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
城市改革不断深化和取得开拓性进展的一年
安志文
1986年，是我国执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也是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和取得开拓性进展的一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到城市，开始进入新旧两种体制交替和转换的新阶段。1985年，顺利地进行了价格体系和工资制度的初步改革。1986年初，党中央和国务院根据当时经济发展的形势和深化改革的要求，明确指出1986年改革的指导方针是“巩固、消化、补充、改善”。巩固，就是巩固最近几年来城乡改革的成果，坚持改革的方向，为深入改革奠定坚实的基础；消化，就是根据国家财政的负担能力、企业自身的消化能力和群众心理的承受能力，及时解决改革中出现的各种新问题，使各方面的工作更好地适应改革的要求，特别是要对1985年出台的价格和工资两大改革措施进行消化、补充，就是对新老两种体制交替中可能出现的某些管理上的真空和制度上的漏洞进行修补，使之协调配套；改善，就是改善国家进行宏观控制的方法，改善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紧张的状况，调整固定资产的投资规模和结构，把微观放开搞活同宏观管住管好有机地结合起来，既要防止出现宏观失控，又要避免在控制时搞“一刀切”。
为了具体贯彻落实“巩固、消化、补充、改善”的八字方针，总结经验，推进改革，1986年3月中旬，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全国首次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国务院领导同志在会上就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形势、特点、任务和指导方针等问题作了重要报告和讲话。会议着重就如何深化企业改革、大力发展各种横向经济联合、推行厂长（经理）负责制、理顺企业内部分配关系和缓解企业流动资金紧缺状况等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会后，国务院专门作出了关于发展横向经济联合的决定，国家财政、银行、物资、工商、统计等综合经济管理和监督部门以及许多地方政府也相继作出了若干具体规定，对推进横向经济联合起了重要作用。
1986年4月，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七五”计划建议的精神，确定“七五”计划期间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要紧紧围绕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个总目标，以增强企业活力、完善市场体系和健全宏观管理制度这三个方面的改革为主要内容。1986年城市改革的各项具体措施和试点内容，正是根据“巩固、消化、补充、改善”的要求，切实按照这个总体构想逐步展开的，并在许多重要方面取得了开拓性进展。
一、改革企业的经营机制，探索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路子。
增强企业活力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也是城市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1986年，企业改革的重点开始由外部放权让利转向改革内部经营机制，在前几年改革的基础上迈出了重要的步伐。一是普遍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这是我国企业内部领导体制的一项重大改革。在全国23000多个国营大中型骨干企业试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取得显著成效的基础上，1986年9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的3个条例，明确规定厂长是企业法人的代表，对企业负有全面的责任，决定全面推行厂长负责制，普遍实行厂长任期目标责任制和任期终结审计制，初步理顺了企业厂长（经理）、基层党组织和职工代表大会三者之间的关系，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二是实行多种形式的企业经营责任制。对部分国营大中型企业，实行了企业经营承包、投入产出包干和税后利润递增包干等办法，并开始在重庆等6个大中城市进行了企业经营责任制改革的试点。对于国营小型和个别微利、亏损的中型工商企业，普遍实行了租赁或承包经营的办法。据28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不完全统计，1986年已有66％的国营小型商业企业实行了“改、转、租、售”的改革，其中租赁经营发展较快，比上年增长54.8％。三是深入进行企业劳动工资制度改革。在前几年改革试点的基础上，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从1986年10月份开始，所有国营企业招用新工人一律实行劳动合同制，改变过去企业内部招工和职工子女顶替的办法，实行职工待业保险金社会统筹的制度，并规定厂长有权辞退违纪职工。在不突破国家规定的工资和奖金限额的条件下，允许企业从实际出发自主确定企业内部工资、奖金的分配办法，分别采取计时加奖励、计件工资、浮动工资、单位产品工资含量包干等不同的分配方式，进一步打破了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分配制度，落实了按劳分配原则。根据江苏省无锡市的成功试验，1986年全国有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300多个市、县试行了以省、市或县为单位进行职工退休费用社会统筹的改革，并已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二、各种横向经济联合蓬勃发展，进一步打破了条块分割和形成了新的企业组织形式。
大力发展各种横向经济联合，是1986年城市改革的一个重点。一年多来，在改革的推动下，全国各地不同层次、规模和内容的各种横向经济联合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联翩涌现出来，逐步由低级向高级、由临时协作向长期联合、由单项联合向全面合作、由松散型联合向紧密型联合的方向发展，进一步打破了过去条块分割、部门封锁、城乡阻塞的割据状态，形成了一批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和跨所有制形式的新型企业群体或企业集团，促进了新的企业组织形式的诞生。据初步统计，到1986年底，全国在自愿互利、共享利益、共担风险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横向经济联合组织32000多个，形成了24个横向经济联合网络，组成了一批象一汽集团和二汽集团那样在国家实行计划单列的大型企业集团。
