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
关于推行承包制与改革投资体制的探索
杨培新
高度集中的投资体制窒息了企业的生机
近几年来，我们面临的一个矛盾是：一方面财政统收的局面已被打破；另一方面财政统支的局面仍然存在。现在，中央财政收入只占全国财政收入的一半，预算外资金已相当于国家预算的规模，而国家重点建设仍然由中央各部门安排和进行。不仅造成中央财政困难，也增加了企业的困难。
首先，在集中资金的要求下，向企业扩大征收各种税、利、费、债，削弱了企业的自我积累、自我改造、自我发展能力，削弱了企业的造血功能。企业没有力量进行技术改造，产品质量不高，成本降不下来，经济效益低下。
其次，副食品、农副产品、部分小商品和初级产品自销产品的价格放开后，物价有所上升。企业原材料、电力、水费涨价，使企业成本上升，利润减少或亏损增加。
第三，中央统包能源、交通、原材料工业的建设，因财力有限，每年仅有一定的增长；而部门、地方、企业千军万马上加工工业，人民群众又大量购置电视机、电冰箱、电风扇等，使得电力、原材料供应倍加紧张。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1980年焦点在消费品不足，近年来焦点在电力、原材料紧缺。
要解决企业的困难，真正把企业搞活，就必须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包括进行投资体制改革。过去我们的改革，主要致力于搞活细胞，乡村是搞好家庭承包，城市是扩大企业自主权。但是，如果投资体制不加改革，细胞仍会处于窒息状态。这是近几年来企业日子不好过的重要原因所在。
投资体制基本上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高度集中的模式；另一种是在国家统筹下，企业、地方、部门分别投资的模式。不论是社会主义社会或是资本主义社会，都存在过这两种模式。国外的情况表明，高度集中的投资体制是和战争、备战、统制经济以及指令性计划经济相联系的。而在国家统筹下，扩大再生产以企业为主体、公用事业以地方为主体、中央各部门负责跨省市的基础设施的体制，是与和平建设、商品经济体制相联系的。商品经济体制下保持高度集中的投资体制，必然窒息企业的生机和活力，使社会扩大再生产难以顺利进行。当前企业遭遇到的困难，说明高度集中的投资体制已经不适应，而且损害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的发展，必须加以改革。
推行承包制，实现投资体制改革
投资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之点，是把确保企业的自我积累、自我改造、自我发展摆在重要地位。为此，首先要提高企业的留利水平。此外，要合理规定折旧率，折旧基金归企业所有，不得任意调用、集中，也不应对此征收基金。
我们曾经设想通过推行所得税制度来正确处理国家和企业之间的关系。这就是企业盈利在缴纳55％的所得税以后，其余留给企业，其中大部分由企业用于扩大再生产。但是，由于国家财政有赤字，不能减少收入，加以企业外部条件差别较大，因此，又允许加征调节税。其后，又开征能源交通基金、派销国库券、征收教育附加等。加上地方、部门、街道的征收摊派，有些企业的纯收入实际上被拿走90％左右，与财政统收时期情况相差无几。
与此同时，国务院批准试点的企业承包制、全行业投入产出包干制却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冶金、煤炭、石油、石油化工、铁路、有色金属、邮电、民航等相继推行全行业包干，自包投资，经济效益显著提高。而首都钢铁公司、第二汽车制造厂、第一汽车制造厂、攀枝花钢铁公司等试行的上交利润递增包干制的效果似乎更好，其中又以首钢最为突出。
首钢1982年开始实行上交利润递增包干制，规定首钢每年利润上交递增7.2％，完成包干任务以后的利润全部留给企业，按六二二的比例提留发展基金、福利基金、奖励基金；折旧基金全部留给企业，国家不再拨款。职工工资总额和实现利润挂钩，利润增长1％，工资总额增长0.8％。执行以来，取得了如下的成果：
（一）既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又增加了企业自我积累。
承包制必须确保国家的财政收入。当前企业留利应当增加，但总的说来，不能用损害财政收入的办法来实现。首钢的承包制不是在企业现有的纯收入中进行再分配，要国家让税让利，而是用超过递增7.2％的利润留给企业的规定来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推动企业多创造纯收入，从而既大幅度增加财政收入，又大幅度增加企业的积累。五年来，首钢利润上交年递增7.2％，产品税年递增19.83％，两者合计年递增13.08％，比同期全国财政收入年增长10.3％高。首钢承包伊始，企业留利水平仅12.7％，它从增产超收中增加留利，使利润年递增20％，达到现在留利40％的水平。
