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政治·法律·社会)
专栏：
技术合同法草案基本可行
宋汝棼向人大常委会作审议结果报告
新华社北京6月11日电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宋汝棼在今天召开的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上作人大法律委员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合同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时说，法律委员会认为，为了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和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需要，开放技术市场，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科学技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制定技术合同法是必要的，草案基本上是可行的。同时，提出一些修改意见。
宋汝棼说，草案规定，“研究开发成果中的发明权、发现权、科技成果权，以及取得国家荣誉证书、奖章和其他奖励的权利属于对研究开发成果作出创造性贡献的人。”教科文卫委员会和有些地方、部门、基层单位提出，上述规定对职务技术成果和非职务技术成果的财产权利没有划分清楚，职务技术成果应当属于单位，本法应当加以规定。因此，建议将草案上述规定修改为：“执行单位的任务或者主要是利用单位的物质条件所完成的技术成果，是职务技术成果。职务技术成果的使用权、转让权属于单位，单位有权就该项职务技术成果订立技术合同。非职务技术成果的使用权、转让权属于完成技术成果的个人，完成技术成果的个人有权就该项非职务技术成果订立技术合同。”“就职务技术成果或者非职务技术成果申请专利和被授予专利权的，依照专利法的有关规定办理。”“完成技术成果的个人有在有关技术成果文件上写明自己是技术成果完成者的权利和取得荣誉证书、奖励的权利。”
他说，教科文卫委员会和有些地方、部门、基层单位提出，为了有利于推广先进技术经验，避免技术垄断，对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有重大意义的技术成果，本法应当参照专利法，规定国家在必要时有权决定在指定的范围内推广使用。因此，建议增加规定：“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对本系统或者管辖范围内的全民所有制单位的具有重大意义的非专利技术成果，有权决定在指定的单位中推广使用。”“使用单位对该项技术成果负有保密责任。使用单位应当按照双方协议支付使用费；双方不能达成协议的，由作出决定的机关确定。”
宋汝棼说，考虑到本法主要是根据开放国内技术市场的需要和实际情况制定的，涉外的技术合同（即当事人一方是外国的企业、其他组织或者个人的合同）以适用涉外经济合同法为宜。因此，建议在附则中规定：“当事人一方是外国的企业、其他组织或者个人的合同，适用涉外经济合同法，不适用本法。”
他说，草案规定，“当事人一方委托另一方进行产品设计，工程设计，工艺编制，工程计算，计量，产品及材料鉴定，理化及生物测试和分析，情报收集、检索和整理，翻译以及计算机服务等项目订立的技术服务合同，为辅助服务合同。”有些地方、部门和基层单位提出，这一条中列举的技术服务合同的内容同经济合同法中规定的建设工程承包合同、加工承揽合同有交叉，应当规定得确切一些。因此，建议将这一条修改为：“技术服务合同是指当事人一方以技术知识为另一方解决特定技术问题所订立的合同，不包括建设工程的勘察、设计、施工、安装合同和加工承揽合同。”
关于技术合同争议的仲裁和诉讼问题，宋汝棼说，草案规定，发生技术合同争议，当事人可以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对仲裁决定不服的，可以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法院起诉。有些地方、部门提出，草案规定的程序为“一裁二审”，比较繁琐，在实践中曾发生过一些问题，应参照涉外经济合同法，规定或者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或者向法院起诉。因此，建议将草案上述规定修改为：“发生技术合同争议的，当事人可以通过协商或者调解解决。当事人不愿通过协商、调解解决或者协商、调解不成的，可以依据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或者事后达成的书面仲裁协议，向国家规定的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当事人一方在规定的期限内不履行仲裁机构的调解书、仲裁决定书的，另一方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当事人没有在合同中订立仲裁条款，事后又没有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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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国务院提请审议档案法草案
韩毓虎受委托向人大常委会作草案说明
