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政治·法律·社会)
专栏：
坚持不懈地纠正党内不正之风
钟继文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搞活，是正确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不可须臾分离的两个基本点。要保证和促进这两个基本点的深入和深化，继续坚持不懈地纠正党内不正之风，是不容忽视的重要环节。因此，正确认识和解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纠正党内不正之风的关系，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刹歪风、正党风是一项长期的任务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与端正党风、纠正不正之风在根本上是一致的。有的同志把二者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这显然是错误的。党中央明确指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严格限于党内，主要在政治思想领域进行，着重解决根本政治方向和政治原则问题，就全党而言，必须搞好正面教育，其目的就在于维护和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两个基本点。这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必须深入、健康、持久地进行下去。而端正党风、纠正不正之风则是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改善党的领导的一项经常性工作，它贯穿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对于促进改革开放的健康发展，保证社会主义方向，有重大的作用，务必“一要坚决，二要持久”地抓下去。这二者都关系到党的前途和命运，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兴衰成败；但二者又有区别，既不能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来代替纠正党内不正之风，把二者等同起来，也不能因为强调纠正党内不正之风，忽视或放松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坚决反对，对党内不正之风要坚决纠正。二者要协调进行，互相促进，不能顾此失彼。
几年来，经过全党的努力，查处了一批违法乱纪的大案要案，着重纠正了以权谋私和严重官僚主义以及由此产生出来的各种歪风邪气，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有力地促进了改革、开放、搞活的顺利进行。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党内不正之风在一些地区和部门还没有很好地解决。以权谋私的思想作风，不负责任的严重官僚主义以及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倾向依然存在；一度已经刹住的用公款请客送礼、大吃大喝、铺张浪费、弄虚作假等不良现象在一些地方和单位又有回潮；人事干部工作中，不按照四化标准选拔使用干部，任人唯亲，搞团团伙伙的情况还很严重。这些歪风邪气，严重地腐蚀党的肌体，损害党群、干群关系，瓦解党的战斗力，涣散人们的思想，直接干扰和破坏改革、开放、搞活总方针、总政策的贯彻落实。实践表明，刹歪风、正党风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我们不能因为深入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掩盖甚至否认党风上存在的问题，更不允许借口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而放松端正党风、纠正不正之风的工作。
党内不正之风为什么“纠而复生”？党内不正之风的存在，有其历史和社会的根源。封建社会残留下来的剥削阶级思想影响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是长期存在的，如不警惕和防范，就会象瘟疫一样蔓延，危害党的肌体。在这种情况下，执政党的每个党员，更应该增强反腐拒变的能力，经受各种严峻的考验。在党没有取得政权以前，我们是在白色恐怖环境下工作的，绝大多数党员经受住了苦乐、生死的考验。我们党执政以后，党的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很多党员负有一定的责任，掌握一定的权力，虽然大多数能够珍惜人民赋予的权力，“俯首甘为孺子牛”，但也有少数党员党性不纯，经不起和平环境的考验，忘记了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和为之奋斗的信念，政治上堕落，思想上蜕化，道德上败坏，过不了“权力关”、“金钱关”。特别是在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新形势下，某些意志薄弱、个人主义思想严重的人，经不起糖衣炮弹的袭击，一切向钱看，受贿索贿，贪赃枉法，成为资产阶级的俘虏。所有这些都说明，“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在改革开放的新环境、新条件下，加强执政党的党风建设，研究和解决党员思想作风上的问题，把拒腐蚀寓于建设和改革之中，保持共产党人的纯洁性，是决不能忽视或放松的大问题。
