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学作品)
专栏：
眼睛
方子残酷无情的炮火把一切都掠夺了她的眼睛变成无边无岸的黑夜她爬行 她抚摸只有坚硬的石头和土地是属于她的她不敢回忆昨天一个辉煌的夜晚一曲蓝色的多瑙河她真想再和他跳一回凝视那双比湖水还平静的眼睛可她的眼睛已经永久成为黑夜这是青春的黑夜这是战争的黑夜这是军人的黑夜她要让这个黑夜征服一切让子弹在黑夜里溶化让黑夜之手捏碎战争让黑夜之脚走进那片平静的湖
第5版(文学作品)
专栏：
永远怀念他
管桦
我在故乡田间的小路上漫步。路边茎叶上摇晃着的小小铃兰花，仿佛是向春风讲述她怎样在大地母怀里躲避风雪的袭击，就象诉说一个古老的故事。而她的那边，风正把麦田绿色的波浪送上天空。我凝望天涯，寻觅我的少年儿童时代，在日本侵略者横飞过兀鹰的机群下面，是荒芜的田亩。到处狼藉着家畜和死人尸骸，惶惶逃难的人群，依然是不可逃避的亡国奴的命运。于是，我的眼前浮现出1938年7月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冀东20万农民抗日大暴动。在故乡的每一条大路上，抗日民众脚下扬起的烟尘中，无数翻飞的旗帜下，滚滚不绝的巨浪一般的人流里，我看见他挺着魁梧强壮的腰身，圆方的脸泛着红光，腰带上挂着手枪，坐下的战马因为这威风凛凛的骑者而感到骄傲地嘶鸣。这就是冀东无数起义领导人中的一个，还乡河西岸享有盛名的鲍子菁。
为了迎接八路军第四纵队东进，冀热边特委于7月初在滦县北港、丰润县岩口、四户刘家营等地举行了暴动。在四户的暴动中，鲍子菁、王维新等一些教师，投笔从戎，参加了暴动队伍。在遵化铁厂与抗联司令员李运昌的队伍会合后，鲍子菁回师南下，包围了丰润县城。“保卫家乡保卫祖国！打进城去，消灭日本鬼子汉奸！”半空里发出他的动人而响亮的喊声。在烟尘中，抗日民众与日军和伪军交战。在炮火照耀的通红的城垣下，弹丸在尸堆中跳跃、乱撞，在血泊中咝咝发响，还乡河人、日军、伪军，刺、杀、砍！空手的农民也爬上了云梯。伟大的年代，伟大的地方，一种狂怒的挣断捆缚在中华民族身上枷锁的呐喊声，比自来所有过的声音更能打动还乡河母亲的心。最初还在观望的四乡青壮年，不断涌进攻城的队伍。从夜晚战斗到第二天上午10点，虽然早已打进城里，但还没有消灭最后的一股日军。一个同鲍子菁一样的无党派的爱国者、起义的领导之一张树畹战死了。鲍子菁并没有因为血满沟渠，因为被担架抬走的战友的死尸而哀伤，没有因为见到混杀带来的死亡感到绝望。敌人机关枪的扫射，排炮频频的轰击，并没有使他震惊。他的脸色苍白，沉默而又严肃，对于已经等待长久的拯救祖国危亡的行为，还能说些甚么呢？他相信将长期在腾腾杀气和狂欢中击败日寇。于是他命令部队撤出县城，转战在老庄子、新军屯、韩城一带。在北宁路边击溃伪警备队120多人，攻下王兰庄据点，缴获敌人的武器和军用物资。并派人带着他的亲笔信到胥各庄收缴巡警局伪商会100多支长短枪，同时，在蛮子营与日军展开激烈的战斗……
我向四处张望，今天已经看不见他们的遗迹，消失了波涛的轰响。碧空下如春风喂养着甘露的平原，南面的大海和北面浅蓝色的群山，被日出日落的光辉照耀着，我听着流进林荫的溪水声沉思，他怎样从一个乡村教师走上革命道路的？丰润县的党史工作者同志们的来访，使我收集起残留的微焰，点燃我的记忆。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时期，他组织民团扰乱封建军阀的阵地，迎接北伐军。接着，他做为国民党县党部的农民协会委员，在农村建立农民协会。他带领着农民汇集起来的浩荡人流，在故乡的路上呐喊着去向土豪劣绅清算血债。