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努力做好新时期的民族工作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 司马义·艾买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民族工作取得巨大成绩。在新时期，我们要根据发展变化了的客观形势，针对新情况、新问题，努力把民族工作做得更好。
民族工作形势很好
正确估价形势，是做好工作的前提。我国的民族工作，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不仅得到全面的、迅速的恢复，而且在理论上也有新的发展。比如关于在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我国的民族关系基本上是各民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的理论，明确了现阶段我国民族关系的性质，奠定了正确对待和解决民族关系问题的理论基础。关于民族区域自治，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必须坚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加强民族区域自治的法制建设，保障各少数民族地区根据本地实际情况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政策的自主权。”指导我们进一步完善和实施民族区域自治的法规和政策。1984年我国第一部《民族区域自治法》，就是这个时期最重要的一项成果。又如，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中央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加强边疆少数民族工作，巩固祖国统一，不断调整和改善民族关系，增强民族团结的一整套方针政策。在经济文化建设方面，中央关于对少数民族地区放宽政策，对一些贫困地区长期减免税收的规定；关于组织比较发达地区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对口支援和加强横向经济联系的政策；关于在国家的大力帮助下，民族地区以自力更生为主，充分发挥自身活力和自我发展能力，发挥资源优势的政策；关于民族地区坚持改革，结合本身实际实行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的政策；关于民族地区实行对内对外开放，引进资金、技术、人才、经验，促进本身发展的政策，等等。这一系列正确的理论和方针政策，极大地激发了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六五”期间，全国民族自治地方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9.7％。城乡居民实际消费水平每年增长5％—8％，人民生活显著改善，民族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等事业，都有较快的发展。全国民族地区呈现出一派政治安定，民族团结，各项建设事业蓬勃发展的兴旺景象。民族工作现在是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之一。
民族问题十分重要
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是一个关系到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中华民族几千年光辉灿烂的历史，是中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民族共同奋斗得来的。将来，要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繁荣、昌盛、文明、强大的国家，使中国走向世界的前列，不仅要靠汉族，同样要靠55个少数民族。我国民族地区有丰厚的资源，充分开发这些资源，才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我国有20多个民族与国外同一民族相邻而居，做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对巩固边防，巩固祖国的统一至关重要，只有做好民族工作，解决好民族问题，依靠各民族共同的力量，同心同德，共建四化，才能保证祖国有光辉的未来。
新时期民族工作总的指导思想和根本任务
新时期民族工作总的指导思想和根本任务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搞活的基本国策，紧密结合少数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的实际，从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进步、相互学习、共同致富出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发展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不断巩固社会主义的新型民族关系，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在民族地区，不讲四项基本原则，民族团结就要受到损害，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会受到破坏，改革和开放就会失去根本的政治保证，甚至会走到邪路上去。