新华社北京6月11日电 国务院向今天召开的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提交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草案）》的议案。赵紫阳总理在议案中说，拟订这部法律草案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国家对档案的管理，保护国家的文化遗产，开发利用档案，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在今天的常委会议上，国家档案局局长韩毓虎受国务院委托，就这部法律草案作了说明。他说，建国以来，全国档案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发挥了它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并建设成为一个初具全国规模和统一管理的专门事业。全国除了各机关、部队、团体、企业和事业单位的档案室外，还有从中央到省、市（地）县的各级档案行政管理机构；有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和全国几十所大专院校和业余大专学校开设的档案系或班，负责培养档案人才。特别应当指出的是，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已建立有3131个各级各类档案馆，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空前创举。这些档案馆共保存有8000多万卷（册）档案文献。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历史档案（包括为数极少的唐代残档、元代档案，主要是明清至民国时期的档案）以及革命历史档案（包括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群众团体的档案）共达2000余万卷册；建国以来的档案约5000余万卷册。这些历史悠久、内容极为丰富的档案，不仅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光荣革命传统的光辉灿烂的文化遗产，也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民族新文化，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不可缺少的珍贵史料。因此，管理和建设好档案事业，积极开发档案信息资源，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具有重大意义。
韩毓虎指出，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受极“左”思想路线的束缚和旧习惯势力的影响，档案和档案工作并没有引起所有机关，尤其是社会上的应有重视和关注，档案的管理与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长期得不到很好的解决，一些机关的领导和干部不重视档案的管理，有的把档案据为己有，有的把档案当作废纸任意毁灭，或者随意出卖和销毁。特别是十年内乱期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出于其反革命的目的，对国家档案随意转移、抽调、销毁或者涂剪等，使国家档案遭受了一场浩劫，破坏十分严重。由于无法可依，以及我们在思想上、工作上的某些失误和社会旧习惯势力的偏见，不重视档案工作和随意破坏档案的现象至今不断发生。还应当说明的是，长期以来档案机构不稳定，随时都被当作精简对象；档案专业人员任意被调离；档案事业经费奇缺；许多地方没有适宜保管档案的专门库房和必要的设备，等等，致使大量重要和珍贵的历史档案不能接收，或者处于无人管理，任其霉烂和毁坏的状态。这种情况，极不利于对国家档案这一历史文化财富的保护和利用，也是与我国国情和地位极不相称的。因此，制定档案法，加强档案的管理，不仅是全国广大人民的迫切愿望和要求，同时也是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为社会主义建设和新中国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繁荣所必需的。
韩毓虎还就草案规定的档案的含义、档案的集中统一管理和所有制形式的统一、档案机构和职责、档案的开放和公布权、法律责任等问题，作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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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国务院提请审议大气污染防治法草案
叶如棠受委托向人大常委会作草案说明
新华社北京6月11日电 国务院向今天举行的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提交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草案）》的议案。赵紫阳总理在议案中说，拟订这部法律草案，是为了防治大气污染，保护和改善环境，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发展。
在今天的人大常委会议上，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部长叶如棠受国务院的委托，就大气污染防治法草案作了说明。
他说，大气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要素之一。多年来，特别是1979年以来，在加强大气环境管理，防治大气污染方面，国家制定了必要的政策和措施，各部门和地方也做了许多工作，制定了一些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取得了成效，某些城市的大气污染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控制。
