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6月8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纵横谈

说变
陈宝云
有人曾将赵瓯北一首论诗绝句的最后一句“各领风骚数百年”,翻改为“各领风骚三五年”,以此来形容中国的当代文坛。后来,又有人将它进一步翻改为“各领风骚三五天”。对于这类翻改,开初,我只觉得俏皮,好笑。后来,才渐渐悟得,这看似笑话的翻改里面,却也包含着一些严肃而又实在的东西。
不论是“各领风骚三五年”还是“各领风骚三五天”,大概包含着两个意思:一是文坛变化得勤而快;二是群山起伏而不见高峰。由“三五年”而“三五天”,则说明变化的周期在缩短,变化的频率在加快。这些,不正是当代中国文坛的现实吗?
拿诗歌来说吧。有人说,十年已经有了三代,又有人宣布自己是第五代诗人。十年三代已经够快的了,十年五代,那简直要比从人们眼前一晃而过的“走马灯”还要迅捷。小说变化之快,也有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之感。一忽儿是现实主义力作领衔,一忽儿是“意识流”带班,一忽儿是“黑色幽默”掀热潮,一忽儿又是“感觉主义”卷狂澜。变,日新月异的变,你追我赶的变,这就是中国当代文坛的一大特点。
对于这种变,似可作两点分析。从积极方面说,它既说明文坛的人才如雨后春笋,竞相涌现,说明作家的你追我赶,各不相让,也说明作家艺术家们的强烈求新意识。新中国的文坛,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人才济济,也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五颜六色,丰富多姿。这是令人十分欣喜的。然而在欣喜之余,却又不能不使人有所忧虑。
有人说,创新就意味着变。又有人说,文学创造的本质就是变。这些话都有道理。不变,老是一个模式,一副面孔,一种腔调,一种手法,还谈得上什么创新呢!但变有不同的变。有的是博采众长而独出机杼的变。这种变,既不重复自己,也不蹈袭他人。他们象蜜蜂采花酿蜜一样,采的是花,酿的是蜜。蜜虽然和花有联系,但已经是和花不同的另一种东西了。当代中国的文坛,还有另一种变。这就是随人而变,随风而变,随潮而变,即所谓“时髦文学”。这两种变,虽然都是变,其性质则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是我化他人,后者则是他人化我。我化他人,以我为主;他人化我,以人为主。而以人为主,作者已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了,又还谈得上什么创新呢!就这两种变的结果而言,也是很不相同的。“时髦文学”是暂时的,它随风随潮而来,自然也要随风随潮而去的。只有博采众长、独出机杼的文学,只有心灵结出的果实,才是永恒的。令人遗憾的是,这两种不同的变,文坛上却常常有人将它们混为一谈,将某些“时髦文学”也奉为“创新之作”。有的甚至将个别“吃牛肉长牛肉”式的作品也吹捧为不可多得的创新之作。这种混淆与吹捧的结果,不但没有排除“时髦文学”的干扰,反而推波助澜,助长其进一步的发展。是所以忧虑者一。
从消极方面看,文坛的多变,不仅有“时髦文学”的干扰,也还表现了文坛的浮躁。换句话说,文坛的多变正是文坛的浮躁的表现。这种浮躁,在借鉴外国上,表现为饥不择食和生吞活剥;在对待生活上,表现为浮光掠影;在思想上,表现为浅尝辄止;在创作上,则表现为急功近利。浮躁使文坛出现了大量的浅薄之作。是所以忧虑者二。
