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纵横谈
创新和选择
洁泯
当前文学创作的更迭变异、目迷五色中呈现了一种两极的景观。一方面是手法新颖，表现着情感的深层面然而又颇为费解的作品，另一方面又充斥着几乎是为着休息而起调剂作用的通俗文学；一方面是寻找古老淳朴的民族心理的寻根意识，另一方面又几乎是排斥了传统而追求日新月异的现代文化；一方面是直面现实的描绘变化着的社会生活，另一方面又发出了历史和时代背景十分模糊的人生境况的咏叹。如此等等。
在一个开放、改革和充满活力的时代中，经过思想解放浪潮的冲击，文学思潮的汹涌如江流急湍，来不可遏，去不可止，在纷繁交错的景观中出现的两极现象，看来是可以理解的。现实变革中产生的社会心理的变化，波及到文学上就将引起文学观念的变化，人们常诧异文学创作的层出不穷，其实也不过是反映了社会生活和社会心理的层出不穷而已。有一个时候通俗文学的出版如山雨骤至，实在是因为这类作品的流布久已敛息，一旦得到流通时，便及时地适应了读者群中调剂阅读兴趣的需要。与此同时，主题和表现方法流于一般程式的作品，在读者中问津者骤然下降，但内容新颖，格调深沉的新篇，或者甚至是内容晦涩、荒诞，形式特异之作却不胫而走。作家的文学观念的变化，同读者鉴赏观念的变化几乎是同步的。人们审美观念的变化，正是反映了社会存在发展状况的变化。就整体说，这是文学发展中的一种进步的趋向，因此，对文学观念的变化所引起的创作和文学理论的变化，正确的态度不应该是忧虑，而应该深入地研究和发展文学批评。
所说的进步的趋向，并非是说所有的作品都具有这种趋向，不论是纯文学或通俗文学，都不免瑕瑜互见，自然不好的作品也只是少数。这两极的不平衡和瑕瑜互见的不平衡，看来正是精神现象发展的规律。那种要求一律化，要求主题的一律，要求思想模式和艺术模式的一律，都不可能使文学得到发展。没有文学观念的撞击，没有艺术形式的有所舍弃和有所追求，一句话，没有探索精神，文学就不会出现新的升华。
要承认文学的发展有自己的趋向，这发展的趋向常常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从实际出发来考察这几年来的文学现象也许是有益的。拿通俗文学来说，从克利斯蒂开始，到金庸热，梁羽生热，琼瑶热，几度变化，现在似乎琼瑶热也将逐渐成为过去，那末以后是什么“热”呢？谁也无从意料，读者的文学兴趣的周期之短，始终是一个谜。但是必须看到上述的作品曾经占领过相当多的读者层，特别是对青年。如果把经过十年动乱，生活动荡不安，对苍茫的世情正处于徘徊时刻的人们来说，寻求一点精神上的排遣，那末对这些侦探、武侠、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的接受，是可以理解的事。倘若再从当前生活中人们于工作倥偬之余，找一点轻松的读物以为休息，那么上述作品的流行也是可以理解的。他们的鉴赏趣味到什么时候才可以进入到文学的高层次呢？实在难以断言，恐怕只能由人们自己去选择了。随着人们阅历的充实和鉴赏水平的提高，在不断的选择中将会发生不断的变化。
从纯文学的现状看，呈现着一抹杂色的结构，有直面生活的，有潜心于心理和内省的探求，有寻找具有纯朴古意的人性的描摹，也有表现那种捉摸不定的当代意识的心态。表现的方法更是五光十色，有写实的，有纪实的，有象征的，有荒诞的，有捕捉意象的，更多的是抒情的。就小说而言，先前的题材模式和表现方法的模式统统被打破了。生活的激荡里面，人们在不断地选择，作家在变换笔墨，读者也在更迭口味。生活节奏的逐渐加快，外来文学艺术的影响，人们审美观念的变化，使得原来的文学程式变得如此的不适应。同通俗文学一样，纯文学领域内艺术流变的周期也十分之短暂，以致对作家升降浮沉的变迁有“各领风骚三五天”的笑谈。但是笑谈终究是笑谈，完全无视艺术流变是一种合乎规律的现象的谈论，终将也成为一种笑谈。文学流变之迅速，周期变化之快，多半应该看作是文学蜕变期中的现象，它是如此的蠕动欲出，又如此的飘忽不定，艺术的创新无疑是一种艰难的缔造，缔造就不是直线完成的，作家的不断探索和不断选择，读者的审美趣味的不断变换，也正是一种选择，文学正是在不断更迭的选择中臻于艺术形态的完善。