三、建立短期资金拆借融通市场，促进了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
金融体制改革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迈出了新的步伐，是1986年城市改革的又一个显著特点。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国家通过财政渠道支配的资金将相对减少，通过金融机构支配的资金还会相对增加。这既是搞活企业的客观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蓬勃发展的必然结果。1986年初，在企业普遍感到资金紧张的情况下，许多地方的金融组织充分利用资金存贷上的时间差、空间差和行际差，开展短期资金拆借活动，形成了许多纵横交错的资金融通网络，大大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益。例如，武汉市在市内各城市集体信用合作社、各专业银行、城近郊县各金融组织、以武汉为中心的江汉平原各大中城市，以及全国7个计划单列大城市的金融组织之间，形成了5个层次的短期资金融通市场，定期拆借资金，交换票据，使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三镇重新开始发挥华中金融中心的作用。国家在加强和改善中央银行宏观控制职能的同时，各专业银行基层机构企业化改革的步伐也有所前进。同城结算，异地收付，邮政储蓄，票据贴现和再贴现，发行和代理发行政府或企业债券、股票，代发工资、养老金和代收费用，证券转让，开办各种保险业务和城市住宅专项储蓄，试办个人旅行支票和信用卡，试行浮动利率和差别利率等多种金融业务陆续展开，并在少数基层金融组织试行了行长、主任负责制，开始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1986年，全国金融体制改革试点单位由年初的5个大中城市逐步扩大到27个大中城市和广东全省，成了目前城市单项改革试点中范围最广、进展最快的一项改革试点。
四、生产资料市场逐步扩大，为搞活企业创造了有利条件。
近几年来，随着企业自主权的扩大和国家指令性计划范围的缩小，由国家统配统供的物资逐步减少，进入市场流通的物资迅速增加，钢材、木材、水泥、煤炭和机电产品等重要生产资料的市场已开始形成并初具规模。为了有效地防止出现少数人利用一些重要生产资料计划价格与市场价格之间的巨额差价进行倒买倒卖、牟取暴利的现象，加强对生产资料市场的管理，河北省石家庄市在建立生产资料市场的改革实践中，逐步总结出了“同一销价、差价返还、逐步放开、扩大市场”的经验，在全市范围内让10多种重要物资不分计划内外一律进入市场交换，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目前，石家庄市的做法已在全国14个大中城市中试点推广。为了进一步缓解钢材供求紧张的状况，国家已先后决定在6个重点城市和20个省、自治区的66个城市逐步建立钢材市场，从而为搞活企业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五、城市机构改革试点逐步展开，促进了政府管理经济职能的转变。
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改革逐步由经济基础推进到上层建筑领域。城市政府机构的改革，既是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也是政治体制的改革，是由经济体制改革过渡到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和结合部。1986年，根据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指示，国家体改委和劳动人事部确定在广东省江门市等全国16个中等城市进行政府机构改革的试点，哈尔滨等大城市也对市政府机构进行了改革探索。同时，国家对中央政府机构也进行了部分调整和改革。经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撤销了国家机械工业部和兵器工业部，成立了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使司局级行政机构由原来的58个减少到27个，机关工作人员由原来的3400多人减少到1100多人。电子工业部、商业部和交通部在下放企业、精简机构和实行行业管理等项改革中，也迈出了新的步伐。各地在政府机构改革试点中，逐步摸索出了一条“先放权、后转轨、再简政”的比较积极稳妥的路子，对政府机构的职能详细进行了分解，采取果断措施撤并了一些专业部门和行政性公司，加强了经济综合管理部门和监督部门的力量，初步实现了政府机构的精简和效能。上海市在城市改革中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和比较充分的准备，一举撤销了50多个有30多年历史的行政性公司，为搞活企业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六、社会主义经济法制建设进一步加强，为推进改革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
根据1985年4月六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关于授权国务院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可以制定暂行的规定或条例的决定，为了加强经济法制建设，保护改革的顺利进行，1986年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和通过了11项法律，国务院制订和颁布了59项法规，其中绝大部分是关于经济和改革问题的。1986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经过反复审议通过了我国“企业破产法（试行）”，对激励企业在竞争中发挥优势、摆脱困境起了有力的促进作用。