因此,我认为要使我们的文学迅速而健康地发展,不但要排除“时髦文学”的干扰,更需要克服文坛的浮躁病。
写到这里,使我想起了一本谈法国大雕塑家罗丹的小书。这本小书说,罗丹未曾立志培植出大树来,他只是将种子“埋在地心”。这种子便向下发展,“把根儿一一往下扎”,“等到根儿扎稳了”,就很容易地“从地面探出头来”。这样做自然需要花费许多许多时间。当他的朋友催促他的时候,他的回答是:“不用忙”。
罗丹的这个经验不是很耐人寻味、发人深省吗?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桃花湾在春天复苏
——评映泉的“桃花湾”系列小说
江岳
湖北作家映泉饱蘸一片乡情,发表了《桃花湾的娘儿们》、《桃花湾的女儿们》等几部关于桃花湾的系列中篇小说,写尽了他故乡鄂西山湾里妇女们的甜酸苦辣。读毕小说,掩卷沉思,那种对新时期山村女性命运的同情和关切不禁久久萦回在心头。
山清水秀的桃花湾,造就了一群如花似玉的
“娘儿们”,但却没有给她们如花似玉的命运。这里的原因是复杂的。物质的贫困、文化的匮乏、传统的束缚、现实的偏见以及自身的愚昧纠结成无形的重负,压得她们透不过气来。什么都残缺了,只剩下一副女人身和一点力争才能有的可怜的权利。她们象“叫化子”一样被侮辱、被损害、被歧视,却只能把眼泪往肚里咽,身在悲中,竟不知何为悲,精神处于麻木状态。此时此刻,一位年轻的大学生将变革的春风带进山湾,头顶掠过闪电,炸响春雷,“娘儿们”一下子从无边的梦魇中惊醒过来,开始从外部压力下的屈从和扭曲转向对主体价值的发掘和张扬,一个个都象个人样了。作者正是从这里楔入他的笔锋,为变革时期的山村妇女造像,呼唤两个文明的建设,从而触及到时代的一根敏感的神经。
恩格斯在谈到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时,曾以肯定的口吻说:“他第一个表明了这样的思想: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今天,桃花湾一群妇女的人生轨迹依然是我们时代变革进程的可靠验证。映泉的小说细腻地展示了她们为发展山区商品经济所经历的艰难曲折,通过梁厚氏和春桃这两个颇有光彩的形象,歌颂了科学文化摧毁封建樊篱,造物造心的伟大力量。小说描绘了这样的画面:风雨中,桃花湾的妇女在咆哮的桃花河里放排,“山谷里响着女人们尖尖的然而却是庄重有力的呐喊声”。这象征着她们觉醒了的解放意识和在历史天平上陡增的份量。桃花湾的女人走出家庭,直接与社会生产体系发生联系,战胜来自传统和现实以及自身积习的种种挑战而自强不息,于是,便有了妇女权利的一步步扩大。桃花湾娘儿们的崛起无疑显示了历史向更高的文明程度迈进的大趋势。
变革意味着旧秩序的瓦解,新秩序的建立。新旧更迭之间,令人眼花缭乱,道德的困惑便接踵而来。一般地说金钱利欲本身无所谓善恶,抽象地看,它也是生产发展、社会进步的杠杆,但一进入人的社会关系,其来龙去脉,就镌刻下道德的印痕。熊大魁不干不净地大把捞钱,竟堂而皇之,无人去论是非;桃花湾的妇女,为办厂筹钱,历经磨难,流了那么多眼泪,竟招致来自各方的不明不白的玷污。她们在爱情婚姻问题上经历了那么多的不道德待遇,却无人给予真正的关心,一旦她们起身追求自己应得的爱情时,就有“风刀霜剑严相逼”。道德的背后往往藏有非道德的残酷力量。但作家的笔却竭力将生活拉向正轨,让道德评判的重心偏向历史车轮向前的运动。
历史和道德的评判只有渗透到审美的评判中,才具有艺术欣赏的价值。映泉在他的小说中艺术地再现了桃花湾人具体的生活历程和情感历程,摒弃了贴理念标签的简单模式。在桃花湾的土地上,美丑对应,相辅相成。梁厚氏与方达明,双喜与熊大魁,春桃与菊香等结成了纠葛重重又泾渭分明的对子,在强烈的性格反差中,一幕幕有声有色的戏剧性冲突徐徐展开,美丑褒贬也自然地寓于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在美丑之间,作者没有忽略中间物
