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
西方列强入侵给近代中国社会带来了什么？
乔还田
历史学对于社会的功用虽不象经济学那样直接影响到现行政策和国计民生，但学术变迁史一再表明，人们总是为了满足现实的需要而去研究历史。所以这样，道理很简单：人们渴望从历史的反思中获得种种启发和借鉴，求训致用，以补益于现实社会。正因为如此，在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今天，不少学者的研究视线转向了对近代史上中外交往过程的分析考察。
在学言学，就史论史，研究者总是根据自己的认识水平去说话。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评议中有的论者自觉不自觉地以当今的功利观，去衡量一百年前中外交往的利弊得失，忽视了两个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环境和条件，结果提出了一些偏颇的见解。所谓“从世界历史角度看，鸦片战争是先进的资本主义对没落的封建主义的交锋，资本主义的新鲜空气倘若能够早一点吹进封建主义禁锢着的活棺材，中国的面貌就远不是如此了”，算得上是一个突出的例证。然而，抽象的推理毕竟有悖于历史实际。如果揆诸史实，便会发现这种恨欧风美雨东侵其晚的说法，失之于没有正确估价资本帝国主义入侵对近代中国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因而是需要商榷的。
如人所知，我国在15世纪之前并不落后。恰恰相反，无论在社会生产力或古代文化和文明方面，均走在世界各国的前头；即使到了18世纪中叶，也仍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之一。随后之所以落伍，一个重要因素在于实行了自我封闭的锁国政策，不能适应汹涌澎湃的世界潮流。如何才能重新回到先进国家的行列？措施之一就是拆除樊篱，对外开放，向已经步入资本主义社会的西方学习；况且到了19世纪，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已经形成，要重建樊篱，继续奉行闭关政策也是不可能的了。但可悲的是，当时执政的封建统治者，宁愿“株守一隅”，不肯博采天下众长为我所用，结果当西方列强挥舞着大炮、刀剑和鸦片破门而入时，只得忍痛吞下被迫“开关”的苦果，仓促同昨天告别。
纵然是被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联系之网，但一个孤立于世界之外的国家由此走出了封闭的外壳，是不是一件幸事？从表面上看，由“闭关”到“开关”是件好事，何况所接触的国家又是西方率先完成资产阶级工业革命的近代文明之国。但是，表面的东西毕竟无法说明问题的实质所在。要说明问题的实质，关键在于揭示：西方列强破门而入，究竟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什么？
依我看，毛泽东四十多年前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的有关论述触及到了这个问题的实质。他指出，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而是要把中国变为他们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一部血泪斑斑的中国近代史更清楚表明，西方文明在当时很多方面虽是充满生机活力的，但对19世纪的中国而言，则是破坏性大于建设性。
说到破坏性，影响之大，莫过于践踏中国主权。自“开关”后，亦即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明火执仗的西方列强胁迫愚昧、颟顸的清政府订立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得了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内河航行、鸦片贸易、内地传教、设立工厂、建造铁路、开采矿山等种种特权。这些特权的攫得，使中国主权丧失殆尽。拿享受领事裁判权来说，有了这一护身符，外国人在华即使犯了罪，也可以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而要由其本国领事或法庭来审理。正是依恃这种特权，近代中国成为西方冒险家的乐园。协定关税的出现，则剥夺了中国自行规定关税的主权。按理说，如何征收进出口货物的关税，完全是一个主权国家自己的事，但1843年《五口通商章程》却将进出口货关税强行固定在极低的税率上，并规定非经外国同意不得更改。由于主权受到严重践踏，当时中国的门开多大，对谁开，已不由中国自己作主，而要由入侵者来决定。可以想象，这种“开关”，中国能够从中受益吗？