巩固和发展全党抓党风的好形势
要使广大党员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动摇党性原则，必须不断提高广大党员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和党性觉悟。党员党性觉悟的高低，决定党风的好坏，决定党组织的战斗力。所以说，加强党性教育，提高党员素质，是治党之本。邓小平同志反复指出：要在全党和全社会进行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教育。这是加强党风建设的一条重要指导思想，也是消除党内不正之风的根本措施。当前党性教育不是搞不搞的问题，而是如何把治标与治本紧密结合起来，搞得生动活泼、富有成效，使教育不断深化的问题。要深化党性教育，就要紧紧围绕坚持两个基本点开展正面教育，有的放矢，对症下药，着眼点要始终放在提高全党贯彻执行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上。要深化党性教育，不能单纯地靠发指示、听汇报、作报告的办法来代替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要深入基层，了解党员的思想状况，研究党员思想作风方面的变化，采取有分析、讲特点、求实效的办法，扎扎实实地进行教育，克服那种空洞抽象、简单生硬的说教和蜻蜓点水、形式主义的做法。要深化党性教育，还要善于选择端正党风中的先进典型和重大案例进行宣传，增强感染力、说服力和启迪作用。
端正党风、纠正不正之风，要坚持从具体案件入手，抓紧查处大案要案，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当前，有些案件，特别是大案要案，情况复杂，有各种“关系网”、“保护层”，阻力大，困难多。面对这种情况，必须坚持原则，克服畏难情绪，敢于碰硬，不管涉及到谁，都不能回避矛盾“绕道走”；也不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为一些人的违法犯罪或严重违纪行为开脱。查处大案要案，是端正党风、纠正不正之风的重要内容，只有严肃认真地抓下去，才能清除危害党的肌体的隐患和由此产生的各种不正之风，促进党风和社会风气的进一步好转。
端正党风、纠正不正之风，进一步恢复、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保持党组织的生机活力，是新时期党风建设最紧迫的问题。全党抓党风，领导作表率，是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一条宝贵经验，应十分珍惜，继续发扬，千万不能丢掉。全党要排除各种干扰，不断提高端正党风的自觉性，巩固和发展全党抓党风的好形势。
总之，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端正党风，都是清除党内消极现象，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途径。那些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之所以在部分青年学生中产生影响，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市场，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利用党内的某些消极现象以及我们工作中的某些缺点和失误加以夸大，甚至无中生有，造谣诬蔑，进行挑拨和煽动借以攻击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妄图推行“全盘西化”的政治主张。端正党风、纠正不正之风的工作做得好，就能避免授人以柄，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散布谬误言论的市场就会缩小。坚持不懈地端正党风、纠正不正之风，就能不断促进改革开放的深入，极大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充分显示出来了，就能更好地克服那种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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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祸猛于虎！
去年道路交通事故死亡4.2万人，为刑事案件死亡人数3.1倍，为火灾死亡人数的15.6倍。正视现实，综合治理，减少事故，提高时速，势在必行
本报讯 记者苏宁报道：“1986年，我国道路交通事故死亡4.2万余人，为刑事案件死亡人数的3.1倍，火灾事故死亡人数的15.6倍，平均每天死亡110余人。难怪现在有人说‘车祸猛于虎’”。这就是公安部副部长俞雷同志日前向本报记者介绍情况时的一段开场白。
俞雷同志说：我国解放初期有机动车5.1万辆，道路总长度为8万多公里；1986年民用汽车（不包括军车、拖拉机和摩托车）发展到360多万辆，机动车增长了70.6倍，道路长度仅增长了11倍。我国道路本来就少，但是许多道路被占用于摆摊设点、堆物作业、停放车辆，更加剧了道路交通的紧张程度，致使道路拥挤堵塞，事故逐年上升。1986年全国城乡道路共发生交通事故近22.2万起，死伤18.6万多人，车物直接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经济补偿费12.4亿元。
