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学生道德品质形成的主要因素
从心理学的观点看，影响学生道德品质形成的主要因素有道德认识、道德情感、道德行为方式三个方面及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的规律，因而，用心理学在道德品质教育方面的基本原理和规律来研究和指导学生的道德品质教育工作，是这项工作实行科学化、系统化的关键所在。
一个人理解了正确的行为准则，知道为什么和怎样去行动时，就可以产生自觉的道德行为，因此，道德认识在道德品质的形成和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对学校来说，只有使学生亲自参加社会各项实践活动，才能使其逐步掌握道德观念，从而提高学生的道德认识。
道德情感是根据社会道德行为准则，评价别人或自己的言行所产生的情感。道德情感是在人的社会实践中发生和发展起来的，并受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在我们社会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情感，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以及对社会集体的荣誉感、责任感，对同志的友谊等都属于道德情感。
当道德认识和道德情感成为道德行为的动力时，便成了道德动机。具体说，道德行为是道德认识通过道德情感在具体行动中的表现。对学生来说，主要是看他们在校期间道德行为的表现如何。
学校道德品质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在教师的教育指导下，促使学生把正确的道德认识通过良好的道德情感转化为积极的道德行为，从而适应我国社会对于道德规范的要求，这就是德育教育的基本过程和规律。
（摘自6月2日《宁夏日报》 原志敏文）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关于“好学生”标准的思考
北京新源里二中学生张海山，为救一名落水儿童英勇献身。事后，记者采访了其学校的老师和家长。大家认为，按一般标准，张海山还算不得好学生。因他淘气，有时不遵守纪律，功课不好，考试甚至不及格。但张海山舍身救人的事迹，又的的确确感动了成千上万的人。
这告诉人们，评价学生的标准，很值得认真研究一下。其实这也是个老问题了，听报告，读文章，“好学生”标准问题似乎也谈得很充分、很周全了，但在实际上，问题远没有解决。我接触过不少老师、家长以及教育部门、学校的一些领导，谈起好学生，几乎都突出两条：一、学习好；二、规矩听话。在不少中小学，能上光荣榜，戴上光荣花的，也基本上是“考试总分名列前茅的”学生。
这样下去行不行？许多有识之士，早已发出过呼吁：这是一种危险的倾向。最近，报刊披露的北航学生刘勇走上犯罪道路的事实，难道还不发人深省？论起来，刘勇这个上中学时的“三好”学生、“优秀”团干部，学习成绩想必一定是呱呱叫的；但他那时已暴露出来的“自命不凡的优越感”，也一定是被师长们疏忽了。在不少地方，“三好”往往只剩下“学习”一好；而“学习好”也就是考试分数高。这样的标准，其实担忧。
（摘自6月7日《北京晚报》 郭学棣文）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国外人口论新说
一、“人口爆炸”理论
1、“人口与食物竞赛”理论 这种理论认为，人口增长与食物供给的赛跑贯穿在整个人类发展中。它断言人口增长快于食物供给增长，并认为这是一条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因此，合理分配世界食物，努力增产贫困地区的粮食，减少高密度人口地区的人口数量，是缓解世界性人口过剩压力的三条途径。
2、“人口普遍过剩与土地负载能力日益下降”理论“过剩”论宣称，由于人口剧增，地球上人口过剩已成普遍现象，而这是由土地负载能力日益下降造成的。
3、“癌细胞扩散”理论“扩散”论把地球人口增长比做致人死亡的癌细胞扩散，并把人类的今天比喻为古代玛雅文明消失的前夜。
二、生育率下降理论
1、“财富流动”理论 这种理论分析，西方国家出生率趋于下降，是家庭内部财富流动改变方向的结果。家庭内部财富，在子女一方流向父辈而形成的经济结构下，父辈就自然倾向于多生子女，从而形成高生育率。一旦这种格局被打破，父辈便会感到多生子女无益，转而走上少生优育的道路。因而，西方社会实现工业化以来，人口出生率节节下降，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2、“子女成本与效用比较”理论 按照“比较”论分析，子女也和一般商品一样，既有成本费用，也有效用。在今日西方世界，抚养子女的成本费用升高，而子女对家庭的效用却相形见绌，以致多生子女无利可图。
3、“三效应”理论 生育率水平是由每个家庭的“收入效应”、“价格效应”（抚育成本）、“替代效应”（工作母亲因生儿育女而丧失的获取收入的机会）所决定。但“收入效应”的作用远远赶不上“价格效应”和“替代效应”的反作用。
三、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相互关系理论
1、“人口衰退导致经济衰退”理论人口不增长，就不会迫切需要创新和打破旧平衡，因而经济发展缓慢甚至衰退；反之，人口不断增长，从而促使经济发展。