“开关”是为了谋求通商——这是叩关者强调的一条重要理由。乍一看，国与国之间进行正常的贸易，以有易无，经济互通，岂不是件两全其美的事。但实际情况表明，当时中外通商是在入侵者要把中国变成它的原料供给地和推销剩余产品市场的前提下进行的，根本谈不上平等互利。对于西方列强说来，其鸦片和工业制品尾随大炮叩关而入，到19世纪70年代后，洋布、洋绸、洋伞、洋灯、洋油等名目繁多的“洋货”，“畅行各口，销入内地”。对于中国来说，19世纪70年代以前的出口货只能以传统的丝、茶为主，嗣后连大豆、桐油、猪鬃、钨、锑、锡等农产品及矿产原料均成为外国侵略者的掠夺对象。据统计，1887年洋货进口额已突破1亿海关两，1894年上升至1.62亿海关两；而中国每年的出口额只相当于进口的78％左右。这种年复一年的贸易逆差，致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许多“华人生计，为其所夺”。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受到直接阻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只能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夹缝中艰难地成长。
对外赔款是西方列强破门而入给中国带来的又一灾难性打击。据统计，自鸦片战争至清政府垮台前，清廷对外赔款数近13亿两白银（包括偿还兵费、鸦片费、商欠、利息等）。设若把这一总数平均于这70年，中国每年负担的对外赔款竟达1800万两白银。惊人的赔款造成中国金融财政的进一步枯竭。如果说同治以前，每次赔款，清政府还能东拼西凑勉强应付的话，那么，自同治后，财政就渐趋不支，只得对内加紧向人民搜刮，对外举借外债。由于债台高筑，且又需用关税、盐税、烟酒税来担保，中国的财政大权也步步旁落外人之手。
西方列强对于近代中国社会的破坏，当然远不止于上述几点。“今日之中国非世界竞争风潮最剧烈之漩涡哉？俄虎、英豹、德熊、法貔、美狼、日豺，眈眈逐逐，露爪张牙，环伺于四千余年病狮之旁。割要地，租军港，以扼其咽喉；开矿山，筑铁道，以断其筋络；借债索款，推广工商，以朘其膏血；开放门户，划势力圈，搏肥而食，无所顾忌。”（《湖北学生界》第2期第1页）——这一发自当时人的感叹，生动地勾勒出了西方列强破门而入给近代中国社会带来的种种灾难性变化。
当然，要收集一些史料，来证明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之后，在转移社会风气、使用机器生产、提供经营管理经验、传播科学技术等方面，对推动中国近代工业发展所起的客观作用，也不是一件难事。但这毕竟不是它的主要作用。对这种客观作用决不能估价过高，否则，就未免主次不分，以至本末倒置了。
说到底，“西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促进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一种积极因素，能够成为近代中国社会进步的一种标志，主要是取决于中国人的主动引进和吸收。血和泪汇成的中国近代史记录着，中华民族虽是一个饱经忧患的民族，但更是一个经得起忧患的民族。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先进的中国人清醒地意识到，落后就要挨打，中国能不能抵抗外来侵略，能不能减轻外来侵略的祸害，完全决定于中国能否急起直追，迅速进步，改变中国与外国力量的对比，而决不能继续采取自我孤立的慢性自杀政策。专心考察“夷情”、放眼世界的结果，使他们提出了富有时代气息的口号——“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国虽在鸦片战争前一度实行闭关政策，但从历史总体上看，中华民族并不保守，从西汉张骞、班超出使西域到明初郑和下西洋，从唐代玄奘去印度取经到明末清初耶苏会传教士来华，表明中国人民是乐于与外部世界交往、联系的）。不少关心祖国命运的人，主动地投身到考察、介绍、宣传“西学”的工作中去——即使遭到“洋大人”的歧视、冷遇、刁难、凌辱，以及本国封建士子的讥笑、排斥、辱骂、诬陷也不为所动。起初，他们只痛切感到中国在器物技能方面不如“夷”，仅仅满足于“兵战”，继之进到热衷于“商战”；后来，才认识到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理论学术也强于中国；因此，对于西方思想、学术、文化的吸取，表现出一种难能的历史自觉。恰恰是这种主动引进的“西学”，对19世纪的中国才真正显示出它的建设性。