于是，鲍子菁的名字在还乡河两岸风快地传开了。他喜好文学和国画，写一笔雄劲的毛笔字。为求字的挥毫，为群众代写书信，春节送对联。可是当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他被国民党县政府通缉了，被迫到外县教书。风声过去，允许他回本县教书时，把他派到最贫穷最边远的戟门小学并由设在学校前院的警察派出所监视他。他团结了当地的一些上层人士，启发教育了伪警官从事革命活动。开始仅有30名学生，他循循善诱，教学有方。看到哪个学生缺课便登门补课，遇到风天雷雨，他总是护送外村的学生回家。有的学生经济上一时有困难，他用自己微薄并要养家的工资，给孩子买课本纸笔。他教学质量高，学生人数后来增到80多人。村里人敦促他请派老师来。新到的一个不到20岁的教师很快成为他的朋友。这就是现在已年逾古稀以散文旧体诗词书法闻名于世的作家陈大远。大远至今还常常怀念他的鲍三哥。汉奸殷汝耕宣布“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后的一个中秋夜晚，鲍子菁和陈大远载酒泛舟于戟门无际秋水之中，想到祖国的沦亡，举杯邀月，慷慨悲歌。他告诉大远说：“咱们正在招兵买马，很快就来个大暴动，汉奸的防共自治政府成立，咱们要打日本了。”
鲍子菁以他的宽厚善良勇敢和豪侠之气吸引着各阶层的人们，也吸引了许多共产党人。这些共产党人都成为他的知心朋友，到家见他老伴儿亲切地叫“三嫂子”。蓟县的县委书记李子光，根据斗争需要，还请他列席过党的小组会。因为他同情共产党，宣传共产党的主张，敌人监视他，同志们保护他。他在曹庄子教书时，他的十几岁的大儿子去看他，带去一篇自己写的描述地主逼租的作文。他给一个教师看过后，指着他的儿子向那教师得意地说：“将来可能成为一个普罗文学家。”背地里告诉他的儿子：“这个老师是专门监视我的，我是故意气他。”又指着一个身材高大穿长衫的人说：“这是你周广岐大叔，他掩护我。”他始终是农民忠诚的朋友。麦收时，他秘密组织穷苦农民深夜到那平日“不杀穷人没饭吃”的地主田里去偷麦子。这时候，他带着神秘的笑容向他的妻子说：“今天夜里，瞧好吧！让穷人也吃口白面馒头。”
但是，在他的生命途程中，也走过弯曲的路。1938年7月，举行武装抗日暴动以后，他与共事人发生矛盾，最后分裂。那已是国共第二次合作，保卫大武汉的时候，他便以国民党第×路军第七师师长名义单独抗日。但他仍派代表参加冀东共产党最高领导李运昌司令员、李楚离政委召开的军事会议，听从李运昌的命令把队伍开往平西整训。鲍子菁带领的部队约8000人，出发前被日军击溃了。他只身到天津避难。第二年李运昌司令员派人把他从天津接回冀东，开辟丰润南部抗日根据地。走过四五个月的弯路，使他懂得要抗日胜利，必需跟着共产党。他把他的一个14岁和一个18岁的儿子交给了共产党，送到八路军部队，把他组织起来的500多人的抗日武装交给一个老红军指挥。他受命专做统一战线工作，利用过去与上层人物接触的老关系，经常冒风险深入敌人据点里，宣传抗日，争取伪军反正。1941年秋天，八路军常胜部队派侦察排长杜绍勤到河务庄一带找鲍子菁。鲍子菁把老庄子、丰润县城、唐山等地的敌人情况作了详细介绍，使八路军大部队安全而又胜利地在老庄子一带游击。同时，鲍子菁又找到老庄子伪镇长、商务会长，为八路军部队准备了大批猪肉、大米，为部队改善生活。他不怕困难，蔑视危险，从据点里弄出2万支长短枪，武装了八路军。他经常深入敌穴联络敌伪人员的行动，被敌人发觉，日本鬼子悬赏捉拿鲍子菁。1943年冬的一天，他住在据点附近的王庄子时，拂晓前，老庄子据点的日军突然包围了村子。他还在炕上睡觉。