“不美”因素的介入,努力写出人的生活、情感、性格细微落差和丰富层次。桃花湾的女性在朦胧中起步。她们向过去告别,过去还残留在心底;向明天进发,明天还只能眺望。于是,昔日的“美”失去光泽,新生的美还只能借助丑的外衣登台,她们的行为在许多方面都打上了“不美”的印记。对改革者的爱戴中,挟杂着对“包青天”的崇敬,但那毕竟超越了对“南霸天”的顺从;对美好婚姻的憧憬中,挟杂着对“文明”的依附,但那毕竟超越了对“愚昧”的依附;为了争取更多的权利,采取了自戕自贱的蛮力,但那毕竟超越了忍辱负重的麻木;为了追求更高的幸福,竟自觉选择了牺牲的痛苦,但那毕竟超越了自欺欺人的欢乐。桃花湾变革生活组成了一幅历史的新彩图。
当桃花湾的女性用复苏的青春呼唤她们应有的尊严和价值,焦灼地扑向新的天地时,生活的常规常态一下子被打乱,动荡与裂变纷沓而来。于是,面对人的七情六欲所生发的种种偶然性、特殊性、个别性构成的复杂世相,已往的政治说教,既定的道德规范由于不能适应改革所带来的变化、进而提供完整的答案而显得软弱不够用了。谁曾料到,一个向来不引人注意的小山湾居然维系着一顶顶“乌纱帽”的升迁;春桃办厂,自身筹办资金,居然获得了成功;“福旦儿”与小篾匠幽会,被人拿双也“没事儿似的”,得到是同情和祝福;熊大魁干了那么多丑事,警察无法干预,双喜为众人谋福利,却要逃避追捕,铤而走险。更奇特的是,警察明明是要抓他,最后反要成全他……然而,这一切又是那么合情合理。在这里,意想不到的复杂和可以理解的单纯合而为一,生活的逻辑与艺术创造的逻辑合而为一。
这幅图画笼罩着一层悲剧的阴影。历史的进步总是以某些个体的牺牲为代价,因此,悲剧不可避免。从福旦儿所遭受的非人的身心摧残到丧夫别子的桂花悲惨的死,以及那些被玩弄损害后的女性的痴情和惨笑,使我们感受到偏远山区特有的凝滞和酸辛。而春桃这个颇有光彩的女性的悲剧,则更耐人寻味。她的出生就带着浓重的阴影,这阴影一直伴随着她。在爱情和婚姻上经历了过多的不幸,最终仍不能爱其所爱,作出了崇高的牺牲。“那双眼睛,含着哀怨,含着期待”,由于那无法超越的差别,最后的满足远远没有到来。但是,这悲剧毕竟是在追求更高幸福的阶梯上产生的,远比那麻木地承受外力强加的痛苦高一个层次。悲与悲有所不同,其中蕴藏的是时代和人生向前递进的信息。
映泉小说的整个基调又是乐观的,不乏喜剧的轻松。梁厚氏这个年轻的改革者之所以充满女性的信念;春桃这个黄毛丫头之所以敢说“我倒要看看,究竟是我红事赢,还是他白事赢”,是因为改革不是哪一个英雄一时的小聪明,而是整个时代的潮流,我们党的伟大召唤。威风一时的反对者,不是很快戴上了丑角的滑稽面具吗?桃花湾娘儿们的命运毕竟一天天好了起来,她们的微笑中尽管挟杂着苦涩,但比往昔那点廉价的“穷快活”,却又高了一个层次。作为桃花湾“娘儿们”光明前程的热情歌者,作家在艰难世事的描绘中,没有忘记将彩霞般的旗帜高扬。他坚信,变革不可逆转,那些善良、勤劳、美丽、聪慧的女性是会有好命运的,随着她们不断将陈旧的生活形式送进坟墓,必将走向春光明媚的未来。这不是传统戏曲“大团圆”模式的套用,而是对历史脉搏的真切感应。桃花湾变革的春天是迷人的,虽然她在复苏万物的同时也使蚊蝇杂草滋生,但人们还是没有理由拒绝她,那毕竟是一个播种新的希望,孕育新的超越的黄金季节。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生活的太阳在闪光
——雁北地区三位文学新人的新作读后
苏华