不讲改革、开放、搞活，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就会停滞和僵化，就不可能充分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以，在民族地区同样是既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要坚持改革、开放、搞活。在民族地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主要是在县以上单位向各民族干部和群众进行党的领导、社会主义道路、爱国主义、维护祖国统一和加强民族团结的正面教育。
执行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一定要与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实际相结合。无论是全国性的大政方针，或是关于一个方面的方针政策，民族地区都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采取可行的、有效的具体措施和办法，予以贯彻和落实。这是我们几十年来民族工作的一条基本经验。
民族工作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发展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事业。现阶段，我们国家包括民族地区，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只有发展生产力，取得经济建设的发展，才能为民族教育、文化、科技、卫生等各方面的事业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才能改善和提高少数民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在以经济工作为中心的同时，又要全面做好加强民族团结，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研究民族理论政策，发展民族教育、文化、科技、卫生等各个方面的工作。这些工作同经济工作是互相关联、互相促进的。做好这些工作，才能为发展生产提供一个安定的环境，才能在制度上、思想上、理论上保证和促进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发展，为经济工作输送必需的各种人才，提供智力支持。所以，民族工作要坚持两个文明建设一起抓。
社会主义必须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这是民族平等原则给我们提出的基本要求，是社会主义在民族政策上的一个根本立场。正因为这样，先富裕起来的地区，要帮助贫困地区走向共同富裕；比较先进的民族，有责任帮助比较落后的民族，实现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这是先进民族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现在，大多数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低于全国的平均发展水平，教育和文化也比较落后，这些都是我们应该重视的问题。为了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我们要努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逐步缩小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使少数民族能逐步接近和赶上先进民族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实现各民族事实上的平等。
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
切实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是法制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自治法是我国的基本法律之一，从实施两年多的实践来看，效果是好的。但在一些地区，一些方面，还没有很好落实。当前，各民族自治地方贯彻落实自治法的主要任务是，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制订自治条例或单行条例。现在，一些自治地方已经制订了自治条例或单行条例，大多数自治地方，这项工作才刚刚开始，要抓紧抓好这项工作。制订自治条例或单行条例，一定要把自治法的精神与本民族、本地区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加以具体化，解决好重要问题，讲求实际效果。
