懂高等数学。<br/> 4、中学生要读好书，不要读那些乱七八糟的小说，要多读名著。我少年时代，读冰心先生的《寄小读者》、《繁星》、《春水》，觉得很好。《爱的教育》也是一本好书。<br/> 要培养中学的文艺爱好者热爱祖国，当好人，做好事，勇于进取，准备将来在社会上做一番事业。<br/> 5、有一个中学生，出了两本诗集，破格上了北京大学。但将来能否成为作家，还在希望之中。作家得有作家的条件，历史上大学文科的学生，能够成为作家的并不多。不要盲目地羡慕。<br/> 6、各省都有少儿出版社，他们给少年们出了一些书。你们可以和他们取得联系，有好文章可以给他们看。天津新蕾出版社出了一套《作家的童年》，很好，可以读读，有好处，得到一些启示。<br/> 我的复信就写到这里，不能满足你们的要求，请你们原谅！<br/> 梁斌<br/> 4月20日于津门
第8版(副刊)<br/>专栏：<br/><br/> 海魂（二章）<br/> 咏生<br/> 走向大海<br/> 我从北方的山野来。我作过许多甜甜的海的梦。<br/> 当我真正来到大海，才发现海水是咸的。<br/> 大海深远、宏丽、壮美，然而也象北方的烈马，有野性。驯服不了烈马的人，算不上是真正的北方人。<br/> 想要领略大海的风采吗？那就到大海里去吧！<br/> 由此，我敬佩那些驾舟踏浪的弄潮儿，敬佩那些征服风浪的航海人，敬佩远征好望角的水手。<br/> 我是北方的孩子，我能成为一名航海人或水手吗？<br/> 我想试试！<br/> 但我不幻想。关于海的教科书我还没读懂。我思想的锚缆先投在脚下的土地上，炼一副征服大海的骨骼。当然，还要用信念锻打一副双桨。<br/> 明天，我会从山野走向大海，成为一名山野里的水手。<br/> 浪花的梦<br/> 有人问，世界上什么花最美？我说浪花。<br/> 到过大海的人都懂得，浪花的确很美。<br/> 带着江河的精髓、大海的秉性，带着执著的信念和追求，带着哗哗啦啦的歌声，带着一腔情爱……<br/> 当海风举着浪涛的旗帜奔来，胜利的浪花在高歌；当礁石撞碎了海的梦幻，勇敢的浪花在怒放；当海月下细浪轻吻着沙滩，温柔的浪花在抒情；当航船起锚远帆的时候，多情的浪花在欢笑……<br/> 呵，浪花自有浪花的风采，潇洒飘逸，溢彩流霞；<br/> 浪花自有浪花的追求，百折不挠，虽灭无憾。<br/> 无数朵浪花聚起，便是澎湃的潮头，时代的大浪！<br/> 假如有人问我的夙愿，我会告诉他一个梦，梦见自己变成一朵浪花……
第8版(副刊)<br/>专栏：心香一瓣<br/><br/> 书魂<br/> 史莽<br/> 3月18日，很少出门的我偶尔出门走走，可巧就在这天上午，有位久不见面的老同志来看望我。见我不在，就留下一封长信和一部《资本论》给我。<br/> 这部《资本论》厚厚三巨册，麻布软面，四十年前“读书出版社”出版，也就是郭大力、王亚南合译的再版本。书虽破旧，似曾相识，好象哪里见到过。<br/> 读了老同志留下的长信，才恍然大悟，原来这部《资本论》的原主就是我。<br/> 然而这部《资本论》的经历却令人心酸。<br/> “此书伴我已38年”，这位老同志的长信是这样开头的。他信中说：解放初他奉命南下，在杭州市军管会参加文教方面的接管工作，遇到了抗日时期曾在皖西、淮南并肩作战的刘加林同志，“她的案头摆着这部经典巨著，大喜而借归，想细细研读，谁知运动滚滚，读思两废”。直到“文革”浩劫中，这位老同志被诬而流放农场劳动，在“白天绣地球，晚上伴‘悟能’（猪）”的境况下，“于是乎我捧了这部《资本论》，静夜‘焚香’，一字一句地啃了起来。多年的心愿，获得了实现的条件”。<br/> 呵，原来这部《资本论》是在这样一种境况下读完的！可是这位老同志对自己的坎坷遭遇语焉不详，而对刘加林同志却谈得很多：<br/> “加林是在长沙参加党的。1938年武汉会战前夕，刘保罗同志以21集团军总司令部战地服务队队长的公开身份去长沙，湖南党组织将她和卜明、黄克辛、陈湛文编成一个党小组，介绍给保罗一同到大别山前线来战斗的。我跟她初次相见，是在刚把日寇打走的湖北英山县城郊。那时，她大概还只有17或18岁，一眼就觉得机灵、活泼、爽朗，亲切之感油然而生。她有一副漂亮的嗓子，能唱歌、会演戏，新诗、散文也写得挺动人。她很能做群众工作，当地的婆婆、大嫂、姑娘，跟她犹如铁过磁石，一接触就黏得紧紧的了。英山、岳西、太湖、望江、宿松、潜山，还有金家寨，都留有她的脚印，回荡过她的歌声。1940年她和卜明同志等到了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1941年到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参加淮南联中的教学工作。日寇投降，转到沙文汉同志领导的城工部工作，不久，她到杭州跟方琼同志等一起从事地下党的工作。全国解放后，在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工作了一段时间，调到全国妇联担任宣传工作。这么一个好同志，一小撮‘造反英雄’，竟然在紫禁城里将她活生生地逼死！”<br/> 读到这里，我不禁怆然良久。加林同志我是熟悉的。解放前，我们同在杭州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有一段时间朝夕见面，她是地下党杭州市委的成员之一。解放初，南下大军与地下党、游击队的会师大会上，她曾代表地下党市委书记林枫同志在大会上讲过话。