论及到“制夷”，似有必要纠正这样一种错误观点：“难道为‘抗拒’外国，宁肯让我们中华民族倒退到刀耕火种不成？”持这种看法的人还认为，多出几个林则徐式的民族英雄也无济于事，不过是延缓接受资本主义文明的时间罢了。按照这种逻辑，既然资本主义是先进的文明的，它纵然侵略别国，落后的国家也只能敞开大门，欢迎叩关，否则，一提“制夷”，就意味着反对文明，反对科学，反对进步。这种逻辑当然是荒谬的。须知，争取民族独立始终是近代中国谋求社会进步的主题。中国人民反对的是外来入侵者的掠夺、压迫、奴役和剥削，而对于“西学”中的自然科学、生产技术，乃至包括当时还处于先进的社会政治、法律思想、理论学说，先进的中国人是竭力主张为我所用的。这种吸收和扬弃，与所谓要倒退到刀耕火种时代风马牛不相及。总之，用马克思主义来考察世界历史，任何时候都不能否定被侵略者反对侵略的正当权利。因此，我们决不能轻浮地嘲弄那些民主革命先驱者的挫折和失败，因为他们的奋斗经历是我国历史发展中不可逾越的一个阶梯，我们理应永远记住他们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的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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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史人物
早期人民军队的杰出将领——黄公略
黄公略是我党早期为革命捐躯的人民军队的杰出将领之一。他的革命精神、指挥才能和革命品德，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和怀念。
黄公略是湖南省湘乡县人，生于1898年。18岁入湘军当兵，后逐次擢升至连长。1926年7月，他所在的湘军第二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一师。他随师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初，考入黄埔军校高级班学习。1927年12月广州起义后，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8年3月，黄公略在黄埔军校高级班毕业后，经党组织同意，应彭德怀邀约，回湖南独立第五师（即原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一师）任职。初任师随营学校大队长（另说任校长或副校长），后调任第三团第三营营长。当时，彭德怀任该师第一团团长。一团已有党的组织，彭已是共产党员。黄公略到职后，即与彭等秘密策划进行革命起义的准备工作。
7月，在党的领导下，发动了有名的“彭、黄兵变”，即平江起义。起义后，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下辖一、四、七三个团，共2500余人。黄公略任红五军军委委员兼第四团党代表。这次起义极大地震撼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由于当时全国革命形势正处于低潮，湘鄂赣三省反动军事力量比较强大，起义后，红五军即遭到强敌的围攻堵击。到8月底9月初，起义部队已剩下不到1000人。10月，红五军军委与湘鄂赣边特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红五军与工农游击队混编为五个纵队；由彭德怀、滕代远率四、五纵队和军部直属队赴井冈山与红四军取得联系；以黄公略为第二纵队纵队长，并统一指挥一、二、三纵队，在平江、浏阳、铜鼓、修水、武宁、万载一带坚持游击战争，保卫和开辟湘鄂赣边区。
当时，湘鄂赣三省敌人正大举向边区“会剿”，妄图四面包围，一举消灭边区红军。在这种险恶形势下，黄公略紧紧依靠边区的党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领导一、二、三纵队，在环境异常艰苦、给养补充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斗争，保卫和扩大了边区。面对发展的革命斗争形势，反动派惊惶失措。当时的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何健到处张贴告示，悬赏捉拿黄公略。赏金不断升级，由1万元、5万元增到10万元。何健还曾两次派人到湘乡挖黄公略的祖坟，把黄公略祖父、父亲的尸骨带到长沙，丢进湘江。
1929年8月，彭德怀率领四、五纵队返回边区。这时，边区的赤色武装已根据湘鄂赣边特委4月12日扩大会议的决定统一编为湘鄂赣边境支队，黄公略任支队长。8月底，彭、黄两军在平江黄金洞、桐木桥会合。两军合编后，仍称红五军，下辖五个纵队，全军共3000余人。黄公略任红五军副军长。此后，边区革命形势日益发展。到12月，苏维埃割据地区已扩展到平江、浏阳、修水、铜鼓、万载、通城、通山、阳新、大冶等县，正式形成了湘鄂赣革命根据地。
1930年1月由赣西南地方武装合编组成红六军。1930年6月，红六军正式命名为红三军，属红一军团建制，受毛泽东、朱德直接指挥。这支部队成立之初，干部异常缺乏，成分复杂，在战斗员中，农民意识、地方观念、游击主义习气浓厚。黄公略被任为军长兼军委书记。在他的精心培育下，部队进步很快，不到一年，就成了一支纪律严明、作风顽强的战斗部队。这支队伍成立不久，1930年2月24日，在黄公略的指挥下，配合红四军在吉水的水南、吉安的值夏、赤家山一带全歼敌金汉鼎部精锐唐云山独立旅1600余人，缴枪2000余支。1930年8月，在奇袭文家市的战斗中，红三军担任主攻，猛打猛冲，英勇顽强，再接再厉，终于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一举全歼敌三个团又一个营，取得红一军团成立后的第一次大捷。特别是在1930年12月至1931年9月保卫和发展中央苏区的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役中，红三军战功卓著。在第一次反“围剿”时，红三军在有名的龙岗战役中担任正面攻击任务，首先发起冲锋，生俘敌前敌总指挥张辉瓒警卫营全体官兵，为全歼敌十八师活捉张辉瓒立下了功劳。在第二次反“围剿”时，红三军独当一面，在东固中洞南侧山上秘密设伏，居高临下，一举包围敌二十八师师部，捣毁了敌人的指挥机关，为五战五捷首开胜局。在第三次反“围剿”时，红三军和兄弟部队一道，首战莲塘，次战良村，再战黄陂，三战三捷。老营盘一仗，又取得歼敌蒋鼎文第九师一个旅的胜利。
