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副刊)
专栏：
书的魅力
——延安琐忆
李纳
现在，我已拥有一点书了，想看什么，随手拿来。有些书，从书店买回，随便翻翻，便撂在一边。但在以前，我说的是在延安，要找一本喜欢的书，尤其是文学书，要付出很大的代价。那时候，是我们一生中的最佳时刻，对知识的寻求如饥似渴，一经读过的书，便深印脑海，有些警句，还能背诵。可是那阵儿，借一本好书比吃一顿好饭更困难。有位诗人坦率地说，他曾梦见过一大堆肉食。他的话很真实。我也做过同样的梦，梦见过到处飞扬的书，我欣喜地象孩子看见糖果，奔跑着去抢夺，却够不到一本。
我刚到延安，便听人介绍，文学书籍最多的有两处图书馆，一个是鲁迅图书馆，一个是鲁艺的图书馆。鲁迅图书馆是向社会开放的，我通过一点关系，认识了鲁迅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承他借过我不少书，我记得大部分是苏联的文学作品，如《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苏联作家七人集》、《毁灭》、《铁流》、《夏伯阳》等。我想借几本俄罗斯的古典名著，却一本也没借到。因为这些书是“抢手货”，总也归不了家。
1941年，我考入鲁迅艺术文学院，熟悉的同志们都以羡慕的口吻对我说：“这下，看文学书不用发愁了。”其实，也不尽然。
鲁艺确有一个较大的图书馆，设在东山，由几间窑洞组成。书真的不少，不过要想得到一本想读的书，也很难。我去拜访图书馆，那位漂亮的管理员告诉我，我想借的书都被它们的崇拜者留住，乐不思蜀了，而且还有众多的崇拜者预约。看来几时归架，还很难说。她建议我去资料室，她说，稍薄一点的书，都放在资料室浏览。
资料室在东山的半山腰，可惜地点不佳，终年见不着太阳，而且窑洞也太小。我每天草草喝几口小米粥，或者索性空着肚子就往山上跑，有时是头一个，有时即使去得早，也已经站了几个人了。冬天很冷，凛冽的寒风穿透单薄的棉衣，可是任凭寒风猖狂，也抵挡不了求知的火热的心。大家一面跺脚取暖，一面眼巴巴地望着管理员的身影。管理员一开门，我们便一拥而入，争先恐后地拥到他面前，抢到自己想读的书。有一次，我借契诃夫的《海鸥》，管理员交给我的竟是一本厚厚的练习簿，我起初愕然，翻开一看，原来是手抄本的《海鸥》，字迹工整，我拿着这本书，热血涌上全身。后来，我又读了许多手抄本。遗憾的是，我当时竟没有询问抄书的都是谁。
心爱的书，一时不能记在心里，又舍不得丢手，便用小本抄下来。小本有手巴掌大小，大多由自己装订，有马粪纸的，有有光纸的。有的人从大后方带来黑布封皮的，那就是一种“奢侈”了。抄书，是给自己看的，蝇头小楷，为的是节省地盘，让与后来者。高兴时，要好的朋友也交换阅读，不过也不一定全部敞开，也许只准阅读其中的某部分。如果说当时还有私人财产，这小本，绝对属于个人所有。当然，必要时，也会慷慨地献给女友或男友。
苏德战争那几年，大家的眼睛都注视着苏德战场，为苏联人的命运而牵肠挂肚，一听说有苏联作品译过来，便钻头觅缝地去寻找，哪怕奔波数十里，累得大汗淋漓，也不以为苦。记得叶菲莫夫的《目击记》译成中文，不知谁弄了来，在戏剧系的院子里朗读，吸引了许多的听众。
文学系常常朗读作品。当时《安娜·卡列尼娜》只译出上册，安娜的命运牵动众多青年的心。也许有人奇怪，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又在革命圣地延安，一个19世纪外国贵妇的命运，为什么会打动战士的心？其实一点也不难理解，正因为战士对美的追求更执著，才千里迢迢地投奔延安。托尔斯泰创造了千古绝美的安娜，赢得战士的心，不是很自然的吗？
有人译了《安娜·卡列尼娜》下卷的几章，消息灵通人士传给我们，准备给大家朗读。
夜幕降临，群山象座座城堡，前院飘来槐花的清香，多令人神往的夜，好象是我们的节日。在文学系的院里，靠墙摆下一桌，文学系的同学来自四面八方，除二三女同学演过戏，会说流畅的普通话之外，大多南腔北调。有一位从北平来的学生，当仁不让地场场充当主角。
朗诵者尚未到场，院里已坐满了人，在这样的时候，有一只小木凳，就是理想的条件了。而我，从来没有拥有过一只小凳，听课或干别的，不是坐在地上，就是随手拣块砖头垫着，今晚也不例外。