2、“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理论 现代人口增长促进经济增长，其理由有三：第一、现代人口增长使年龄结构发生变化，最富生产力的年龄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上升；第二、人口死亡率降低控制住了常使人们失去劳动能力的疾痛，因而有助于提高劳动力人口的生产效率；第三、人口稳定增长，再加上物质生产发展，从而刺激了经济进一步增长。 （摘自5月25日《理论信息报》 侯文若文）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商调《哀乐》的由来
在我国，如此尊重一支属商调式哀乐，数十年来，特别是在追悼周恩来总理逝世的那些令人肝肠寸断的日子以来，这哀乐更加深入人心了。到底是谁谱下的这支哀乐？据我所知，其来龙去脉如下：
40年代初，延安的音乐工作者安波、马可、时乐蒙等同志深入民间“采风”（搜集民歌及民间音乐），在安塞地区搜集到了这支陕北民乐商调式哀乐。安波记谱。不久，在陕北人民公祭刘志丹同志的大会上，首次由安波同志以此曲填词，唱奏了这支歌。
解放战争时期，此曲传到了晋察冀解放区，作为挽歌形式——乐府曲也被使用过。新中国建立后的第一任中国军乐团团长、指挥罗浪同志为了礼仪的需要（国家需要有庄严的哀乐）把此曲配置了和声作为军乐队的礼仪曲使用，这样，这支哀乐被沿用了下来。
1985年，我在北京与时乐蒙、晨耕、张非同志（后二人均系从晋察冀来的部队音乐家）曾经共同忆及过这支哀乐的产生历程，即创作它的是陕北人民。搜集运用它的是音乐家安波同志。
（摘自5月29日《武汉晚报》 程云文）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要增强国民的保险意识
一个家庭每月收入应该如何安排？有一家关心群众生活的小报对此作了如下划分：1、生活费用；2、赡养费用；3、发展费用；4、享受费用；5、交往费用。这似乎较全面了，但是其中却少了一项保险费用，我国国民保险意识之淡薄，由此可见一斑。
其实，对于每个家庭来说，在漫长的生活道路上，总有这样或那样的潜在不测事故在威胁着他们。如果每个家庭能从每月微薄的收入中抽出少量的保险费，参加一项以至几项保险，那么就可以在生活中一旦遇到不测时，有所依恃，或化险为夷，帮助每个家庭无所忧虑地度过人生的旅途，这无疑是指导现代家庭生活的科学管理的一个良策。
某地有一个小学生不幸从滑梯上摔下，当场不省人事，造成严重的骨折及脑震荡，入院治疗需千余元的费用，夫妇俩工资低，一时凑不齐这笔数目，焦急万分。保险公司获悉后，当即上门答应一切医疗费用由保险公司承担，这才解决了这家的困难。然而，这对夫妇在领取保险金时羞愧不已。原来当时学校动员家长参加学生平安保险时，虽则勉强交了一年只需交付的一元五角钱保险费，可是他们却说了这么一句不中听的话：“保险公司赚钱赚到小学生头上来啦！”现在保险公司恪守信用，雪中送炭，自然使这对夫妇感激不尽，羞愧难言了。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可以预测，保险也必然会逐渐进入我国国民的千家万户，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项开支。据说，现在全国已有好多庙宇、寺院、尼姑庵参加了保险。最近上海静安古寺中的僧人也参加了保险。那么，究竟是菩萨灵还是保险灵，岂不是更能引起人们的深思？！
（摘自《上海科学生活》第五期 王正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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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奖金的起源
姚恒富在《学术交流》今年第2期撰文指出：奖金是一个古老的经济分配范畴，至今仍有生命力。它是社会分工、商品生产、货币交换和管理职能发展的产物，泛指国家、社会团体或各行各业、各管理者对劳动者提供的超额劳动所支付的货币或实物报酬。
至于从什么时代起才有奖金，从现有资料看，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化时期，是古代经济思想发展的重要时期。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生产关系发生一定的变革。伴随着剩余产品的增加和货币的出现，奖励开始作为一种新形式跻身于分配领域。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法家代表韩非子等提出：“有功必赏，有罪必罚”的主张。墨子则进一步主张：把“劳”和“功”作为赏和禄的必要条件，做到“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使“劳者得息”。在东周末年，货币的行用渐广。各诸侯国为了激发将士向上进取、英勇作战，奖金被作为治国平天下的国策，逐步推行起来。据墨子《号令篇》记载：“人民守城有功，女子赐钱五千，老小赐钱一千。”这便是我国古代最早利用奖金形式施奖的记录。尔后历代都普遍地采用与此相似的奖赏措施，尤以建议和军功方面为多，并日趋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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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红楼悲剧寻常事