（二）有效地进行了技术改造。首钢对现有的高炉进行改造，并把原设计能力年产60万吨钢的转炉，改造为年产210万吨，提高生产能力2.5倍。850初轧机开坯能力年达196万吨，增加能力2.13倍。“六五”期间首钢自我投资12.56亿元，实现利税47.83亿元，以自己积累增加的固定资产达8.3亿元。
（三）实现了自我发展。1986年首钢产钢材291.9万吨，比1978年增加115.5％，大体上5年就翻了一番，经济效益居全行业之首。首钢还准备以自己的资金，在迁安矿区就地增设分厂，年产钢材300万吨。
（四）建立了消费基金自我控制机制。首钢工资奖金从1981年到1986年增长1.64倍。但是首钢并没有滥发奖金。人均创税利年递增15％，职工收入年递增12.9％。职工增收1元，增加税利7.66元。工资总额占实现税利的比例，由15.45％降到13.46％。
首钢的经验说明，推行承包制，既能够搞活企业，又能够有效地促进投资体制改革。
推行承包制的一个设想
改革投资体制，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从中央向地方、向企业要钱，转变到向企业、地方、部门分派重点建设任务。要钱会损害企业、地方、部门的积极性，让企业和地方、部门承担一部分重点建设任务，则会把企业、地方、部门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这不仅有利于打破财政统支的局面，加快消除财政赤字，而且可以改变目前高积累、低效益，高投入、低产出，投资效益低下、重点建设重点浪费的状态。
推广承包制，可否考虑以下列五个方面为重点：
（一）原材料企业。
钢铁企业推行上交利润递增包干和部门投入产出包干办法，是很有成绩的。从1980年到1986年，这些钢铁企业没花国家投资，年产量就增长了1246.6万吨。如果对钢铁企业普遍推行承包制，不需要国家投资，在三几年内就有可能增产钢材2000万吨。
承包制同样适用于有色金属、化学工业以及其它企业。我国冶金、化学工业经过几十年的投资，已经有一定的设备，拥有相当的技术力量，只是由于“大锅饭”体制，窒息了企业的活力。应当通过推行承包制，使它的潜力迸发出来。
（二）交通运输业。
铁道部系统1986年推行承包，自包基建投资，没要国家一文投资，还给财政上交了营业税，这是重大的突破。各铁路局承包后，经营管理和服务态度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当前，要进一步推行铁路局投资经营承包制。铁路的投资权限应当下放给各个铁路局，国家只下达指导性建议。由铁路局承包投资，将自己的钱用于解决运输中的“瓶颈”问题，可以取得很好的投资效果。
铁路运输占全国运量的70％，铁路承包搞好了，运输问题的大头就抓住了。对于航运、公路运输、航空，也应推行承包，依靠挖潜来发展这些运输业，并完成财政上交任务。
（三）电力主要由地方承包。
广东省的电力和电网一直由省管理，现在省授权广东电力局总承包。每度电价两年共提高两分半，以此作为财政投资，“七五”期间可增加250万千瓦的发电设备。他们的方针是一家管理，多家投资办电。
现在，世界很多国家均由地方管理电力和电价。我国的电力供不应求，怎样才能使当地生产和生活用电的增长和发电设备的增长相协调？办法是让当地既管工业，又管电力供应，从体制上促使其尽可能就地自我平衡。地方按发电设备增长的速度，安排工业增长；按电力增长的需要，运用当地企业和群众的资金更多地办电，加速电力设备的增长。不但省要管电，市县也要管电。同时电价应下放给省市管理，因为省市既关心电价不要过高，又关心电价要够成本，以免电力企业亏损，影响发电能力的增长。中央电力部门主要抓全国的规划平衡，帮助地方规划和管理，并主办大型水力发电和核电站的建设。
这种地方电力自力更生经营模式，意味着调动地方办电的积极性，同时中央不再包各地的电力供应。这就节减了中央财政的电力投资，有利于消除财政赤字，有利于把电力搞上去。这可从广东、福建、江苏、山东、天津等经济增长速度快、电力严重紧缺、当地资金较为宽裕的沿海省市开始试办。
（四）专业银行省、市和地区分行实行承包制。
现在银行是按行政机关对待和管理的。银行设置网点，培训干部，实行电脑化的经营管理，都取决于财政机关的经费审批。财政管紧银行开支，似乎可以从银行多收一些利润，但实际上却因银行业务得不到应有的发展，而影响了财政收入的增加，更严重的是阻碍了全社会资金使用效益的提高。
