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6月28日人民日报 第1版

第1版(要闻)
专栏:

邓小平会见中日政府成员会议日方人员时说
中日双方要立足长远处理两国关系
中国不会改变世世代代同日本友好的政策
在光华寮问题上日本政府不是无可作为的
本报北京6月28日讯 记者冯朝阳报道: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今天上午在这里说,中国不会改变世世代代同日本友好下去的政策,但是有些不愉快的事情要妥善处理。他说,对中日关系在历史上的纠葛,坦率地讲中国没有责任。中国强调向前看,不要找麻烦,不要引起不必要的新纠葛,这些纠葛没有一件是中国引起的。
邓小平是在会见参加第五次中日政府成员会议的日方成员时说的这番话。
邓小平说,我们总的方针是世世代代同日本友好下去,这一方针是在毛主席、周总理在世的时候制定的。当时两国还没有官方关系,民间往来很多。毛主席、周总理多次重申我们要世世代代同日本友好下去的政策,这个政策不会因为中国领导人的人事变动而改变。中日两国和两国人民没有理由不友好下去。
对目前中日关系的状况,邓小平坦率地说,两国交往有发展,但不能令我们很满意,日本可以而且应该做更多的事情。有些不愉快的事情,需要妥善处理,这对两国和两国人民都有好处。他说,一切向前看,就包括不添麻烦。添麻烦来自多方面,多种形式。如在光华寮问题上,采取司法的形式就肯定是错误的。光华寮的确涉及一个中国还是“两个中国”的问题,不是值多少钱,不可以当金钱买卖处理。这样的问题希望尽快结束,不要拖。对这样的问题,日本政府不是无可作为的。
邓小平还结合中国国内形势,谈了今后中日两国的长期关系。他说,自从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一直考虑长远的方针和政策。我们一心一意地搞社会主义四化建设,为了发展生产,必须改革搞活经济,必须在政治、经济和其他领域搞改革。这不是几年的事情,是50年、上百年的问题。解决国家统一问题,包括香港、澳门、台湾问题,搞一国两制,也不是几年而是几十年、成百年的问题。考虑同日本的关系,不是几年的关系,起码一、两百年。双方都要立足于长远,对将来可能发生的纠葛,都要冷静、迅速地共同合作加以解决。邓小平指出:“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双方的政治家就要看得更远一些、更宽一些,这样很多问题就容易解决。”
仓成外相表示同意邓主任的讲话。他说,日中关系不是短期的,因而应该从长远考虑,日本国民也有同样的心情。“日中关系虽然有一段不幸的历史,但是日本方面在对过去的历史表示反省的基础上,实现了两国邦交正常化,建立了新的关系。以两国的联合声明为出发点发展两国的关系,是我们的强烈信念。”他还说:“日本国家的意志是只有一个中国,这一立场没有丝毫的改变。日本有一小撮不讲理的人,引起了一些问题,但是整个日本国民是愿意同中国发展友好关系的。”
(附图片)
邓小平会见参加第五次中日政府成员会议的日方人员。
 本报记者 沈进摄


第1版(要闻)
专栏:

第五次中日政府成员会议结束
吴学谦着重指出应尽快妥善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
仓成说双方关系中的问题日本要以积极态度对待
本报北京6月28日讯 记者冯朝阳报道:今天上午,中日政府成员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后宣告结束。在今天的会议上,吴学谦外长和仓成外相分别代表中日两方作总结性发言,中方高级顾问谷牧国务委员也在会上讲了话。
正如吴外长所指出的,这次中日政府成员会议,是在中日友好关系已经奠定了比较牢固的基础上,同时也面临着一些值得重视和需要解决的问题的情况下举行的,因而受到中日两国人民和国际舆论的关注,是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
中日两国外长一致认为,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这次会议取得了成功,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参加过全部五次中日政府成员会议的谷牧指出,在这次会议上,“可以说双方该说的都说了,而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更明确了”。
在总结发言中,吴外长概括了中日与会双方的一致点,如都重视并愿意继续努力发展两国友好关系,都强调要恪守中日间有关声明、条约及原则,共同认识到贸易不平衡是当前急待解决的问题。而且都愿意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一步促进经济合作关系的发展等。同时,他也坦率地指出:“双方对两国关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看法并不完全一致。”今后需要继续交换意见,增进了解。仓成外相在肯定了会议成果后也表示,今后日本要同中国“共同努力,以积极的态度对待这些问题。”