文学现象中的两极结构，大抵是长期存在的现象。有人试图将两极的鸿沟加以衔接，例如将纯文学和通俗文学两者作融合的尝试，那便是当前纪实文学的出现。寻根文学也并非在一味地追求古意，其中有些被称为“寻根”的作品，在寻觅淳朴的情愫的同时，还迸发着现代意识的火花。两极的衔接与融合是存在的，但只是处于个别尝试的阶段。而各走一端的两极结构，只怕因为是作家不同的审美观念和审美理想，读者不同的鉴赏趣味，社会的不同需求，因之将会形成一种长期对峙的景观罢？我认为这倒是合理的艺术现象，因为它准确地反映了存在着的作者和读者审美意识各异其趣的客观现实，反映了人们对文学多种选择的依据。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秦腔振兴的希望
何西来
从5月中旬到6月初，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和西安易俗社，应文化部之约，组成振兴秦腔汇报演出团来京演出，赢得了首都观众和文艺界的好评。文化部还专门为他们开了表彰会，以资提倡和鼓励。
汇报演出团共带来三台本戏和两台折子戏。就剧种来说，包括秦腔、眉户剧、华剧（碗碗腔）和关中道情；就题材来说，又包括传统戏和现代戏。他们的演出，给首都的戏曲舞台带来了新意和生机，观众不仅从中获得美的享受，而且得到很多艺术的和人生的启示。
为什么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和西安易俗社的艺术家们能够取得这样的进展呢？也许这里有许多经验可以总结，但我以为最重要的是他们紧紧地抓住了生活、传统、创新和人才培养四个环节。在这些方面，他们都有较高的自觉、冷静的思考和执著的追求。
生活是一切艺术的源泉。这是一条千古不易的原则，也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精髓之一。我们的社会生活，正处在伟大的历史变革之中。它是振兴秦腔的源泉。因为，所谓振兴秦腔，不是别的，恰恰是要让古老的秦腔诸剧种在新的条件下焕发青春，充满活力，从而与时代同步，找到自己的位置，发挥自己的作用。对此，陕西戏曲研究院的艺术家们有清醒的认识。他们正是从变革的现实生活中汲取着进行各自艺术创造的题材、灵感和力量的。眉户现代剧《杏花村》和《酒醉杏花村》，是两出相互衔接的连台本戏，有浓郁的生活情趣和乡土气息。它们分别展示了陕西农村改革在不同阶段上的生活画卷，塑造了活动在这个画卷上的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描写了他们的不同心态和灵魂的撞击。这个戏主要是由一批中年演员扮演的。他们的表演，夸张而不过度，认真而不失于拘谨。能够看出，他们都有相当扎实的艺术素养和相当厚实的生活底子。
如何对待已有的艺术传统，是振兴秦腔的艺术家们碰到的又一个重要课题。经过世世代代艺人们的努力，秦腔在剧目、唱腔、表演、配器上，都形成区别于其它地方戏曲的独特体系，具有比较稳定的风格特点和美学特点，这就是它们的历史传统。这种传统，从观众鉴赏的角度讲，就叫“秦腔味儿”。所谓振兴秦腔，就是要振兴这个传统，张扬这个传统。这一点，无论是戏曲研究院，还是易俗社的艺术家们，都充分注意到了，并切切实实地贯彻到自己实践中去。
艺术的生命在于不断的创新，这是毛泽东早在50年代就提出的“推陈出新”的戏剧改革方针的精义所在。从宏观上看，只有不断的创新，才是一切艺术历史的真实内容。秦腔诸剧种的发展也一样。戏曲研究院和易俗社的艺术家们清楚地意识到：传统，只有在不断的出新中，才能获得自己的生命，才能真正使易俗社的《卓文君》，以轻松喜剧的调子，处理了卓文君和司马相如爱情佳话这一传统题材。无论剧本的改编，还是导演的构思，演员的表演，都颇见新意，不显陈旧。主要演员戴春荣、郝劼，行腔清脆、圆润，表演的分寸和节奏都掌握得相当不错。易俗社创建于1912年，是陕西省历史最悠久的艺术团体，出过许多著名的编剧和表演艺术家。一出《卓文君》的成功演出，既可以看出这个艺术团体新一代艺术家对传统的张扬，更可以看出他们锐意求新的进取精神，虽然这个戏也不无可以改进之处。
传统是巨大的财富，但是，如果不能正确对待，如果陷入盲目性，就会转化为惰力，阻碍事物前进。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艺术家们，没有被传统束缚，没有陷入这种盲目性。这些年，他们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一步一个脚印地探索着，攀登着。从《千古一帝》、《杨贵妃》到今天的两台连本戏和上十个折子戏。
