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一封未发表过的李大钊书简
李大钊同志生前与有关各方的通信，是研究他革命一生以及学术思想的重要文献。解放后，我们进行收集，陆续有些收获。后闻北京大学等处藏有许多通，在田家英同志的协助下，商得同意，均据原件拍了照片。经过十余年的努力，先后访得了有李大钊致霍例白、郁宪章、李革痴、胡适（六通）、周作人及梁瑞麟、吴亚南夫妇等书简二十余通。这些书简是写于1916——1924年间。在此期间，大钊曾多次来沪进行革命活动，其中致霍例白、李革痴、胡适三简，就是在上海写的。给李革痴这通“守常自沪缄”的信封，还完好地保存着。
上海文物、图书部门，为了保存革命文献，曾以此为专书，拟影印出版。在将要印竣准备装订之际，忽“文革”爆发，后下落不明，因而感到这些影印件分外可贵，就进一步积极寻找，去年在尘封的旧书堆中，终于发现了一部分。这通致周作人（起明）简，即其孑遗之一，且为《李大钊文集》所未辑入的佚简。周作人为“五四”时期著名的新文学家之一，后来逐渐消沉，终于堕落附逆。当大钊和他交往时，他身上正披着光彩的外衣，还未暴露原形。
此信未署年月，其内容是大钊邀周去武汉讲演，并谓自己“亦拟前往一游”。1923年大钊同志经武汉去粤，出席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到达武汉后，即应胡小石之请，讲演于武昌举行了湖北教职员联合会，讲后该会赠他茶叶，盛于锡罐之内，并在上面刻了以作纪念的字样。可见此信是在他此行之前写的。至于同时被邀的爱罗先珂，是位著名的俄国盲诗人，与鲁迅深有交往，当时正旅居北京。（摘自《解放日报》4月26日 文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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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李大钊佚简墨迹原文
起明吾兄 昨接胡小石先生由武高来函云寒假时当地教职员会拟组织一学术讲演会属转请吾兄及爱罗先珂先生联袂一行一切旅费均由该会供给弟亦拟前往一游务希俯允并转约爱罗先珂先生如何盼复
弟 李大钊（附图片）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资本论》为何写于英国
为什么《资本论》产生于英国？答案有两个：其一，英国是欧洲最先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在那里最为显露。相比之下，德国则要落后许多。可见，资本主义最先发展的英国为马克思提供了实际考察的典型。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在英国最为发展，且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科学活动极为活跃。这又为马克思研究经济问题提供了理想环境。再者，风起云涌的欧洲阶级斗争“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英国首当其冲成为政治经济学理论交锋的战场。
其二，当时的德、法统治当局对马克思都满怀恐惧和仇恨，抱着强烈的敌意，都不敢让马克思久住。在德国取消种种政治自由的时候，英国恢复了政治自由，甚至给予流亡的外国革命者以政治避难权。不仅如此，马克思在英国继续参加革命活动，英国当局也没有采取限制和迫害，没有象德、法两国当局那样实行驱逐行动。这种自由主义政策，显然是与英国的自由的经济政策相适应的。而马克思对《资本论》的写作，也不能不说是得益于这种“自由”的空气。
（摘自《历史教学》第2期 石平文）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民歌起源应作具体分析
长期以来，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认为“一切艺术，都起源于劳动，民歌也不例外。”冯先钰在《人民音乐》1987年第一期著文指出，事实上，民歌的各类歌种的创作方式及产生情况都各有不同，应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船工号子、打夯号子及搬运号子等劳动歌曲，是伴随着人们的劳动生活产生的；而民歌中为数甚众的情歌，则大都是男女青年谈情说爱时的歌唱；婚丧嫁娶一类内容的风俗歌，是民间红白喜事中时常见的歌唱活动；一些民间歌舞曲和小调通常是在各种民俗节日演唱，与群众的娱乐活动有密切关系；至于摇儿歌（摇篮曲），是一种抒发母爱的咏唱，等等。由此可见，如果研究者的目光局限在民歌的界说“起源于劳动”的范畴，就难免产生简单化的分析，很可能将上述许多民歌排斥在“民歌”之外，把理论研究范畴凝固化，或者从概念出发，作简单化的阐述，势必束缚民歌研究，也难于揭示民歌艺术的本质规律。为了有助于弄清民歌的源流，很有必要从认识上对民歌的传统观念来一番变革，在更广阔的视野上丰富和发展民歌研究方法。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柳亚子《秋石女士传》新证
