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6月17日人民日报 第2版

第2版(通讯)
专栏:

大兴安岭的搏斗与沉思
  ——特大森林火灾的前前后后
  本报记者 魏亚南 段心强 齐欣
摆脱了火灾蹂躏的大兴安岭,如今正在重整芳容。军民们在焦土上栽植的几万株树苗,呈现出希望的新绿,“森林皇后”的达子香绽开了生命的花朵。灭火救灾的队伍带着依依惜别的深情陆续撤走了,疏散出去的灾民相继归来重建家园;大批建筑施工队伍和建筑材料源源不断地开到;推土机繁忙地在废墟上往来奔走;被烧毁的道路、桥梁和通讯设施在全面修复;有的林场已经恢复生产,满载着林区工人心意的原木开始运出山来……
大森林在复苏,大兴安岭在沉思!历史将永远记着原始森林28天人与火的浴血奋战,记着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的惨痛教训。
罕见的火灾!意外,也在意中
大兴安岭发生特大森林火灾的时候,记者正在黑龙江省采访,听说山里起火,可没放在心上。大兴安岭森林火灾年年有,1966年以来就有七八百起,虱子多不咬人,烧上几天,火熄人宁,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没料到这次火灾不一般,很快就有准信传来:齐齐哈尔、大庆市已接到通知,准备接收伤员和转送灾民。
“啊,有这么严重!”得到消息的第二天,记者便来到了火灾现场。在飞机上俯瞰火中的大兴安岭,浓烟滚滚,遮天蔽日,一道道火线象一条条火龙到处乱窜,一棵棵燃烧的树象一支支已经点着的蜡烛。火车站、候车室、月台上,站里站外挤满了逃难的灾民。他们手持灭火前线指挥部签发的免费乘车证,焦急地等待着南去的列车。
随处可以听到火灾现场的目击者们交谈各自经历的情景:
阎福林(古莲林场党总支书记):5月7日下午6时,我看到漠河县城好象升起一个巨大的火柱,几十米高。上边,漆黑;中间,深红;下边,浅黄。昏天黑地,对面不见人,汽车灯的强光,也只能射透两三米。很快全城一片火海:贮木场着了,房屋着了,木院墙着了,一堆接一堆的木头柈子着了。我家在漠河城里,东西全被大火烧光。
王玉坤(漠河县城居民):大火到漠河城时,我在山上打火,听到县城被烧,撒腿就往家跑。一路看到,汽车、拖拉机停在那里呼呼地燃烧,有的只剩下铁壳子。电线杆子也被烧酥了,我家旁边的那一根,水泥一块块裂开,掉了下来,里面的钢筋眼看着熔化,弯弯曲曲,象一条红色的蚯蚓。一座座房子变成一堆堆火。俺家的小屋也不例外。我回到家里,发现爹娘都已闷死在地窖里,钱柜里的现金变成一堆黑灰。
何道泉(解放军某集团军军长、灭火前线指挥员):5月6日,大兴安岭5个地方,差不多同时起火。它们是古莲林场、河湾林场、依西林场、兴安林场、盘古林场。位置在北纬53度左右,东经120度到125度之间,漠河到塔河铁路沿线。7日,林海黑烟漫漫,烈焰腾腾。百年老树烧成木炭,贮木场近百万方木材化为飞灰,三个城镇和七个林场居民区变成废墟,5万多居民无家可归……
一场巨大的灾难!
然而这一切又是怎样开始的呢?
气象局有过警报:前不久,气象局已经预告,大兴安岭今年受贝加尔湖气流影响,风大,次数多,时间长。可燃物中含水量低,火情等级最高要达到5级——强烈燃烧级。
领导机关有提醒:半年前,中央机关一位领导同志到漠河,看到全城的木头房子、木头院墙,院里屋里又堆满木头柈子,曾提醒有关领导:漠河一旦起火,岂不要火烧连营?!
科学家有过建议:我国著名的植物生态学家侯学煜教授走遍大兴安岭的山山水水,在哈尔滨千人大会上向黑龙江省政府提出:“林区防火设施太差,瞭望塔、汽车、摩托车、电台、防火公路都缺乏。至于飞机空中灭火更无条件了。特别是瞭望塔和电台设置不够,甚至错报火警。”
大小火灾有警告:本报4月24日报道:“黑龙江省14日一天就发生大小森林火灾14起。”
这说明,这场大火绝不是不能预料、不可阻止的浩劫!