红三军这些战绩的取得与黄公略的卓越指挥是分不开的。黄公略指挥作战的主要特点是：战斗打响前，必周密侦察，从不轻易下决心；战斗打响后，又果断坚决。毛泽东对黄公略十分倚重，1930年7月在《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一词中，就用“偏师借重黄公略”的词句，对黄公略及其所率领的部队作了很高的赞誉。
黄公略作风正派，立场坚定，时刻不忘维护党和革命的利益，从不计较个人的安危得失。1930年12月第一次反“围剿”开始前，由于李立三冒险主义的影响，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中有少数人坚持打南昌的错误主张，反对毛泽东“诱敌深入”的正确方针。还有的人由于对富田肃反问题有意见，不顾大局，趁机提出错误口号，进行挑拨离间。在这大敌当前、党和红军面临分裂的严重时刻，黄公略与朱德、彭德怀及时联名发表公开信，明确指出：“诱敌深入”的战略，“是整个一方面军总前委的策略，已不是泽东同志个人意见，所谓反对泽东同志的右倾等于无的放矢。”并郑重宣告：“目前决战在即，凡是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同志，应站在共产党总前委领导之下，一致团结，坚决消灭敌人，谁不执行这一任务，谁破坏这一任务，谁就是革命的罪人。朱德、彭德怀、黄公略对于同志之去就，只有革命与反革命之分，没有私人拥护与否之别”，维护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总前委的领导和一方面军的团结。
国民党的第一次“围剿”被粉碎后，蒋介石气急败坏。为了破坏红军内部团结，瓦解红军将领斗志，亲自导演了一场所谓“策反”黄公略的闹剧。他先令何健将黄公略的母亲和妻子押到长沙，然后在报纸上大造所谓“黄公略既将母与妻子送来长沙，足见悔过情殷，投诚心切”的舆论，借以混淆视听，进行要挟。同时，他又委任黄公略的堂叔黄汉湘为宣抚使进驻南昌，并派黄公略的长兄黄梅庄为参议，携带银洋1500元和蒋介石、黄汉湘给黄公略的亲笔信进入苏区，劝诱黄公略“归正”。蒋介石自以为得计。谁知黄梅庄一入苏区，即被我红三军扣押。当方面军总部写信向黄公略征求他对其兄的处理意见时，他不顾母亲、妻子尚在敌手，在复信中斩钉截铁地回答：“一刀两断，义无返顾”，请求将黄梅庄处以死刑，并将其口供印发全军，借以教育部队提高革命警惕。他大义灭亲的坚定立场，不仅彻底粉碎了蒋介石的阴谋，而且给了全军指战员以深刻的教育。
1931年9月，粉碎国民党的第三次“围剿”后，红三军奉令由西向东转移。9月15日，部队行军至东固附近的六渡坳时，突遇敌机袭击。黄公略不幸身中数弹，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于当晚七时许牺牲。 （方大铭 谢秉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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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寅初人口理论座谈会
为纪念马寅初先生逝世五周年和他的《新人口论》发表三十周年，浙江省人口学会、绍兴市社科联、绍兴市人口学会、绍兴市计划生育协会和《人口与经济》杂志社于六月七日至九日，在他的故乡浙江省绍兴市召开马寅初人口理论座谈会，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口学者和实际工作者进行了学术交流。
与会者认为，一九五七年人民日报发表的《新人口论》中提出的观点，是符合当时我国实际情况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直至今日，对我国开展人口科学研究和计划生育工作，仍然具有指导意义。当然，现在我们研究人口问题，不能停留在《新人口论》中提出的问题。我国人口问题的理论与实践，不论在广度上和深度上都有了很大的发展。我们应当对人口科学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