叶如棠指出，从总体上看，我国大气污染仍然是严重的，甚至还有继续发展的趋势。目前我国部分城市大气环境中除了粉尘和二氧化硫等主要大气污染物质外，排放含有氟、氯、汞、砷、铅和硫化氢等有毒物质的废气，虽发生在局部地区，但这些物质毒性较大，对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和身体健康危害严重。多年来，因大气污染问题引起的纠纷时有发生，已在一定程度上给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安定团结带来不利影响。所以，大气污染是我国环境保护中的一个突出问题。他说，为加强大气环境管理，防治大气污染，保护和改善环境，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发展，制定《大气污染防治法》是必要的。
叶如棠说，草案把防治煤烟型污染作为主要内容，对防治工业尾气、粉尘、恶臭和因生产焦炭、硫磺、汞、砷造成的大气污染作了规定，还对机动车船废气污染的监督管理等问题作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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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内蒙推广扶贫流动畜群经验
一批又一批牧民向贫困告别
本报讯 一种适合牧区特点的扶贫形式——“扶贫流动畜群”，正在内蒙古草原普遍推广。目前全区扶贫流动牲畜已发展到20万只，一批又一批的牧民向贫困告别，许多人走上了致富之路。
“扶贫流动畜群”最先产生在锡林郭勒草原。1981年，锡林郭勒盟的西乌旗民政局用2万元社会救济款购买了945只适龄母羊，在白音宝力格苏木（苏木，相当于乡）扶持了24户贫困户。方法是由苏木政府把羊只拨分给被扶持的贫困牧民喂养；饲养期间所产仔畜、羊奶、羊毛等畜产品，全归困难户所有；待其基本脱贫后，收回原来的牲畜基数，再用其扶持其他的贫困牧民。到1983年，第一批扶持的24户牧民总收入达18690元，户均收入729元，其中17户达到了当地中等生活水平。这种深受大家欢迎的扶贫形式，很快在全锡林郭勒盟推广。全盟9个旗（县）的72个苏木、185个嘎查（相当于村）都建立了扶贫流动畜群。1984年全盟共扶持1590户，牲畜数达3万多头（只）。
在自治区各级政府的推动下，内蒙古草原上到处都建立了“扶贫流动畜群”。据不完全统计，到1986年，全区近300个苏木、乡，投资800多万元，发展流动扶贫畜群，牲畜总数已达20万头，扶持贫困户5800多户，其中30％的贫困户已初步脱贫。 （李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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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闻其声如见其人
《革命前辈的心声》有声系列读物问世
本报讯 记者张砚、王谨报道：运用现代化传播手段，以录取德高望重的革命前辈声音为主的有声系列读物《革命前辈的心声》，从今天起将由上海有声读物公司推出，陆续向全国发行。这在我国出版史上是第一次，它为广大青年渴望了解中国革命历史，革命传统和革命人物提供了一部生动的教材。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叶飞，全国政协副主席康克清、杨成武、陈再道，出席了6月11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出版座谈会。中顾委常委伍修权讲话，他热烈赞扬上海有声读物公司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他说，我们年纪大了，精力不如年轻人，不能向更多的青年直接见面。现在有这套有声读物，使我们可以同更多的青年交朋友。一看到青年人，就想到了我们年轻的时候。在我们二三十岁的时候，那时我们经历了各种艰难曲折，才认识到真理，找到了使中国获得解放走向富裕的道路，那就是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延东在座谈会上发言，她希望各级共青团组织要充分利用这套有声读物，创造青年喜闻乐见的新形式，让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业绩和对青年一代的亲切寄语长留人间，代代相传。
《革命前辈的心声》有声系列读物，共分《致青年朋友》、《将军的话》、《母亲的心愿》三辑。其中收入了32位为广大青年所敬仰的老同志的讲话录音。他们以自己的切身经历，回答了青年们所普遍关心的立志、成才、创业、婚恋、子女教育等问题，语言亲切感人，内容生动丰富，许多史料为人鲜知。为了便于对照，上海有声读物公司和上海《支部生活》编辑部在编辑这套有声读物的同时，附有讲话录音文字稿，并刊出这些老一辈革命家的彩色照片、亲笔签名和简历，一册在手，如见其人。
在座谈会上，王平、王首道、任质斌、李聚奎、夏之栩、郭述申、曾志、帅孟奇、杨献珍、郭化若、刘英、王定国、邓六金、彭儒、林月琴、王新兰、薛明等老前辈，向首都青年代表每人赠送一套《革命前辈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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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王震会见冈崎嘉平太等日本朋友