悲剧应当使人惊心动魄，有“振其邦人”、“使之兴起”的力量。然而，怎样才能产生这一种审美效果呢？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悲剧必须写“伟大人物的灭亡”；鲁迅则认为：悲剧最好“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写那些压在大石下的小草。曹雪芹是如何对待这个问题的呢？他在《红楼梦》第一回中，借“石兄”之口发表了如下声明：他无意于表现“大贤大忠”的名垂千古的事迹；而要根据自己“半世亲见亲闻”的生活经验，写几个“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的女子，尽管她们名不见经传，但比之“前代书中所有之人”，却毫不逊色。这就是鲁迅所说的写社会上常有的人和事；这就是《红楼梦》作为“小悲剧”的观察生活，精选题材的特征。
展开《红楼梦》的悲剧长卷，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贵族世家的日常生活图景。这里，很少有大起大落的、发生在刹那之间的毁灭；可是，却有着经常不断的、十分隐秘的折磨。林黛玉感叹道：“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那一时代的“风刀霜剑”，“一年三百六十日”毫不间断地摧残着人生的精英、思想的花蕾，然而，人们看惯了，习以为常了，并不觉得悲剧正每时每刻地在身边发生。在那个“游丝软系飘春榭”大观园里，有谁能象贾宝玉和林黛玉那样，为这些可怜的“落花”抛洒同情的眼泪呢？笼罩着整个贾府的，是一种“说不出来的烦难”，这一种挥之不去，人们几乎呼吸惯了的悲凉之雾。鲁迅曾经说过：“人们灭亡于英雄的特别的悲剧者少，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却多。”曹雪芹在《红楼梦》里着力表现的就是那些“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
然而，正是在这一些充满了隐忧和隐痛、是非界限不甚分明的日常生活事件中，曹雪芹入木三分地揭示了极不寻常的思想意义，让人们从几乎无事之中，体会到其悲剧的本质。严格地说，在《红楼梦》的悲剧舞台上，除了贾宝玉、林黛玉和晴雯具有某种潜在的英雄气质外，其他都是一些极其平常的“小人物”，他们的喜怒哀乐，所作所为，很少有“出格”的时候，几乎都顺着那一时代的生活惯性。但是，就连这样一些最不惹眼的“子民”，也无法逃脱被毁灭的命运，只要他们身上还留有一星半点“人生有价值的东西”，封建黑暗势力的沉重磨石就要将它们无情地碾碎！
曹雪芹用“不寻常”的十年辛苦，写下了那么些封建末世的“寻常事”，其悲剧效果是卓绝的：它让读者从无声处听到了惊雷，从斑斑点点的泪迹中看到了整个社会的惨状，从模糊了是非界限的迷雾里找到了真正的病根。所以我们说：发生在大观园的“小悲剧”，完全有理由称之为中国封建末世的“悲剧大观。”
（摘自《美育》第三期 何永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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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光启曾创建“科学院”
明末科学家徐光启（1562—1633年），除了把自己的科学成果贡献给人类之外，他发展科学事业的思想和远大的战略眼光，也是值得称道的。
徐光启从科学实践中，认识到科学事业的发展“关切”到国计民生，因而产生“超胜”与“分曹”料理思想。“超胜”即从翻译入手，经过中国人的研究提高，做到与西方并驾齐驱，最终超过西方。为了实现“超胜”的目的，就要有相应的机构和人员，以保证造就一批人，能把科学研究继承、延续、发展下去。
崇祯元年（1628年）8月22日，徐光启到京朝见崇祯皇帝，不久被任为礼部左侍郎，旋擢尚书，兼翰林院学士。翌年6月成立“历局”，由徐光启督领，专门从事西洋历法的研究。一个月之后，徐光启给崇祯帝上了一个奏折——《条议历法修正岁差疏》，提出
“度数旁通十事”的建议，建议在他的“历局”内开展以数学为根本，兼及气象学、水利工程、军事工程技术、建筑、机械力学、大地测量、医学、会计学及音乐等学科的研究工作。徐光启规划的学科范围，决不是“历局”所能包括的。他没有给它起什么名称，但实际上却是“科学院”的规模。只过了几天，崇祯帝作了批示：“度数旁通有关庶绩，一并分曹料理，该衙知道”。经过皇帝的批准，徐光启创建的“科学院”应该算正式成立了。
更为重要的是，徐光启在“度数旁通十事”里，提出“分曹”料理即分学科研究的思想，这是徐光启的“首创”。中国古代除了医生和“畴人”外，没有分工从事科学事业的人，他们在科学领域里也是通才，不是专才。徐光启首先提出“分曹”研究，给传统科学研究的发展开拓了崭新的道路。
英国1660年成立了皇家学会，这比徐光启成立的“科学院”晚了31年，然而皇家学会有着顽强的生命力；而徐光启的“科学院”，限于种种原因，却只是昙花一现。
（摘自6月10日《科技日报》 郭永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