（哲仁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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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广告在我国商品市场中的作用
杨存生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建立完善的市场体系。广告作为我国商品市场经济中活跃的因素，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商品市场中，企业是以市场需求为中心组织经营活动的。市场需求特别是生活消费需求，具有分散性和多变性。广告利用现代传播媒介，使企业对全国的甚至国际范围的需求进行沟通和跟踪成为可能。企业利用广告信息，把每一个人都联结成企业的特定市场；而对于消费者来说，通过广告途径获取到市场广泛的商品信息，使每个企业都可能成为自己消费选择的目标，因而消费活动更趋合理和多样。现代广告对市场供求之间的有机沟通，使现代“市场”的含义无论在外延或内涵方面都得到扩展和丰富。
调整产业结构是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需要。但是什么产品该增，什么产品该减，什么产品该转，要根据市场需求确定。在需求复杂而范围广大的市场，沟通供求信息，最及时有效的途径就是广告宣传。通过各自的广告活动，企业可以确定产品在市场中的方位；许多由于信息不通而出现的局部滞销现象，可以得到缓解。一个广告救活一个企业的情况，虽属少数，但是通过广告信息交流，根据市场需求调整产量或转产，则是比较普遍的事。通过广告沟通供求信息，可以促进全国产业结构的顺利调整。
广告对于“双增双节”，提高社会经济效益，也有不可低估的作用。例如：国内一些厂家使用的钻石工具，以前靠进口，后来通过广告了解到天津已有这种产品，寿命是进口产品的一倍，而价格只有进口产品的1／3。有的地方还发生过国内出口的产品，又被其使用单位高价买进的怪事，除了某些人迷信外国的因素外，信息不通也是重要原因。
现代市场有印象交易的发展趋势，即产品的内在品质差距缩小，在交换中的决定因素相对下降，而产品的牌子、外观装潢等因素在交换中的作用突出。广告使用各种新颖的表现手法，通过人的视听，多方面强化产品的形象。广告在传递信息过程中，还有塑造和树立产品和企业形象的功能。目前国内许多产品质量很好，但因为广告的表现力不强，给人的吸引力相对较差。
广告信息作为供求中介，对供求关系起调节作用。当市场供给大于市场需求时，企业的广告活动转旺，刺激消费，加速流通；当市场供给小于需求时，企业广告活动减少，使需求欲望下降，从而促进供求平衡。由于广告能迅速有效地联结供求关系，许多企业对高档消费品或生产资料，往往利用广告征求订货以后才安排生产。
作为对商品或劳务的真实介绍，市场广告信息的总体是反映市场宏观的一面镜子。从1979年至目前，我国市场生产资料广告比重呈下降趋势，而生活资料广告比重呈上升趋势，就是这时期市场供求变化的反映之一。在市场中，每个企业根据本企业的营销需要，一方面发布自己的广告，同时又是大量广告信息的吸收者。这使企业可以从市场全局的角度，认识自己以及竞争对手的生产水平和优劣条件，从市场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因素，及时把握市场趋势，在决策中扬长避短，未雨绸缪，从而有益于市场动态结构的合理发展。
在市场有利条件下，广告可以加速产品被人们接受。但是在市场不利情况下，如产品过时或需求萎缩时，广告是无法扭转逆势的。随着技术进步，新的产品利用广告不断推向市场，而另一些产品在市场中的优势随之可能失去。广告这种奖励先进、淘汰低效落后产品的作用，有利于市场中的有效竞争和企业规模效益的提高，是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力。
广告作为市场经济的要素，作用于生产、流通、交换、消费的整个过程，积极促进市场系统的有效运转和市场整体功能的发挥。同时，广告自身的发展以及功能的发挥，又受市场其它要素的影响和制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八年中，广告对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由于市场体系不健全，广告手段的运用和广告功能的发挥受到一定限制，有时还产生消极作用。因此，不论从我国广告事业自身的发展或广告在市场中积极作用的发挥出发，都需要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我国的市场体系。
广告事业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有其规律性。因此，需要一支有一定素质和规模的从事广告工作的队伍。在资本主义市场，广告队伍聚集了社会第一流的优秀人才。目前，我国广告工作队伍的数量和质量，远远不能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如不认真解决，势必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