与此同时，目前车速大幅度下降。据有关部门统计，国内大城市60年代机动车平均时速为25公里，70年代为20公里，目前已下降到15公里左右，大大降低了社会经济效益。至于因车辆受阻给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带来的困难，给国家经济建设带来的损失，更是难以估算。因此，广大群众反映行车难、乘车难、停车难、走路难的呼声很强烈，交通问题已成为影响国计民生，为广大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在回答记者关于“近几年城乡道路交通状况能否有明显的好转”这一问题时，俞雷同志说：1982年到1986年，我国民用汽车平均每年增长17.8％，今后几年车辆年增长速度按10％计算，到2000年，全国民用汽车将达到1367万辆，是1986年的3.8倍。再加上摩托车、拖拉机、自行车以及人口增长等因素，交通流量将大幅度增加。但是道路长度的增长幅度却难以与此相适应，据交通部门预测，到2000年只能由目前的96万公里增长到110万公里，增加14％。由此可见，交通流量的需要与道路承受能力之间的矛盾仍然会很突出。
那么，是不是我们目前对交通状况的好转就无可作为了呢？答案并不是这样。从北京、天津、上海、广州、广西等地的情况看，只要重视统筹规划，在道路建设、宣传教育、交通管理等几个方面进行综合治理，道路交通阻塞、秩序混乱、事故严重的局面是可以逐步改变的。例如天津市政府动员社会各方力量，加快城市道路建设步伐，综合运用法律、行政和经济手段严格管理，广泛开展交通安全宣传，取得了明显成效。去年全市交通事故死亡人数比前年下降6.5％，全市主要交通干线行车平均时速，由1982年的17.9公里，提高到19.7公里。
由此可见，在我国目前城乡道路状况短时期内不可能得到根本改善的情况下，对交通安全工作进行综合治理就成为一项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措施。这就要求各级地方政府加强领导，把道路建设纳入城乡建设总体规划，有计划地修建一批快速公路、地下铁道、立体交叉桥等，对现有道路进行扩建改造，打通堵头、卡口，提高其通行能力；健全交通法规，加强交通安全宣传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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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实际 形式多样 因人施教
空军正面教育深入开展
据新华社北京6月5日电 （通讯员周善才、记者蔡善武）空军部队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正面教育中，采取多种形式，因人施教，促进了教育的深入开展。
空军党委在教育刚开始时就强调指出，要把教育搞活、搞扎实，并要求军以上单位在不同类型的部队搞好试点，摸索经验，推动整个部队开展。空军领导机关录制了“厦门市在改革、开放中前进”、“关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几个问题”、“大陆和台湾两种社会制度对比”等3个录音报告，编印了“维护安定团结，发展大好形势”、“同资本主义国家（地区）对比要注意科学性”等6份形势教育材料，下发部队。
各部队普遍采取社会调查、辅导对话、咨询答辩、民主讨论、演讲会，赞家乡夸政策座谈会、谈心会等10多种为干部战士所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教育。
航空兵某师长年驻守汕头特区，有的同志对特区缺乏全面了解，影响了对改革、开放、搞活方针的理解。部队组织飞行人员到特区搞社会调查，进行座谈讨论，澄清了对改革、开放、搞活方针的一些模糊认识。
在教育中，许多单位还根据不同人员的特点，实行分类指导，增强了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各航空兵部队针对飞行人员全部是干部的情况，把理论学习与专题教育结合起来；机务部队和地空导弹部队针对干部战士文化程度普遍较高的特点，采取启发式和辅导对话的办法，引导大家加深对教育内容的理解。干部战士反映，这种教育方法既避免了简单重复，又能联系实际学到很多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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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前为纪念卢沟桥事变五十周年题词
新华社北京6月7日电 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武装力量委员会主任徐向前近日为纪念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50周年题词：“人民战争是克敌制胜的法宝”。
这一题词是86岁高龄的徐帅应《老人天地》杂志之约题写的。题词将在这家杂志的7月号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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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现代化建设又放光彩
我海军拥有远洋后勤保障能力
新华社北京6月7日电 （记者黄彩虹）海军后勤部部长李春明今天对本社记者说，中国海军目前已拥有中远海后勤保障能力，舰船编队远航太平洋、印度洋，能伴随提供油、水、主副食品等生活和物资器材的补给。
