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副刊)
专栏：
说杂文
秦似
什么叫杂文？杂文算不算文艺？很长一段时间，社会上包括文艺界都不大谈这些问题，杂文是坐冷板凳的。只有近两年来，似乎有了一阵杂文热，关于杂文如何如何，也颇有人来研究了。尤其值得注意的，出版了杂文报刊，也有一些青年人喜爱读杂文和写杂文，这就给杂文带来了新的生机。
有一本《词典》，对杂文是这样定义的：“除诗歌、戏剧、小说外的文学作品，叫散文，散文包括杂文、随笔、特写等。”这真是十分玄妙的分类法。首先，这儿用的是除外法，已经很特别了。文学形式不是由它们的特点区分，却是“除什么什么之外”是“什么”，岂不奇怪？如果你对一个农民说，
“除冬瓜、西瓜之外，是南瓜”，大概他会笑掉牙齿的。其次，这里的杂文，是个模糊得很的概念。如果按广义说，无论中国外国，都把文学作品分为韵文与散文两大类。那么，小说既非韵文，当然也是散文了。如果这个散文指的是当前我们常说的狭义的散文，那么它又不应该包括了诗歌、戏剧、小说以外的一切。不是还有报告文学、电影文学、相声文学等等吗？
其实，散文包括杂文的说法，也是不合事实的。因为五四以来的新的散文形式，从来没有人怀疑过它的文学籍，而杂文，则长期以来被认为不能登文学的大雅之堂。因此，顶多只能说散文和杂文是兄弟俩，一个已经被请进文学之宫去了，一个则还在宫外徘徊。许多人心目中的文学座次是这样排列的：小说、戏剧、诗、散文。杂文呢，对不起，排不上队。也许正由于排不上队，才有个别人发出一点善心，把它归到散文中去，总算附了个骥尾。
但是，早在几十年前，鲁迅先生就说过了：“杂文这东西，我却恐怕要侵入高尚的文学楼台去的。”鲁迅本人，就可以说是以创作杂文为主的一位作家。如果杂文不算文学作品，那么，鲁迅的大部分创作就不是文学作品了。幸好事实并不是如此，鲁迅的杂文早已登上文学楼台去了，就我看，那是很足以不朽的文学作品。
如果我们看一看历史的话，那么，在中国，戏曲兴起于宋元之际，小说直至明代才受人注意，要说源远流长的文学，除诗外，对不起，倒偏偏是杂文。《庄子》、《韩非子》里面写的，如果承认那也是文学，那叫什么呢？只好叫杂文。直到唐宋八大家，元、明、清许多文学家，他们写的也多是杂文。只不过经过鲁迅费了很大的努力去创新，杂文成为了一个崭新的文学形式罢了。
鲁迅的开创功绩很大，他的杂文思想性艺术性都有着很高的水平。但到了今天，历史也已经说明了，鲁迅开辟的这一条杂文的道路，是有不少后继者走着的；由鲁迅创新的杂文这个文学体裁，不但没有衰落，而且已经不断得到了发展。老一辈的作家，比如茅盾、夏衍、巴金、闻一多、朱自清、叶圣陶、丁玲、聂绀弩、唐弢、何其芳等等，就都写过杂文，而且有些人还写得很多也很好。
鲁迅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杂文作为一种文学形式，是不会过去的。在我们今天的时代，杂文从内容到形式都必须有新的发展，这是无疑的。但我们也决不能抛开中国杂文的传统，特别是鲁迅先生以来的新杂文传统，必须有所继承，才能有所发展。
把半个世纪以来的杂文，按主要的作者所处的历史时期为顺序编排起来，使得我们能从中看到新杂文发展的一个概貌。尽管每人只选一篇，也可以看到杂文也是存在着多种风格的。一个作家只选一篇，未必就是他的优秀之作；何况还有少数作品，本来就未必优秀。但既是经过编者精心去选的，多数总是优秀或比较优秀的吧。
1985年6月17日
（按：这是已故杂文家秦似同志为《现代优秀杂文选析》所写的序言。本报有删节）
第8版(副刊)
专栏：
《双城鸿雪记》序曲
宗璞
〔风雷引〕百年耻，多少和约羞成。烽火连迭，不夜无明。小命儿似飞蓬，报国心遏云行。不见那长城内外金甲逼，早听得芦沟桥上炮声隆！
〔泪洒方壶〕多少人血泪飞，向黄泉红雨凝。飘零！多少人离乡背井。枪口上挂头颅，刀丛里争性命。就死辞生！一腔浩气吁苍穹。说什么抛了文书，洒了香墨，别了琴馆，碎了玉筝。珠泪倾！又何叹点：流萤？
〔春城会〕到此暂驻文旌，痛残山剩水好叮咛。逃不完急煎煎警报红灯，嚼不烂软蹋：苦菜蔓青，咽不下弯曲：米虫是荤腥。却不误山茶童子面，腊梅髯翁情。一灯如豆寒窗暖，众说似潮壁报兴。见一代学人志士，青史彪名。东流水浩荡绕山去，岂止是断肠声！