新华社北京6月11日电 中日友协名誉会长王震今晚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来京举行日中荞麦备忘录贸易25周年庆祝活动的日中经济协会常任顾问冈崎嘉平太、日本面类业团体联合会会长野川康昌、众议院议员丹羽兵助等日本客人。
会见时，王震赞扬冈崎嘉平太几十年来为中日两国和两国人民友好做了很有意义的工作。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黄华、国务委员谷牧等参加了会见。日本驻华大使中江要介会见时在座。
荞麦面是日本人民的传统食品，但日本荞麦生产量不足。应日本方面的要求，在周恩来总理、廖承志以及松村谦三和高碕达之助等日本朋友的共同关心下，中国自1963年开始向日本出口荞麦。为纪念日中荞麦备忘录贸易25周年，日本面类业团体联合会组织了1000多人的访华团来京举行庆祝活动。日本朋友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庆祝大会，冈崎嘉平太任大会名誉顾问。黄华等应邀出席了大会。晚上，日本朋友举行了庆祝宴会，黄华、谷牧等应邀出席。
日本客人是由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接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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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通报表彰黑龙江民政职工
安置大兴安岭灾民任务出色完成
新华社北京6月11日电 黑龙江省民政职工在大兴安岭扑火救灾中完成的安置灾民和后勤支援等任务，受到国务院领导同志的肯定，民政职工们的工作精神受到灾区人民的普遍赞扬。民政部前不久发出通报给予他们嘉奖。
据介绍，大兴安岭火灾发生后，黑龙江省民政部门抽调大批工作人员，及时设立了各种接待站、转送站和安置点，配合有关部门，在最短时间内转移受灾群众10.2万余人次，安置2.4万余人，并采取各种措施，保证受灾群众有吃、有穿、有住、有医，使灾区人心稳定，秩序井然。
与此同时，他们还周到、细致地做好沿线扑火部队过往的饮食供应工作。沿途军供站的同志日夜守候在车站，及时供应饮水和食品，保证了3.4万余扑火大军迅速开赴第一线。他们还管理发放了全国各地支援灾区的大量物资，短短时间内，发放了各类衣物56万余件，把党的温暖和全国人民的关心及时送给了灾区群众。
民政部的通报指出，在扑火救灾战斗中，民政职工表现出了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坚决服从命令听指挥，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他们不怕疲劳，不惧困难，夜以继日，连续奋战，出色地完成了艰巨任务。通报号召全国民政职工都向他们学习，把民政工作做得更加出色。
林业部日前向民政部发出感谢信，代表大兴安岭林区职工向在扑火救灾斗争中作出重要贡献的民政系统职工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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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进中央参议委员会开会
推举赵朴初为参议委员会主席
新华社北京6月11日电 （记者胡清海）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参议委员会今天下午举行第一次会议，推举赵朴初兼任中央参议委员会主席。
赵朴初是民进中央副主席，1907年生，安徽省太湖人，1945年底他和马叙伦等人发起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现任全国政协第六届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等职。
会议还推举吴若安、张明养、柯灵、董纯才、潘承孝为中央参议委员会副主席，毛之芬、李霁野、陈慧、陈一百、陈云涛、胡梦玉、贾祖璋为常务委员会委员。
赵朴初在会上讲了话。他说，中央参议委员会是个顾问机构，其成员由民进中的一些老同志组成。这些老同志有着丰富的政治阅历和工作经验，都有参政议政、继续为爱国统一战线事业献计出力的愿望。我们老同志要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做好应做的工作。民进中央主席雷洁琼，副主席陈舜礼、葛志成出席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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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哄抢强买西瓜8名流氓犯被判刑
据新华社北京6月11日电 今年4月27日在北京铁路分局永定门站运输营业所带头哄抢、强买西瓜的劳桂祥、张明华等8名流氓犯罪分子，今天分别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并被分别判处赔偿经济损失费3000元至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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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激变中的苦聪山寨
王毅 徐祖根