我对她一直抱有亲切、敬重的感情。50年代初，她调到全国妇联任宣传部长，谁想得到她就死在那里！<br/> 这位老同志的信接着写道：“怆然激起万千思绪，于是乎我又捧出《资本论》而抚摸起来，忽然注意到扉页上的印章，鲜红的‘史莽’两个字，才知道此书的原主竟是你。”是的，这部《资本论》确是我的，记得是1947年在上海买的，这印章是再好没有的证明。当时在白区工作，很难得到马列的经典著作，偶尔得到一部，同志们如饥如渴，争着传阅。这书怎么传到加林手里去的呢？我已回忆不起来了。我打开扉页，注视着这方鲜红的印章，却又记忆起抗日时期的两位同志来：这印章的石料是何家槐送我的，为我刻字的是许秉铎；前者在文学界，后者在戏剧界，颇有建树，都是老党员，也都在“文革”浩劫中被迫害至死！<br/> 老同志的长信是这样结尾的：“死者长已矣，存者且战斗。为了忘却的纪念，谨写此信，将经典巨著‘归赵’，时为1987年3月18日，我到达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的第47个纪念日。”<br/> 读完长信，我抚摸着这部破旧的《资本论》，沉浸在无穷的追念和遐想中。
第8版(副刊)<br/>专栏：反馈短波<br/><br/> 反馈短波<br/> ＊《大地》办得不错。书信园地，开拓得很好，只是有的内容平平，多了就显得不新鲜了，似应稍稍调节。<br/> 北京中国社科院文研所 唐弢<br/> ＊看到副刊所载《又是月季芬芳时》（见六月二十三日八版）一文，感到莫大的欣慰。因为邓颖超同志是我心中敬爱的老一辈革命家，冰心同志也是我从幼年以来崇敬的作家。<br/> 北京读者 肖 友<br/> ＊流沙河为小诗人刘梦琳的诗集写的序文《寄小诗友》（见六月一日八版），不足千字，却极耐寻味。充满哲理与诗意，并潜伏着作者对诗歌创作的思考。真希望一些著书立说者能请真正的行家里手作序，不要寻一些有知名度而无见地的人在你的书前涂一大篇令人生厌的墨迹。<br/> 宁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 李克强<br/> ＊六月十日贵报八版的错字实在不应该。（指《从“展”字说开去》一文中将《长江第一漂》的简称《漂》错为《飘》——编者）办报错个把字本不该苛求，人们对贵报上的明显错误，既惊讶又遗憾。<br/> 山西太原市政府 郭东江<br/> ＊六月二十五日，中央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一同志来电话指出：当日本版《森林没有眼泪》一文中：“今年三月底，云南省安宁县和玉溪市发生两起大面积森林火灾……”的时间有误，“今年”应为“去年”。在此，特向热心指出此误的同志致谢，并向读者致歉。 编 者
第8版(副刊)<br/>专栏：<br/><br/> 集体的“自杀” <br/> 谭延<br/> 如果承认鲁迅先生讲的：时间就是生命，浪费别人的时间无异于图财害命，这一极而言之的论述的话，那末，可否说，浪费自己的时间就是“自杀”了。<br/> 就每一个人来说，“生也有涯”，百年36000多日，能用来做有用事情的时间是有限的。据一位外国统计专家测定，一个人寿命60岁即21900天，他说，除去睡觉20年（7300天）、吃饭6年（2190天）以及穿衣梳洗、上下班、旅行、娱乐、生病、等待……之外，最后只剩下3205天即8年又285天做有用的事情。这个统计很有趣，也很精警！<br/> 进一步问我们拥有的这8年多的可以有所为的时间，是否充分用来创造物质财富或精神财富了呢？这宝贵的时间有多少虚掷于可开可不开（应说是可不开）的会，可讲可不讲（应说是可不讲）的话，可做可不做（应说是可不做）的事情了呢？<br/> 诸如搞形式主义，“文山会海”，走过场之类，有计划有组织地浪费时间，不是近于社会性的集体自杀吗？<br/> 一边珍爱着自己的肉体生命，孜孜于延年益寿的“养生之道”；一边又毫不吝惜地挥霍着自己和别人的与生命具有等量值的宝贵时间，这是随处可见的悲剧。<br/> 从一个民族来说，青年、少年、儿童代表着民族的未来，第二代、第三代……不断赓续着民族的生命。每个人一生中那8年零285天（每天以24小时计）可做有用之事的时间里，就包含着几分之一的在学校里读书的时间。人们在这段时间里能否确实受到良好的教育，关系着个人的一生，也影响到整个民族素质的改善以至国运民命的大局。如果忽视教育及其改革，不积极为发展教育事业、提高教育质量创造物质的和精神的条件，那远期的恶果，同样可以说是一个民族的变相自杀。比起“文革”内乱自相残杀来，其危害是更加潜在深远的。<br/> 吸烟，被认为慢性“自杀”，开始受到社会上的重视了。而无节制地浪费人们的有效劳动时间，忽视教育在振兴民族经济文化中的作用，这两种现象若任其发展，为害远远超过吸烟！因为它现在殃及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将来则祸延一代代子孙——整个民族的生命和机运，将会被扼于无形！<br/> 鲸鱼的集体自杀，也已经引起人们的重视和研究了。提请注意人类社会中的，或许众多当事人还不自觉的集体“自杀”行为——以上所说是：只要想一想就可以恍然的两个例子——该不是危言耸听吧。
第8版(副刊)<br/>专栏：<br/><br/> 煤海蛟龙 〔版画〕<br/> 侯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