（注：《双城鸿雪记》是作者为纪
念抗日战争五十周年写的长篇小说）
第8版(副刊)
专栏：文化采风录
《赖茶油》歌
沙林
凝神静听，在青青的大山中，在一阵风掠过就会发出涛声的杉树林里，那歌仿佛就是这山林的精灵在游荡……
我曾随中国、芬兰民间文艺考察团到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我们走过古旧的风雨桥，走过蜿蜒的青石板路，登上一座被烟火熏得黑黑的吊脚楼，围坐火塘，听几个侗族歌师自弹自唱。侗族在没有接触西洋音乐的情况下，发展出了多声部合唱。几个男人用自然嗓音，分两个声部唱着忧郁而温煦、滑音很多的侗族琵琶曲。突然一阵笑声滚来，歌师们立即止琴停唱。两个少女，两个长得很相象、脸上红扑扑的、穿着青布衫、戴着银项圈的少女，憨笑着跑上楼来。这笑不矜持、不羞涩、不做作，你如果看过山中花开，你就能想象这笑。
歌师悄悄说，她们是贵州黎平来传歌的——这是侗族一种古老习俗，农闲时，少女结伴远游，走一路，唱一路，歌颂沿途村寨主人的慷慨好客、人财兴旺。唱得好，主人就会馈赠茶油或棉花等物，一些被撩动心弦的小伙子会自愿担着这些馈赠物长途相随。歌师强调说，此举意在游历、结友、传歌，而不在讨物。
两位少女笑哈哈拥到一位芬兰客人身边，上下左右地打量着，把他弄得有些尴尬。一歌师对她们说，唱支歌吧。不知为什么她们又大笑起来。
姑妈的村子十分富裕
全村的妇女都穿金戴玉
远看就象一座金山
近看好似二月的桃花
姑妈家粮满屋油满缸
桌上桌下都是肉
这是《赖茶油》歌，是“传歌”的主要曲目。朴实温润得象水，慢慢浸润着人心。几位歌师随着旋律微微晃着头，饱受西洋音乐熏陶的芬兰人则闭目静思。
少女歌唱时眼中闪着一种光。如果你呼吸过这里清纯无比、没受一丝玷污的空气，如果你整日看着那溪边慢慢转动的老水车，如果你知道歌唱在侗族少女生命中占有什么位置，你就不会奇怪这神奇的光了。
唱完后，少女突然显出羞涩，她们双手规矩地放在膝上，目光下视，不发一言，似乎等待着众人的评判。芬兰人把照相机对着姐妹俩，连揿快门。人们喝彩道，再唱一首吧！她们一气唱了十首，唱到悲伤处就欲哭，唱到欢乐处就大笑。
当寨里升起炊烟时，她们说要走了。她们把名字歪歪扭扭地写在每人的本上。我问：你们得到的茶油呢？她们相视大笑，没回答就嘻嘻哈哈地跑了。
人们都拥到窗口，无言地望着一座已被暮霭笼罩的远山。她们今晚还要翻过这座山呢。
第8版(副刊)
专栏：文坛风景线
超越“五老”峰
赵相如
面貌清癯的杨佩瑾刚过50岁。去年，他出任江西省文联主席。要写作，又要做行政工作，这对他是个考验。
他闯过不少关口，16岁去朝鲜战场，回国后又进“铁路”，所以他的短篇、中篇小说一问世，就有着扎实的根基。他的第一部反映抗美援朝期间奇袭敌人师团的长篇小说《剑》出版后，很快被译成几国文字向国外发行。杨佩瑾没有陶醉。他知道江西这块老革命根据地，有深厚的文学艺术的宝藏，等着自己用辛勤、毅力去挖掘。他一头扎了进去，跨过不少洒过烈士鲜血的山头，找当地老俵、当年赤卫队员了解当地的风俗、搜集当地的种种传说。于是，创作的灵感如喷泉的激涌，近百万字的长篇三部曲：《霹雳》、《旋风》、《红尘》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相继出版，引起了广大读者的瞩目。
做行政工作，对于他是另一个关口。
“既然让我干，我一进文联，首先就抓整顿。”杨佩瑾告诉我说，“比如节约开支问题，我们文联不是生产单位，经费有限，但有的同志好象满不在乎，花公家的钱毫不心痛。有的人一个月要报销180元的胶卷费用，其中不少是彩卷，而且是拿公家胶卷给他私人游山玩水留作纪念之用。这样揩公家油还得了？我顶住了，不给报销，这股风儿才收敛了。”
文人相轻历来是一部分文人聚集地方的一大难症。但杨佩瑾也知道，文人还是重感情的，没有什么根本性的矛盾冲突，理讲到了，火候到了，疙瘩可以消除。他把文联机关干部一个一个请来谈心，自己也交心，把各种想法掏出来，以诚待人、以情动人，干部之间很快通了气，部分的“相轻”成了多数的
“相亲”。当然，对于有些事情干得不多、磨擦闹得不少的人，他也毫不客气地进行批评，甚至作出必要的岗位调整。