这位部长介绍说，海军后勤部队拥有多种勤务船只，其中补给船、油船、水船、测量船、运输船、拖船等有数百艘，勤务船只的吨位比十年前增加了近两倍，近几年还装备了远洋油水补给船。这种远洋油水补给船，可配合战斗舰艇编队在中远海实施两舷干、液货补给和人员换乘，补给效率较高，从而使海上后勤保障能力大大加强。
据悉，海军和地方科研生产单位共同研制成功的海上纵向航行加油装置，已被陆续装备在海军千吨以上的油船。与此同时，还研制成功了高架索、无码头岸滩以及锚泊补给装置，使海上后勤保障拥有多种手段。海军遍及各地的军港、机场、供应站、仓库、油库、医院、技术维修中心、勤务船只等现代化设施和装备，初步构成了海上后勤保障体系，有效地提高了海军后勤的综合保障能力和快速支援能力。今年5月，“丰仓”号远洋补给舰在太平洋海域成功地从左、右两舷和尾部同时为两艘驱逐舰和一艘护卫舰补给油料、食品，这在中国海军史上是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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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攸关时刻 掩护战友脱险
老山某部指导员朱厚良光荣献身
新华社云南前线6月7日电 （记者李石元、通讯员李铁华）老山前线某团8连指导员朱厚良在越军猛烈炮击中，为掩护战友而献身。
5月31日下午两点半，朱厚良和连长汤建平到前沿某高地检查工事，看望战士。他们沿着堑壕来到一号哨位，在猫耳洞口同战士贾骏怀、周军、邵君平交谈，询问阵地防御情况。突然，越军向高地猛烈炮击，密集的炮火把阵地周围炸得土石飞扬。哨所只有一个猫耳洞，战士们叫连长、指导员进去躲炮。朱厚良却把3个战士和连长推了进去，自己蹲在最外面用身体堵住洞口。连长和战士们觉得洞口太危险，要挤出去替换他，他说什么也不干。这时，越军打来的一发炮弹在洞口爆炸，连长和3名战士安然无恙，而朱厚良却遍体鳞伤。
朱厚良1976年从四川富顺县入伍。他爱兵如兄弟，多次被评为“优秀干部”、“优秀党员”、“学雷锋积极分子”，11次立功受奖。上了老山前线，他更是以一个政工干部的模范行动，关心战士，爱护战士，成为战士的贴心人。阵地生活艰苦，吃喝困难，他忍饥耐渴，省下一壶水、一个罐头，送到最前沿的猫耳洞。战士们说：“指导员是我们阵地上的主心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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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粮晒干记
五月的一天，天津蓟县出头岭地区粮站的同志来到解放军某部，要送给他们一大笔钱。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三个月前，粮站收到了250万斤的玉米。这些玉米，是调拨统销给附近居民的。可是，当人们走进粮站时，却看见一车车滴着水、挂着冰碴的粮包。粮站主任刘浩急匆匆地赶到了附近的驻军部队。解放军二话没说，立刻组织战士卸、扛、摊、晒，250万斤潮粮终于变干了。部队同志说：“这个钱不能收。下次有什么难处，再来找我们吧！”
朱京津 旷世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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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让群众失望
——余干县抓党风纪事
纪宣
1984年初，江西省余干县新组建了县委领导班子，蒋代梅同志任书记。
工作千头万绪，先抓什么？县委领导同志分头到各机关、乡镇深入调查研究，发现不少干部、群众心不平，气不顺，对一些党员，特别对少数领导干部存在的不正之风有意见。县委决定从抵制和纠正群众最关心的、意见最大的几股不正之风入手，打开工作的新局面。上饶市政府分配给余干县140名招工指标。由于该县工业少，待业青年多，指标分配成了人们十分关心的事。以往县里一般都留机动指标，用来照顾困难户或领导干部子女的就业。因此，一些同志估摸这次也不会例外，于是，向县委、县府打报告要求照顾安排自己的子女。有些人还想方设法找关系，好让自己的子女端上全民的“铁饭碗”。不少干部、群众议论纷纷，说东道西，更多的人睁大眼睛看新班子怎么办。
蒋代梅同县委、县政府领导成员一道，认真分析群众的反映，总结以往招工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教训。一致同意改变以前县委、县政府留指标的做法，把指标全部分到基层单位。就在这时，一位曾和蒋代梅共过事的老干部的儿子，找蒋要求照顾从集体所有制单位调全民所有制单位。代梅同志耐心地对他说服劝告，他不听劝告，胡搅蛮缠，三次大闹办公室。蒋代梅没有用感情代替政策，坚持按原则办事。书记带了头，排除了各种阻力、干扰，所有招工指标全部按政策和规定落实了。县五套班子成员没有以任何形式和手段动用一个指标。广大干部群众纷纷赞扬说：“新县委一开始就办了一件公正的事。”
过去，余干县违纪“农转非”问题严重，干部群众意见很大。几百个人违纪“农转非”问题要不要回过头来清理和纠正呢？个别县委常委认为违纪“农转非”不是我们手里搞的，我们可以不问这个旧事。蒋代梅和县委多数同志认为，只要违纪，不管是以前的，还是现在的，都要坚决进行纠正。我们不能使群众失望。认识统一了，县委很快作出了清退“农转非”的决定。
在清退中，遇到了清退对象及其亲属的强大阻力。有的说情，有的讽刺挖苦、恶意中伤，有的不分昼夜，无理纠缠，弄得县委领导和负责这项工作的同志不能按时吃饭和休息，个别人甚至扬言要拚命，企图迫使县委中断清退工作。蒋代梅和县委“一班人”，面对重重阻力，没有丝毫退缩，坚定不移地把清退工作进行到底！后来，全县324名“农转非”人员全部作了清退。其中副乡长、副局长以上干部85户124人。全县干部、群众对这些措施，赞不绝口。