吴外长着重指出,在这次会议期间,“中方之所以强调应当正视当前有可能影响两国关系大局的某些政治问题,是根据这几年发生的一系列事实,并考虑到历史经验教训作出的判断。其目的也是为了使两国关系能够健康、顺畅地向前发展。我们认为,当前更需要的是,应该按照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中日关系四原则,做些扎扎实实的事情,也就是说,要尽快采取有效的措施,妥善解决好当前存在的问题。这样才能不辜负两国人民的殷切期望”。
第五次中日政府成员会议结束后,日方人员于今天下午乘专机离京回国。


第1版(要闻)
专栏:

哥伦比亚参议院代表团到京
新华社北京6月28日电 应人大常委会的邀请,由参议长温贝托·佩莱斯·古铁雷斯率领的哥伦比亚参议院代表团今天下午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10天的友好访问。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汉生到机场迎接来自南美洲的客人。
代表团在华期间将到西安、杭州、广州、深圳参观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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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又选拔九百多贡献突出中青年专家
国家科委已批准优先提高生活待遇
本报讯 记者陈祖甲报道:年仅36岁的郑伟安教授,因在数学研究方面的才华和贡献,最近被选拔为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优先提高生活待遇。与郑教授一起被选拔的共有915名中青年科学、技术、管理方面有突出贡献的专家。
这是第二批被批准的专家。根据中央指示和按劳分配、鼓励先进的原则,国家科委在1984年批准了426名中青年专家,优先提高他们在工资、住房、医疗等方面的生活待遇。这样,国家科委批准的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达到1341人。与此同时,全国14个省市和部门又在本地区本部门内选拔了一批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据统计已达到4734人。
国家科委批准的第二批专家,分别属于工程技术,农业技术,医疗卫生,教育,自然科学研究,社会科学研究和管理等领域。80%是中年骨干,有14人在35岁以下,最年轻的仅23岁。他们中90%的人都分别获得过国家和省市、部委级科技奖励。
他们中有的人在理论研究上取得的成果有创造性,科学价值重大,得到国内外公认。比如,26岁的湖北黄冈地区经委经济师程抱全,在经济质量问题上提出了开拓性理论。他曾到国外讲过学,论文被选到世界质量学术会议发表。他的100多万字的《质量经济学》一书由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审稿并推荐出版。
有的人在生产、技术(包括工、农、医等)、教育、管理工作中作出的重大发明创造或革新,经过实践证明,具有显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所长郭景坤在非金属材料方面有几项发明,分别获得国家发明一、二等奖。航天部液体火箭发动机专家朱森元,长期从事新型氢氧发动机研制工作,解决了重大技术问题。
有的人在专业工作中做出了特别优异的成绩,对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有重大贡献,在国内同行中享有较高的声誉。50年代扎根边疆的新疆农学院高级农艺师吴明珠,被群众誉为“瓜专员”、“瓜妈妈”。她培育的“火洲一号”、“芙蓉”、“皇后”、“郁金”等西瓜新品种,早熟、多汁、味甜、爽口,1986年在石家庄评比时获第一名。
70年代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来到云南马龙县山沟里任教的周定华,在教学实践中创造了一套启发学生独立思考、重于实验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化学教学方法。她教出的学生化学成绩在云南领先。1986年,她的学生在全国第二届青年化学竞赛云南赛区夺得第一、二名。
这次选拔注意克服唯学历、论资排辈和平均主义,既注重物质文明建设中的贡献,又注重精神文明建设中的贡献,同时注意从工农业生产第一线和企业管理方面选拔人才。
据了解,国家科委正在拟订对选拔的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学、技术、管理专家的管理办法,完善选拔制度,进一步为优秀科技人才创造成长和工作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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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保护人才 鼓励先进