说到自己的创作，他告诉我，1985年出版了《红尘》之后，他还有好几个革命历史题材的长篇可写。今年是八一南昌起义60周年，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和朱德上井冈山60周年。他一直想以这些历史题材写一部反映南昌起义的长篇小说。这个心愿他是会实现的。在写作中他曾对一些中青年作家提出过，作家一定要能够超越老的故事、老的主题、老的结构、老的细节、老的表述方式的“五老”峰。五老峰是江西庐山的最高的五座并列的山峰，上庐山必登五老峰，然而攀上五老峰必出一身大汗。写革命历史题材要超越“五老”峰，不出一身大汗，不花大的力气是不可能的。现在的读者美学要求相对有了提高，加上各种艺术表现手段在各种形式作品中交替运用，如果写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还超越不了“五老”峰，那就容易流于一般化，读者对平庸之作有理由扭过头去。
有人对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不屑一顾，杨佩瑾发表了好几篇论文，直言不讳地指出：革命传统——心灵美的摇篮；革命英雄主义——淹没不了的主旋律；当年革命战争时期的火光虽然留在后边，但今天依然能照耀着后人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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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艺海犁霜人
刘开渠
秋草老友，是我国现代著名画家和艺术教育家。青壮年时代，他大部分的精力献给了美术教育事业，就象一位辛勤的园丁，将自己的心血用以浇灌了一代代的美术新苗。早在1928年，他于上海创办了“白鹅画会”，继之改为“白鹅绘画研究所”、“白鹅绘画补习学校”，招生授徒，开国内业余美术教育之先声，并为此几乎倾尽了全部家资。他教学认真，诲人不倦，吸引了当时许多美术青年。江丰、沈之瑜、程及、费新我、张雪父等许多活跃在现代艺坛的人物，都曾先后在“白鹅”深造。然而，在那个动荡的岁月里，客观环境之恶劣，艺术在社会上地位之卑下，给艺术教育带来的困难是难以料及的。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白鹅”和其他学校一样，未能幸免于日军炮火的摧残，秋草亦不得不蛰居于“风之楼”，以画为生。这位百折不挠的艺术家，对教育事业矢志不渝，抗战胜利后，复办“劲草社”；新中国成立后，又组织过“新国画研究会”、“新中国美术研究所”，为培养美术人才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我想，他取字为“犁霜”，恐不限于字面上的意义，也体现了他躬耕于艺海，全身心地献身于艺术事业的坚定的信念吧。
秋草先生如今已是80岁以上的老人了。几十年来，他不仅为美术教育的发展，民间美术的振兴，国画的改革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而且还创作了大量的作品。最近在京举办的个人画展，既可以从中看出他早年于西画方面的功底，更可见他多年来在中国画的创新方面所取得的成绩。他的国画，在情思上有许多时代的气息，在形式上又巧妙地融汇了一些西画的手法，读来是令人感到可亲而又饶有兴味的。他尤善于作小写意的花卉、静物画，哪怕是瓶中的一束小花，案头的一篮水果、一两件民间玩具，经他之手，便化作了富有真情实感的艺术品。晚年之作，笔墨、色彩更加生动，而且总是充满着生命的活力，令人想到他以“老去愈知学不足，春来弥觉物增妍”自策的那种精神。艺术是艺术家的人格的表现，秋草的画，亦如其人，显示着他在艺术的园地里不畏艰难的毅力，显示着他把艺术奉献给人民的一颗赤诚的心。
我期待着秋草老友这次能亲自来京主持他的画展，但却因病而未能成行，这使我深感遗憾。可慰的是他的画来了，带来了他的一腔情思，带来了令人鼓舞的“犁霜”精神。
第8版(副刊)
专栏：
生机盎然 〔中国画〕 陈秋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