没有电灯，想借蜡烛的光也不敢奢望，一盏菜油灯虽用木板挡住，仍然摇曳不定。我以为朗读的是安娜之死一章，不料却是列文和吉提的婚礼那章。读到列文和吉提互让对方先踏上红地毯时，大家聚精会神地听，不想淘气的风，忽然一口吹灭了灯火，大家哄地叫起来，可是谁也拿不出一根火柴。如果有人告诉你，他在延安，为了点燃一支香烟，从这个山头跑到那个山头借火，绝对不是夸张的话。在慌乱中，也不知哪位神通广大，居然借来火种，点亮了灯，朗读才又继续下去。这是一次难忘的享受，我们为此兴奋了好几天，等待下文，却一直等不到了。
好书，伴随着理想走进我们的世界，陪伴我们度过了青春年华，使我们的生活过得充实而有价值，也可以说，它们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我亲见一位从前方回延安的女战士，经过大大小小的战斗，什么都丢失了，只有鲁迅的著作《呐喊》和《徬徨》和她留在一起，用弹痕累累的白布包着。这样的例子有的是，要写，一下是写不完的。
第8版(副刊)
专栏：
凤凰台上忆吹箫
痛悼传淞师兄
周传瑛
福地姑苏，老郎呵护，昆坛历代名标。蕙兰桃坞，重育根苗。传习乐章粉墨，花开处，色色多娇。数一代戏场副丑，惟尔当朝。
相招，死生兄弟，结连襟丝带，共济飘飖。念“国风”①血泪，荣辱同袍。六十六年相濡沫，梦归来醉眼酕醄；怎能再《扶头》《访鼠》②，幽谷吹萧！
识传淞师兄于桃花坞五亩园昆剧传习所，屈指六十六年。风雨共舟，朝夕过从，荣辱同与，肝胆相照。艺事上受益良多，为人表率真诚笃。一朝仙去，有生之恨，无处可托。敬呈小词，祝英名遗声，永传千古。
一九八七年五月
①指国风苏昆剧团。
②《绣襦记·扶头》淞兄饰乐道德、余扮郑元和，《十五贯·访鼠》淞兄饰娄阿鼠、余扮况钟，久为搭档。
第8版(副刊)
专栏：剧谭
老戏新演 老戏“我”演
——运城蒲剧团演出观感
郭汉城 谭志湘
最近，山西省运城蒲剧团进京演出了《苏三起解》、《黄鹤楼》、《阴阳河》等剧目，他们本着“老戏新演、老戏‘我’演”的精神，对这批老戏进行了精心的整理加工，使它们在舞台上的面貌焕然一新。
《苏三起解》是观众熟知的剧目。武俊英、兰敬生主演的《起解》，编、导、表、音、美俱佳。最为可贵的是不蹈前辙，自出心裁。他们首先对剧本动了手术，从人物性格出发，使全剧有情有理，波澜起伏。从崇公道不允苏三哀求过往客商替她与王金龙捎信，到崇公道自动跪在地上替苏三求人捎信；从崇公道独坐大槐树下乘凉，让苏三在毒日头下挨晒，到让苏三在韩信岭下凉快，自己挨晒；从崇公道不允苏三取下颈上的行枷，到崇公道为苏三取下行枷、到不得不给苏三戴上行枷却下意识地将行枷戴在自己的颈上……这一系列戏剧性动作，把一个疾恶如仇而又纯朴善良的老解差，从误会到了解苏三冤情的前后心理变化表现得熨贴而生动，因此苏三的诉冤屈，叹身世，发愤泄怨等大段唱也就避免了为唱而唱的弊病，崇公道的夹白也不是为了使戏热闹起来而插科打诨了。
武俊英的演唱很有光彩。特别是“挥剪刀断青丝捧呈夫面前”、“几多梦离烟花院”等抒情唱段，她运用声音高低对比、音量强弱控制并巧妙地揉进气声唱法，把一个多情弱女的追求、向往抒发得淋漓尽致，让人动情。配器也起到烘云托月的作用。那富于创造性的“清板”，于万籁寂静之中，使武俊英的唱更显清晰、悦耳，把苏三的千般柔情、万种思绪都溶于音符之中了，极具感染力。听武俊英的唱实在是一种美的艺术享受。她的唱既是蒲剧的唱，又给人以新的感觉，不但争取了一大批中青年观众，而且赢得了蒲剧老观众的赞赏，这是很不容易的。
《黄鹤楼》的演出亦是如此。蒲剧新秀王艺华饰演的周瑜颇具特色，他强调少年都督狂傲、气盛、量窄的一面，因此演得火爆炽热，特别是那一对运用自如的翎子，仿佛是会说话的一般，把周瑜索讨荆州不得后抑制不住的狂怒和狂怒后思索对策等思想活动，细腻地表现出来。
《阴阳河》是一出糟粕与精华并存的戏，早已绝迹于舞台。剧本改编摒弃原著中宣扬封建迷信的糟粕，赋予反封建的积极意义，继承并发扬了蒲剧挑担子的绝技，使这出戏以崭新的面貌立在舞台上，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景雪变扮演的李翠莲不但掌握了高难度的挑担子急行、挨肩、舞担子等技巧，而且把李翠莲与张茂盛在阴阳河相遇，那种欲爱不能爱，欲亲不敢亲和最后不顾一切投入情人怀抱的种种复杂、强烈的感情变化表现得很细腻，因此这对情人被判官强行拆散时，观众不能不为之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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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岁月
