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
必须把加强农业放在重要的战略地位
李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党的发展农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落实和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入，我们邢台地区农业生产连年获得丰收。1986年，全区农村社会总产值（现价）达41亿元，比1985年增长24.3％，相当于1978年的三倍多。其中，农业总产值为16.2亿元，比上年增长3.8％，比1978年增长近一倍。乡镇企业产值已经超过农业，成为农村经济的支柱产业。农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均收入比1978年增长五倍多。
但是，在大好形势下，有些领导干部只看到农村经济空前活跃和发展的一面，看不到农业同其他产业的发展不相适应的一面，更看不到农业本身潜伏的问题的一面，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轻视和放松农业的思想。表现较为普遍而且突出的问题有三个：一是各级领导用在农业上的精力明显少了，抓农业的劲头明显小了，一些农业职能部门也放松了对农业的具体指导。二是农业投入大幅度减少。农田基本建设投资逐年下降。据统计，我区用于这方面的投资，1980年是1054.5万元，到1984年减到507.1万元。1985年以后，农田基本建设投资虽有所增加，但还未达到1980年的水平。农民对土地投肥投工也在减少。据有关部门调查，1985年比1984年每亩粮田的化肥用量减少22.7％，投工减少25％。三是为农业生产提供的有效服务少。目前，一些县和大多数乡村服务体系不完备，不配套，功能不全，运转不灵。农业生产所必须的优种繁育、植物保护、生产资料供应、畜牧防疫、保险等项服务相当薄弱，有的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农民生产、经营遇到的诸多困难无法解决。
出现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树得不牢。有些干部认为农村产业结构要调整，应当用更多的精力发展第二、第三产业。有些干部对近几年农业的发展盲目乐观，看到有的地方一度出现的“卖粮难”、“卖棉难”的现象，就不加分析地认为粮食棉花多得不得了，农业已经过了关。再就是随着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有些干部感到搞农业来钱慢，效益低，不如务工经商收入多，富得快。
加强对农业的领导首先要深刻认识农业的战略地位。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生产的发展不仅对整个国民经济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而且对城乡人民的生活和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有重要的作用。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农业上如果有一个曲折，三、五年转不过来。”“我们搞宏观经济应该把农业放到一个恰当位置上”。这就说明，农业在经济建设和社会生活中始终处于基础的地位。中国是个大国，10亿人口，8亿农民。关心农业就是关心8亿农民，加强农业就是加强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忽视农业，放松对农业的领导就要脱离群众，指导经济工作就会欲速则不达，甚至要受客观规律的惩罚。从我区的实际情况看，近几年随着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第二、第三产业开始兴起，但真正“离土”的农民还是少数。百分之七八十的农民离不开土地，要靠农业吃饭。农民的生活水平虽然有了较大提高，但与许多先进地区相比还是低的。去年全区粮食总产16.5亿公斤，平均亩产168公斤，人均占有量只有350公斤，还没有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从目前的情况看，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大多数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还是靠发展农业。我们指导农村工作，如果离开了这个现实，就脱离了实际，脱离了群众。还要看到，现阶段农业生产仍然受自然条件的制约，在一定程度上还靠“老天爷”当家。所以对农业问题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可有任何的忽视。这就要求我们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牢固地树立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真正从思想上和工作上把农业摆在重要位置，用较多的精力和时间研究农业，安排足够的强有力的干部抓农业，确保农业的不断加强和不断发展。