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是一个集艺术实践、艺术教育和艺术研究于一体的综合性艺术机构，曾被来访的苏联戏剧家称为“秦剧艺术的托拉斯”。它的主要构成是秦腔、眉户、华剧、铜州梆子四个剧团，新近还准备在演员训练班的基础上，筹组一个青年实验剧团。它以各剧团的演出实践为中心，带动艺术研究和艺术教育。艺术研究总结和提高演出实践中获得的经验，从而使认识达到理性的高度；而演出实践又把研究的成果，把规律性的认识拿来加以运用，从而使自己进到更高一级的境界。如此循环往复，便呈现出上升的曲线。艺术教育，则解决着人才培养的问题。它把训练有素的新生力量，源源不断地补充到各演出剧团中去，使表演、音乐和舞台美术队伍后继有人。戏曲研究院这种演出、科研、教育一体化的系统结构，使它具有一种很强的自我调节和自我完善的能力，这就从根本上保证了振兴秦腔的后劲，使之得以顺利进行。
戏曲研究院这次来京演出，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演员训练班的几个折子戏。演员绝大多数是十六七岁的孩子，扮相、体形极好；唱、念、做、打的功夫也很扎实。《鬼怨·杀生》的幽魂起舞和喷火救裴，一个哀怨，一个悲愤，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盗仙草》14杆跟枪穿梭飞舞，白云仙脚蹬手掷，观众虽说眼花缭乱，表演者却从容不迫，游刃有余；《悟空借扇》里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腹内的动作外化表演，颇有新意；而那个“飞剑入鞘”，更是堪称一绝。这一切，都是六个寒暑苦练的结果。人们从小演员们的精采表演中，能够看出老一辈的心血。
“芳林旧叶催新叶，流水前波让后波”，老一代的表演艺术家们虽然退到了二线，让出了舞台，但他们的艺术生命却在年轻一代身上得到了延续。看到演员训练班这样整齐的阵容，你不能不佩服他们的领导和老师的战略眼光。“小荷初露尖尖角”。孩子们当然在许多地方还显得很稚嫩，显得不成熟，但希望在他们身上，振兴秦腔最终还要靠他们。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出版枝叶
不断有新的追求
——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袁晞
小街、小院，旧楼、旧房，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在这里干着一番事业。
四十余人的出版社分成两摊，一是文艺编辑室，一是《十月》编辑部。《十月》杂志创刊已经八年，文艺出版社成立仅仅三载；一批又一批好的文艺作品被推向社会，一支老中青的作者队伍已经形成，优秀的书籍和刊物赢得了千万读者的心……所以能如此，是因为这个出版社的同志们都有这样的想法：不断有新的追求。
文艺编辑室出书，总是从提高全民族文学水平，从发展我国文学事业的大处着眼，不为赚钱。为了有系统地向读者介绍文学知识，这个室编辑了几套丛书，雅俗共赏，深受读者欢迎，如“中国古典文学普及读物丛书”、“中国古典文学名篇名作赏析丛书”。在编辑“北京文学创作丛书”时，他们力图在选题、篇目上有新意，每一本都有特色，使这套有三十余种的丛书汇集了北京作家近年来的中、短篇小说，报告文学和散文佳作，充分显示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北京文学创作的实绩。
以刊登当代中篇小说为主的《十月》，是新时期文学百花园中第一个破土而出的大型刊物。它始终把
“新、真、深、美”作为办刊方针。当刊物有了名气时，编辑们清醒地意识到，时代在变，读者的审美情趣在提高，只有不断有新的追求，刊物才能站得住脚。他们重视文学规律，努力多发表观念新又适应中国人口味的作品，为此他们千方百计了解创作信息，不辞辛劳地联系作者，认真阅读自由来稿，编发能引起思考的新作品，而不是给读者喝“温吞水”。
在这个出版社，每个编辑都有自己联系的作者群。编发稿件时，他们尊重作者，也毫无保留地提出意见，哪怕是名家所写。出版社也认真处理自由来稿，如《小镇上的将军》、《曹书记买马》等一批有影响的作品，就是从自由来稿中编发的。
十月社从各方面了解读者所想、所需，召开作品座谈会，通过评论作品征求读者意见。当文艺编辑室从“审美意向调查”中得知本室出的《唐诗选注》为读者青睐，常常脱销时，就定期再版，成为“保留书目”。
从《星星草》、《花园街五号》到《黄河东流去》、《少年天子》，文艺社出版和《十月》刊登的许多长篇小说已受到社会承认，获奖的中短篇小说数量在全国文学刊物中名列第一。