刘毅凝重如压城的黑云阴晦如重阳的风雨悲壮如塞上的长城砖难忘如高悬的黄河月谁说岁月不能凝固往昔分明刻在记忆中记忆中崎岖的山路挎着一篮苦咸的盐那是被伤疤封闭用以纪念的岁月那是被情感冷却用以思考的岁月那是可以被吟作史诗卷起大波的岁月那是可以刺破假丑恶闪着寒光的岁月
第8版(副刊)
专栏：
思文·思乐·思美
——贵州民族民间文化见闻之三
缪俊杰
在贵阳时就听说，贵州的黔南、黔东南、黔西3个自治州和毕节、铜仁、六盘水、安顺等地区有些县市的群众文化工作很有特色，但此行匆匆，来不及到这些地方，着实有些遗憾。不过在考察团的原定计划中，要到遵义地区的湄潭县，同当地群众联欢，开展文化交流活动，这给了我了解民族民间文化的一个好机会。
湄潭，是黔北山区经济和文化都比较发达的一个县，因有湄、潭二水汇集于县城而得名。1000多年前这里聚居着苗、瑶两个民族。比起黔北其他地方，近百年来这个县开发较快，特别是抗战期间，浙江大学内迁于此地，带来了文化和文明，从而使这里成为比较开化的山城。进入湄潭，满目青山，奇花异草，犹如跻身于花团锦簇之中。特别是湄潭人对于文化、娱乐和美的追求，使人们感受到，即使在那与大世界相距得如此遥远、如此偏僻的山乡，群众思文、思乐、思美的心情，同样是那么强烈，他们正在以与自身相适应的方式，进行自娱和美化自己的生活。
在湄潭的短暂采访中，县委书记、县长和文化局、文联的负责同志向我讲开了这里的群众文化工作。湄潭县以产酒、烟叶和茶叶在省内外闻名。现在群众对于开展文化活动的兴味也和湄潭的酒那样浓烈。这里的文化活动以群众性而著称。例如，过春节组织千人的猜灯谜、棋类活动和龙灯表演，清明节举行群众性的风筝比赛，教师节为教师献演节目，国庆节举行书法、摄影、美术、工艺品等展览，参加者总在1000人次以上，有时还几个县举行联展。特别引起我兴趣的是，这个县还创办了以刊登幽默讽刺画为主的画刊《小辣椒》，发行量达三四千份，这对于一个县办刊物来说也是可观的。他们在搜集整理民族民间文学方面也有较突出的成绩。象抄乐乡文化站就办得有声有色，深得群众喜爱。
湄潭县文化生活的群众性，也使我长了见识。这是一个艳阳高照的中午，在湄潭县体育场里，聚集了大约3万名群众，观看首都文艺工作者同湄潭文化界的联欢。湄潭城里居民不到1万人，大部分都是从乡下赶来的，可谓倾城空巷。大概是他们从遵义的广播和电视里听到李谷一等一行来山城献艺的消息。首都来的老中青歌唱家、演奏家，如刘淑芳、马金泉、黎光、范圣琦、刘强、李福华等，以他们的歌声和琴声，报答群众如此醇厚真挚的热情。他们虽然在大城市的舞台上“身经百战”，但为边远山乡那么多群众演唱的机会却不算多。群众渴望文化娱乐，思文、思乐、思美的热情，使他们激动不已，表示今后要多下去，同群众进行文化交流，特别是要到象贵州这样的“老少边”地区献艺和吸收艺术的营养。同行的著名书画家侯一民、李铎、齐良迟、曹世钦等，也都热情为当地的干部、群众题书作画。作家和新闻工作者们也都表示，要多著诗文反映这些边远山区群众的生活和感情。
在黔北凯山的一个大山沟里，我同样看到这样令人滚出热泪的场面。这是中央某部所属一家工厂的所在地。20多年来，几千名来自上海的工程师、技术员、工人和管理干部们，为祖国的工业建设含辛茹苦，献出了青春。有的在这里度过了壮年、进入老年，却从来没有享受过象样的文化生活，没有一个中央或大城市的剧团和艺术家来过这里，听说首都的艺术家们要来这里参观、表演，他们简直象过节那样兴高彩烈。象这家工厂那样从大城市来到“三线”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们，那些身居穷乡僻壤的各民族的普通劳动群众，他们多么渴望文化娱乐，多么渴望从艺术家们的表演中得到美的享受啊。可惜我们身居大城市的艺术家们还做得太少。这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要理解和尽可能去满足广大群众思文、思乐、思美的强烈的感情，这也许是我这次贵州之行最深刻的感受吧！
第8版(副刊)
专栏：
幼芽（版画） 黎增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