党中央和国务院最近指示：“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以及设在民族自治地方的所有部门和企事业单位，都要切实执行自治法和党的民族政策。”各有关部门、有关单位执行自治法，主要应该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一个方面是，要充分尊重自治地方的自治权利。就是说，要按照自治法的规定，充分尊重自治地方关于任用和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安排本地方经济建设、发展本地方民族教育、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等民族文化事业的权利，关于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保留或改革本民族风俗习惯、尊重各民族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等等。另一方面，有关部门和单位，要照顾自治地方的经济权益，让利放权，支持和带动民族自治地方的发展。国家在民族自治地方兴办的各种企业，要在税利分成、招收当地少数民族职工、帮助当地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文化事业等各个方面，制定具体办法，充分照顾自治地方和少数民族人民的利益。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凡是能够下放的企业，应当下放给民族自治地方管理。
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关键在于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对于少数民族干部的数量，要在坚持干部“四化”的前提下，逐步做到与他们所占的人口比例大体相当。有的地方，因为人口比例发生变化，少数民族干部比例高于人口比例的，也不要降下来。要继续办好各种民族院校，包括各种形式的训练班，做好对少数民族干部的培训。要充分发挥现有少数民族干部的作用，信任他们，放手使用他们，采取具体措施，热情帮助他们提高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少数民族干部要努力提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和科学文化水平，密切联系群众，特别是本民族群众，全心全意为各族人民服务。汉族和少数民族干部要互相信任，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支持，同心协力，做好工作。要扩大干部来源，允许从农村招聘有一定文化的知识青年充实基层的少数民族干部队伍。
在做好民族区域自治工作的同时，要认真做好散杂居少数民族的工作。
加强民族团结
不断巩固和加强各民族的大团结，是顺利进行四化建设和改革的保障，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共同理想，则是加强民族团结的基础。各民族的关系搞好了，团结了，才能维护和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顺利地进行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的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要搞好民族团结，必须有共同理想作为基础。各民族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到下个世纪，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将来走向共产主义，是各民族的共同理想。这个理想把我们56个民族团结在一起，携手并肩，共同前进。
现在，我国民族团结总的形势是很好的。但是，也有一些不安定、不利于民族团结的因素。我们要对广大干部和群众经常地、深入地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进行马列主义民族观和民族政策、民族团结的教育；进行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维护祖国统一的教育，进一步发展民族地区的好形势，团结各族人民，同心同德，为把我们伟大祖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和黄樵松将军共同战斗的日子
曲茹 高鲁
黄樵松将军不仅是一个具有爱国思想和民族气节的军人，而且在政治上是一个很有卓见，主张国共合作，共同抗战反对内战的将军。
从1938年春到1940年春的三年里，在国民党第二集团军（原西北军）第27师战地服务团和第30军工作期间，我们和黄樵松将军的关系，开始由普通的上下级关系，发展到在政治上亲密无间的同志关系。
1938年4月10日，我们和黄樵松将军初次见面。这是原西北军第二集团军（包括31师、30师、27师和独立44旅）在台儿庄把日本帝国主义所谓“铁军”的矶谷、板垣师团打得头破血流、伤亡惨重，全国军民为之欢腾，世界为之震惊的台儿庄大捷的第三天。
这天上午，黄樵松师长和他的秘书于挽中带领着歌曲队到31师来看望池峰城师长和31师战地服务团全体同志。黄将军中等身材，古铜色面孔上嵌着两只熠熠发光的眼睛，眉宇间透露出洒脱、乐观、刚毅的性格。他穿着一身半旧的军装，十分朴素，没有半点官架子。一经池峰城师长介绍，他就非常亲热地和大家一一握手说：“大家为了抗战救国，从北平或国外来到前线一起打日本，真使我们钦佩。今天我带歌曲队来，一是慰问你们，二是向你们学习。我们27师也想成立一个战地服务团。”
27师战地服务团是由党领导的安吴堡青训班的冯文彬、胡乔木同志负责组织起来的，共20余人，当时都是中共党员或民先队员。