1927年“4.12”反革命事变前夕，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张应春在南京被国民党右派逮捕，惨遭杀害。
烈士原名蓉城，字应春，后更字秋石，曾用化名金桂华，江苏吴江黎里人。她的父亲和叔父都是柳亚子先生的好友。
1927年5月15日，柳亚子为躲避国民党反动派加害，秘密携眷东渡日本。6月11日在东京得悉张应春烈士噩耗，悲愤不已，作绝句一首以缅怀烈士的革命情谊。翌年，柳亚子返国，在南京访寻秋石骸骨，不可得，便请挚友、岭南派画家陈树人作《秣陵悲秋图》以志纪念，并自为小叙。1930年5月，柳亚子在上海又写成《秋石女士传》，详叙张应春革命事迹。《秣陵悲秋图叙》和《秋石女士传》原稿现珍藏在南京雨花台革命烈士纪念馆。惟《秋石女士传》从未整理公开展出。1981年11月郑逸梅在第六期《人物》杂志上发表《柳亚子〈秣陵悲秋图〉本事》（含移录之烈士传原文），始为学界和读者注意。
近年笔者查阅上海孤岛时期史料时，发现郑文所述有不确之处，所移录烈士传原文，系人们辗转抄得，脱漏及后人改动字句较多。现经笔者详加校点，择其要者，公诸于众，以使这篇湮没已久的文献，更为人们珍视。
柳亚子这篇传，并非如郑文所云“难于发表”，它曾公开刊于上海《世界文化》月刊第二卷第二辑，篇名是《秋石女士传（当代史料）》，署名“柳亚子”。
郑文所录传文，除将原稿所用民国纪年改为公元纪年和多处误字外，有三处重大错漏。一是首段叙张氏家世，自“母金太君”后，漏脱四十字；其次，柳亚子叙亡命日本时梦见秋石女士的“余亡命日本，六月十四日夜半，卧宿东京神田区日华学会”一段中的“六月十四日夜半”，原稿实为“六月十日夜半”。这一点，上述《柳亚子年谱》第78页已据柳亚子在东京寓所变迁日期予以订正；再次柳亚子叙《秣陵悲秋图》事的一段，原文应为“十七年夏，余自日本归国，出席南京第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求君骸骨弗可得。既乞诸贞壮、陈树人绘《秣陵悲秋图》，复嘱于右任大书刻石，文曰：‘呜呼！秋石女士纪念之碑！’谋为君营衣冠墓于分湖滨无多庵外，以配叶琼章仙冢。顾故乡寇盗充斥，君之诸文咸荡析离居，事终未集，悲夫！”
（摘自《爱国报》5月7日 李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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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地球上每天都有一个生物物种消失
据海外一家杂志报道，现在，地球上每天有一个生物物种绝种。估计到21世纪，可能消失的物种总数为100万（现在有1000万个物种）。这使得地球上的基因储备，即可能有用的动植物资源正在不断消失（目前普通品种谷物的“寿命”只有5—10年。期限一过，必须给作物引入新鲜的基因材料，提高作物的生命力）。
1860年人类和家畜总生物量占所有陆地动物生物量的5％，1940年占10％，现在约占20％。到2000年将占2／5左右，到21世纪中叶约占陆地动物生物量的3／5。大约1／3的植物将成为农作物品种。这意味着，所有的昆虫和细菌“都将被圈到”人类群体和家畜圈子里，从而导致产生出一个极其复杂的保护地球居民健康的问题。
世界各发达国家现在用于保护环境的经费约占国民总产值的1—2％，而每年由于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平均相当于国民总产值的3—5％。科学家们建议采用各种有效措施，从总体上平衡利用自然资源。
淡水资源——对生产进行根本性技术改造，使用水量急剧减少。从净化和稀释废弃物工艺向少废工艺和循环用水工艺过渡：
——改造灌溉系统，建设封闭式配水渠，采用滴灌工艺；
——根据各地区水资源规模改变工农业生产配置结构。
大气污染 人类应当严格地限制有机燃料的使用，竭尽最大努力改用清洁能源。同时开始朝完全控制二氧化碳向地球大气层的排放过渡。
森林 到本世纪末，现有森林的一半将要毁灭。科学家们呼吁应当特别注意建设新林带。
使用土地战略——在尽量调整化肥使用限度的情况下广泛采用轮作制；尽量少整地或不用犁翻地，这样，地里可留下大量残茬，可很好地防止土壤遭到冲刷和被吹走；
——建立防护林带。尽量采用针叶树种，因为它们保证一年四季中都能保护土壤；
——控制放牧。
（摘自《科学报》5月12日 经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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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鸡的祖先与达尔文之失察
任何哲人名家都难免有失误之处。著名的生物进化论创立者达尔文在对中国的家鸡起源问题上，就在他的《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中留下了失误。
鸟禽学家一般都认为家鸡是由原鸡经过人工驯养而来。可是，在《家禽学》等权威典籍中，却记载中国的家鸡是从印度传来，达尔文于1868年在《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中写道，根据中国在1596年至1609年出版的“中国百科全书”记载，推断说：“鸡是西方的动物，是在公元前1400年的一个王朝时代引进到东方的”。