最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已经迁往新址了。大街、大楼，气象一新，出版社的事业定会有新的拓展。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在“传统”和“现代”之间
——周大新小说印象
陈骏涛
知道周大新的人也许不会很多，我也是新近才认识周大新本人并读了他的一些小说的。于是我了解到：这位35岁的军人作家，从1982年开始发表作品，至今已有30余篇小说问世，其中有8个是中篇，可以说是相当勤奋的了。他的短篇《“黄埔”五期》、《街路一里长》、《汉家女》、《小诊所》，都有一定影响。他新近问世的两个军事题材中篇——写精简整编在军营内部所激起的一场剧烈动荡的《铜戟》和写南疆战场在战斗指挥问题上的一场尖锐冲突的《走廊》（均载《昆仑》今年第3期）——可能将为更多的读者所关注。
周大新迄今为止所发表的小说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写普通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的，多以他的家乡河南城镇为背景；第二类是写军人的生活和思想感情的，则以他亲身经历的军营生活为背景。他贴近生活，直面现实的人生，以表现军人的责任感和牺牲精神为己任，同时也真实地反映了军人内在的复杂心境。
周大新有几个短篇是写得相当有特色的。《“黄埔”五期》把陆军学校学员们的生活写得有声有色，作者在一个个平凡而富于情趣的生活速写中，极力挖掘当代军人的一种新的价值观。那就是小说中那位曾经在前线挨过血的教训的学员班班长冀成训所说的：“那些没有实际才能而又企望当上军官或保持军官职位的人，是军界最不道德的人！”《街路一里长》和《汉家女》则特别显示出作者的长于刻画人物性格并善于在人物性格的对立和冲撞中推进故事情节的才能。这几个短篇也是我所读到的作者小说中最切近短篇小说的艺术特点，读起来也最有情趣和兴味的作品。
小说艺术革新的浪潮对周大新也不无冲击，他也试图在一些小说中吸取一些新的表现手法，如叙述角度的变换、电影蒙太奇式的场面组接、情节发展中的时空交错等，但大体都还没有离开传统的“短篇故事”的框架。我以为，如何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架起一道桥梁，既不丢失“传统”当中值得承续和发展的东西，又勇于吸取“现代”当中对自己有用的部分，使“传统”和“现代”融会贯通，化为自己的血肉，也许是周大新这类作者所可能择取的道路。周大新小说的局限或缺陷主要不在于新形式（包括新手法）的欠缺（事实上，他已经在这方面作了些尝试），而在于作品内蕴的不足，在于这些新形式还没有与具有“现代”意味的内蕴融为一体。在周大新的不少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现实生活（包括军营生活）中的某些真实动人的侧面，可以看到一些不乏性格光采的真实鲜明的人物，可以感受到革命军人的责任感、牺牲精神和某些新的价值观念，这都是应当肯定和发扬的。但是，在这些真实画面的背后，却难以捕捉到某些更深刻、更普遍、更丰富、更动人的东西，某些超越于小说所描写的范围的、涵盖面和辐射力更大的东西，某些能够引发人们作更深刻的回味、联想和思考的东西，某些与我们整个民族精神、我们整体的社会生活、整个人类的共同意识相沟通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是我们目前的军事文学作品所已经达到了的。
如果要说周大新的小说根本就没有这种寓意超越的追求，那是不符合事实的。他新近的两部中篇——《铜戟》和《走廊》，特别是《铜戟》——就有这方面的自觉的追求。《铜戟》中所设计的“铜戟”，既是实体，又具有象征意味，它是军人业绩的见证，又是军人荣誉的象征，确实能引发人们去做某种超越性的联想。“铜戟”形象的成功，是由于它与小说整体的内蕴产生了不可分割的联系，是小说所不可缺少的一个形象、一种意象。但是《铜戟》中所设计的另一个形象——始终盘旋于上空的“战鸟”——却并不成功，就是由于它只是附着于小说表面的、形象极其模糊，使人很难捕捉到它与小说的内在联系的一种闪烁不定的东西，它好象是在一个完整的画幅中，拼贴进一个很难弄清与整个画面有什么关联的小画面。作者的本意是要激发人们去做某种超越性的联想，但由于形象的模糊不清，却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同样的问题在《走廊》中也有，《走廊》一开头那位老爷爷敲了一下重孙子的屁股，莫明其妙的一声叹息，无论如何难以捉摸出它与小说整体的内在联系。其实，作品的“超越”意味不应当只是表现在对几个象征物的设计上