1938年4月底，第27师战地服务团组成后，立即奔赴徐州前线。黄师长带领师部各处长来看全体同志，他向同志们一一握手问好，亲切地告诉大家：“军队生活，开始可能有些不习惯，过一阵很快就适应了。”他讲话时总是满脸堆笑，非常谦逊，一再向大家说：“我是行伍出身，没有文化，请大家多多帮助，我是个小学生。”后来我们逐步了解到：他胸怀大志，竭诚拥护国共合作、共同抗战，坚决相信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他不抽烟，不喝酒，努力学习，工余之暇，常请老师授课；他不仅会做诗，而且能写一手好字，是一个很少见的文武双全的将军。
没过两天，为了保卫徐州作战斗准备，27师加紧构筑工事，要我们先西去开封，以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我们乘火车西去，由于日军已占领黄口车站，切断了铁路交通，我们只好乘原车返回徐州。黄师长见我们西撤不成，不禁喟然叹息地说：“现在我们四面受围，大家要有‘杀身成仁’的思想准备。”他要战地服务团和他本人一同行动。
第二天早晨，20多架敌机对徐州车站疯狂轰炸，并在城郊来回盘旋扫射，同时升起两个汽球监视我军行动，给部队撤退造成极大困难。“敌前撤退，乃兵家所忌”。但根据当时情况，如稍微迟误，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黄师长当机立断，命令部队向北急行军，在徐州城北的东贺村集结突围。
到了东贺村国防工事时，大家刚停下休息，后面响起隆隆坦克声，只见尘土飞扬，敌人坦克向我们追来，坦克上面的大炮正瞄准我们射击。黄师长命令特务连进入阵地抵抗，令于挽中带领战地服务团立即撤退，会合地点定为东山桃山集。还有敌人的飞机低空扫射，把服务团的撤退队伍冲乱。大家只好跟随着溃散的士兵往东山奔跑。白天隐蔽农村，晚上摸黑突围，走了五六天，才到了河南周口镇。这时服务团的同志们虽然疲惫不堪，立即在所住店门上和村口贴上“27师官兵收容处”的条子，两天内就收容了二百多人。第三天，黄师长到了周口镇，看到服务团安全突围，而且积极在做收容工作，十分高兴。他和每个团员亲切握手说：“我一路上最担心的是服务团。我真怕有人，特别是女同志出不来。……”
从河南周口镇到驻马店乘火车南下，到广水下车西行，到了湖北省应山县，其时大约是1938年6月初。27师部队在这里整训，战地服务团也在这里作了细致的分工，明确了各人职责，增加了一些新团员。除戏剧、歌咏、民运、总务工作外，还办了一个油印小报《军民日报》。
应山整训期间，黄师长和战地服务团的关系更进一步亲密了。他向曲茹同志吐露了一些肺腑之言：他在1922年秋因看到国势不振，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于是和同学张宗衡毅然投笔从戎，参加了冯玉祥领导的西北军的学兵团。1927年参加了北伐。1930年中原大战，韩复榘、石友三倒戈，冯玉祥将军被迫下野，黄在26路军高树勋师里任团长。1931年春，26路军到江西“剿共”。这年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日本强占了东北，而国民党仍不以国家民族存亡为念，继续用尽心机“剿共”、打内战。1931年12月14日，26路军参谋长赵博生（共产党员）、73旅旅长董振堂，响应中共抗日号召，举行了宁都起义。这些都对他的思想有影响。1936年冬，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他更加明确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主张“国共合作，团结抗战”是真诚的。黄师长还谈到：在娘子关战斗期间，他亲眼看到国民党的部队节节败退，而八路军却英勇赶赴敌后作战。1938年1月，他担任27师师长时，在潼关参加了蒋介石召开的国防军事会议。在会议期间，他和朱德、彭德怀、贺龙等人都有接触，还交谈了今后抗日作战的战略战术。他向曲茹表示钦佩八路军，拥护国共合作、团结抗战。他站起身，拿出他为彭德怀同志拍的半身照片说：“经过1年的抗战，我深深感到：我们不仅要改变和加强对敌作战的战术训练，更重要的是抗日救亡的宣传教育工作必须立刻抓。这点，我想请你们战地服务团的同志承担起来。眼前更加迫切的是，要自己设法补充排、连一级军官。台儿庄战役中绝大部分排、连长都伤亡了，如果自己不设法补充，‘别人’就会派人插进来。我的意思是派人到汉口和信阳去招生，成立一个27师抗战随营干部学校。另外，请你为我聘请一两位学者帮助我学习政治和文学。”
黄樵松将军对共产党、八路军坚决抗战的拥护和对战地服务团的信赖之情，溢于言表。
到应山县后，服务团除了进行公演，编印《军民日报》对部队和当地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外，还按照黄将军的意见，派人到武汉、信阳招生进行训练，补充下级军官。
这一时期，黄樵松将军的抗战情绪很高，他经常在师部处长以上的会议上讲形势，讲抗战必胜的道理。他经常到团里督促对新兵的训练，了解新兵的思想情况和生活情况，发现士兵有什么合理建议和要求，他就记在本子上，用电话通知有关单位，设法解决。他还学习八路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求师部机关的官兵为房东担水、扫院，军医主动为群众看病。当部队离开应山县时，群众夹道欢送，还有的年轻人自动参军。黄樵松十分感动地说：“我原来十分敬佩冯先生（指冯玉祥将军）的治军方法，现在我的眼界更宽广了，这得感谢战地服务团的同志们。”他知道我们是从八路军里来的人，他所敬佩和感谢的，实际上就是共产党和八路军。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战地服务团随后方留守处撤退，11月到了河南南阳休整。这时，国民党反共活动逐渐紧张起来。27师的政训处亦增加了人员，对部队的监视活动有所加紧。我们服务团随师部由南阳石桥镇经唐河县到桐柏县的月河店驻防时，就听说蒋介石有派遣第二集团军到山东敌后打游击之说。这显然是蒋介石排斥异己，借刀杀人的鬼把戏。黄师长认为，与其在蒋区受这种窝囊气，倒不如到敌后与八路军、新四军共同抗战痛快。于是，黄师长一方面聘请服务团的同志给部队讲《游击战术》，一方面分派服务团的同志到各团里去帮助做政治思想工作。