近年部分储蓄所承包以后，储蓄事业有较大的发展。应当在专业银行系统从省市分行和地区分行开始实行承包。根据这几年银行上交利润递增的速度，规定递增包干百分比，首先保证财政收入的增长，超过上交的指标后全部利润留给银行，用于设置网点、训练干部、采用电脑以及职工福利。分行对支行、办事处也可以分包。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多存可以多放，多收可以多支，多劳可以多得，使金融业迅速现代化，使银行今后可以不靠发票子而靠吸收存款来满足企业的各种资金需要。
（五）机关、团体、事业单位实行编制和经费包干，三年不变，严格制止行政经费的畸形膨胀。
从1979年到1985年，行政事业费支出平均每年增长13.6％，高于同期财政支出平均增长速度，也高于工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年增长速度。1987年第一季度，行政事业费中的行政管理费比上年同期又增加27.7％，社会集团购买力增加26.6％。行政事业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1979年为29％，1980年增为33％，1981年增为37.4％，1985年达43％。由于行政经费增长过快，即使企业承包减少了国家投资，财政赤字也难以解决。今后除文教科研卫生事业要发展外，所有机关、团体、事业单位应实行编制、经费包干，三年不变，节余留用。要下决心实行这项有利于消除财政赤字的重大措施。
实行承包制以后，中央重点建设投资必将大大节减。如果再把非生产性的行政机关编制和经费膨胀加以遏制，财政赤字的消除将得到切实的保证。
第5版(理论)
专栏：
“我要回来”
——为《澳门四百年》作序
陈旭麓
你可知“妈港”不是我的真名姓？……
我离开你的襁褓太久了，母亲！
但是他们掳去的是我的肉体，你依然保管着我内心的灵魂。
三百年来梦寐不忘的生母啊！
请叫儿的乳名，叫我一声“澳门”！
母亲！我要回来，母亲！
这是闻一多先生写的一首充满了爱国情怀的诗。《诗经》中的《凯风》一诗，陈述邶（国名）有七子之母，不安于室，其子七人自怨自艾。1926年闻一多借以为题，选择帝国主义侵占中国紧要领土的七处，作《七子之歌》，咏叹这些地方有似儿女脱离母亲，澳门是其中之一。诗中的“妈港”是西人称澳门为Macao的音译。
帝国主义大量侵占中国领土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但有的可以追溯到更远的岁月，澳门是其著者。那是16世纪，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殖民势力崛起，他们驾驶船舰，握持火枪，闯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侵夺殖民地，造成土著居民为之战栗的历史潮流。这时，中国的明王朝已呈衰败现象，但它毕竟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繁庶的文明大国，葡萄牙人并不能以对待土著部落那样来对待中国，只能通过交纳地租银、充当中国皇帝的“臣民”来租居澳门。
葡萄牙人最初来到中国为1514年，是明朝的正德9年。葡人租居澳门从何时开始，说法不一。如果以1557年即嘉靖36年他们定居算起，至闻一多写诗的1926年已有360余年，诗中所说“三百年来梦寐不忘”，是举整数，到现在则已超过400年了。
18世纪后期以美国独立为开端，殖民地摆脱宗主国的奴役，建立独立国家，汇成一股新的历史潮流。此时，葡萄牙已经衰落，它的最大海外殖民地巴西也于1822年宣告独立。而中国的清王朝不但没有寻找时机，收回葡人租居、主权仍属中国的澳门，反在鸦片战争后的1849年实际上丧失了澳门的主权，并于1887年订立《中葡友好通商条约》，允准葡人“永居管理”，使澳门变成有不平等条约为依据的葡萄牙“殖民地”。
葡萄牙人起初租居的地区限于澳门半岛的南部，面积仅一个多平方公里，可谓弹丸之地。但这一弹丸之地，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却是令人瞩目的。它曾经在近300年间，成为东西经济、文化交流和天主教在远东传教的基地。正因为如此，西方殖民主义者对它进行了激烈的争夺，荷兰人向它进攻过，英国人也曾派兵侵占过。从19世纪中叶起，香港虽然后来居上，但澳门也没有丧失其特殊地位。所以，研究澳门的历史，不仅可以看到这一地区何以从滨海渔村形成为著名的国际商埠，又何以从著名的国际商埠蜕化为蒙特卡洛式的赌城；而且可以看到明清两代东西经济、文化交流的状况，中国与海外国家关系的演变，以及从西方殖民主义到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过程。