加强农业的核心问题是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根据中央关于农村改革的一系列文件精神，农村改革的各项工作要逐项抓好落实。当前要紧紧把握三条原则：一是着眼于调动农民种地、发展粮食生产和商品经济的积极性，不断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二是立足于打好基础，增强农业的后劲，提高农业生产力；三是致力于放开搞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从这个指导思想出发，要进一步完善配套已有的改革措施，发挥政策的整体效益，要大胆探索创新，推动改革向纵深发展。当前要不断完善粮、棉定购合同制，落实各项措施，千方百计保证粮、棉定购任务的完成。要大力发展多成分、多层次、多种形式的流通网络，特别是要充分发挥各级供销社的主渠道作用，为农民购买生产生活资料、销售农副产品提供方便。要搞活农村资金融通，积极发展民间信贷，把信用社办成农民集体所有制金融组织，解决农民发展生产缺少资金的卡脖子问题。要正确贯彻“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在农业稳定增长的基础上，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第二、第三产业。乡镇企业要坚持四个轮子一齐转，有计划地发展一批具有竞争力的优势行业和名优新特产品，逐步建立起具有本地特点的、城乡一体化的经济格局，走出一条适合我区实际的发展农村经济的新路子。
加强农业要抓增加农业投入。目前，国家对农业的投资受财力所限，不可能一下子增加很多。因此，摆正投资方向，把有限的财力、物力集中用于加强农业的基础建设，是一项十分迫切的任务。首先是增加资金、物资方面的“硬投入”。要采取国家、集体、个人一齐上的办法，除地、县财政尽量挤出一部分资金支援农业基本建设外，还可采用贴息贷款的方式，争取多提供一些支农资金。各地发展乡镇企业的收入，特别是集体企业的积累部分，要拿出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以工补农，以工建农。国家和集体的支农资金，要重点用在大中型农田水利工程的修复和建设上。要制订鼓励农民投资的政策，做好组织协调工作，把农民的剩余资金用到小型配套工程建设和扩大再生产上来。其次，增加科技方面“软投入”。要抓好现有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有计划地搞好技术培训，提高全体劳动者的素质，挖掘潜在的能量。要抓好“星火计划”的落实，争取一些关键性农业技术有新突破。积极发展与完善县、乡、村综合技术开发服务组织和专业技术服务组织，健全县级技术市场，促进科技成果迅速向生产领域转移。再就是鼓励农民进行开发性投资。我区山多地多，资源丰富，有很多自然资源未得到开发。全区1018万亩耕地，其中有168万亩沙荒地还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在山区还有一部分荒山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理。我们要采取特殊政策，鼓励和引导农民进行开发，宜林则林，宜果则果，宜牧则牧，宜渔则渔，向农业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另外，已初具规模的粮食、棉花、西瓜、大葱、辣椒、枸杞、畜牧、林果等十大商品生产基地，要集中力量加快建设，逐步形成具有本区特点的区域性经济优势。
加强对农业的领导在于搞好服务。农民种地出现这难那难，关键是我们领导干部的服务工作没有做到家，没有真正去为农民解决困难。农民种田积极性下降，不单是粮食、棉花的价格下跌，农民买不到化肥、柴油、农药，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实际上，我们的服务工作与农民的生产和经营也很不适应，农民想种好地，化肥、柴油、电力满足不了；市场放开了，农民与市场又难以建立稳定的联系，时常出现产销脱节。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完善县、乡、村服务组织。县、乡、村要从农民生产经营的需要出发，建立生产资料供应、农业技术指导、农副产品加工、运输、销售等成龙配套的系列化服务体系，为农民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
第5版(理论)
专栏：
如何进一步发展我国的粮食生产
——首届农村财政理论座谈会简介
最近，中国财政学会农村财政研究会召开了首届农村财政理论座谈会，对如何进一步发展我国的粮食生产问题进行了讨论。
大家认为，粮食生产在我国具有独特的重要地位。我国人口多，人均耕地少，发展粮食生产特别重要。国民经济能否稳定协调地发展，社会是否安定团结，都与农业的发展，尤其是粮食生产的发展有直接的关系。
与会代表认为，目前影响粮食生产稳定发展的因素有下列几点：政策不稳定，包括收购政策不稳定，生产资料、物资供应政策不稳定以及收购价格不稳定；耕地面积剧减，地力下降，水土流失严重；对农业的投入减少；财政投资效益很不理想；粮食价格偏低；农田水利设施保护不善，损坏严重，等等。由于上述多种原因，近年农民种粮积极性有些下降。
如何进一步发展我国的粮食生产？与会代表提出几点建议：从中央到地方对农业的投入方针政策要稳定；“以工补农”要长期坚持下去；对农业投入中粮、棉、油等各占多大比重，国家、集体、个人各拿多少，要用法的形式固定下来，最好有个农业投入法；农用生产资料的供应要长期坚持与粮食收购合同挂钩；采取综合性措施，切实保护现有耕地面积；推广新的科学技术成果，提高单产；制定全国农业发展规划、行业发展规划和技术经济政策。
大家认为，财政部门支持粮食生产进一步发展，应从深化改革以筹集资金增加投入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这样两个方面入手。