（现在他似乎过于看重它），而应当表现在作品整体内蕴的追求上，是作品整体内蕴所辐射出的一种光能。这个问题需要作进一步的探讨，也是周大新在今后的创作实践中需要加以解决的问题。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风貌长留 业绩永存
——读王稼祥文学传记《黎明与晚霞》
肖劲光
解放军出版社最近出版的王稼祥文学传记《黎明与晚霞》，再现了王稼祥同志的风貌与业绩，读后感人至深。作为与稼祥同志共事多年的老同志，我愿意向读者们推荐这部作品。
王稼祥同志在战争年代长期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和总政治部主任，建国以后又是中央书记处成员，肩负着党和政府的外交重任，他不仅是我党我军的优秀领导人之一，也是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正如书中所写的，我与稼祥同志相识于1931年的闽西苏区。当时，他那丰富的马列主义理论知识和谦逊勤恳的品德作风，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值得称道的是，稼祥同志早年曾犯过“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但在革命实践中不仅很快认识并纠正了自己的错误，并且全力支持了毛泽东等持正确主张的同志，在他的最早倡议和积极推动下，我党成功地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胜利地实现了一次伟大历史转折。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尤其是稼祥同志当时的思想、活动和作用，都在书中作了生动而详尽的描写，为人们了解党的历史和学习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提供了丰富而可信的形象教材。
本书作者朱仲丽是稼祥同志的夫人，也是我的老朋友。早在1937年，她作为医科大学毕业生，从上海辗转来到延安，担任了中央医院的门诊部主任和中央领导同志的保健医生，是个很受欢迎的年轻大夫。建国后，她仍然主要从事医务工作，曾经是著名的中苏友谊医院院长。在十年动乱中，稼祥同志受到林彪、江青特别是康生之流的迫害时，她也受到株连被隔离和批斗，受了不少折磨。稼祥同志在“批林批孔”中猝然去世，她在经历了精神上的重大打击和生活上的巨大变故之后，慢慢冷静并振作起来，通过整理稼祥同志的文稿遗著，回顾并研究了先夫的一生历程和党内的斗争史实，陆续写作并发表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文章和回忆录，并出版了几部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黎明与晚霞》，是她在与稼祥同志共同生活几十年的基础上，参阅了大量历史资料，访问了不少同代人或当事人之后，经过长时间埋头写作和反复修改后完成的，是一部史实性与文学性并存的作品。作者在这部书中，以亲切朴实又充满感情的语调，叙述了稼祥同志的一生，细致入微地描绘出了一位老革命家的生活、思想和品格，其中既有历史大事的回顾，又有革命队伍及领导同志中的轶事趣谈，许多与稼祥同志有关的历史人物，如毛泽东的胆识与策略，周恩来的才能与诚挚，博古的书生意气和王明的自我膨胀，特别是康生之流的阴险刁钻，以及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等外国同志，都写得栩栩如生。
当然，作为夫人写传，对先夫难免有偏爱以至过誉之处，这作为一家之言，我看也是可以的，作者在文学上算是半路出家，书中难免有欠妥之处。但是只要想到她已是一位年愈古稀的老同志，如此不畏艰难，辛勤笔耕，苦心造诣，屡获成果，确是难能可贵的。我想，如果我党所有具有丰富斗争经历的老同志，都能象她这样也动起笔来，将会给党和人民留下一笔多么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于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将是一个多么重大的贡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