对于澳门的历史，明清两代的很多公私著述都有记述。乾隆年间，先后出任澳门同知的印光任、张汝霖还撰成国内外第一本有关澳门的专著——《澳门纪略》。不过，这些著述对澳门历史的演变语焉不详，而《澳门纪略》也只是部颇为简略的地方志，其中介绍澳门历史的篇幅是十分有限的。本世纪30年代以来，周景濂所著的《中葡外交史》，张维华所撰的《明史佛郎机、吕宋、和兰、意大里亚四传注释》，张天泽用英文撰写的《中葡通商研究》等著作，以及发表于《天下》月刊等学术刊物的论著，开始搜集明清著作中有关澳门的记录，并注重援引外文资料，将澳门史的研究推进了一步。但是，它们尚不是澳门历史的专著，大多偏重于对明代澳门的研究，尚未能使人们了解四百年来澳门发展的脉络。新中国建国后，对澳门史的研究一度着重于葡萄牙的侵占；近几年来，则较多地论列澳门的对外贸易。这些研究在收集、考订、整理中文资料方面又比以往前进了一步，但尚不够深入、全面，某些论著还有“左”的偏向。
在澳门、香港和里斯本等地的外国人士，自19世纪30年代以来，也撰成多种英文、葡文的澳门史。这些史著大量采用澳门议事局和果阿当局及葡萄牙政府的文件、档案，采用葡、英等国人士的书信、笔记，资料大多详尽可靠；但因语言障碍和其它原因，很少利用中文资料，是其缺陷，有些处还难免殖民主义的偏见。总的说来，对于澳门史他们比中国人做得多。
“人间正道是沧桑”。继1985年中英联合公告香港将于1997年归还中国之后，1987年4月13日，中葡又联合公告中国将于1999年12月21日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圆满地解决了两国之间的历史悬案。费成康同志的《澳门四百年》适告成于这个时候，并不是巧合。他从1978年肄研中国近代史以来，一直注重中外关系的演进，近年更有感于时代的需要，发奋研究澳门史，广泛地参考旧有的中外文澳门史著及有关资料，经三易寒暑的努力，校订讹错，为迎接“我要回来”的澳门的回归而写成此书，表达了中华儿女收复失地、统一祖国的愿望。
（《澳门四百年》即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第5版(理论)
专栏：
略论国际资本对投资环境的评价与选择
杨爱群
近几年来，我国对外开放的工作实践愈来愈深刻地表明，创造一个合乎国际资本要求的良好的投资环境，对于吸引外资和提高投资效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那么，当代国际资本是如何对世界各地的投资环境进行评价和选择的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先回顾和分析一下当代国际资本流动的新趋向。19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国际资本主要流向资金短缺、生产要素组成费用较低、市场开发程度很低的落后国家和地区。可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资本流动趋向发生了以下几方面的变化：
——国际资本的投资市场转移到以工业发达国家为主。战后，握有巨额资本的跨国垄断组织，大幅度增加了以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为目标的对外直接投资。进入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成了国际资本最主要的投资市场，这些国家所吸收的国际投资，占全世界投资总额的70％。目前，美国西欧和日本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都更加注重加强向对方的资本渗透，它们之间以对方为投资市场的争夺战愈演愈烈。近年来，美国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始终占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70％以上。同时，美国作为战后最大的资本输出国也成为国际资本的重要投资市场。
——国际资本向发展中国家流动速度减缓。战后，随着国际资本投资的重心逐步转向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所吸收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直接投资，在其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呈下降趋势。70年代初期，在资本主义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中，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约占1／3。迄今为止，后者已降至1／4左右。