1，财政投入要增加。大多数代表认为，财政要尽可能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同时，适当调整财政支农资金的投向，重点支持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的基础性设施和农业科技两个方面。
2，大胆进行改革和探索，转变财政对农业生产投入只能无偿的老观念，实行财政资金和社会资金相结合，有偿和无偿相结合，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相结合。①扩大支农周转金的来源及使用范围，对粮食生产支持的比重要增大，不能片面强调回收率、周转率。②灵活调度资金，适当利用财政资金暂时闲置的“时间差”，有条件地搞一些“短”、“快”项目。③对使用信贷资金确有困难，但切实可行、且有一定管理能力和技术水平的农业项目，在小范围内可以搞一点财政贴息。
3，提高现有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益。①改革财政支农资金管理体制，解决条块分割的矛盾，扩大地方的支农资金调剂权。②压缩行政经费，增加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数额；③试行小型农田水利资金部分有偿的试点；④改革农业生产资金的基数分配法；⑤扶贫资金发展生产的钱和吃饭的钱要分开；⑥财政部门尤其是基层财政部门要在本级政府的领导下介入“以工补农”，使之向“以工建农”方向发展。⑦财政部门要适当集中资金继续支持商品粮基地县建设和搞规模经营，尤其要支持老产粮区的发展巩固。
4，用税收手段调节农村各业的收入差距，以保证粮农的收入水平稳定提高。同时，要加强乡财政建设，保证对粮食生产有一定比例的投入，使粮食生产持续稳定发展。
（汪雁题 冯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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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论中国宏观经济管理》即将出版
由桂世镛任主编，王积业、杨振家任副主编的《论中国宏观经济管理》一书，即将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系统论述我国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管理问题的新书。它的主要内容包括：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管理的理论与实践，建立我国新的宏观经济管理制度的初步设想，计划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和实施步骤，加强和改善固定资产投资、消费基金、财政、金融、价格的宏观管理，以及计划分级管理问题的改革设想。
该书深入分析和总结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经验，并从我国的国情实际出发，紧密联系我国经济运行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对建立科学的宏观决策体系，完善宏观经济调节制度和新的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制度提出了改革方案。同时，还对在新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下如何搞活企业，如何处理好计划与市场、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以及如何建立与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管理体系等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张国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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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管理学》
△貊琦主编的《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管理学》已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第5版(理论)
专栏：
把发展与改革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高尚全
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主办的《中国：发展与改革》杂志经过将近两年的内部发行（原名为《经济发展与体制改革》），现在开始与社会上广大读者见面了。希望它的公开发行，为促进经济发展与体制改革更紧密地结合作出应有的成绩。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中国举世瞩目的经济改革已经进行八年了。这八年中，我们在经济的各个领域做了大量的探索性改革，取得了令人欢欣的成就，也遇到了不少难题。从总体上说，八年改革的经验，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正确处理改革和建设的关系，就是要把经济发展与体制改革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当前，整个改革已进入了一个巩固、深化的新阶段，改革的难度较前大大地增加了。在这个时候，《中国：发展与改革》杂志的公开问世，自然有其不一般的意义。