从昆明驱车南行，到达我国西南中越边境的金平县，然后骑马进入哀牢山系的磨盘山中，转了两天，才到达者米区的苦聪人山寨。苦聪人是拉祜族的一个支系，有2.8万多人，散居在云南省思茅、玉溪地区和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境内的山区。者米是苦聪人的一个聚居区。在十多天的访问中，我们欣喜地发现，苦聪山寨变了。党的强国富民政策，激励着他们开始向他们的传统观念冲击……
勇敢者的挑战
一个剽悍的苦聪汉子，历经艰险猎获一头凶暴的野猪，全寨男女老少每人都平均分得一份猪肉，然后大家围着火塘，烤肉喝酒，且歌且舞……
昔日的苦聪山寨，这种原始的生活画面随处可见。今天，苦聪人自己起来向这种传统观念挑战了。
在这场挑战中，30多岁的苦聪小伙子普老三可以算得上一位勇士。他在森林里掏了个蜂窝，抱回一捧雪白的蜂蜜，没有按老规矩分给大家，而是自己独得了。于是，全寨人群起而攻之，骂他违反了祖宗的规定，破坏了苦聪人的习俗。有人甚至提出要把他赶出寨子。
“我辛辛苦苦得来的东西，为什么要白白分光？”——普老三最终获得了胜利。于是，普老四也照此办理。他猎获一头野猪，扛到集市上卖了100多元钱。
等价交换显示出诱人的魅力。人们终于觉悟了，原来他们一直认为最美好的传统道德观念，其实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人说哀牢山到处是宝，可苦聪人为啥老受穷？苦聪青年扁则说：“有一点东西，都分完了，吃光了，哪里还能发展经济？”
在者米集市上，我们采访了67岁的李三英老太太。她正在出售魔芋和野生水果。老太太说，她的前半生是在老林里度过的，从来不敢下山赶街，也不知道秤是什么东西。男人们下山，也羞于卖东西，更不懂等价交换。他们把野兽皮放在大路上，人躲在草丛中，过路人拿走兽皮，随便放两件旧衣服或放一块盐巴，交换就算完成了。
今天，这一切已经成为历史。1979年才开设的顶青集市，位于哀牢山谷中的一条小河边。早上10点多钟，亚热带的云雾笼罩着四面青山，看不清山上哪是路，哪是林，哪是村。然而还是有不少苦聪人下山来赶街。米波析和他的妻子在地上挖灶，支锅，煮起一锅喷香的猪肉。这是为下山赶街人服务的“饭馆”。3个苦聪汉子，刚刚脱手一批山货，提着两壶酒走到汤锅前，要了3碗炖猪肉，席地而坐，竟摆开了酒宴。
“猪肉卖5角钱一碗”，米波析告诉我们，过去杀猪，全寨分吃，大包干后各家养的归各家，他经常到街上来摆猪肉汤锅。现在他懂得用秤，懂得等价交换，已是一个老练的生意人。
带头人的脚步
“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光靠外部援助是不行的，必须激发他们的致富欲望，使一部分人敢于冒尖”，金平县委书记王显达说：“近几年来，各级政府为缺粮的农户，提供耕牛，帮助他们开田种粮；为缺钱的农户提供技术和门路，帮助他们发展商品生产。1981年，县政府发给每户苦聪人5公斤草果种，动员大家上山栽种。各级政府还组织技术力量，帮助指导苦聪人栽种。现在苦聪地区已栽种草果2000多亩。河边寨的李老幺，光卖草果，一年就收入上千元。苦聪人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力量，逐步树立了勤劳致富的信心。
随着经济的发展，要穷一起穷的观念被打破了。苦聪山寨涌现出一批不怕先富，不怕冒尖的能人。纳迷新寨的李才补就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近几年来，李才补编织蔑器，采集木耳，积蓄起一点资金。他不再象过去那样，有钱就用光吃光，而是用于扩大再生产。他引人注目地雇请8个彝族农民作帮手，新开出11亩水田，自1982年起，年年都向国家交售1000多公斤粮食。他成功了。种植业、手工业和副业生产的发展，使他成为苦聪山寨勤劳致富的带头人。1984年，纳迷新寨照例又发放救济金，李才补没有领取分给他的那一份，他自豪地宣布，靠党的好政策，他已经富裕起来了。
了不起的突破
我们来到六六新寨。顾名思义，这是1966年建立的寨子。50年代搬出老林后，一部分苦聪人适应不了矮山河谷地带的炎热气候和定居生活，不久又重回老林去了。1966年，政府再次动员他们搬出来，但许多人仍然不愿意过定居生活：“随便在哪里都一样，都得靠国家救济。”
商品生产观念进入六六新寨后，苦聪人爱迁徙的习俗也有了新的内容。
姬皮龙是苦聪地区第一个省级劳动模范。1982年以来，他把粮食作为商品来经营，每年生产粮食5000公斤左右，约一半作为商品粮出售。坐在姬皮龙家门口，我们与他拉起了家常。他说他盘田技术好，打算再开垦一些荒地，扩大粮食生产。他说他的田地都在寨子附近，因此他不准备再搬家了。
与姬皮龙不同，扎诺又一次搬了家，离开了六六新寨。不过这次搬家不是退回到游猎游耕的生产方式，而是为了发展商品生产。扎诺说，他这次搬到高山上去住，一是为了发展养殖业，那里气候凉爽，猪病鸡瘟少；还可以利用原始森林的荫蔽种植草果。
商品经济犹如一把神奇的金钥匙，打开了哀牢山的宝库。
只要因地制宜，发挥优势，山上山下都能脱贫致富。老百寨山高坡陡，交通不便，过去被人认为是无法摆脱贫困的地方。
最近几年，老百寨的12户苦聪农民，根据当地森林多的特点，一是大种草果，二是发展采集业。去年光草果一项，户均收入800多元，基本摆脱了依赖国家救济的局面，12户人家中已有9户买了收录机，尝到了发展商品生产的甜头。
这次采访，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苦聪山寨正处在激变的前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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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驻军某部门诊所，去年以来义务为藏族群众防病治病3500余人次，使当地发病率显著下降。图为卫生员为藏族儿童打预防针。 谢昌伦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