近年来，我国的生物学家也进行了考证，发现我国在1596年至1609年间问世的较著名的著作是《本草纲目》和《三才图会》等。前者并没有达尔文所提及的内容，《三才图会》中收进了宋朝陆佃1125年所著的《埤雅》一段文字：“鸡有蜀鲁荆越诸种。越鸡小，蜀鸡大，鲁鸡又其大者，旧说日中有鸡。鸡西方之物，大明生于东，故鸡入之。”这段话与达尔文所引之语意相近。然而，据文推敲，则显然指传说太阳中有鸡（有的地方把太阳称“金鸡”、“大明”），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鸡相对日升方向而言是位于西方的。唐代徐夤咏鸡就有过“守信催朝日，能鸣送晓阴”的描述。鸡立于西方向阳而啼催日升。《三才图会》所引《埤雅》的这段话，本来是带有迷信色彩的一种牵强附会之说，可能由于达尔文对中国典籍文字不熟悉，被当成家鸡起源的论据了。
其实，早在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的殷商甲骨文里，就已有鸡字；公元前11世纪成篇的周朝诗经中就有《鸡鸣篇》。更早一些的龙山文化时期的长江流域屈家岭遗址（今湖北省京山县）曾发掘出陶鸡，证明家鸡在当时已较普遍。可见中国把原鸡驯养成家鸡，甚至比公元前1200年印度驯养家鸡还要早些。鸡的祖先及发源地之谜可以揭晓、澄清了，已经成为中国国家二类保护动物的原鸡，大概也可就此而证明自己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并非舶来品。
（摘自5月12日《科技日报》 陆若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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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在国际乐坛
德国作曲家汉斯·贝特格翻译了我国的许多古诗，编成了一部名为《中国之笛》的诗集，出版于1905年，其中许多诗被作曲家谱成歌曲。
在为唐诗谱曲上，贡献卓著的当推奥地利作曲家马勒（1860年至1911年），他根据唐诗创作了一部交响声乐套曲，名为《大地之歌》。1907年，马勒横遭王公贵族的攻击，愤然辞去了维也纳皇家歌剧院的职务。次年他来到了阿尔卑斯山下的一个小村庄，在读了随身携带的《中国之笛》以后引起强烈共鸣，遂从集中选取了李白、钱起、王维、孟浩然的七篇诗而谱写了《大地之歌》。
在国外作曲家的作品中，李白的诗被谱成歌曲和声乐套曲的，不胜枚举。李白的名诗《春夜洛阳闻笛》，先后由瑞典作曲家斯约格伦和奥地利作曲家威伯恩谱成歌曲。李白的《春日醉起言志》和《静夜思》也被许多欧洲作曲家谱成歌曲。德国指挥家冯·弗兰肯施泰因，甚至还把李白的故事写成了歌剧，名为《皇帝的诗人》。
苏联在为唐诗谱曲上的功绩也是卓著的。1984年12月14日晚，苏联国家室内合唱团在莫斯科举行音乐会，演出了为我国唐代著名诗人杜甫的诗篇谱写的一组歌曲，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音乐会上演出的杜甫诗合唱组歌共22篇，均由苏联汉学家翻译并由苏联作曲家谱曲，其中包括《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梦李白二首》、《旅夜抒怀》等脍炙人口的诗篇。1986年4月21日苏联哈萨克共和国首府阿拉木图举行音乐会，演奏了根据李白的诗歌谱写的歌曲。
（摘自《文化艺术报》5月8日 刘建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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秤的知识
在我国古代，量物轻重的天平和杆秤通称“权衡”。
在西周青铜器铭文里，有“金十寽”、“丝三寽”、“金十匀”等记载。“金”即铜，“寽”和“匀”是计量单位，说明当时已有计算重量的手段。
确切地说，秤的产生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出现了天平。到了三国时代，天平的提纽渐渐从中间移至一端，并在衡杆上刻斤、两数，形成提系杆秤的雏形。今天出土的一些北魏、北齐的铁秤砣表明，魏、晋、南北朝时期，杆秤已经得到广泛应用。
对于计量衡器，历代都重视其制造和管理。首先，要求衡器制造准确。早在西周成王时，王室就曾颁布度量衡标准器。今天，考古工作者发现了秦始皇26（公元前221年）颁发的标准权器，上刻统一度量衡的诏书。唐、宋、元、明、清各代都对度量衡的管理颁布不准私造的法律，或颁布标准天平砝码。
为保持衡器的准确度，各代还实行一些定期巡检制度。周代规定，每年仲春和仲秋之月“同度量，平权衡”，湖北云梦出土的《秦律·工律》上记载，法律规定衡器一年一校，在领取或借用时，当即校准。唐代规定，衡器经检验后加钤印记，方可使用。
为加强衡器管理，历代还专门设置掌管度量衡事务的官吏与机构。史载东汉时的京兆尹平权衡，因而“市无阿枉，百姓悦服”。唐代专设监校官。明代权衡通由工部宝源局监造，由兵马司兼领市司，负责校正衡器。
（摘自《中国轻工业报》5月14日 翔洁文）