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6月17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副刊)
专栏:艺文谈片

关于《复仇艳遇》
  刘季星
普希金的中篇小说《杜布罗夫斯基》,中文有多种译本。最早大约出版于一九二四年,赵诚之译,译本定名为《情盗》。一九三七年二月,同时有三种新译本问世,分别出之于孟十还、秦涤清、立波之手笔。前两种译本的书名均按原文音译,唯独后一种译本改名为《复仇艳遇》。一九五七年又有刘辽逸的新译本,名称也照原文直译。
最近有人在报纸上对《复仇艳遇》这个译名提出了公开批评,认为是“前一阵子”用恶劣的字眼来做书名以“刺激读者”、“挑逗读者”到了“泛滥成灾”的程度的典型。这种批评,真让人莫名其妙。
立波即周立波,他当时为什么要用这样四个字来命名他的译本,已不可考。但据我分析,他是从影片借用过来的。
一九三六年十月间,苏联列宁格勒电影制片厂根据普希金的小说《杜布罗夫斯基》改编并拍摄的同名影片在上海公映,片子的中文名字就叫做《复仇艳遇》。鲁迅在一九三六年十月十日夜间给黄源的信中有一段话:“今日往上海大戏院观普式庚之Dubrovsky(华名《复仇遇艳》,闻系检查官所改),觉得很好,快去看一看罢。“鲁迅在这里把《复仇艳遇》写成《复仇遇艳》,属笔误。由此可见,是检查官在影片送检时把《杜布罗夫斯基》改为《复仇艳遇》的。
周立波借用“检查官所改”的影片名来作为他的小说译本的书名,大概有三个原因:一是这部影片在上海连续放映了一个星期,由于各大报刊登的广告和观众的宣传,至少在文化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二是“复仇艳遇”四字大体上概括了此书的基本情节;三是用此名不会被查禁。
因此,《复仇艳遇》得以行世,直至解放。一九五○年三联书店曾重印一次,书名和译者署名照旧。一九八一年,此书由群众出版社重排出版,书名才恢复为《杜布罗夫斯基》,译者也署上周立波全名。一九八二年,又出现了一个重译本,取名《复仇遇艳》,沿袭了鲁迅的笔误,也不是“前一阵子”的“泛滥成灾”的产物。
由此可见,批评者之批评不要背离史实,更不宜武断。


第8版(副刊)
专栏:

  “曲突徙薪”的联想
  章明
人们终于定了定神,喘了口气,延烧达25天之久的大兴安岭特大火灾终于被扑灭了!国务院特地召开了全体会议,并作出了深得人心的决定。
去年有一批森林学专家到大兴安岭考察,他们当时就预见到了火灾的威胁,提出了许多有关防火、灭火的建议。可是有关部门对此却置若罔闻,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他们这种不尊重知识、不尊重科学的恶劣态度,终于遭到惩罚,使国家和人民蒙受了惨重的损失。
《汉书·霍光传》中有一则“曲突徙薪”的故事:
……客有过主人
者,见其灶直突,傍有积薪,客谓主人:更为曲突,远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默然不应。俄而家果失火,邻里共救之,幸而得息。于是杀牛置酒,谢其邻人,灼烂者在于上行,余各以功次坐,而不录言曲突者。人谓主人曰:“向使听客之言,不费牛酒,终无火患。今论功而请宾,曲突徙薪无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客耶?”主人乃寤而请之。“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建国以来,我们在经济建设和其它方面几次重大的失误,无一不与严重的官僚主义相关。而这种官僚主义又无一例外地和不尊重知识、不尊重科学联系在一起。例如人口问题,当时并不是没有学者专家预见到人口爆炸的危险而提出了忠告。然而,一棍子把人家打回去了。又如“大跃进”中蛮干的问题,当时也并非没有直言骨鲠的仁人志士提出批评,然而,一顶“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把人家扣得趴下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拔乱反正,提出了尊重知识、尊重科学,重申实事求是、按客观规律办事的方针,这无疑是一剂对症的良药。但现在看来,党中央的谆谆嘱咐并没有引起某些人足够的重视。有的官僚主义者仍然反其道而行之,养尊处优,只当官不办事。在他们看来,科学?科学值几个钱一斤!
“焦头烂额”的英雄们是可敬的。这次,3万余名解放军指战员又立下了殊勋,还有公安消防人员、森林警察和职工群众也奋不顾身与烈火搏战,他们理应受到表彰和全国人民的敬佩。但是,事先提出“曲突徙薪”的林业专家们难道就没有一点功劳么?以此,来提醒各部门负责人尊重知识,尊重科学,我想这决不是多余的。