1986年在坚持深入改革的同时，对外开放也迈出了新的步伐。我国外贸出口持续增加，利用外资和引进技术不断扩大。1986年10月，国务院专门作出了积极鼓励外商投资的22条规定，外商来华投资的环境进一步改善，我国4个经济特区、12个经济技术开发区，以及对外开放地区，正在逐步朝着建立外向型经济结构的方向转变，对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1986年，一些超前性的改革试点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例如，国务院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确定在山东省烟台、河北省唐山等5个城市进行住房制度改革的试点，烟台市已从1986年12月开始全面试行住宅商品化的改革。目前，这项改革试点正在全国14个大中城市逐步推行，探索住宅商品化的路子。
总之，1986年是我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发生重要转折的一年，在一系列问题上酝酿着重大的突破。目前，我国整个经济体制的模式正在由过去带有浓厚自然经济色彩的产品经济向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转化；所有制的结构正在由过去单一的公有制形式向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形式长期并存的方向转化；企业经营的方式正在由过去国家统一直接经营向企业自主灵活经营的方向转化；经济管理的方式正在由过去以行政手段为主向以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为主并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的方向转化；经济组织的结构正在由过去纵向封闭型的条块状结构向横向开放型的网络状结构转化；经济运行的方式正在由过去按照行政隶属关系分钱分物向通过市场进行等价交换的方向转化；个人收入的分配方式正由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向能体现按劳分配原则的责、权、利相结合的方向转化，等等。这一系列巨大的变化充分说明，我国的经济正在冲破原有体制的束缚，逐步转向新体制运行的轨道。
1987年是继续深化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关键性的一年。根据党中央和国务院的统一部署，1987年要在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在经济上适当压缩空气、深入开展增产节约和增收节支运动的同时，不失时机地把各项改革推向前进。增强企业特别是大中型骨干企业的活力，改革企业经营机制，是1987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具体地讲，一是要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建立和健全责、权、利相结合的企业经营机制；二是要继续发展各种横向经济联合，鼓励建立和发展各种企业群体和企业集团；三是深入进行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管好用活各种社会资金；四是进一步扩大生产资料市场特别是钢材市场，逐步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五是深入改革企业劳动工资制度，逐步理顺企业分配关系；六是改进固定资产投资管理办法，提高投资效益。与此同时，还要继续搞好城市政府机构改革和城市住房制度改革等试点工作，为下一步改革做好必要的准备。
改革是一项宏大而浩繁的社会系统工程，也是一个渐进的历史发展过程。为了更加清晰地理顺深化改革的思路，更加卓有成效地推进各项改革，目前，国务院正在组织有关方面认真总结前几年改革的经验教训，从我国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事实出发，认真研究和设计深化改革的实施方案。尽管当前我国经济建设和体制改革中还存在着固定资产投资过热、国家财政赤字偏大、许多改革措施很不配套、社会分配不尽合理和部分商品价格上涨过高等困难和问题，但只要我们充分认识改革的长期性、艰巨性，既坚定不移又慎重稳妥地把各项改革推向前进，就一定能够渡过难关，锲而不舍地按照既定的目标坚持下去，实现新老体制的转换，把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体制逐步建立起来。
（本文是作者为1987年《中国经济年鉴》撰写的一篇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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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重视物流的科学研究
吕昌最近在《经济学周报》上发表文章，呼吁重视物流的科学研究。文章说，目前，世界上经济发达的国家都非常重视改进物流技术设备和物流管理的科学研究。据美国《企业物流》报道，八十年代企业支付的平均物流费用已超过总销售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五，物流所占用的资产也已超过了企业总资产的百分之四十。苏联《物资技术供应》杂志刊登文章说，由于物流不通畅，当今苏联的库存物资价值几乎相当于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七十。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完成物资需求迅速增长的供应任务，实在是困难重重。
作者指出，在我国，物流业无论在技术、设备和管理方面，都还远远跟不上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在物流过程的各个环节，有着十分巨大的潜力。仅一九八五年全国包装大检查确认，因包装不好，我国每年的商品损失就达上百亿元；由于运输能力不足，华东沿海地区因能源供应紧张而不能全部发挥生产能力，每年损失数十亿元。
文章认为，物流研究既需要把注意力放在专业研究的“垂直思考”上，也需要进行跨学科研究的“平面思考”，需要各行各业的专家参加。物流研究必须坚持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物流管理部门应该立即着手做的事情，是加强数据管理工作，要求数据准确，记录完整，收集及时，认真分析；养成重视数据、一切用数据说话的习惯。
加强物流研究当然要研究“物”，但也必须研究“人”，因为归根到底，人是物流管理的主体。从技术上说，随着当代科学的进步、装备的日益复杂化、物流活动节奏的加快和生产信息数量的急剧增多，使得职工的脑力劳动大大加强，职工的心理负担逐渐加重。另一方面，由于职工的社会知识不断丰富与文化教育素养逐渐提高，加上普通信息工具的增多，使得职工之间、个人与集体之间的社会心理关系越来越交叉多变，管理工作中的社会心理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物流管理部门和物流科学研究部门应该尽快把生理学、心理学、社会学、工效学等学科的成果吸收到对物流职工的管理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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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邀请各国学者重新编写