该县还有一个群众反映十分强烈的问题，就是有的乱占良田、营建私房，难以制止。蒋代梅和县委领导同志意识到，这是目无党纪国法，败坏党风和社会风气的大问题。决心狠煞这股歪风，以推动全县党风建设。在查处过程中，发现有个汽车司机，在县城东山岭风景区营建了一幢二层楼房。蒋代梅同志据群众反映，作了实地调查后，和县纪委、查房办的同志一起对照“城市规划条例”，认定这是违章建筑，必须查处。当这位司机找关系、托人情，阻碍查处时，蒋代梅同志对查房办的同志说：“我们的态度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一查到底，你们要大胆工作。”他还找到这位司机做思想工作，终于拆除了这幢违章建筑。接着，县城沿湖路的23栋违章建筑物也拆除了。对分房中的不正之风也进行了认真查处。使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受到了生动的、实际的党风教育，增强了对端正党风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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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组部统计工作采用电子计算机技术
汇总党员党组织情况准确及时
本报讯 全国党员和党组织统计工作采用电子计算机，结束了主要依靠人力，用手工方式汇总的历史。
党员和党组织统计工作，是党的组织部门中一项政策性、专业性较强的经常性业务工作。为了使这项工作更好地适应党的建设的需要，中央组织部近几年注意改进和完善统计手段，提高统计工作的效率和科学化水平。
中央组织部从1985年着手研制全国党员和党组织统计汇总软件，1986年初投入试行，之后又不断完善，编制了拥有输入、审核、查询、修改、汇总及打印功能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党组织统计年报微机汇总程序》。1987年初，在汇总1986年度全国党员和党组织统计年报工作中，中央组织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组织部等省级统计汇总单位之间实现磁介质交换，有90％以上的省级汇总单位采用微机，报送了数据软盘。统计汇总结果准确，汇总周期明显缩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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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萍会见泰国武装部队最高司令素帕上将
新华社北京6月7日电 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张爱萍今天晚上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泰国武装部队最高司令素帕·科社尼海军上将一行。双方在友好的气氛中就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交谈，并表示要进一步加强中、泰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会见后，张爱萍设宴招待泰国客人。
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徐惠滋、海军司令员刘华清、空军司令员王海参加了会见，并出席了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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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石出访三国后返京
本报讯 国务院副总理乔石一行在结束对缅甸、尼泊尔和孟加拉国的友好访问后，于6日下午返抵北京。国务院秘书长陈俊生和该三国驻华大使到机场迎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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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汇报读者向大兴安岭灾区捐150万港元
新华社北京6月6日电 林业部新闻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说，大兴安岭发生特大森林火灾后，港澳同胞和各界朋友给予了亲切关注和多方支援。6月5日，香港《文汇报》记者刘锐绍、阮纪宏向林业部转送了香港《文汇报》读者和香港同胞给大兴安岭灾区的捐款150万港元，表达了香港同胞对灾区人民的手足情谊。我代表林业部和灾区人民向香港《文汇报》读者，向香港同胞和各界朋友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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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铜梁县为确保今年粮食稳产高产，县领导干部深入田间组织抗旱。这是县委书记曾令银（右一）在田间组织提灌机具加强水稻管理。
新华社记者 刘前刚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