晋西北黄土高原上的青年作者钟道新、吕新、钟铧,分别以其刊发在《火花》今年4月号上的小说新作《经济风云》、《白色山谷》、《这弯弯的倒流水》引起人们的关注。
这三篇小说虽然题材各异,内容、人物也迥然不同,但这三位围着生活的太阳而旋转的文学新人,却以对生活的强烈感受和对现实的敏锐感觉,从充满高度政治热情和历史使命感的改革大潮中,引发出一些深层的思考。这是生活给予他们的创作源泉,是改革的深化给予他们的巨大鼓舞,是他们不离开生活,真实、速捷、艺术地反映生活的创作思想的具体体现。
在这三篇小说中,紧贴现实生活,魂系我们的改革大业,在时代潮头冲浪的,当属钟道新的《经济风云》。这是一篇刮着对外金融债券、股票、股份、投资、股东、经纪人以及在改革中出现的一些积弊等多向交流旋风的辐射性小说。它以几乎近似纪实的艺术风格(但应指出,这不是纪实性的报告文学),再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特定的视角场景,展示了在金融这个现代经济的神经中枢所输出的思想观念,工作、生活方式,勃勃向上的精神风貌和对现实生活积弊的忧虑,塑造了一个活跃在新技术革命的浪潮中年轻企业家的文学形象。主人公童泯可以说是一个李向南式的人物。正当李向南大刀阔斧地改革的时候,他却在课堂里学习。而当李向南改革受挫,只好暂时呆在京都书写“陈情表”、搞二线调研工作的时候,他倒有幸成了全中国没有多少人能搞得懂的“对外债券专家”。虽然他不是雄踞一方的实权人物,自己的理想、抱负,干一番“肯定比现在好”的事业的计划都得受制于上司,但他代表着埋头苦干,不出头露面,没赫赫功名的改革中坚。这是作者站在生活的根基,对社会变革深层内容以高度敏感,有胆有识地挣脱某些改革者文学只写领头雁的凝固、板滞模式的一种扩展。另外,童泯还和作品中的陈平、罗征南一起,成为知青返城后生活、工作、思想、心态亮相于人,暴光于外界的最早群体。单就这两方面的意义讲,《经济风云》的创作也是成功的。
在《白色山谷》以前,吕新只在《山西文学》和地市一级的刊物上发表过两、三个短篇。他的作品虽然特点突出,但是缺陷也相当明显。最让人感到牵扰的便是作品中寄寓着的那种深沉的社会内容都被晦涩、难懂、生硬的表现手法所笼罩起来了。经过一段时间的思索之后,吕新的创作思想和表现手法有了显著的改观。他扬其所长,弃其所短,作品的内涵容量加重了,作品的可读性增强了。《白色山谷》便是他从一年前那篇写得让人费解、让人猜谜的《幽幽的湖》前进的第一步。身为塞上高原之子的吕新,那黄的真黄,绿的真绿,白的真白,没有灰色区域过渡的大自然景致,给了他一个古朴、深沉、冷峻的艺术氛围;纯净的大自然之美,给了他一个净化人生、净化社会的美丽心灵。《白色山谷》在结构和内容的组合上都是双轨型的。它一方面揭示新老两代人在价值观念方面的不同,另一方面又寄寓善与恶命运不同的主旨。他在作品中通过儿子与父亲的背向,人与狼的矛盾和斗争,留给了读者思考和咀嚼回味的空白。
钟铧的《这弯弯的倒流水》是这三篇小说中篇幅最短、容量最大的一篇,也是其中最耐人寻味、最富有艺术表现力的一篇。不是有介绍她的文章附后,真让人难以相信这是出自一个只有20多岁且刚刚开始试笔的农村女作者之手。这篇3000多字的小说,用散文化的艺术笔法,勾绘了三代四个女性的形象,写下了与封建伦理家族的诀别书和社会变革的历史一页。读过这篇小说的人都不会否认,它在头绪纷繁的家庭官司里和飘忽不定、有点神秘莫测的人物剪影中所蕴含的思索、批判、搏斗、反抗的巨大张力,和它那显而易见的企求摆脱精神磨难,向往美好生活,获得新生的象征涵义。而这一切,都是通过作者在一开头就向读者交待了的那条“弯弯曲曲的由东至西倒流水的小河”而显现的。象征寓意构成了《这弯弯的倒流水》的最显著的特征。不论是“奶奶那两只如同麻雀一样鼓凸的眼”,“那两只象玻璃球一样发青的眼珠”,还是“寸草间那条又粗又大的花蛇”;不论是村旁那条冲走了妈妈、姑姑、败了奶奶所留恋的那种“风水”的由东至西倒流水的小河,还是“天那边有一座迷人的山”,都寓托着作者的想象、愿望和感情,表达了作者对封建卫道士和守旧势力的恐惧和悟察。就象长城象征我们伟大祖国,长江象征我们中华民族的摇篮一样,“这弯弯的倒流水”象征着对封建伦理道德的叛逆骚动。作者最后的设问“天那边有座迷人的山吗”?读者不难理解这“迷人的山”的象征意义。