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新理论和新体制的目标模式，为整个改革指出了正确的方向，极大地激发了亿万干部群众投身改革洪流的积极性。但是，要完全实现这一目标模式，把传统的经济体制改革成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体制，是需要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的。这就要求我们善于把目标模式与实现目标模式所必经的每一个改革阶段的具体任务恰当地结合起来，做到方向明确而坚定，步骤稳妥而扎实，一步一个脚印地推进改革的大业。这里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必须正确把握改革的阶段性。
如何才能正确认识和把握改革的阶段性呢？我的看法，要弄清以下三个层次的问题。
首先，要正确认识我国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是我们进行建设和改革的基本出发点。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我国目前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初级”二字不仅表现在生产力方面发展水平低，比较落后，也表现在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在初级阶段这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我国的经济结构必然带有若干重要特点。比如，我国的公有制形式不可能那样单一和纯粹，必然呈现出以全民所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形式相互并存、相互渗透的状况；实现按劳分配的方式也不可能是单一的，而必然是多种形式的，并且还有其他不同性质的分配方式。又如，由于生产力不发达，我国商品经济的社会化程度与组织程度必然很低，充分有效的市场体系的培育和成熟必然需要有一个较长的时间。我国处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这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改革的基本出发点。离开了这个基本出发点，就会使建设和改革走到斜路上去。
中央领导同志最近强调指出，要充分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这是积过去三十几年经验教训得出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观点。我党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取得成功，其基本经验就是既反“左”，又反右，坚持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把握住该阶段革命的主要任务。但是到了社会主义时期，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不大清醒了，搞大跃进、一大二公，消灭个体经济，实行“穷过渡”，结果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也说明，只有认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才能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去推进我们的改革和建设，遇胜不骄，遇败不馁，遇难不畏，坚定而稳步地达到成功的彼岸。
第二，我国的经济建设正处在从传统的发展战略向新的发展战略转变的过程中。这种转变集中表现在五个方面，即从片面地追求高速度的外延式粗放经营，向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内涵式集约化经营转变；从片面地追求军、重工业的超前发展，向各产业各部门均衡发展转变；从封闭分割的市场，向开放统一的市场转变；从高积累、低消费，向兼顾积累与消费转变；相应地，我国人民的生活也开始从温饱型向小康型转变。所有这些转变的核心内容，是经济结构的合理调整和优化升级，其中消费结构的转变相对地说是比较容易的，而生产结构的调整和转变就困难得多。1984年以前，我们主要通过政策调整来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取得了显著的成绩。1984年以后，继续完成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升级的主要途径，开始由政策调整转到体制改革方面来了。我们应当深刻地认识这一变化，使改革自觉地承担起这一任务来。