本报评论员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依照按劳分配、鼓励先进的原则。国家科委最近破格提高一批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学、技术、管理专家在工资、住房、医疗等方面的生活待遇。这是国家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具体措施之一。
我国已经有了一批在国内外享有声誉的专家,特别是那些中青年专家,正在担负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承上启下的重任,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改善中青年专家的生活条件,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使他们能够精力旺盛地工作,从根本上讲是保护人才,使民族兴旺、社会进步的百年大计。邓小平同志早在1977年就指出:“要从科技系统中挑选出几千名尖子人才。这些人挑选出来之后,就为他们创造条件,让他们专心致志地做研究工作。”因此,国家采取特殊措施,打破平均主义和“大锅饭”的分配方式,在国家现有财力允许的情况下,破格地提高中青年专家的生活待遇,这本身就是改革的一项成果。
专业技术人员的生活条件是当前许多人关心和议论的问题。这些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措施,改善专业技术人员的生活条件,关心他们的身心健康。有些部门和省市的领导同志还定期同优秀专家交谈,听取他们的意见,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总的来说,广大专业技术人员的生活条件有所改善,由于各人所处的环境和条件不同,有的还有较大改善。但是,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这种改善的幅度还不够大,也不平衡,主要是“雪中送炭”,今后还需要采取进一步的措施。认为专业技术人员的生活条件已经很好了,不必再关心了,或认为专业技术人员的生活条件根本没有改善,这些认识都不是实事求是的。
还有一个改善工作条件的问题。专业技术人员关心自己的工作条件往往甚于关心生活条件。这是他们热爱祖国、热爱事业的表现。各级领导要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尽力办好。现在,国家有计划地建立一批国家重点实验室,建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采取放活研究所、放活科技人员的政策,都是改善工作条件的措施。改善专业技术人员的工作条件,使他们有更好的用武之地,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也就更有吸引力。反之,则会在客观上压抑人才,损害我们的事业。
改善广大专业技术人员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工人、农民和干部是拥护的、支持的。这几年一些乡镇企业、专业户热烈欢迎专业技术人员并给他们优厚待遇的事实,就是一个证明。但是,全面改善专业技术人员的待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广大专业技术人员也会理解,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的建设事业百废待兴,而国力却有限。专业技术人员各方面待遇的改善只能同国家目前的财力相适应。当前,我国正处在新旧体制交替的时期,在管理和分配的许多环节还存在一些不合理的状况,深化改革才是合理解决专业技术人员待遇的唯一出路。因此,我们要继续深入阐明知识的作用和价值,倡导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风尚,彻底破除平均主义和“大锅饭”的分配方式,反对那种对专业技术人员漠不关心的官僚主义态度。改善专业技术人员、尤其是中青年专业技术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是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符合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对此,各级领导干部不但自己应当有清醒的头脑和宽阔的胸怀,还要教育更多的人懂得这个道理,认真做好这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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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有利于发挥职能部门作用
安徽撤并非常设机构