他的老伴儿发现敌人进了院子，机灵地推醒他。他从容地穿上衣服，抓起手枪。这时窗前屋后和堂屋都已站满了敌人，他预料已不好突围，只有争取多杀几个敌人。于是，他迅速地开了屋门闪出去，一枪就打倒了站在屋门前的一个鬼子。然后出堂屋北门又把堵截在门前的鬼子打倒。敌人要活捉鲍子菁，房子上站着的日军伸下挠钩。他用力挣脱敌人的挠钩，朝北门跑去，边跑边打，到后墙边敌人少了，他奋力越墙跳到邻居家隐蔽起来，幸免于难。1944年春天，鲍子菁奉命到丰润县北部下水路参加一个军事会议时，巧遇他的老友陈大远同志，双方交谈中，提起这桩事，他指着自己额上留下的伤疤风趣地说：“看，这块伤疤就是敌人抓我时作的纪念啊！”这是两个老友最后的相聚。这年9月，日伪军开始大扫荡、鲍子菁带领他的警卫和勤杂人员，从滦县大佛坨一带火速转移，中午来到石各庄。饭后已下午两三点钟了。当他们正在休息时，来了情报：白官屯据点的敌人奔石各庄来了。鲍子菁估计敌人是由此路过，不会住下。因为石各庄遭敌人烧杀，连个完整房子都没留下。他决定隐蔽起来观察动静。近千名伪军在村西头上休息，用枪打水塘里的鸭子取乐。竟是如此的巧，一个伪军去搬玉黍秸喂牲口，发现了藏在里面的警卫员李全，李全跳出柴垛开枪打死伪军，伪军们听到枪声，一齐拥入村中搜查。顿时响起密集的枪声，警卫员和勤杂人员开始同敌人搏斗。鲍子菁在警卫员史万友等人掩护下，迅速往村北冲杀，当他接近一个坟圈子时，敌人的机关枪打伤了他的腿，他坐下身来，一面瞧着向他跑来的敌人，听着“交枪不杀”的喊叫声，一面烧毁皮囊里的文件，砸碎钢笔手表。接着，他把手枪对着自己的头，扣动枪机，倒在他那样深爱并为之战斗了一生的土地上了。他的枪是曾经击碎还乡河两岸黑夜的。
当伪治安军营长来到他跟前，知道他是鲍子菁时，突然哭起来了。他说他不知道围住的是鲍子菁。他说他曾经是这个被他杀死的人的学生。
他留下的妻子，一个象他一样坚强的女人，抱着怀里的小女儿，手领着略长些的两个女儿，过着战争的游击生活。全国解放后，共产党向他的妻子做了许多的说服工作，把他从女过庄墓地安葬在冀东革命烈士陵园的苍松翠柏之间。我怀念他，并不只是他把我和弟弟任朴交给了他所信赖的共产党，不只是党史工作者称颂的爱国民族英雄。我怀念他，因为我的所有的长处都是他给的，甚至我所从事的文学事业也要归功于他。我永远怀念他。
1987.6.24
第5版(文学作品)
专栏：
再去房山
雷加
18年前，我这个下放干部在京郊的房山县几个村子待了4年。今年故地重游，见到一些可喜变化，值得写下来。
吉羊
吉羊是个千户大村。现在到吉羊，旧街道、旧房子都不见了。村民委员会建了新楼，沥青马路不再扬起尘土，摊床上的苹果和蜜柑，显出这里的半城市化的风貌。
我急于寻找熟悉的事物。我脑子里留下来的强烈印象是劳动，我终于找到了劳动过的土地，我也找回了经过劳动深化了的纯朴的感情。
先去三队的场院。它仍耸立在那块高地上。也许不是高地，只是两边的深沟加深了这个印象。整个夏收我都在场院上度过。这里的烈日比别处辉煌，这里的雷阵雨也比别处富于诗意。我在这里结识了一位场头，他叫王富。他的形象使我难忘。在农民中间不乏这种人，仿佛一切聪明才智都集中在他的身上。他带领一班人打场，合力作战如同一位将军，这一切我都描写在小说《五月雨》里了。
我又去找棉花地，当年我在棉花地费工最多。那时每天早晨在地头上“叫齐”。①叫齐的地方今天已不可认了。单干时不需要叫齐，今天各方承包也不要叫齐了，好象叫齐变成了“农业学大寨”的象征：叫齐心不齐，大锅饭人人可吃。
我有时跪着耪地的地方又在哪里呢？