要说在这些提醒、建议、警报、警告面前,有关部门都没一点警觉,也不是事实。林业部发过紧急通知,不少林场用红字把森林法写在墙上,“护林防火”的标语比比皆是。然而,这场大火象故意嘲弄人似的,不但烧了树林,而且把这些“通知”烧成灰烬,把墙上的红字烧成黑字,把一幅幅标语烧得残缺不全。这是为什么?一件事对这个问题作了耐人寻味的回答!记者在盘古林场的一个防火检查站,看到墙上写着“饭可以不吃,火不可不防”的标语,可一位值班的青年却在悠闲地弹吉他。不远的地方起了大火,他都没有发现。火急,情切,军号嘀嗒,列车飞驰
“绿色宝库”在燃烧!大兴安岭人民在受难!
在机场上,第一架冒火顶烟钻进漠河县西林吉镇探灾的民航“米八—842”直升机机长孔祥玉对记者说:“当地受灾群众不怕火烧,不怕挨饿受冻,就怕外面不知道他们受灾的情况。”
“中央知道我们这里着火了吗?”
“什么时候派人救我们出火海呀?”
灾区儿女在向党、向祖国母亲呼救。
5月7日,“火烧连营”当晚,驻军边防某团就拍出了“西林吉一片火海”的电报。
5月8日,国务院领导同志通过电视台播映的卫星云图,发现了大兴安岭有个异乎寻常的灾区,向有关部门询问,得知大兴安岭起火的消息。赵紫阳总理一天之内六次询问火情、灾情。
很快,离大兴安岭较近的某集团军受命驰援,率先赶到火场;随即,国务院成立了灭火救灾领导小组;接着,李鹏副总理赶到灾区。一场大规模的灭火救灾战役,在党中央、国务院的直接指挥下打响了。
5月13日,一次特别的国务院现场办公会,在火场废墟中、在焦土上、在呛人的空气里紧张地进行。
打火急需人!林区人口本来就不多,又受灾疏散出去不少。会上,李鹏当即决定,增派两万部队上山打火救灾。沈阳军区司令员刘精松立刻表示:“军队可以马上集结,就看铁路能不能运送上来。”哈尔滨铁路局局长华茂昆接过话茬保证:“要我们运送多少人就运送多少,要什么时候运到就什么时候运到!”
军号嘀嗒,列车飞驰。国务院现场办公会结束仅3个小时,几个集团军两万名官兵就从四面八方迅速集结,以特急行军速度,一路绿灯向北国边陲进发。两天中,便有55趟军列奔赴前线。
记者爬上一列辽宁开来的列车前往火场,发现整节“闷罐车”,只有自己披着一件大衣。原来,战士们接到命令来不及回营房取棉衣便上了火车。随着列车北进,互相以体温取暖的战士们冻得越挤越紧,却听不到一声怨言。记者问同车的一位指挥员:“没有棉衣战士们上山能行吗?”他用无可争辩的口气说道:“救火如打仗,当年我们就是穿着单衣服跨过鸭绿江的。”停
一下,才说:“部队军衣随后就到。”说着,递过来一叠“花纸”,是一张张展开的烟盒、罐头商标、包装纸片,上面写满了战士们的简短决心:“有我无火!”“在烈火中接受党的考验!”
与身边一位操着河北口音的战士聊起来,他是参军一年的
新兵,不到20岁。
“打过火吗?”