——70年代中期以来，一些新兴的工业国家和地区，开始加快发展民族经济，为了吸引更多的国际资本，相继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利用外资优惠政策，使国际资本对它们的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时至今日，从亚洲的情况看，南朝鲜、台湾、香港、新加坡等凭借着历史的和现实的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正在成为国际资本向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投资的重点。
——国际资本流向制造业的比重日益上升，流向能源和原材料部门的比重日益下降。
当代国际资本流动呈现以上新趋向的原因，大致有四：其一，由于战后帝国主义殖民地制度和体系的瓦解，直接导致发达国家的资本不能再沿用昔日的掠夺方式，肆意从发展中国家攫取高额利润。许多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把大批外国企业收归国有，并对外国的直接投资实行各种限制。在此背景下，投资者自然会对投资方向做出相应调整。其二，各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相近，彼此可为对方的资本流动提供远远优于发展中国家的外部条件。此外，各发达国家消费结构较为一致，购买力高，市场规模大，具有发展制造业的巨大潜力。这一切，对于国际资本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其三，当代高技术工业部门的高额利润，成为影响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的一个关键因素。相比之下，以往发展中国家廉价的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的传统优势相对“失宠”。其四，战后，发达国家的政局普遍较为稳定，给投资者以较强的安全感。
通过上述的回顾和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当代国际资本对投资环境的评价是：
一、投资环境是一个“角斗场”。对于所有意欲引进外资的国家来说，客观上都面临着激烈的竞争。谁能创造最具魅力的投资环境，谁就掌握了竞争的主动权。
二、投资环境是一个“运动场”。一方面，投资环境自身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另一方面，衡量投资环境的价值尺度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更调整。可以预言，随着新技术革命的进一步发展，人们对投资环境的评价观念还会发生巨大变化。
三、投资环境是一个“万有引力场”。国际投资虽然是一项经济活动，但影响它的外部条件决不只有经济因素，还应看到政治因素、社会因素和自然因素的作用。改善投资环境，就是要寻求经济因素、政治因素、社会因素和自然因素之间结构的最佳搭配，以形成一个对国际资本能产生巨大吸引力的有机整体。
四、投资环境是一个具有部门、行业和项目差异性的“感应场”。当今没有任何一个投资环境能对所有的部门、行业和项目的投资产生相同的感应效果。有的适于工业投资，有的适于农业投资，有的适于资源开发投资。值得重视的是，当代新兴产业和高技术项目的投资与传统产业和低技术项目的投资，对投资环境评价的差异性更大，并有日益扩大的趋势。
当代国际资本对投资环境的选择，总的说着重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理想的人际环境。从某种意义上说，人际环境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远远大于物质环境。作为投资者，谁都首先希望自己的投资有安全保障和有利可图。这就在客观上要求接受投资的国家政治稳定，社会安宁，政策优惠，法制健全；要求有较好的经济运行状况和较高的办公效率；此外，还要求有较高水平的人口素质。第二，开放的市场。这是当代国际资本对投资环境选择的重心。一个开放的潜在的巨大市场，对国际资本最具吸引力。第三，良好的基础设施。它是物质环境的核心，国际资本对物质环境的选择主要是针对它而言的。
我们应该注意研究国际资本对投资环境的评价和要求，才能切实改善我国的投资环境，更好地利用外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