这三位小说作者在作品中都有意无意地追求着一种“淡化情节”之美。当然,他们的淡化情节并不是没有情节,他们追求淡化情节之美也不是盲目效仿,为趋时务新而趋时务新,以至于让人看不懂,而是为了强化人物的心理现实和思辩性,扩大其作品内涵的抒情性。这种表现手段的淡化正是为了作品主题的强化。
应当说,这三篇小说是他们创作上的一个良好趋势。但如何在纪实风格和表意特点的结合上,在作品主题的普遍意义和人物形象的典型化的开掘上,在情节的展开和表现手法多样化等诸多方面,这三位青年作者还有一段超越自我的艰难跋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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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常见与变易之间
——谈薛尔康的散文
楼肇明
近年来,一批行将步入中年的散文作家,在全国各地不畏寂寞地默默耕耘着,孜孜以求地探索着。江苏作家薛尔康起步文坛时写诗,1980年写散文,至今已有四个集子出版了。我读到的是《初雾》、《留恋果》、《花街》三集,及一些散见的篇章。扑面而来的第一个感受是,我仿佛看到了80年代以来散文发展轨迹的律动,即由常见到变易的律动。
薛尔康涉笔甚广,若从题材、手法着眼,他的散文作品可勉强归纳为两个类型下的互相交叉、重叠渗透的四个层次。侧重言志抒情型:直接汲取自身的生活经历,保存浓郁的生活气息,如《母子》、《卖苦草》;将生活经验升华后外化为花草树木、山石流水、溶我为物,物我一体,或把“全部人生体验”浓缩为一段小小的旅程,缩大为小,小中见大。侧重记叙抒情型:一是家乡无锡太湖地理流域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的礼赞,一是游踪所至,尤其是西南边陲,西双版纳少数民族风光风习的讴歌。题材的界域一近一远,一熟悉一陌生,却在共同的审美意识的追求上达到了和谐。若不算艺术的话,这两个类型四个层次的作品,如同许多作家的全部作品那样是参差不齐的,这原本就不足怪,重要的是薛尔康在各个层次上均致力于“反常之理”和变易之美的发现和把握,从创造主体的角度加以概括,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创造主体强者人格的追求,散文观念中文化意识的强化和散文艺术表现形式上的出新。
文学中强者形象的出现,一个直接的原因与十年动乱有关,是对苦难历史反思和自我剖析进行双向交流的结果。薛尔康不疲倦地讴歌打不败、摧不垮的人格精神,向往强健的生命力,他写九死而复生的
“磐石的骄子”、“海魂山灵的结晶”(《长生草》),写“大水冲击、沙土尽去,唯巨石岿然挺立”的“大山的骨架”(《雁荡石》),写“一路翻崖落石”、“苦苦觅路”、“奔流到海不复回”一滴泉的煊赫事业(《一滴泉》),写外表柔弱羞怯,袅袅若文弱女子的含羞草,“却是对外界险恶环境条件的一种适应。”(《含羞草》)总之,日常易见的铮铮铁骨,火烧不垮的是强者形象;不易觉察的化为绕指柔的韧性也是强者的品格。而且,这看似柔和却拥有强健生命力的韧性,正是作家所特别倾心的强者品格的变易之美,在其生命价值层次的追求上,则表现为不计成败得失,视跋涉过程为奋斗价值的倾向。