“没有。长这么大没到过森林,压根不知道山火是什么样。”
这时,车厢里有人带头唱起《血染的风采》:
也许我告别将不能回来,
你是否理解,
你是否明白……
列车载着战士的歌声进入塔河,没等车停稳,早已等候在
车站上的林区群众就涌向各节车厢,抢着往战士的水壶里灌水,硬把面包、烧饼、麻花塞进战士的怀里。少先队员递上写着“献给解放军叔叔”的熟鸡蛋……人群中响起“感谢亲人解放军灭火救灾”的口号声。列车带着期望,带着嘱托,开进火区。
军民云集;“二号”“三号”灭火器抖威风
军民云集,战幕拉开。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记者亲眼看到5万军民,在长200公里,宽七八十公里的大战场上,打响了一场规模空前、气壮山河的立体扑火战斗。
大火在东西两线燃烧,扑火大军从两边迎击。汽车在林间公路上奔跑,飞机在林区上空盘旋。路上尘土飞扬,林中扑火的吼声震天,灭火机、推土机、装甲车齐鸣,山摇地动。哪里有火,哪里就摆开打火的战场:或以山川河流为线,打成隔离带,然后分割围歼;或以铁路、公路为界,针锋相对,生死搏斗。一个油库、一个贮木场、一个弹药库都决不放弃。打树冠火,扑地面火,铲地下火,让火无处存身。
在东线,记者亲眼看到某集团军大胡子师长吴长富、政委刘森、参谋长张向春如何指挥战斗。东线的塔河是大兴安岭北部的重镇,是著名的“黄金之路”上的交通枢纽,是东部与南部原始森林的屏障。而且四周树草丛生,郁郁苍苍,只要有个火星,就会燎原,毁灭全城,向东向南延燃。中央指示:死保塔河。而要保住塔河,首先要保住绣峰——塔河的大门。为了保绣峰,保塔河,指战员带领战士在火场上连续奋战了七天七夜。林密草深,没有道路,他们徒步观察火情,决定作战方针,科学布置兵力;在生活上,他们和战士一样,一天三顿饼干,靠山水、冰块和桦树汁止渴;一件军大衣又是衣服,又是被子,还是打火工具。哪里最危险、最激烈,他们就出现在哪里。
开始,缺乏经验的队伍见火就打,硬拚硬顶。勇敢的战士手舞树条,迎火而上,有的头发烧焦,有的手和脸被灼伤。塔河县长荆加良心疼地鸣枪让他们撤退。吴大胡子师长借着火光看到问题的症结,认识到火头太旺,硬顶不但牺牲会大,最后塔河也保不住,决定以火攻火。他们调集四个团的兵力,四个小时打成20公里的防火道,接着趁风势向大火的方向点起一把火。两火相拚,全都熄灭,初战告捷。
记者多次跟这个师上山打火,他们的表现真不愧“铁军”称号。大兴安岭平均每公顷只有路1.1米,比伊春林区少0.9米,比先进国家的林区少3.9米。密林中,荆棘绊脚,行走很困难,眼看着火,真着急!尽管如此,他们仅用几天时间就跑了几百里路,打灭了1000多个火点。“东线胜利了!”欢呼声一响,几百名困乏至极的指战员“哗”地一下倒在地上酣睡了。某团团长刚刚还要求新的任务,一听到胜利的消息,象半截木头似地倒在地上睡着了,头部碰到石头,面部扎破了,可他全然不觉。一个战士听到胜利的呼喊,倒在还有残火的灰里就睡,另一个战士去抱他,一脱离了残火,两个人一块倒下睡着啦。
他们多么想睡上两天,但只休息两小时,又奔往西线支援。
西线的扑火战斗打得更艰苦。
森林警察是这次扑火的“尖刀兵”,立下了神奇的战功。兴安林场告急,大火铺天盖地扑向居民区,眼看就要引着居民的“板夹泥”房子。只见两架直升飞机在这儿降落,里面走出30多名穿着红衣服的“天兵天将”。森林警察塔河机降扑火队队长曹春林看准了火头,带领大家迎面冲杀。十几架风力灭火机一字儿摆开,对准火头咆哮猛攻。很快从中间打开一个缺口,接着兵分两路,把大火一分为二,各个歼灭。最后战士们的安全帽已被大火烤软,手一摸被粘在上面,手指一捅就出个窟窿。
勇敢的拚搏精神与科学的灭火设施协调地结合在一起——这是森林警察强大的战斗力!然而,在绝大多数扑火指战员身上,却是勇敢的拚搏精神与落后的灭火设施不协调地结合在一起——这使许多战斗付出巨大代价。
记者听某炮团政委卢双增同志讲了一次战斗的始末:
“西线某地有个雷达站,是祖国北疆的一只眼睛,大火在第三天烧到这里,这只眼睛就要失明。经济损失巨大是一,许多工作眼下就要受到影响。在千钧一发时刻,我们炮团赶到,风大、火猛,并已逼近雷达站,打防火道、以火攻火都来不及了,部队有的二号灭火器、三号灭火器又不顶用。我急了,高呼一声:‘炮团与雷达站共存亡!’接着蘸湿大衣,裹在身上,迅速卧倒,打滚压火。领导的行动是最灵的命令,几百名指战员都跟着蘸湿衣服,裹在身上,忽拉一下卧倒,终于把火压灭,保住了雷达站。”
多么宝贵的精神,多么可爱的战士!