从理论上讲，“经济建设”应当包括“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以下分别简称为“建设”、“发展”、“增长”）两个方面的内容，“发展”侧重于指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升级；“增长”则侧重于讲经济总量的增加，讲速度。“发展”是“建设”中的质变过程，“增长”是“建设”中的量变过程。实践表明，对于一个自觉实行加速赶超战略的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在其经济起飞前后的相当长的时期里，“发展”要比“增长”来得更为重要。这是因为：有“增长”可以无“发展”，有“发展”必定有“增长”；无“发展”的“增长”最终还要掉下来，有“发展”的“增长”则可能做到持续、稳定、协调、高速。这是战后以来很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东欧某些率先进行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经过长期经济建设得出的经验教训，也是一些后来居上的国家成功之要旨。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由于长期实行僵化的管理体制，加之建设方针上的失误，经济结构本来就存在较多的缺陷，在现有的基础上调整的任务就非常重，而进一步的优化升级则更需持久的奋斗。因此，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和升级，不能不成为我国经济建设的中心环节。我们要充分吸取各国的经验教训，在赶超之路上，集中力量尽快地实现经济结构的合理化和升级换代。这样才能以矫健有力的步伐，迅速改变落后面貌，较快地进入世界经济发展的先进行列。因此，在处理改革和建设的关系问题上，在某一特定阶段，为了使改革不失时机地迈出关键性的一步，创造较好的经济环境，使“增长”服从改革，有计划地将总的经济增长速度控制在适度范围内，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若是讲到改革与“发展”的关系，情形就有所不同了。无论从长期看还是从短期看，改革都应自觉地适应总的经济“发展”的要求，改革的每一步都应力求做到有利于促进经济结构的合理调整与优化升级，有利于促进产业政策和企业组织结构政策的落实。应当把是否能很好地解决和满足经济发展中提出的紧迫问题和要求，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我们确定当前阶段改革任务的主要依据和检验改革成效的主要标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恰当而紧密地结合起来，使二者真正相互促进，避免那种“为改革而改革”的片面性。
前几年，我们曾较成功地解决了农、轻、重比例失调等老的结构问题，但随着经济的成长和改革的推进，一些新的或深层的结构问题又突出起来：诸如象如何解决投资结构偏“轻”偏“小”，和工业生产“后倾化”的问题；如何尽快打破市场割据，发挥我国市场广阔的优势，更好地获取生产的规模效益；如何将我国颇有基础的军、重工制造业改造成整个国民经济的强大装备部；如何改善我国落后的出口结构；如何使我国的供给结构跟上消费结构的变化，并引导消费结构使之不至于过分超过实际供给状况，等等。这些都是摆在我们面前迫切需要通过改革解决的重要问题。改革也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才能真正深化并站稳脚根。因此，在整个改革进程中，如何在保持国民经济比例合理和促进经济结构优化的基础上，保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是需要经常处理好的一个重要问题。我们应当认真对待，努力做出好的回答。
第三，我们的改革已经进行八年了，如今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前一阶段改革的进展很快，成效很大，今后随着改革的深入，我们必须准备为了每一步的前进而付出加倍的努力，克服前进中的困难，才能取得更大的成就。这主要是因为改革已经从较浅的层次向较深的层次发展了；从局部的单项改革向整体的综合配套改革发展了；从简单的放权让利向全面地调理机制发展了；从“农村包围城市”向“城市带动农村”发展了；从重点搞活非国营的小企业向重点搞活全民大、中型企业发展了；从较为单一的经济体制改革向更多地触及到政治、文化等其他领域的改革发展了。同时，在前一段改革中，由于我们缺乏经验和人们的认识不够统一，有些应当及时出台的改革未能及时出台，有些已经出台的改革缺乏配套措施，致使某些问题的解决拖延下来，积累而成为目前的难点。总之，改革发展到今天，其复杂程度和难度都大大增加了，而我们的回旋空间却相对较小。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分析了抗日战争的三个阶段，指出其中的第二个阶段即“相持阶段”是最为艰难困苦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改革也到了这样一个阶段。改革决不会一役成功。对此，应当有充分的认识。然而也必须看到，我们毕竟已经搞了八年的改革，在这八年中，进行了空前广泛的理论探讨，提出了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新理论和新体制的目标模式；我们做了大量的多方面的改革探索和试验，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教训；一大批敢于改革而又善于改革的干部队伍正在成长起来；由于改革取得的实际效果，人民群众对改革的理解和支持程度也提高了。所有这些，都将成为我们今后克服困难，推进改革的有利条件。只要我们在统一认识、设计方案、培训干部、宣传群众、精心试验和大量的基础性工作方面付出加倍努力，我们的改革就一定能冲破难关，走向新的胜利。任何悲观、失望、停滞、倒退的情绪都是站不住脚的。中华民族的振兴寄希望于改革，舍此别无他路。
〔本文是《中国：发展与改革》（月刊）的发刊词；由《中国：发展与改革》编辑部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