第8版(副刊)
专栏:文化采风录

  跑马山上“转山会”
  胡庆和
一曲《康定情歌》,使“跑马溜溜的山”名扬中外。
跑马山就在康定城东南。康定城古称“打箭炉”,传说三国诸葛亮率军南征于此设炉造箭而留下此名,解放前为旧西康省省会,现在是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州府所在地。跑马山古名“登妥”,藏语意为“垫子”,因山形如鞍垫而得名。过去山上是秃坡,可以跑马,康定县志曾有跑马山跑马的记载。每年农历四月初八,据说原是“沐佛节”,后来则演变为游春性质的活动,成了康定各族人民的传统节日——转山会。这天老幼男女云集跑马山,藏胞举幡数珠,转山祭神,汉人踏青游山,野餐助兴……转山会曾日趋冷落了一段。近年春风吹绿跑马山,转山会又勃发生机。
今年的转山会开得正是时候,节前夜间的一场雨,把跑马山洗得格外清新。东方刚泛白,数万藏汉等族人民就身着鲜艳服装,携带着美酒佳肴、乐器、照相机、收录机等等,汇成人流,沿几条盘山道回旋而上。尽管一条哈达似的公路飘到山顶,可人们仍愿步行,观赏满山青松苍翠欲滴,倾听鸟儿声声啼春。山顶上是一片开阔地,叫跑马坪,过去系泽地。3年前跑马山开始建公园,进行了整治,这里变成了一片曲廊环绕的圆形草坪。草坪周围撑起的白色帐篷似白云漂浮绿海。帐篷里外都是人,有聚餐的,有唱歌的,有闲谈的,有留影的……
一群阿婆正在跳弦子舞。在琴手领头下,她们围成一圈,随着乐曲唱歌跳舞,异口同声,异脚同步,衣裙飞飞,身姿摇摇,向人们显示劳动的愉快、对高原的爱和作为康巴人的自豪。她们这样唱道:
高原狩猎的是藏族人,
内地种田的是汉族人,
虽然住家不在一起,
但都生活在一个天地里……
跑马山现在已经不能跑马了,康定人民在过去的秃山坡上种植树木,成片造林3000亩。转山会上无法看到跑马,却决不会让游人扫兴。跑马坪中央举行的文艺活动丰富多采,有藏族传统的节目摔跤、夫妻拔河等等,有回族、彝族、汉族等新编的歌舞,当各民族的人们围着跳起锅庄时,你会真正体会到“亲密无间”这个词的含义。接下去是唱藏戏,起码要唱一个下午,据说过去得唱3天。戏的剧目不一,但主题只有一个:祝愿人们吉祥如意。


第8版(副刊)
专栏:

  野参美
  秦牧
在香港或澳门街头漫步,路经药店的时候,光洁的玻璃柜里有一样商品很吸引我的注意,这就是原枝晒干的野山人参。这种珍贵的野山人参,在内地大城市的高级药材铺里虽然偶尔也可以一见,但是,总比不上港澳药店的多,大概是因为价格高昂,很多都被用来出口换取外汇吧?它值多少钱一两呢?我乍看时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标格竟达三万港元之巨,一株大的野山参,几钱重的,标价可达一万元。按照重量来计算,这是世界上又一种比黄金更昂贵的东西了。
人参在山野里自然生长的,叫做“野山参”,人工栽培的,叫做“移山参”或“园参”,同样是人参,野外生长和人工栽培的,价格相差竟不止百倍。野山参在人们心目中的高贵地位,也就可想而知了。
把一条野参和一条园参摆在一起,互相比较,是相当有趣的。它们可以让人一目了然,哪一种经历了大自然艰苦环境的锤炼;哪一种是在相对和平宁静的环境中长成的。野参晒干之后,颜色深暗,显出一副铁干虬枝的坚强样子,园参则颜色显得白净得多,虽然晒干了,也仍然可以想见它刚从泥土里挖出来时,肥肥白白的样儿。野参使人想起拳击师的体格,园参则使人想起饱食终日闲闲逸逸的人的身材。
我凝视着野参那仿佛历尽风霜、饱经劫难的模样儿,想起了几年前在东北旅行时所听到的有关它的故事。
一进入东北,这片盛产“人参、貂皮、乌拉草”的大地,主人们总欲向客人提起人参。人参是这样的珍贵,它在东北,还有“血参”、“神草”、“地精”等等别名,这“血”“神”
“精”之类的字眼,说明人们对它的奇妙药效推崇备至,当种参事业未曾发展起来之前,只能到野外采参,那是一种非常艰苦的劳动。当地的朋友告诉我,从前的采参人,为了怕在野草没胫中迷路,常常是几个人用绳索互相联结着,使得彼此可以互相有个照应。他们把野生的人参当做一种什么神物,不直接呼唤它们为“人参”,而喊做“棒槌”,这正象对小儿女爱极了的父母,不喊儿女的正名而呼之为“猫仔”“狗仔”的道理一样,采参人专爱找有“棒槌鸟”(也叫“灰雀”,大小如麻雀)出没的地方活动。他们认为“棒槌鸟”是采参的向导。这是有相当道理的,因为棒槌鸟以参籽为食粮,它们出现的地方自然可能有人参了。采参人持着一根镶有铜钱的木棒,名字叫做“索罗棍”的,在草丛中撩撩拨拨,一发现人参的踪迹,就招呼同伴过来,根据那株参长叶的多少,判断它的年龄,然后用锹挖,用棍拨,唯恐损伤它一条根须,小心翼翼地把它整条挖出来。
野山的人参是这样的稀少,加上鲜人参的样子有点象个白白净净的小娃娃,因此,旧时代,许多缥缈迷离的神话都附丽到它的身上,错综曲折地表现了人们过去视人参为
“灵物”的那种看法,也反映了人参身价是何等的高昂。旧时代采参人辛苦找寻的结果,固然每年也发现若干野山参,但是,颠连困顿死于荒野的采参人也不少。还有些人,找得野山人参,临出山时却被马贼枪杀,把人参夺去了。东北人因为棒槌鸟的呼声很象呼唤两个人的名字:“王干哥”和“刘五”,民间还编造了一个故事,说那是两个采参人,因采参而死于荒林,死后变成了棒槌鸟,帮人寻找人参。这个故事同样错综曲折地反映了旧时代采参人生活的艰辛。
我在东北旅行的时候,从没有机会看到一株新鲜的野山参,在林都伊春,听那里文化界的朋友说,现在野山参已经非常非常稀少了,整个伊春,一年发现的,也不过是寥寥若干枝而已。这种状况,很可以作为野山人参何以现在价格高昂到超越黄金的一个注脚。
我虽然没有机会看到鲜活的野生人参,但是却是看到大片大片的园参的。不说别的,单从观赏方面来说,人参也是非常了不起的奇特植物。它欣欣向荣、生机蓬勃,每一枝叶柄之上,都整齐地长着五片叶子,这个叫做“一品叶”,一岁的人参生着一品叶,两岁的人参生着二品叶,依此类推,六龄的人参,就有“六品叶”了。初秋时节,这些人参植株头上顶着一簇簇人参籽,红艳艳的,亮晶晶的,煞是美观。这种园参,被照料得非常周到,因此也就生长得十分整齐。每一平方米地面,六年之间,可以生长人参一斤半,虽然计算起来,每平方米每年不过二两五钱(125克)而已,晒干了,仅是一两而已。但是这个生长速度,比野性的又不知道要快速多少倍了。现在一般园参,栽种6年就收成了,但是林野里的人参,有的竟生长了几十年的。
野生人参的药力当然远非园参可以望其项背,它的价格如此高昂,既反映了产量的稀少,也反映了它卓越的疗效,不然,大概是不会有那么多人愿意做“冤大头”的。
从野山参和人栽参在价值上有这么大的距离,也使我想到经历过艰苦锻炼的人才和温室里培养出来的人物的差距。一般说来,前一种人,遭受了挫折,性格坚强,而且往往具有奇才异能;后一种人,样子虽然蛮不错,但是稍受磨难,往往即悄然凋谢,他们性格柔弱,而且能力总是比较平常。试看劳动模范,运动健将,探险队员,究有几个是在锦衣玉食被呵护得无微不至的家庭环境里成长起来的?大雷雨的时代虽然过去了,但是野参和园参比较所给予人们的印象,对于怎样对待和培养下一代,不是仍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吗!
1987.5.10.广州


第8版(副刊)
专栏:

  植树老人与诗
  陈太顺有的人写了很多很多的诗却还不是一个诗人有的人把绿荫和正直写进长长的街道无数读者走近它怀着敬慕的心情吟诵那一行行流芳百年的佳句


第8版(副刊)
专栏:

  秦岭放歌 〔中国画〕  李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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