我记得那是在村边上，一片地瓜地。一串串地瓜蔓子，大叶子绿油油的。先把蔓子撂开，再把它下面的杂草除净。这需要蹲功。难道蹲着还要功夫？对的，不信试试看。我就没有蹲功，常常跪下去，因此省力些。我认识这块地，这块地也该认识我。但是这块地现在不再是耕地，而是一座工厂了。这几乎是个奇迹，在这里又遇到一位年轻企业家更是我意想不到的。
这还得从建厂说起。建厂前的班子是村建筑队。这个建筑队也是颇有名的。1985年接受了建11万伏变电站的任务，构件（盖板）制品他们和燕山石油化学公司订了合同。前一个星期他们联系过，构件没货。不但没货，又没准信。这可是重点工程，他们不得不组成一个班子专门催货，一个礼拜催了五次，这也没用。这正说明兴起了一阵建筑热，整个构件缺货。“燕山”没有，别处也没有。七个月的工期因此耽误了一个月。建筑队在困难中，难道还得不到一点启示吗？他们想，全市构件紧缺，咱们有原料，又不缺技术力量，为什么不可以……
正巧有个水泥制品厂要转产，四条生产线已兑出三条，剩下一条作价20万元。建筑队要想买下来，手无现款可有砖，因大队有砖场。他们想用砖顶，为此跑了11次，对方一会说行，一会又说不行。最后说：“谁都知道，你们吉羊没钱，不好打交道……”谈判到最后，对半付款，就是一半给砖，一半给现钱。他们连夜筹款，马上付款，又马上拉设备，真是急如星火。
那是1985年的7月份，下午8点“老爷”②刚落，又下起大雨，他们开去二十吨吊车，又开去好几辆汽车。厂里人说：“没见过这么大雨，还来装车……”这一夜，雨声加上吆喝声，车灯象探照灯，黑洞洞的人影干了一夜，生产线加上模具，200来吨，一晚上就拉光了。
设备拉在我过去耪地的地方，它叫王家疙瘩，原来有个大车店。它在公路上，公路又一直通到琉璃河，谁都知道琉璃河有个大水泥厂。新建的小水泥制品厂，占地30亩（包括一个小农业队），计划60天投产，平地一声雷，果真60天投产了。
领导这个建筑队又突击建厂的是谁呢？他叫郑树森，今年30岁。我下放的时候，他才15岁。现在他坐在我对面，穿着带铜扣的黄涤卡工作服。他规定工人上班都穿工作服。他说有了整齐的队伍，才会有质量划一的产品。会议室墙上那些企业管理的表报，画出了一条条成长的道路。由农民变成企业家看来并不难，但需要独创的实践精神。
质量划一并非凭空而来，投产后一个月，这位厂长就遇见一场考验。全市质量检查总站来人，检查的结果：全不合格。批评他们盲目生产，勒令停产整顿。来的人说：“社队企业这么大胆，你们知道这些盖板用在哪里？楼房塌了架砸死人负得了责吗？”郑树森还记得自己当时说过的话：“得啦！你歇口气，别再说啦！你越说越生气，不是？这都怨我，我年轻没经验，我保证今后……”接着他斩钉截铁地说：“你看好不好，我一个月把质量搞上去，上不去我这厂不开啦！”
这一个月他们生产了260块圆孔板。这一回块块量，块块验，长短、宽窄、压力，各种规格不差分毫。检查总站不仅批准正式生产，还介绍公司的老师傅前来指导，表示支持他们。
现在全厂190人，每天生产200块圆孔板。产品自销，占全房山构件生产的70％。最近房山区开展第二次腾飞活动，他们仍念念不忘质量，也掀起第二次质量大检查。
厂内两个关键人物我都看到了。一个是女管理员史淑平，别人叫她“死扣”，按材料单办事，物尽其用，一丝不苟。另一个是守卫张春旭，他一个人代表了保卫科，产品质量要求划一，他也要求工人干部遵守纪律，无一例外。
郑树森这个新生的年轻企业家，他的管理经验不断成熟，并愿他的经验不断推广。
石楼
石楼离房山县城最近。它也靠近“燕山石化公司”，有一条铁路包围着。它又是乡政府所在地，有时要走在前面，象是排头兵。
这个村土地肥沃，本是个鱼米之乡；但是1963年底结算时，帐面上仅余八分钱，要是说一年工分只值八分邮资，那么多数人只好盖上欠资邮戳了。