1939年1月以后，国民党秘密颁发了《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处理异党实施办法》等反动文件，使进步组织的活动受到极端限制。
我们由桐柏县月河店转到唐河县不久，师部有的进步军官告诉我们：蒋介石于2月份下了一道撤销国民党军队中的战地服务团的命令。黄樵松师长和团长们商量，杜新民团长和陈扶民团长主张把服务团的同志暂时分散到部队，待形势好转再集中。黄师长和于挽中找曲茹同志共同商议。曲茹根据党支部
（党在该部秘密组织）的意见提出：“分散到各团的办法不十分妥当。因为蒋介石既然要反共，整编西北军，削弱杂牌军的力量；而师政训处又是蒋介石安置在该部的监视眼睛，无时无刻不注意着我们的行动，如果我不撤离，对27师，尤其对黄樵松将军都十分不利。”
黄师长听了，浓眉紧锁，长叹一声，背过脸去，用手擦眼，久久不语。最后说：“你们看得远，想得周到，就这样办吧。不过你们不要忘了我们是志同道合的朋友。”曲茹说：“我们以后一定会再见面的。望师长多多珍重。”
1939年6月，曲茹同志受我党北方局派遣，又回到西北军第二集团军第30军工作。9月，曲茹在洛阳向少奇同志汇报了第二集团军的情况。少奇同志根据当时国民党反动派正在加紧推行它的“防止异党活动”，掀起反共高潮的形势，对团结、争取友军的工作作了重要指示。曲茹从洛阳回舞阳军部时，特意去27师和黄樵松将军谈了当时抗战形势和国民党进行的反共措施，交换了今后加强对部队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的意见，强调应以“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为重点。黄师长说：“现在看来，对抗战发生动摇、闹磨擦的，是上边而不是下边。”在谈话中，黄师长一再表示：“我是中国人，是中国革命军人，决不做有损国家民族利益的事。”
1939年11月，国民党向我确山县竹沟镇新四军留守处（中央中原局所在地）发动突然袭击，制造了“竹沟惨案”。根据党的指示，曲茹同志携带有关揭露蒋介石加紧反共、制造惨案真相的材料赶回军部。路经27师驻地，向黄师长介绍了情况。黄表示：绝不参加反共活动。并谈已向下面指示：对竹沟冲出包围的新四军人员，一律不加阻挠。
1940年4月初，部队移防河南叶县，曲茹同志从丁行同志处得知：国民党特务机关在老河口逮捕了一个“重要的共产党”，此人供出30军中有共产党员。孙连仲说他要亲自带名单来进行处理。池峰城军长和丁行同志商量，为了保证安全，曲茹同志和话剧团的同志们最好马上撤退。
曲茹于当晚赶赴桑园村，见到黄樵松师长。黄师长已知老河口之事，并说孙连仲第三天就要召开全军团长以上会议。黄师长分析了蒋介石和李宗仁之间、蒋介石和孙连仲之间的矛盾，认为李宗仁和孙连仲同属杂牌军，彼此之间并没根本性矛盾；孙连仲的部队能打仗，蒋介石对孙连仲亦不能把事做绝；27师是孙连仲的家底，池峰城是孙连仲的亲信，只要他和池峰城两人去说服孙连仲警惕蒋介石借机消灭西北军的阴谋，就可“大事化小”。曲茹提出：“如果蒋介石不肯放手，或者孙连仲不接受你们的意见又该怎样办呢？”黄师长沉思了很久，然后说：“如果形势紧迫，可以把部队拉走，靠拢新四军，继续抗战。”曲茹认为这是件大事，必须请示组织再定。
当晚，黄师长和曲茹同志谈到深夜，最后，黄师长表示：“我决不做民族和人民的罪人！逼得我无路可走时，我会杀他一个回马枪的！”
由于形势紧迫，黄师长派人护送曲茹到叶县汽车站。曲茹回到洛阳不久，即奉令返回延安，向毛泽东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很注意该部孙连仲、池峰城和黄樵松将军的情况，对黄樵松将军的坚持抗战，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共行为表示满意，特别是对黄表示要“拉出部队，靠拢新四军”的坚决态度十分重视，指示曲要继续做好该部的工作。
以后形势发展更加恶劣，我们就留在延安，没有再回到30军工作。但我们听说李宗仁令孙连仲在30军按名单逮捕了七人，其中有杜新民团长和陈扶民团长两人，都是经黄樵松师长和池峰城军长向孙力保，得免于枪决。从此，黄不被信任，于1942年春，调任68军143师师长。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积极准备打内战，调68军急进许昌以北地区，企图控制铁路，夺取河北，进驻平津；并调任黄为30军副军长。黄对蒋的狼子野心看得更加清楚，拒绝接受蒋调任他为第42军军长职务。后来蒋又委任他为30军军长，他被迫接受。但他成天抑郁苦闷，在家写字吟诗。
1950年，我们看到《人民日报》刊登河南开封人民为黄樵松将军开追悼会的消息。当读到黄樵松将军在南京就义前高呼：“南京解放万岁？”“全中国解放万岁！”“毛泽东主席万岁！”时，不禁眼泪盈眶，百感交集。我们和黄樵松将军共同战斗的日子的往事，一幕一幕地涌现在眼前。1940年我们和他最后分别时他说的话仍在耳边回响：“我决不做民族和人民的罪人！逼得我无路可走时，我会杀他一个回马枪的！”
是的，黄樵松同志用他的生命实践了他的誓言。他为革命，为人民，献出了他自己的生命，他的死是重于泰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