《人类科学和文化发展史》
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邀请各国学者共同编写的巨著《人类科学和文化发展史》第二版第一、二卷已基本完成，年内可望出版第一卷。第三卷也已开始编写。
《人类科学和文化发展史》曾于一九七六年出版了第一版。该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合国决定邀请全世界各国学者编写的。第一版问世后，曾受到各国学术界特别是第三世界学术界的尖锐批评，认为该书主要存在着“欧洲中心论”的思想倾向，而且全书“文化”这一概念不统一，体例混杂，取材也有错讹。当时中国大陆学者未参加第一版编写工作。一九七八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决定组织重新编写第二版，由世界上二十八个国家派出代表组成国际编委会，第二版的内容由原来的六卷扩充为七卷，篇幅也大大增加。我国学者庞朴任编委，夏鼐任第一卷特约作者和第二卷中方副主编，夏鼐逝世后由张常书接任；周一良、纪树立和陶文兆分别担任第三、六、七卷的中方副主编。第四、五卷中方副主编尚在物色中。
（摘自上海《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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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评
《脑力劳动与现代化建设》评介
童源轼
宗寒同志撰写的《脑力劳动与现代化建设》（红旗出版社出版）一书，有自己的特色，读后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脑力劳动问题是一个由来已久的社会经济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经对此作过许多精辟的分析，给我们留下了极为珍贵的精神财富。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系统地探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脑力劳动问题，是我们这一代理论工作者的任务。令人惋惜的是，在建国以来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经济理论界开展这一方面的研究很不够，以致系统地探讨社会主义制度下脑力劳动问题的专著，不说是绝无仅有，恐怕也是凤毛麟角，使这个领域迄今仍是一块有待开垦的处女地。《脑力劳动与现代化建设》一书，从考察“历史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开始，论述了“脑力劳动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然后分别论述了“脑力劳动与复杂劳动”、“脑力劳动的形态”、“脑力劳动的结构与比例”、“脑力劳动的效率”、“脑力劳动的效益”和“脑力劳动的报酬”等几个侧面，最后论述了“加速体力劳动向脑力劳动的转化”，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所见到的研究这个问题的比较完整、比较系统的著作。
这本书提出了一系列带有创见的理论观点和分析论证。例如，在“脑力劳动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一章中，作者在充分肯定体力劳动在我国仍将长期起重要作用的同时，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逐步把脑力劳动提到首位”的观点。作者认为，体力劳动相对于脑力劳动来说，存在两个根本的缺陷：一是它的能量会受到劳动者生理界限的限制；二是它所付出的只是体力，以应用既得知识为限，这就极大地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不改变以体力劳动为主的状况，不从单纯体力劳动的局限中解放出来，现代化建设就无法前进。接着，作者从我国当前脑力劳动的现状出发，分析了四个现代化对脑力劳动要求面广、转化快和内容多的三个特点，把现代化建设对脑力劳动提出的具体要求，概括为增加基本理论方面的脑力劳动能力、增加把基本理论转化为应用的脑力劳动能力、增加传授知识的脑力劳动能力、增加企业管理和国民经济管理方面的脑力劳动能力，以及提高生产工人的脑力劳动能力等五个方面，并对每一个方面都进行了比较认真的分析。
在本书中，作者对脑力劳动与复杂劳动的关系作了分析。作者认为，在现实生活中，脑力劳动也存在着简单脑力劳动与复杂脑力劳动、抽象脑力劳动与具体脑力劳动的区别，它们各有特点，在现代化建设中有不同的作用。作者还具体分析了社会主义条件下脑力劳动的形态、结构、比例及其相互间的关系，这些在其他经济著作中还是不多见的。本书对脑力劳动发展史的考察研究比较详尽，书中对历史资料和现实资料的应用也是比较多的。
《脑力劳动与现代化建设》一书的不足之处，正如作者自己所剖析的那样，是对有些问题，如解决脑力劳动问题的战略和对策、城乡脑力劳动发展的趋势问题等，没有展开深入的分析，有的则尚未涉及。有些章节的内容有交叉之感。这些都是需要改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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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讯
书讯
△由江苏人民出版社组织有关学者、专家撰写的《公民须知四百条》一书已经出版。此书简明扼要，易懂易记，可以帮助读者增强公民意识，熟悉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胡凡）
△由王友三同志编著的《中国无神论史纲》（修订本），最近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对于从先秦到近代各个历史时期无神论思想代表人物的理论得失，作了较为详实、充分的述评。（鲍风）
△晓亮、陈胜昌著《生产力经济学》一书，最近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陆子修主编的《农村改革哲学思考》一书，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