省撤销50多个,10个地市撤并500多个
本报合肥6月28日电 记者赵希龙报道:安徽省编制委员会向记者提供的材料表明:该省在双增双节运动中,对党政机构重叠臃肿进行清理整治,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到目前为止,省政府已撤销50多个非常设机构;阜阳、巢湖、六安、淮南、芜湖等10个地市,已撤并的地直、市直一级532个非常设机构,占这些地、市原有非常设机构的60%以上。
据统计,安徽省15个地市一级共有非常设机构1385个。几乎每项重大一点的工作,都要在已有的常设机构之上,再设上一个由党政负责人挂名负责的机构,其结果,“庙上有庙”,“神中有神”,基层单位要办成一件事,少进一个“庙”,少烧一炉香,就很难办成,大家叫苦不迭。
今年年初开始的这项拆“庙”搬“神”工作所取得的进展,受到了职能部门的欢迎。记者在一些部门听到的反映是:撤并一些不必要的非常设机构,有利于充分发挥职能部门的作用,减少办事环节,提高工作效率,同时也节省一大笔行政经费。淮南市原有32个非常设机构,过去三年中,行政经费开支达19万多元,这次全部撤并,节约了额外开支。
为了控制今后非常设机构的增加,安徽省将加强编制委员会的监督作用。非设不可的非常设性机构,不定级别,不给人员编制,不配专职人员,经费不纳入财政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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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神州大地

神州大地
国家投资建设东北商品粮基地
国家在“七五”期间将投资七点八二亿元,加强东北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使东北成为我国最大的商品粮基地和大豆、玉米出口基地。
东三省是我国有名的“粮仓”。但由于农业基础设施薄弱,没有发挥出最佳效益。近年来国家有计划地进行商品粮基地建设,改善了一些产粮区农田水利、农机等生产条件,使粮食产量大大提高。目前,有一百一十多个县(市)和六十五个国营农场列为商品粮基地和大豆、玉米出口基地。
九部委在三峡地区搞防氟试点
国务院办公厅组织九个部委研究决定,在三峡地区进行煤烟污染型氟中毒防治试点,摸索防治技术和工作经验。经协商,首先选定四川省黔江、巫山县和湖北省巴东、秭归县进行试点。目前,试点地区正制订具体工作计划,筹办学习班,设计新炉灶,扎扎实实地进行防氟工作。 (据新华社)
年内将改善内河航道万余公里
交通部去年直接下达计划补助地方内河航运建设的项目,今年预计完工十二项,可望改善和新增加内河航道一千多公里。
这十二个项目包括京杭运河与钱塘江沟通工程、常州市河改造工程、湘江、涪江、大渡河航道整治工程和七个碍航闸坝复航工程。 (朱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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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工农业互相促进 城和乡共同发展
阆中县闯出一条富民路
形成五项骨干产业人均收入成倍增长
本报讯 记者江世杰报道:地处偏僻、人多地少、地下矿藏缺乏、工业基础薄弱的穷县怎样繁荣城乡经济?四川省阆中县通过几年探索,走出了一条“农业促工业,城镇带农村,大厂带小厂,外地带本地”的新路子,大大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1986年同1980年相比,全县农业总产值增长了1.3倍,县属地方工业总产值增长了2.2倍,外贸出口额增长了2.94倍,财政收入增长了1倍,农村人均年纯收入增长了1.5倍,80%的农户住上了比较宽敞的瓦房。
阆中县地处大巴山南麓,境内到处是贫瘠的低山深丘,除了人均0.8亩耕地,没有别的矿藏资源可以开发利用,是个十年九灾的贫困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1983年以来,县委和县政府从本地实际情况出发,按照“工农结合,城乡结合,内外结合”的设想,一方面在农村抓紧粮棉油生产,大力发展蚕桑、林果、瘦肉型猪、家禽等基地乡、专业村的建设,一方面对工业实行“调整国营,突出二轻(集体),加强商办,发展乡镇”的方针,逐步在全县范围内形成了五项骨干产业:
一是栽桑、养蚕、缫丝、织绸、印染、刺绣、成衣、织毯一条龙。阆中县丝绸工业有一定基础,近四年蚕茧产量大幅度增长,为丝绸增产创造了条件。目前,全县已有54个乡的104个村办起丝毯加工点,务工农民达9278人。
二是猪、牛、鸡、鸭饲养、收购、调运、储藏、加工、销售一条龙。近几年,县粮食、畜牧部门联合办厂,为农民提供大量优质饲料;食品、供销部门与农民签订合同,对畜禽产品实行代购、代运、联合加工。去年,全县仅联合加工家禽的产值就达822万多元。
三是制革、皮件、皮鞋、皮胶生产一条龙。县皮革厂从国外引进剥皮、片皮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县皮鞋厂添置专用生产线,开发了薄型面革、葫芦革、人造革等新产品。现在,皮鞋、皮件生产的许多工序也已扩散到农村,仅皮鞋厂今年就将新办13个加工点,扶持1000多户贫困农民就地务工。