薛尔康散文创作中变易的第二个方面,是他自觉加以贯注其中的文化意识。这也与散文价值观念的变化有关。在这位作家的家乡——无锡、苏州一带,是我国明清以来人文荟萃的地方,是我们这个民族在文化创造上的最光辉的篇章之一。薛尔康乡土题材散文中的文化意识,大多与炽热的爱国主义思想联系在一起,乡土和祖国是同一历史时空实体的不同名称而已。《大运河从我的窗口流过》,即是他一篇文情并茂的代表作。而他另一类文化意识的散文,即西双版纳之行的许多篇章,似乎更侧重审美观念的思考,以传达新的审美信息为其宗旨,美学论辩的色彩颇为浓厚。《美哉,筒裙》和《水的女儿》两篇,不仅在他自己的同类作品中最为出色,且与其它作家笔下充满地域情调的以傣族人民的生活习俗为题材的作品,在艺术风格上截然有别。作家沿着把握民族性格的思路入手,把事物放在人类历史的宏观世界中加以考察,进而深入研究一个民族的风俗何以能垂之久远,尤其在现代物质文明的冲击下依然葆其璀璨光华。薛尔康的这一类散文,写在某些作品之前,也发表在“寻根文学”的兴起之前,说他得文学思潮的风气之先,可能有些夸大其辞,但他不矜奇炫异,不是为了卖弄见多识广,而是为了增强散文作为美文,而强化其“文化内容”,强化审美内涵的努力,这就有可能达到始料所未及的结果,且是散文干预人们的审美意识的正常职能了。
薛尔康的散文创作,他创作中的“本国文化精神”,他对广义上的江南地区的文学、绘画、戏曲、工艺、园林艺术中无比丰厚的美学遗产的发掘,还处在点光片羽的起步阶段,他对散文艺术形式的美学思考,不乏真知灼见,却比较零散。这,多少限制着他在散文艺术形式上的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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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民间文学座谈会
《民间文学论坛》编辑部最近在北京举行座谈会,近百名从事民间文艺学、民族学、社会学、文学理论研究的专家、学者出席。
与会者认为,我国的民间文化资源丰富,底蕴深厚,凝结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智慧与文明。民间文化的研究,对深入了解我们民族的性格,提高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应该予以足够的重视。五年来,《民间文学论坛》以弘扬民间文化为宗旨,推出了一批颇有见地的论文,在神话学、史诗学、原始文化等研究领域取得了新的进展。 (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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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黄宾虹学术讨论会
黄宾虹研究会最近在安徽歙县召开学术讨论会。与会者力图对黄宾虹的艺术遗产抱以既要“进得去”,又要“出得来”的宗旨,研究了如何发扬黄宾虹艺术的传统、进一步发展山水画等问题。会议推选赖少其为会长。与会者提供的论文和画作将收入第二期《黄宾虹研究论文集》。 (克 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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