他们过去走了一段漫长的路。“四清”时，一个转业军人正好回来，就和生产队长一起号召打井，当时没有机井，只打砖井，打了一眼又一眼，1965年粮食猛增，每亩到了806斤，居然过了“长江”。他们是全县唯一跨长江的大队。他们又用超产交粮所得的奖励布票，折合起来正好还清国家贷款。不幸，“文革”中这一条构成队长罪状，说他克扣社员布票，卖了粮不给社员穿布，跟着产量也年年下降。“农业学大寨”喊得震天响，地里却打不下粮食。直到1971年才逐渐回升，1974年亩产又增到1104斤。
承包制在这里，有它自己的路标。
他们每人分到五分口粮田。上有集体的农业机械，下有个人的田间管理，今天证实这五分口粮田完全保证了社员的口粮。但是，接着又包下去每人半亩责任田，这些地一包，土地就分光了。土地一光，生产队不存在了，大车也没用了。有人主张64辆大车随着土地一起处理。一场大辩论也爆发了。集体有猪场和鸡场，他们的饲料地需要大车。砖厂是全村的骨干企业，也需要大车。这是集体和个人之争，结果集体保住了大车。至于责任田，一年干下来，效果并不理想。因为家家有了口粮，家家又在企业里干活，谁也不稀罕那份责任田。现在准备收回责任田，改为小型农场。这可能是既解放劳动力又求得最大效益的好办法。
他们因此懂得路子要试探着走，要因地制宜。如果不掂轻重，闹不好也会翻船的。
他们顶过风。1984年刮过一阵盖楼房建新村风，他们给顶住了。回想那时，可有意思呢——
甲说（传达上级的声音）：“你们，原来准备好的柁和檩，该卖的卖，再别想盖平房啦！想翻旧房的，没有房基地的，今后也一律不批。要批就是楼房。”乙说（群众的声音）：“八成是好事。可怎么不先跟群众商量商量。”
甲又说：“好事还用商量？这不是来了规划员，画好图纸就干。10年到15年，全村楼房化。”
乙又说：“依你说，有条件的盖，没条件的也盖。村大的盖，村小的也盖。全得楼房化，是不是？我看，石楼村1000多户，别说10年，20年也拆不完，盖不起。”
又一个乙说：“这话也对。社员盖几间房，多不容易。谁家不是前三年后二年，前后继续五年。前三年攒钱买石料，砖瓦石片，后二年是堵饥荒。这么说，没有房住的不让盖，有条件想宽绰一下翻新的，又不行。想必来个一律不准。”
另一个乙又说：“下边挡不住有骂娘的。就说那一家人，一个是‘坐着喘’，老婆子也60多岁，儿子又坐轮椅，将来他们怎么上楼？”
这时有三个村干部，站在村边大道拐弯的地方。
一个说：“瞭见了吧！要盖楼房从这往南推，挨着谁，就拆谁的。”
第二个说：“第一户是王振家，不到十户就轮到你。”
头一个说：“轮到我，我就拆。”
第二个又说：“你这可是去年新盖的房，一溜七间新房。”
头一个仍然说：“党委决定，大队同意，该拆就拆。”
第三个一直没有发言，这时他说：“你们俩这样，年轻人更没问题啦！可你们俩代表不了群众。你们俩有条件，我可盖不起。我也刚盖的平房。叫我拆平房盖楼房，我盖不起。你们非要拆我那房，房里那些东西，你们尽管往当院扔，往当街扔。我没地方住不要紧，搭个窝棚就行。这不，我盖不起，也不违抗命令……”
这件事把石楼村托在浪尖上；可是，什么也没有发生，平平安安过来了。
不管怎么说，石楼村的企业发展，却是一直在稳步前进。
如今又建了新砖厂。新砖厂如果有25年寿命的话，它和东西两片企业群，会把石楼村带进新的世纪里去。
我参观了正在兴建的新砖厂。新的烟囱，新的厂房。拖拉机和吊车，一片吼声。建老窑的人，又在新工地上大显身手。最后几孔窑正在封顶，窑顶上不少白瓷碗碎片，这些碎片是用来填补拱顶砖缝的。它们由瓷厂5元一车拉来，看来没有用完，它们在阳光下闪出一片快乐的亮光。
注：①农民把集合叫“叫齐”。
②农民称太阳叫“老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