政委方才提到的“二号”、“三号”灭火器指的是什么呢?原来,在火场上,人们把扑火工具戏谑地分等编号,干粉灭火器排号第一;风力灭火机排号第二;树条子这种原始的灭火工具叫着不好听,便给它起了个高雅的名字——“三号灭火器”。卢政委深有体会地说:“如果我们的灭火手段先进,我们付出的代价就会减少很多,森林也许不至于烧到这个程度。
确实,我们的灭火手段并不先进,迄今为止,全世界也尚无最有效的、最快速的扑灭森林火灾的办法。大兴安岭灭火后期,实施水氯镁石化学灭火、人工降雨和坦克灭火,是我国护林防火的一次新尝试,显示出了科学灭火的威力和前景。
大兴安岭的火是怎样烧起来的:天灾?人祸?
“打上辈起就没见过这么大火!”
“也不知怎么得罪了火神爷?”
“这火烧邪了!这不烧、那不烧,专烧民房……”
随处可以听到老百姓这样议论。
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事实是最能说明问题的。
记者来到防火的“先进单位”——古莲林场。一股最凶恶的山火就是从这里烧起,相继吞噬了漠河的三个林业局——西林吉、图强和阿木尔的。
在场部大楼的一间办公室里年轻的林场书记和场长,有些局促不安地向记者叙述着起火的经过:
5月6日下午4时左右,在古莲林场14林班,一个由12人组成的作业组正在进行森林抚育,清理林中的灌木与枝蔓。其中有一个盲目流入林区的农民,4月23日才被安插到作业组干活,这时却成了组内仅有的两名割灌机操作者之一。他违反操作规程,点燃了机身和洒在地上的汽油,顿时引起杂草、枝丫堆和树木的燃烧。就在附近赶来的职工奋力扑打时,一阵狂风吹来,大火烧散了群众,越过公路直奔西林吉……
问及肇事人的详情,场领导避而不谈。记者走出楼来到一墙之隔的林场派出所,这里的人倒很痛快,说他们只用几小时就查明原委,收审了当事人——一个十九岁的“盲流”,叫汪玉峰,是河北省卢龙县应各庄乡农民,经林场的表姐介绍,由营林段长安插到作业组,没有操作证便使用割灌机,点燃了一场连他自己也想象不到的大火。
据场领导说:“4月6日,林场领导就规定不得私自雇用社会劳动力。”他们还证明:地区林管局早在3月份就通知各林场进入防火高峰季节不准使用割灌机。这或许是想证明他们是做了工作的。然而,引起这场罪恶之火的“盲流”在林场规定后一星期就上山干活了,割灌机压根儿就没停止使用,最后酿成火灾。这只能证明地区的通知只是一纸空文!林场的规定只是几句空话!
就在5月6日着火前不久,古莲林场还在全国伐区作业质量抽样评比中取得第一名,先后被评为局优秀林场和地区精神文明先进单位。在介绍这些“成绩”的同时,场长还有意无意地把一份4月20日县护林防火指挥部的《简报》亮给记者看。上面写着:
“古莲林场、前哨林场真正地把防火工作纳入议事日程,林场的书记、主任都非常重视防火工作。他们的防火组织机构健全、落实责任区,春防管理措施报到了护林防火指挥部,防火工作积极主动……”
这纸上的溢美之辞与眼下悲惨的火灾情景,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照、绝妙的讽刺!