四是酿醋、酿酒、饮料生产一条龙。历史悠久的保宁醋长期供不应求,保宁压酒、保宁特曲和巧克力饮料等销路也很好,加上这几年小麦、高粱、水稻的产量稳中有增,他们就采用合资经营、技术协作、产销挂钩、转让技术等办法联合办厂,仅保宁醋厂就与县内外联办了9个分厂。
五是棉麻种植、纺纱、织布、服装加工一条龙。棉花麻类是这个县的主要经济作物,这几年棉麻增产推动了纺织工业的发展。原仅200工人的针织厂,现已发展成拥有2000工人、3.2万纱锭的纺织厂。这个厂加工的棉麻混纺服装远销国外,去年实现利润500多万元。
阆中县通过发展上述五项骨干产业,收到了工农业互相促进,城与乡共同发展的效果。到目前,全县118个农副产品基地乡(许多乡同时是两种以上产品的基地)欣欣向荣;20多个企业把近100种产品扩散到了农村,使务工农民达到23000多人;与日本、香港及国内27个省市建立了上百个联合或协作关系;在县内外发展了762个各种形式的联合体,其产值达到1.1亿元,可实现税利1000多万元;全县23000多贫困户得到扶持,户均收入在500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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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藏旅游外贸日趋兴旺
去年接待游客近三万出口创汇超过五百万美元
本报拉萨电 记者卢小飞报道:旅游业和对外贸易是近几年西藏经济发展中最有成效的产业。
西藏旅游业虽然刚刚起步,但它作为西藏经济发展中心的地位和作用已经日益显示出来。1984年,西藏接待外国游客仅1500人,1985年就增加到15000人,1986年又增加到将近3万人。总营业额去年达2900多万元,比上年增加3.5倍,盈利870多万元,比上年增加1.5倍。
旅游业给西藏带来了十分明显的社会效益。它向社会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新近在旅游部门就业的人员有2000多人;已发营业执照的个体工商业者达39700多户,占西藏人口总户数的1/9。
在对外贸易方面,西藏实行了特殊政策和鼓励出口创汇的奖励办法,取得了明显效果。1986年全区出口贸易和边民互市贸易总额1.1亿元,比上年增长32%,实际创汇534万美元,比上年增长1.6倍,其中边民互市贸易全年交换总额6600多万元,比上年增长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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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福建利用外资结构发生可喜变化
全省出口创汇能力显著增强
本报福州6月28日电 记者张铭清报道:福建省利用外资的结构正在发生可喜的变化,截至今年4月底,全省签订利用外资合同1044个,总额达10亿美元,实际使用5.2亿美元。在外商直接投资的861个“三资”企业中,合同金额达7.2亿美元。从这些投资分析,有四个方面的变化。
——从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分析,生产性项目比例增大。1986年外商投资生产性项目比例已提高到89%。今年1月,福州投资洽谈会上签订的34项合同,投资1.9亿多元全部是生产性项目。
——从利用外资的形式分析,外商直接投资比例提高,并已占居主要地位。到去年底,客商直接投资项目已占全省批准利用外资项目总数的81.6%,投资金额已占总数71.6%。今年这两个比例继续上升。
——从投资者来源结构看,资金来源多元化比例提高,1979至1985年,福建批准利用外资的699个项目中,港澳地区投资项目占82%,资金占80%。到去年,来自东南亚、北美洲、澳洲和欧洲的外资比例日益增大。
——从外商投资企业产品销售方向看,外汇自求平衡和生产外向型产品的企业数量增多。厦门特区去年批准的34家“三资”企业中,产品外销比重都在50%以上。已经开业的“三资”企业中,有些原来以内销为主的已开始转向拓展国外市场,提高外销比例。厦门“三资”企业产品出口总值占工业产值的比重已从1985年的18%提高到1986年的47%。1985年,全省开业的344家“三资”企业外汇能平衡的仅占21%,1986年全省开业的447家“三资”企业外汇平衡和平衡有余的已占34%。
积极利用外资大大增强了福建省出口创汇能力。去年,福建外贸出口总值达5.79亿美元,创造了建国以来最高水平,比1985年增长17%,今年到6月20日已出口创汇3.5亿美元。“三资”企业平均每1元固定资产创产值3.3元,实现税利0.5元,分别高出全省全民所有制企业平均水平的1.5倍和1.1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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