就在第二天中午,这股火刚刚被打灭,有人看见县领导带领的打火队伍先自松懈了斗志,以至火在下午的大风中复燃;复燃后,向上级如实报告,请求机降灭火队支援还来得及,但是没有这样做。为什么?据说这样做,当地就要承担机降作业的灭火费用,企业留利和奖金也要被扣罚,更重要的是这也就等于承认了领导的失职。
就在火从西、南、北三个方向向县城合围而来的时候,西林吉的情况怎样呢?一位工商银行职工对记者说:“当时我一遍遍地跑出门外、爬上房顶,望着天空滚滚的浓烟和西山明亮的火光,既惶恐又怀有侥幸。有生以来,还没有山火烧进县城的先例。县里的广播一再通知能上山的人都去打火,火还能烧到县城来吗!如果有危险,县里早就通知疏散了!”多少西林吉人就这样混混沌沌地陷入了火海。
记者来到县广播电台,当时值班的播音员说:“大火来临,别说有多紧急了,我真想在县里拟定的服从命令,听从指挥,赶快到西山打火的通知后面,加上一句‘居民准备疏散’的话,减少损失!”可是,直到线路烧断,广播、电视突然终止,人们也没有听到一句疏散的话。
当时,城内也不乏有预见性和冷静应变的人。一位汽车专业户回忆,他听到县里广播,爬上房顶,一看火就在西北不远处,大风又是从西北方向吹来的,断定火要烧进城了!这时,他首先想的不是电视机、录音机等贵重物品,而是火过之后最需要吃的、喝的、盖的。于是,他把这些东西搬上了自家的汽车,将全家人转移到附近的河沟安全地带。见火未到,他又连续返回镇内,多抢救出一车人。直至最后连那台值15000元保险金的旧汽车,也没有受到任何损伤。
而大多数人则眼睁睁地看着火烧进城来,在浓烟与烈火中茫然不知所措地四处奔突。结果,一夜大火,全县43000多户人家,3600多户被烧;近15000人无家可归,51人死难,68人受伤,直接损失在亿元以上。
接着,火乘着八级以上大风,以每小时54公里的速度,向图强、阿木尔等林业局所在地席卷而去。从图强开出的救援西林吉的两辆消防车,行至半路,遇到迎面而来的大火,急忙掉转车头,慌乱中第一辆车翻倒在路旁,被大火吞没,车上两人遇难。当后一辆消防车和吉普车掉头跑回图强时,火已尾随而至。于是,图强、阿尔木也先后毁于5月7日晚上的这场大火。
同样遭受火灾,也有“奇迹”出现!
马林和盘中林场相隔不远,自然、地理情况也都差不多。5月7日晚,大火先到盘中,后到马林。由于盘中事先有所准备,派出了观察哨,党员干部分片包户负责群众安全。大火一来,广播一遍一遍地招呼群众都到空旷的学校操场集合。一些熟睡的人家是由党员、干部破门叫醒的,并背出了老人,二百多户无一遗漏。烈火袭来,党员、干部和青壮年挺身在人群外围抵挡,统一号令,全村的人一齐卧倒,在脸下扒出土坑呼吸,躲过了席卷而过的火头。全村老小1000多口,没有一人伤亡。约40分钟后,火到马林林场,结果却有11人在火中死难,26人烧成重伤。
许多事实说明,大火不是不可抗拒的天灾,这一场令人扼腕、令人心碎、令人痛哭的不幸,是不应该发生的;即或发生了,也不应造成如此惨重的损失。
大火照亮了人们的眼睛:是人祸引来了天灾,是天灾对人祸的报应。
一场巨大的灾难,唤起人间多少深情
这场特殊的战斗牵动着海内外人们的心,同样,也牵动着云南老山前线官兵的心。一封带着“猫耳洞”气息的慰问电,从南疆寄到了北国火场。“我们用我们的心来支援你们,用坚守边疆的行动来支持你们……”。
灾区邮局成了人们感情和信息交流的中枢。走进刚刚恢复营业的漠河县邮局,一位正在繁忙处理业务的职工递给记者一大叠捐款汇单。只见那上面有这样的简短附言:
“请接受八个厦门特区人的心意”(捐款800元)。
“向灾区儿童表示亲切慰问。钱虽少,却是我们全班少先队员的一颗心”(捐款11元5角)。
“我们全家向灾区亲人问候”(捐款100元)。
在署名为“北京一小伙”的伍元汇款单上写着:“祝你们在抗灾中创造奇迹!”……
为迅速扑灭大火,国内外许多灭火专家也发来电报或寄来信件,献计献策。我国驻南斯拉夫使馆来信说:“南斯拉夫森林灭火专家拉多依契奇主动来介绍他的灭火方法:飞机灭火宜采用空投塑料袋水的办法……建议一试。”
灾区的公路、铁路和空运从来未象现在这样繁忙。满载捐献衣物、被褥的节节货车,每天都排满了各个小站。月台上,新鲜蔬菜和肉食、水果罐头堆积如山;来自上海、广州、沈阳等地的电机、帐篷甚至洗漱用具也一应俱全。
带着全世界各国人民深厚情意的国际救援品,也和大批国内救灾物资一起,由飞机、火车、汽车迅速地送进了灾区。在西林吉,记者看到标有红十字徽章和写着“GIFT FROMJ A P A N(来自日本的礼物)”的饼干、药品被装上运往战地医院的救护车。在图强,来自英国的白色帐篷即将下发。
大火吞噬了一切,人们又向这里充实着一切。在与大火搏斗的日日夜夜里,整个大兴安岭火场形成了一个“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特殊社会,人们用“战时共产主义”来形容它。
图强一处幸存的个人经营的“向阳旅店”,大火过后,店门大开,店主人把无家可归的灾民请进房中,热汤热炕,热茶热饭,天天如是,从未收过一分钱。
林区人民的豪爽、热情和倾力相助,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火中得到了提纯。
和“向阳旅社”相距不远的赵玉林家,也是118户幸存者之一。“那天早晨,多数人都没家住啦”赵玉林难过地描述说:“有的老同事,还有好多素不相识的人,拖家带口的到我这来,我说,还愣什么,进来呀!”于是,赵家先后住进了50多口灾民。记者于5月底走进这间小院时,还有四位“常驻灾民”。他们说,这个“大家庭”已不分主客,“除了房子,赵玉林已和我们一样,全自愿共产了”。而且,每天还有许多人在这儿“借吃”,随到随饱,最多时,这“家”的妇女们要做上12顿饭。他们说:“这时候还分你我,那太没人味。”
一位从齐齐哈尔赶来支援的卡车司机说:“在每天都要开车上百公里的日子里,无论驾车走到哪里,都会有人给你端出饭食,都会有人匀给你一件大衣,挤出个地方休息;只要路边有人招手,请求搭车前往某个灾镇,我也热情邀上车来。大火无情,人有情嘛!”
火,会留下什么?人们在思索,也在奋斗
20天过去了,到5月27日,火势已基本处于扑火大军的控制之下。人们火烧火燎的心情逐渐松弛下来。
走进灾镇和人们倾谈,人们显然仍未从这场突如其来灾难中解脱出来。
——“我总觉得象场梦似的,总想着这能是真的么?”
——“我总认为自己是到哪儿出差去了,眼下还未到家呢。”
在西林吉,未被烧及的商店已经营业,邮局也恢复了业务。灾民穿着各地捐送来的救灾服装,显得不大合体。在中午,还可以看到换上裙装的小姑娘。记者走访了西林吉、育英、图强、阿木尔等灾镇,没有见到衣衫褴褛、冻馁流浪的灾民。社会秩序良好而又稳定。
在漠河百货商场,一位中年人正在挑选电饭煲。他说,选这种炊具是为了杜绝再失火的隐患。售货员也说,由于恢复正常生活的家庭越来越多,这种电饭煲的销售行情愈发看好。
由于救灾物资的源源抵达,灾民得到妥善安置,人们的心情逐渐安定。
李庆增和王淑芬,可算是图强受灾后结婚的第一对夫妻。5月7日,大火烧至图强,把这一对儿还有3天即要举行婚礼的新人满屋子的崭新家具烧得精光。新郎李庆增和同事们一合计,便搭了顶帐篷,从废墟里扒出锣、钹,抬来两支铁箱当鼓,用未烧坏的卡车迎来新娘,于5月24日高高兴兴地办了婚事。有人为他们撰了一副对联:“火情灾情爱情,情情系心;国事家事婚事,事事在意”,横批为“患难夫妻”。当记者来到这座只有一铺炕,二床被的“新房”时,新娘子笑嘻嘻地说,几年后,就会有个象样的家。
端午节,记者从火场赶回灾镇图强,看到办公室的窗户前、帐篷的布帘上、被熏黑的木栅栏间,都系着一束带着嫩叶的柳枝。人们还在柳枝中挂上两盏垂着彩穗的红彤彤纸灯笼。人们说这叫“葫芦”,是当地纪念屈原的风俗。几乎片瓦不留的图强被这红红绿绿一装点,立刻平添许多生气。
6月6日,国务院撤销杨钟林业部长职务的消息在灾区成了人人关心的新闻。在图强,男女老少蜂拥在电视机前,七嘴八舌地谈到这一消息,语气中满含着期待。一个老工人吼道:
“中央说的一点不错,不但要清理火场,还要好好清理一下起火原因。这场火不能白烧!”
6月7日,大火扑灭后,记者随军列南撤,列车经过的地方,无论是田野还是村庄,无论是坐在木栅栏上的孩子,还是在田里耕作的农民,只要看见这凯旋的军列,便不停地挥手送别。每个车厢的士兵们都争先恐后地与外面群众招手致意。
再见了,难忘的大兴安岭!
再见了,大兴安岭的人民(附图片)
  内蒙古武装森林警察大兴安岭支队的装甲运兵车为扑火正在林中穿行。 唐青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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